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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族丨公眾理想與孤獨生活——報告文學作家的生活方式

公眾理想與孤獨生活

報告文學作家的生活方式

趙瑜 柴然

一、報告文學與廣意的紀實

柴:前些天, 文壇一個聚會, 有不少朋友從事紀實寫作, 太原作家楊新雨老師曾經希望趙瑜先生用簡短的話語說明, 紀實散文和報告文學的區別在哪裡。

趙瑜

趙:當時我簡單想了想說:紀實散文更多的是圍繞自身經驗進行創作;而報告文學則更多地反映公眾關注的東西, 我把它認知為公眾理想。 這一點可能是兩者之間最顯要的差別。

舉例說三峽工程, 在長江上修那麼大一個巨壩, 三峽旁邊的移民人家, 或有人從自身出發, 寫的是我家的祖墳正在遷, 我來懷念古遠的村莊被水淹沒。 這可能寫出一篇很精美的紀實散文來;但是, 你對於三峽工程的整體認識, 包括針對決策者和歷史的重新分析, 則可能是報告文學。

再比如書寫新疆問題。 那裡是我們祖國的一部分,

有和諧的時候, 也有不和諧的時候;目前還有東突問題。 這不僅是一方水土的多民族風情, 恐怕還是一個國家甚至是一個國際問題。 報告文學家去進行採訪, 背後便有廣大的民眾, 億萬人在看著你。 美國發生“911事件”, 也不光是美國人自己關注, 中國人也好, 印度人也好, 應該是全球都在關注。 後來一部關於這一事件的紀錄片獲得了奧斯卡大獎。 因此, 報告文學基本上代表著公眾理想。

從公眾理想出發, 為公眾解惑。 重新梳理被遮蔽的歷史和現實, 是中外報告文學家的天然職責。 所以說, 公眾理想彰顯了報告文學最大特徵。

柴:純正的報告文學和常見的歷史著作、名人傳記、口述實錄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差異?

趙:這個問題切入到專業文體劃分了。

報告文學, 本身是個舶來品, 是從“擴大了的新聞”轉化過來的, 在年頭不長的百年之間, 經歷了多次激烈變化。 傳記和報告文學和口述實錄, 這些關係正在變化之中;尤其最近, 《人民文學》提出了非虛構寫作。 而萬變不離其宗, 紀實寫作總是面向公眾的。

應該說, 中國的報告文學是一個既定概念。 如中國作家協會設立同類最高獎項, 只設立報告文學獎, 沒有別的, 人們姑且把同類作品涵蓋在報告文學之內。 報告文學的文體仍在探索和有待成熟的過程中。

柴:就像你最近要寫的《白居易》, 和你一向從事的知識份子有社會擔當、有獨立精神的報告文學創作, 也許是有距離的, 至少有在場不在場之分, 有過去時和現在時之分吧。

趙:我們寫作約定俗成的狹義的報告文學, 不論是寫歷史還是寫現實, 核心還要關注公眾所糾結、所思考的中國發展變革問題。 都應該是為當今的思考而寫, 為當今重新發現歷史和現實的新關係而寫。 不能照搬過去, 進行文化重複, 報告文學本身的使命是面向現實的, 即便我們書寫歷史。

左起:柴然、鄭彩霞、李杜、趙瑜、趙樹義、李園、蔣殊、潞潞、雪野

二、 追求真知和真相

柴:從事報告文學寫作, 實際上有一個比較高的門檻, 不是說一個生活與寫作都很散漫的作者想搞就可以搞的。 報告文學作家內心必須很堅固, 好作品摒棄那些媚世者或者取悅者。 你的寫作, 30餘年經久不衰, 也可以說是對這道門檻的固守。

趙:有鑒於報告文學的現實性和批判性, 時間一長, 鍛煉了報告文學作家在人格建造上有所不同。 當然, 他和傳統文人、知識份子也有許多相同的地方。 他與作家、詩人的整體孤獨是相似的, 比如李白在遊走, 李白、杜甫、白居易這些詩人都走了很遠的地方。 包括司馬遷、徐霞客,他們在遊走之中的精神世界都是非常孤獨的。燈下,一個人在寫詩,他與公眾幾乎不相關,他在從事一種孤獨複雜的精神勞動。這一點,報告文學作家和許多知識個體都是相同的。是個好文人,你就可能在精神上苦悶、壓抑、孤獨,甚至有時候是灰暗絕望的。我寫《犧牲者》的時候,“文革”史實就使人非常悲苦。

柴:這正是今天我們要談的一點,很多青年作者學習寫作報告文學,要看他能不能接受這種孤獨的精神考驗。

趙:當一個合格的報告文學作家,躲不開這種精神考驗。比如說,你是晉東南地區一個幹部,1985年,省委說了,要地市分家,原來晉東南17個縣市,現在市管縣改革要分開了,這時候,廣大幹部也有怨言,也有牢騷,或者說還沒思想準備。於是,我想寫一個《太行山斷裂》,那麼你這個幹部你這個人,和省地市委的意見可能就不太一致了,既然你不願隨波逐流,那你獨自一人敢不敢於去迎接這樣的精神考驗呢?敢不敢深入思考這個問題,並將調查採訪最終寫出來呢?如果要當一個貨真價實的報告文學作家,你就得去承受這種精神考驗。否則你只能隨波逐流。這樣的困境很多。比如大家都在歡呼體育金牌,你也在跟著歡呼金牌,那就沒有《強國夢》了。

柴:越是這種時候,越得堅守自己對事物的認識,只有這樣才可以獨立思考,獨立進行報告文學寫作。

趙:青年學習報告文學寫作,可能在精神孤獨這一點上思想準備不足。也許這位青年認為,反正我寫一個真事就行了。真事是肯定的,但其中的價值判斷立場體系是不同的。青年作者必須非常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要敢於承當生活和精神上的苦痛,甚至是磨難。不要光看到寫作成功的光環和榮譽。

柴:《王家嶺的訴說》在這方面更有啟示作用。當礦難發生時,整個輿論導向一片讚譽救援之聲。也有不少詩人在寫單純讚譽式的救援詩了。救援當然好。但是片面地逐級放大,被各大媒體弄成歌頌式的讚歌,問題就來了。一個本土作家,耳聞目睹這塊土地上數不盡的礦難發生,這又和採挖者膨脹的欲望不可分隔,人們不得不想:如此浩大的救援頌歌,想湮沒什麼?人們看不到責任者對這片土地的犯罪了。這種好大喜功總是處於強勢。當代文學藝術太喜歡歌功頌德,製造一種歌舞昇平的太平盛世效果。反之,多少民間疾苦卻連少許微弱的聲音也發不出來。所以說,當你中斷了外地的採訪,急赴王家嶺礦難現場時,大家甚至以為你是在“忍辱負重”呢。

趙:我也有感觸。如果僅僅表達救援所做的政績,你對這次災難就沒有認識了,而報告文學讀者要求你寫的不是宣傳品,是思考,是事件的真相,是廣大公眾的關注與知情權。

《王家嶺的訴說》決不願意這樣,一旦救援被當成片面誇讚的事情,深層的危機則被掩蓋掉了。讚譽可以由人家宣傳機構去完成。作家深入王家嶺後赫然發現,這是一場巨大的災難,畢竟死了38個人。搶救出100多人在事故鑒定上叫重傷,那就是說王家嶺央企煤礦造成了38人死亡,130多人重傷這樣一個特大事故。

事故的形成原因和真相在哪裡呢?你不能像宣傳機構那樣去說它是一件好事,報告文學作家必須履行你的職責,換句話說,當鐵匠你就不能怕火星兒。從更高的意義上講,現代知識份子堅守什麼?當然是堅守科學民主,從這個意義上講是信念,往大裡說,是信仰。

柴:作家面對這場文學與社會的博弈較量,不能總是考慮各種風險包括個人的得失。差異或者就在於:當你們看到過多市俗艱險時,反而更堅守了報告文學寫作的品質。山西作家走在堅實的創作道路上一以貫之,戰勝了種種私念或者小我。

趙:選擇權還掌握在作家自己手中。

柴:《王家嶺的訴說》與輿論的救援主調形成了強烈反差。

趙:首先是精神上的獨立。作品探究了事故的深層原因,揭示大工業生產給社會帶來的許多破壞,表達我們對生命與人的尊重。報告文學創作常常遇到這種複雜多變的突發事件,但作家的思考和立場不能變。我和順民、駿虎、黃風、玄武共同研討,這本書的指導思想必然實事求是。這也是紀實作家為人為文的底線。

誠然,面對複雜而又難以調停的社會局面,作家有他應對的靈活性和豐富性,但是決不放棄內心簡約、獨立、單純的一面。要敢於講真話。有時真話很難講,但決不可以講假話。

一個作家,在社會上究竟是個什麼角色?現在一說就是文學邊緣化了,沒人重視了,基本事實可能是這樣。但反過來細細去想,這中間有沒有我們自身的原因呢?我們作家在現實生活中確實沒發揮什麼真實的份量,這才是更為核心的原因。若想贏得全社會的尊重,凸現作家寫作的價值與尊嚴,作家本身就要敢於孤獨,真實做人。

直面王家嶺,你就要說,這央企是怎麼搞的?央企在推脫責任,這麼大一個礦,他們只派去了十幾個正式員工,他們只要企業負擔輕,用的都是農民工,而且沒有嚴格培訓。他們只怕企業負擔重,房子啊、養老保險啊、醫療啊,好了,只用農民工不就省了這些了?這樣使用農民工是慘無人道的。農民工在搶險過程當中,報告不出同伴的正式名字,出現了怪異的疑團。公眾說,山西搶險,怎麼連名字也公佈不來?可指揮部真的說不來。有時候,大兄哥把小舅子叫來了,可能知道他的名字,找過來一個小隊長,他就不知道這位小舅子叫啥,只知道“二小、狗旦”,假如這個大兄哥也死亡了,“二小、狗旦”的名字一時間就說不清。像這些真相,給很多觀眾包括媒體造成了巨大迷惑。央企如此不負責任,好多情況都不知道。直到人家家屬來了,才知道他是哪個村的,安徽的、河南的,所以有些死者的名字公佈得很晚。

還有從科技洞裡吊下營養品去,下面的人如果敢吃的話,維持生命就好辦多了。而實際上,東西吊下去以後,井下礦工對政府對礦主嚴重不信任,當這個洞一打通的時候,裡面的水壓和氣壓發生了變化,這樣水呼一下湧上來,本來是淹到腰的地方,一下就淹到了脖子上。這個時候,他就用經驗判斷,這是不是壞老闆往裡放水,想把咱們徹底淹死在裡邊?本來是一個高科技,打下去一根管子輸送食品,反而造成了這樣一個重大懷疑,因此這100多號人在十八層地下,也發生了激烈的鬥爭,甚至在裡面械鬥。

這一切都需要通過我們的調研,才能弄清楚。大家抓緊分頭去瞭解情況,防止近些天家屬帶上病號走了,找不到人,有些疑點難點,留下聯繫方法,隨後補充。井下那個最大的頭頭,在領到了他的撫恤金之後,才打算反映裡面的真實情況,我們正在寫作,他從古郊獨自找過來,那是當時跟他說好的。他當時為什麼不告訴你?因為他擔心說多了情況,領不到自己的3萬多塊錢呢。

柴:報告文學作家要保持這種獨立的、也是孤獨的採訪,就必須堅守你的信念。

趙:這是青年們寫作報告文學容易忽略的地方,你如果堅守不了科學民主精神,堅守不了真理,不敢揭示事物的真相,就不能從事優秀報告文學的創作,或者說寫寫偽報告文學還可以。

柴:報告文學家的質疑精神很有必要。因為在採訪中,一般來說他們只告給你有利的一面。報告文學家反對人云亦云,保持質疑精神,就顯得尤為重要。這實際上也是探知真相與追求真理的重要品質。

趙:大膽懷疑,你觸及到了核心問題。報告文學反映時代,作家有必要明白讀者也就是公眾在擔心什麼。危機事件總是爆發,對我們人類社會的道德構建,對人們的正常生活,公眾的和平美好希冀,不斷構成威脅。這個時候,你反映的居然是由人家編撰的輕歌曼舞,那就不行。大事如“9.11”,恐怖組織威脅了人類整體。小事也是如此,地溝油假藥啊,賣假藥真是喪盡良心,你讓孩子們吃藥,不但沒治好病,反而死了,這樣的現象,時時刻刻發生在我們的周邊。偽報告文學在反映這些問題時居然輕描淡寫,甚至於反過來說成好現象,去迎合世俗宣傳的那一面。

柴:政府也好,集團也好,都有自己的利益,人家去掩蓋真相並不奇怪,比如製造假油的,他找上專家假裝做鑒定,然後就說好的一面。公眾害怕的是威脅的一面。

趙:是的。一個報告文學作家拿出一本書來,不但沒有揭示這種真相,為公眾理想呼喊,反而和那些利益集團站在一起,這就是偽報告文學。我們寧願孤守艱難,也要呈現實事求是,錯了就是錯了,假的就是假的,不能為了苟活而作假而掩蓋。

趙瑜接受採訪

三、獨自承當孤獨與痛苦

柴:在行動上,你可能承當一些和人群不搭調的生活方式。

趙:也許吧。一個好的報告文學作家,當他在人群中的時候,往往比別人多操心,操什麼心呢?職業病,總是惦記著那裡頭有什麼值得我們挖掘的東西。精神需求是獨特的;行動也可能是獨特的。進了一個村子,別人遊山玩水,而喜歡報告文學的作家,卻在考察這個村的歷史,如大躍進前後糧食夠吃不夠啊,你家地有多少,人口多少。報告文學作家忍不住就要問。

柴:這是一些小的現象,大的現象你也只能孤軍奮戰。

趙:1998年長江中游地區發了特大洪水,到那兒去的人,每一撥兒人都是有組織的,有部隊,有地方政府,民政局水利局,有組織的進行抗洪救災。可是人家能把我這個作家組織到哪裡去呢?記者也好辦,《人民日報》的,《光明日報》的,老趙你算哪裡來的?頂多也就是山西作家協會的,而通常的工作人員,連作家協會都不知道,你在這裡遊走,你就要承受這種孤獨。你還想切進去具體的抗洪救災生活,你一定要承受。抗洪當中,我發現了一個孤島,叫百里洲。當初人們擔心這個孤島是不是被淹沒了。因為那時長江的水位已經上升了十幾米,百里洲被困在大江中心。這個時候,曾有湖北作家劉富道先生陪過我一段;山西的小兄弟趙瑋、作家協會的劉淳,陪過我一段。大家幫忙把這一段的資料寄回山西,也就走了。我繼續游走於宜昌到武漢之間。一個人走了兩個來回。這時候你是孤獨的。長江搶險的難度主要是大壩,力保江漢平原,涉及到武漢,涉及到東南部下游,百里洲在大江中心,是局部的,已經像個臉盆按在水面上,按進去了,她是低的,她的小堤一旦潰口,一下就會把洗臉盆灌滿水,那這個島就徹底完了。

這個島是一個鄉鎮,沒有上部隊,島上不到兩萬農民,用民間的方法抗災,就是老百姓自己在保護百里洲。承襲的是古老中國的治水歷史。整個島上沒有電,黑燈瞎火,你一個人,就得承受。當時我在那裡生活了一段,有了後來的《革命百里洲》。

後來補充採訪,我又去過四次,有一次是冬天,北方人不適應南方生活,島上根本沒有暖氣,鄉鎮招待所,就我一個客人,我又約上當地作家胡世全,兩個人一起深入採訪,一待就是40多天。那種冬天的寒冷特別難受,陰到骨頭縫裡。

我向來不訴苦叫累,在這裡只是要說明,報告文學作家不能承受這樣的孤苦,就不可能寫出優秀作品。因此人們常說,好作品是用腿寫出來的。

《馬家軍調查》也是如此。一開始設想去個十來天,去了發現,這點時間根本不行,結果在那裡待了50多天。這麼多天當中,你既不是遼寧體委的人,也不是遼寧宣傳部的人,還不是遼寧作家協會的人,你就是一個從外地來的孤立作家,你獨自走進去,和廣大的教練員、運動員、馬俊仁、王軍霞、曲雲霞以及她們的家長多方面進行接觸,最後前往北京又是一個月,這才基本上掌握了裡面的是非曲直。

四、職業選擇與職業精神

趙:報告文學的採訪,大都是一名作者獨自完成的。這就區別於紀錄片,拍攝紀錄片的編導不是十分孤獨,比如說我拍《內陸九三》一口氣拍了24部片子,組裡面最少的時候也有三四個人,多的時候上百人,還要組織群眾等等。故事片的導演就更紅火了。戲劇演員起碼有個劇團,否則,不太好演。而報告文學作家工作起來,總是一個人獨立完成。

柴:你的體會,報告文學作家這種孤獨的工作方式最大難點在哪裡?

趙:在於他一個人與社會較勁。還說《太行山斷裂》,實際上你是一名幹部和省地市整個黨政體系較勁,包括和世俗較勁,而且你較勁的難度,別人還不大清楚,不知道你在幹什麼。

柴:選擇這樣一種生活方式而不悔,主要支撐還有什麼?

趙:應是職業操守。看看過去的晉商,一個農民家庭不想讓孩子當農民,於是把他送去做商人。他一開始學徒三年,在內蒙古不能回來,等到出了徒,是不是就能回來呢?仍然不能;再等三年或許可以回家一次;帶了一定的財富回去結婚;可是婚後仍然不能帶家去,按照晉商老號的規矩,他必須一個人回去,長年累月獨自在字型大小裡生活。你不是不想當農民嗎,那就得這麼幹。幾個大名號比如大盛魁、大德昌,直到最後的民國年間實在難以為繼了,最後一兩任經理帶過家,屬於看守攤子,從前一律不帶家,這就是一種職業選擇吧。

柴:你在散文《根據地》中,也寫了你自家這種情況。

趙:你選擇了鐵匠,就不能怕火星燙,怕燙,你就幹不了。這是職業的選擇,甚需敬業。

柴:一些採訪物件說的話,往往有很多矛盾,甚至對作家構成威脅,這種時候,你是怎麼面對的?

趙:中國紀實方面的寫作不夠發達,這便是很大一個原因——每個人很難處理好周邊的危險因素。比如,領導給他穿小鞋,呵,你倒把我們單位的陰暗面暴露出去啦?還有很多人際交疊的關係,不好處理;處處制約了一個青年作家客觀書寫報告文學的真實訴求。面對這種危險,人們都有趨利避害的本能。總要躲避一些東西。但是我們千萬不要忘記,當你處在危險中,全社會總有向善的一面,正義的一面,溫暖向上的一面,穿越厄運、直面沉淪的力量,最終大於這種陰暗和危險的力量。報告文學作家更應該堅定樂觀,不可屈服,更應該相信人類社會和你的讀者,他們是願意向善的,也是願意幫助你的,報告文學給讀者一種向上的力量,讀者也會反過頭來幫助你這個作家。堅信還有更多的人在支持你。比如馬家軍中的女運動員們,她們最希望找一個可以信賴的人,好好地訴說心中的苦悶。如果有人來打官司的話,她們表示能夠勇敢地站在法庭上。這時你要看到,究竟是威脅你的力量大,還是向上的力量大?我認為還是後者力量大。報告文學作家總是站在公眾理想一方,相信生活中正面的東西多,堅定樂觀地看待生活。

同時更要講究真實。你既然知道人家可能抓你的小辮子,你在研究和撰寫事物的時候,更不能虛設假想,更應該實事求是防止片面,事物本身也包含著多個側面。所以,你在研究一個物件的時候,要特別冷靜,要長夜深思,多方面探索它的複雜性。

柴:例如《王家嶺的訴說》,最後還是理性的力量更強大。

趙:作品把事件的複雜性寫出來了,山西省委最後也沒人反對的。不但沒有反對,山西很多文化組織還給了獎勵,後來省委書記又在大會上表揚這個作品。當然我不看重這個。我看重作品實事求是地反映了當前生活的艱難性,反映了我們山西所面臨的更大的困境。促進了大家思考:今後山西怎麼辦?

五、關注生活本質

柴:報告文學作家堅守職業信念,其實處處貫穿在你們的孤獨生活中。這一點我在你身上看的比較清楚。

趙:前幾天,我們搞了一個工作室,大家覺得,今天該做木工了,該做架子了,明天該接電了,可能就忽略了工作過程中的小故事。但是我習慣性地重視這些個小故事。比如與接收舊房間的老賀一聊,他居然曾是臨縣一位最有名的養蜂人,他成年累月在深山老林裡邊跟著蜂群生活了20年,有得有失。結果,臨縣賣古董的人,比他掙錢多,促使他最終放棄了養蜂,游走于鄉村與省城之間,改為淘寶和古玩交易。他拼命讀歷史書和專業書,總以為這個東西比較掙錢。他現在的兩個兒子,一個對古玩還感點兒興趣,另一個乾脆就不聽他這一套,來了太原以後,整天就去網吧呀什麼的。他最近又喪了妻,妻子去世,他很發愁後半輩子的生活,這時他發出感歎:看來還不如養蜂。可是養蜂那一套,他已經全扔了,已經從事古玩交易好些年了,這是一個例子。

農民工短期在那身邊幹活,涉及到很多故事,雖然是一件件小事,但我習慣性地重視他們背後的歷史與現實。

當時你領著三掛小平車搬家,他們是收破爛的,這個小平車比汽車方便,三掛小平車跑了兩趟,人家還幫咱搬。這個時候我考察他們拉小平車,我說你們這個小平車成本很低啊,出力氣憑勞動就可以掙錢了。他們說,不對。我們這個小平車,太原市層層有機構管理,每年枉收我們很多錢。我說,是嗎?他說,首先這一掛平車要一兩千才能買上。每年必須統一塗一遍漆,還有管理費,都得交錢,更難讓我們承受的是社會的冷眼,都看不起我們。結果,當你領了小平車走了之後,馬上有作家協會的工友悄悄警示我,趕緊告訴老柴,監視好那些拉平車的,防止他們把其中一箱東西給偷跑了。這至於麼,太嚴重了吧,但我猶豫中還是打電話提醒了你一下。剛才所說的社會的歧視和不信任,已經在我們身邊出現了。也是在工作室這次搬家過程中體現出來的。由於兩個古玩城之爭,你這一戶搬到那邊去,他們就不高興,枉收人家老賀5000塊錢轉讓費,實在是毫無章法,蠻不講理。

柴:我們去退2000塊錢押金也很費勁,刁難你,趙瑋和我跑了好幾趟,那邊就不想給咱們退這個押金。最後,他還是感覺到這幾個人對他有壓力,這才給了。

趙:你看,就工作室搬家這件事,竟有這麼多故事。一個報告文學作家,他在生活當中習慣性地職業化地去關注種種豐滿的生活細節,實際已經有些孤獨病態了,他的內心世界別人難以知曉和理解。一個好的報告文學作家,總是從公眾理想出發,卻每時每刻都在進行著獨特的觀察、獨特的體驗和獨立的思考。

柴:始終進行著自己的創作準備。

包括司馬遷、徐霞客,他們在遊走之中的精神世界都是非常孤獨的。燈下,一個人在寫詩,他與公眾幾乎不相關,他在從事一種孤獨複雜的精神勞動。這一點,報告文學作家和許多知識個體都是相同的。是個好文人,你就可能在精神上苦悶、壓抑、孤獨,甚至有時候是灰暗絕望的。我寫《犧牲者》的時候,“文革”史實就使人非常悲苦。

柴:這正是今天我們要談的一點,很多青年作者學習寫作報告文學,要看他能不能接受這種孤獨的精神考驗。

趙:當一個合格的報告文學作家,躲不開這種精神考驗。比如說,你是晉東南地區一個幹部,1985年,省委說了,要地市分家,原來晉東南17個縣市,現在市管縣改革要分開了,這時候,廣大幹部也有怨言,也有牢騷,或者說還沒思想準備。於是,我想寫一個《太行山斷裂》,那麼你這個幹部你這個人,和省地市委的意見可能就不太一致了,既然你不願隨波逐流,那你獨自一人敢不敢於去迎接這樣的精神考驗呢?敢不敢深入思考這個問題,並將調查採訪最終寫出來呢?如果要當一個貨真價實的報告文學作家,你就得去承受這種精神考驗。否則你只能隨波逐流。這樣的困境很多。比如大家都在歡呼體育金牌,你也在跟著歡呼金牌,那就沒有《強國夢》了。

柴:越是這種時候,越得堅守自己對事物的認識,只有這樣才可以獨立思考,獨立進行報告文學寫作。

趙:青年學習報告文學寫作,可能在精神孤獨這一點上思想準備不足。也許這位青年認為,反正我寫一個真事就行了。真事是肯定的,但其中的價值判斷立場體系是不同的。青年作者必須非常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要敢於承當生活和精神上的苦痛,甚至是磨難。不要光看到寫作成功的光環和榮譽。

柴:《王家嶺的訴說》在這方面更有啟示作用。當礦難發生時,整個輿論導向一片讚譽救援之聲。也有不少詩人在寫單純讚譽式的救援詩了。救援當然好。但是片面地逐級放大,被各大媒體弄成歌頌式的讚歌,問題就來了。一個本土作家,耳聞目睹這塊土地上數不盡的礦難發生,這又和採挖者膨脹的欲望不可分隔,人們不得不想:如此浩大的救援頌歌,想湮沒什麼?人們看不到責任者對這片土地的犯罪了。這種好大喜功總是處於強勢。當代文學藝術太喜歡歌功頌德,製造一種歌舞昇平的太平盛世效果。反之,多少民間疾苦卻連少許微弱的聲音也發不出來。所以說,當你中斷了外地的採訪,急赴王家嶺礦難現場時,大家甚至以為你是在“忍辱負重”呢。

趙:我也有感觸。如果僅僅表達救援所做的政績,你對這次災難就沒有認識了,而報告文學讀者要求你寫的不是宣傳品,是思考,是事件的真相,是廣大公眾的關注與知情權。

《王家嶺的訴說》決不願意這樣,一旦救援被當成片面誇讚的事情,深層的危機則被掩蓋掉了。讚譽可以由人家宣傳機構去完成。作家深入王家嶺後赫然發現,這是一場巨大的災難,畢竟死了38個人。搶救出100多人在事故鑒定上叫重傷,那就是說王家嶺央企煤礦造成了38人死亡,130多人重傷這樣一個特大事故。

事故的形成原因和真相在哪裡呢?你不能像宣傳機構那樣去說它是一件好事,報告文學作家必須履行你的職責,換句話說,當鐵匠你就不能怕火星兒。從更高的意義上講,現代知識份子堅守什麼?當然是堅守科學民主,從這個意義上講是信念,往大裡說,是信仰。

柴:作家面對這場文學與社會的博弈較量,不能總是考慮各種風險包括個人的得失。差異或者就在於:當你們看到過多市俗艱險時,反而更堅守了報告文學寫作的品質。山西作家走在堅實的創作道路上一以貫之,戰勝了種種私念或者小我。

趙:選擇權還掌握在作家自己手中。

柴:《王家嶺的訴說》與輿論的救援主調形成了強烈反差。

趙:首先是精神上的獨立。作品探究了事故的深層原因,揭示大工業生產給社會帶來的許多破壞,表達我們對生命與人的尊重。報告文學創作常常遇到這種複雜多變的突發事件,但作家的思考和立場不能變。我和順民、駿虎、黃風、玄武共同研討,這本書的指導思想必然實事求是。這也是紀實作家為人為文的底線。

誠然,面對複雜而又難以調停的社會局面,作家有他應對的靈活性和豐富性,但是決不放棄內心簡約、獨立、單純的一面。要敢於講真話。有時真話很難講,但決不可以講假話。

一個作家,在社會上究竟是個什麼角色?現在一說就是文學邊緣化了,沒人重視了,基本事實可能是這樣。但反過來細細去想,這中間有沒有我們自身的原因呢?我們作家在現實生活中確實沒發揮什麼真實的份量,這才是更為核心的原因。若想贏得全社會的尊重,凸現作家寫作的價值與尊嚴,作家本身就要敢於孤獨,真實做人。

直面王家嶺,你就要說,這央企是怎麼搞的?央企在推脫責任,這麼大一個礦,他們只派去了十幾個正式員工,他們只要企業負擔輕,用的都是農民工,而且沒有嚴格培訓。他們只怕企業負擔重,房子啊、養老保險啊、醫療啊,好了,只用農民工不就省了這些了?這樣使用農民工是慘無人道的。農民工在搶險過程當中,報告不出同伴的正式名字,出現了怪異的疑團。公眾說,山西搶險,怎麼連名字也公佈不來?可指揮部真的說不來。有時候,大兄哥把小舅子叫來了,可能知道他的名字,找過來一個小隊長,他就不知道這位小舅子叫啥,只知道“二小、狗旦”,假如這個大兄哥也死亡了,“二小、狗旦”的名字一時間就說不清。像這些真相,給很多觀眾包括媒體造成了巨大迷惑。央企如此不負責任,好多情況都不知道。直到人家家屬來了,才知道他是哪個村的,安徽的、河南的,所以有些死者的名字公佈得很晚。

還有從科技洞裡吊下營養品去,下面的人如果敢吃的話,維持生命就好辦多了。而實際上,東西吊下去以後,井下礦工對政府對礦主嚴重不信任,當這個洞一打通的時候,裡面的水壓和氣壓發生了變化,這樣水呼一下湧上來,本來是淹到腰的地方,一下就淹到了脖子上。這個時候,他就用經驗判斷,這是不是壞老闆往裡放水,想把咱們徹底淹死在裡邊?本來是一個高科技,打下去一根管子輸送食品,反而造成了這樣一個重大懷疑,因此這100多號人在十八層地下,也發生了激烈的鬥爭,甚至在裡面械鬥。

這一切都需要通過我們的調研,才能弄清楚。大家抓緊分頭去瞭解情況,防止近些天家屬帶上病號走了,找不到人,有些疑點難點,留下聯繫方法,隨後補充。井下那個最大的頭頭,在領到了他的撫恤金之後,才打算反映裡面的真實情況,我們正在寫作,他從古郊獨自找過來,那是當時跟他說好的。他當時為什麼不告訴你?因為他擔心說多了情況,領不到自己的3萬多塊錢呢。

柴:報告文學作家要保持這種獨立的、也是孤獨的採訪,就必須堅守你的信念。

趙:這是青年們寫作報告文學容易忽略的地方,你如果堅守不了科學民主精神,堅守不了真理,不敢揭示事物的真相,就不能從事優秀報告文學的創作,或者說寫寫偽報告文學還可以。

柴:報告文學家的質疑精神很有必要。因為在採訪中,一般來說他們只告給你有利的一面。報告文學家反對人云亦云,保持質疑精神,就顯得尤為重要。這實際上也是探知真相與追求真理的重要品質。

趙:大膽懷疑,你觸及到了核心問題。報告文學反映時代,作家有必要明白讀者也就是公眾在擔心什麼。危機事件總是爆發,對我們人類社會的道德構建,對人們的正常生活,公眾的和平美好希冀,不斷構成威脅。這個時候,你反映的居然是由人家編撰的輕歌曼舞,那就不行。大事如“9.11”,恐怖組織威脅了人類整體。小事也是如此,地溝油假藥啊,賣假藥真是喪盡良心,你讓孩子們吃藥,不但沒治好病,反而死了,這樣的現象,時時刻刻發生在我們的周邊。偽報告文學在反映這些問題時居然輕描淡寫,甚至於反過來說成好現象,去迎合世俗宣傳的那一面。

柴:政府也好,集團也好,都有自己的利益,人家去掩蓋真相並不奇怪,比如製造假油的,他找上專家假裝做鑒定,然後就說好的一面。公眾害怕的是威脅的一面。

趙:是的。一個報告文學作家拿出一本書來,不但沒有揭示這種真相,為公眾理想呼喊,反而和那些利益集團站在一起,這就是偽報告文學。我們寧願孤守艱難,也要呈現實事求是,錯了就是錯了,假的就是假的,不能為了苟活而作假而掩蓋。

趙瑜接受採訪

三、獨自承當孤獨與痛苦

柴:在行動上,你可能承當一些和人群不搭調的生活方式。

趙:也許吧。一個好的報告文學作家,當他在人群中的時候,往往比別人多操心,操什麼心呢?職業病,總是惦記著那裡頭有什麼值得我們挖掘的東西。精神需求是獨特的;行動也可能是獨特的。進了一個村子,別人遊山玩水,而喜歡報告文學的作家,卻在考察這個村的歷史,如大躍進前後糧食夠吃不夠啊,你家地有多少,人口多少。報告文學作家忍不住就要問。

柴:這是一些小的現象,大的現象你也只能孤軍奮戰。

趙:1998年長江中游地區發了特大洪水,到那兒去的人,每一撥兒人都是有組織的,有部隊,有地方政府,民政局水利局,有組織的進行抗洪救災。可是人家能把我這個作家組織到哪裡去呢?記者也好辦,《人民日報》的,《光明日報》的,老趙你算哪裡來的?頂多也就是山西作家協會的,而通常的工作人員,連作家協會都不知道,你在這裡遊走,你就要承受這種孤獨。你還想切進去具體的抗洪救災生活,你一定要承受。抗洪當中,我發現了一個孤島,叫百里洲。當初人們擔心這個孤島是不是被淹沒了。因為那時長江的水位已經上升了十幾米,百里洲被困在大江中心。這個時候,曾有湖北作家劉富道先生陪過我一段;山西的小兄弟趙瑋、作家協會的劉淳,陪過我一段。大家幫忙把這一段的資料寄回山西,也就走了。我繼續游走於宜昌到武漢之間。一個人走了兩個來回。這時候你是孤獨的。長江搶險的難度主要是大壩,力保江漢平原,涉及到武漢,涉及到東南部下游,百里洲在大江中心,是局部的,已經像個臉盆按在水面上,按進去了,她是低的,她的小堤一旦潰口,一下就會把洗臉盆灌滿水,那這個島就徹底完了。

這個島是一個鄉鎮,沒有上部隊,島上不到兩萬農民,用民間的方法抗災,就是老百姓自己在保護百里洲。承襲的是古老中國的治水歷史。整個島上沒有電,黑燈瞎火,你一個人,就得承受。當時我在那裡生活了一段,有了後來的《革命百里洲》。

後來補充採訪,我又去過四次,有一次是冬天,北方人不適應南方生活,島上根本沒有暖氣,鄉鎮招待所,就我一個客人,我又約上當地作家胡世全,兩個人一起深入採訪,一待就是40多天。那種冬天的寒冷特別難受,陰到骨頭縫裡。

我向來不訴苦叫累,在這裡只是要說明,報告文學作家不能承受這樣的孤苦,就不可能寫出優秀作品。因此人們常說,好作品是用腿寫出來的。

《馬家軍調查》也是如此。一開始設想去個十來天,去了發現,這點時間根本不行,結果在那裡待了50多天。這麼多天當中,你既不是遼寧體委的人,也不是遼寧宣傳部的人,還不是遼寧作家協會的人,你就是一個從外地來的孤立作家,你獨自走進去,和廣大的教練員、運動員、馬俊仁、王軍霞、曲雲霞以及她們的家長多方面進行接觸,最後前往北京又是一個月,這才基本上掌握了裡面的是非曲直。

四、職業選擇與職業精神

趙:報告文學的採訪,大都是一名作者獨自完成的。這就區別於紀錄片,拍攝紀錄片的編導不是十分孤獨,比如說我拍《內陸九三》一口氣拍了24部片子,組裡面最少的時候也有三四個人,多的時候上百人,還要組織群眾等等。故事片的導演就更紅火了。戲劇演員起碼有個劇團,否則,不太好演。而報告文學作家工作起來,總是一個人獨立完成。

柴:你的體會,報告文學作家這種孤獨的工作方式最大難點在哪裡?

趙:在於他一個人與社會較勁。還說《太行山斷裂》,實際上你是一名幹部和省地市整個黨政體系較勁,包括和世俗較勁,而且你較勁的難度,別人還不大清楚,不知道你在幹什麼。

柴:選擇這樣一種生活方式而不悔,主要支撐還有什麼?

趙:應是職業操守。看看過去的晉商,一個農民家庭不想讓孩子當農民,於是把他送去做商人。他一開始學徒三年,在內蒙古不能回來,等到出了徒,是不是就能回來呢?仍然不能;再等三年或許可以回家一次;帶了一定的財富回去結婚;可是婚後仍然不能帶家去,按照晉商老號的規矩,他必須一個人回去,長年累月獨自在字型大小裡生活。你不是不想當農民嗎,那就得這麼幹。幾個大名號比如大盛魁、大德昌,直到最後的民國年間實在難以為繼了,最後一兩任經理帶過家,屬於看守攤子,從前一律不帶家,這就是一種職業選擇吧。

柴:你在散文《根據地》中,也寫了你自家這種情況。

趙:你選擇了鐵匠,就不能怕火星燙,怕燙,你就幹不了。這是職業的選擇,甚需敬業。

柴:一些採訪物件說的話,往往有很多矛盾,甚至對作家構成威脅,這種時候,你是怎麼面對的?

趙:中國紀實方面的寫作不夠發達,這便是很大一個原因——每個人很難處理好周邊的危險因素。比如,領導給他穿小鞋,呵,你倒把我們單位的陰暗面暴露出去啦?還有很多人際交疊的關係,不好處理;處處制約了一個青年作家客觀書寫報告文學的真實訴求。面對這種危險,人們都有趨利避害的本能。總要躲避一些東西。但是我們千萬不要忘記,當你處在危險中,全社會總有向善的一面,正義的一面,溫暖向上的一面,穿越厄運、直面沉淪的力量,最終大於這種陰暗和危險的力量。報告文學作家更應該堅定樂觀,不可屈服,更應該相信人類社會和你的讀者,他們是願意向善的,也是願意幫助你的,報告文學給讀者一種向上的力量,讀者也會反過頭來幫助你這個作家。堅信還有更多的人在支持你。比如馬家軍中的女運動員們,她們最希望找一個可以信賴的人,好好地訴說心中的苦悶。如果有人來打官司的話,她們表示能夠勇敢地站在法庭上。這時你要看到,究竟是威脅你的力量大,還是向上的力量大?我認為還是後者力量大。報告文學作家總是站在公眾理想一方,相信生活中正面的東西多,堅定樂觀地看待生活。

同時更要講究真實。你既然知道人家可能抓你的小辮子,你在研究和撰寫事物的時候,更不能虛設假想,更應該實事求是防止片面,事物本身也包含著多個側面。所以,你在研究一個物件的時候,要特別冷靜,要長夜深思,多方面探索它的複雜性。

柴:例如《王家嶺的訴說》,最後還是理性的力量更強大。

趙:作品把事件的複雜性寫出來了,山西省委最後也沒人反對的。不但沒有反對,山西很多文化組織還給了獎勵,後來省委書記又在大會上表揚這個作品。當然我不看重這個。我看重作品實事求是地反映了當前生活的艱難性,反映了我們山西所面臨的更大的困境。促進了大家思考:今後山西怎麼辦?

五、關注生活本質

柴:報告文學作家堅守職業信念,其實處處貫穿在你們的孤獨生活中。這一點我在你身上看的比較清楚。

趙:前幾天,我們搞了一個工作室,大家覺得,今天該做木工了,該做架子了,明天該接電了,可能就忽略了工作過程中的小故事。但是我習慣性地重視這些個小故事。比如與接收舊房間的老賀一聊,他居然曾是臨縣一位最有名的養蜂人,他成年累月在深山老林裡邊跟著蜂群生活了20年,有得有失。結果,臨縣賣古董的人,比他掙錢多,促使他最終放棄了養蜂,游走于鄉村與省城之間,改為淘寶和古玩交易。他拼命讀歷史書和專業書,總以為這個東西比較掙錢。他現在的兩個兒子,一個對古玩還感點兒興趣,另一個乾脆就不聽他這一套,來了太原以後,整天就去網吧呀什麼的。他最近又喪了妻,妻子去世,他很發愁後半輩子的生活,這時他發出感歎:看來還不如養蜂。可是養蜂那一套,他已經全扔了,已經從事古玩交易好些年了,這是一個例子。

農民工短期在那身邊幹活,涉及到很多故事,雖然是一件件小事,但我習慣性地重視他們背後的歷史與現實。

當時你領著三掛小平車搬家,他們是收破爛的,這個小平車比汽車方便,三掛小平車跑了兩趟,人家還幫咱搬。這個時候我考察他們拉小平車,我說你們這個小平車成本很低啊,出力氣憑勞動就可以掙錢了。他們說,不對。我們這個小平車,太原市層層有機構管理,每年枉收我們很多錢。我說,是嗎?他說,首先這一掛平車要一兩千才能買上。每年必須統一塗一遍漆,還有管理費,都得交錢,更難讓我們承受的是社會的冷眼,都看不起我們。結果,當你領了小平車走了之後,馬上有作家協會的工友悄悄警示我,趕緊告訴老柴,監視好那些拉平車的,防止他們把其中一箱東西給偷跑了。這至於麼,太嚴重了吧,但我猶豫中還是打電話提醒了你一下。剛才所說的社會的歧視和不信任,已經在我們身邊出現了。也是在工作室這次搬家過程中體現出來的。由於兩個古玩城之爭,你這一戶搬到那邊去,他們就不高興,枉收人家老賀5000塊錢轉讓費,實在是毫無章法,蠻不講理。

柴:我們去退2000塊錢押金也很費勁,刁難你,趙瑋和我跑了好幾趟,那邊就不想給咱們退這個押金。最後,他還是感覺到這幾個人對他有壓力,這才給了。

趙:你看,就工作室搬家這件事,竟有這麼多故事。一個報告文學作家,他在生活當中習慣性地職業化地去關注種種豐滿的生活細節,實際已經有些孤獨病態了,他的內心世界別人難以知曉和理解。一個好的報告文學作家,總是從公眾理想出發,卻每時每刻都在進行著獨特的觀察、獨特的體驗和獨立的思考。

柴:始終進行著自己的創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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