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稿約2050字， 閱讀用時8分鐘。
一儒家向來有極強的使命感， 始終在思考天下和民族命運攸關的問題。 始終堅信輔佐民族平治天下舍我其誰， 儒生作為孔子之徒做這樣的憂慮自然是義務和本分。 使命感滲透下來， 幾乎成了所有人的道德標準，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打小就貼在教室裡。 沒有儒家傳統的西方， 幾乎是不可能體會我們這種整齊劃一的責任感。
二現在的國學演講還經常以章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四句話開篇”。 作者刀爾登告訴我們， 這些憂國憂民憂的內容基本都是“怎麼辦和舍我其誰”，
1：人類都已經探索了宇宙， 天地概念早就變了；
2：現代國家人人平等， 用不著別人代替它立命；
3：古今中外文明中有許多偉大智者， 又該繼承發揚哪一個的思想呢？
4：如今強調發展和競爭， 萬世不變的太平也不再被嚮往。
還在研究這些老問題和老答案已經沒什麼價值啦， 最可惜的是儒生們除了憂國憂民以外， 便很少思考自己的生活， 從而形成其它的思想成果。
對強行以天下為己任， 倒不如以天下為“狗任”。 意思是說：“越沒有獨立的精神， 越喜歡這樣的宏大責任。 古代的思想者在如何為萬世開太平這主面， 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完全不成比例的。 古代的思想者最大的話題，
剛看還覺得新鮮， 看了2000多年了就會覺得好笑。 為什麼不換換話題， 換種想法？從先秦諸子到明清之交的思想家， 苦思出路但並沒有想出個什麼來。 他們對舊弊病批評起來頭頭是道 ， 一旦試圖尋找答案， 又總被繞回舊經驗和儒家裡的舊框架裡。 從我們今天的角度來看， 他們的工作， 甚至沒有構成思想的基礎。
比如：晚明大儒劉宗周是當時世人眼中最傑出的一位， 個人品格也十分高上。 崇禎九年， 內外交困， 時局已經到了危亡的地步。
皇帝問劉宗周：“大明王朝應該怎麼辦”？
他回答：“只要你真心誠意的以堯舜禹為榜樣， 做個好皇帝， 就能從根本上解除關內外的軍事威脅”。
連崇禎都嫌他迂腐， 於是再問：“現在情況緊急， 當下之策該如何呢”？
他再回答：“文官不怕死武將不愛錢， 天下自然太平”。
話說得雖然都是對的， 但說的實在不是時候， 於是便成了“正確的廢話”。 然而從他的身份來看， 不說這個應該也說不出什麼別的了。 這樣的場面， 自漢代開始， 兩晉、隋唐、兩宋、明清一再上演， 有時滑稽可笑， 有時淒慘悲涼。
舉例：有一家人不小心把農藥撒在了麵粉的口袋上， 由於捨不得全扔掉， 就把粘了農藥的上層麵粉扔掉， 用剩下的麵粉做饅頭。 結果吃了饅頭以後， 男主人死了。 農婦哀痛過後，
古代的每一次改朝換代都發生一次大規模的反思， 但反思來反思去， 本朝和前朝該犯的錯誤一個都不會少。 總是以相同的結果收場， 最後也總是把牛又給毒死了。
四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局面呢， 有三方面的原因。
1：是因為思想工具的貧乏。 儒生們從經典裡學到一些粗淺原則， 就覺得自己懂了春秋大義， 站出來管理國家妄斷天下的是非曲直。 大明成了他們交的學費， 大清又是他們交的學費。 而且， 人在缺少相關的人類活動時， 是沒辦法做出超出經驗的政治設想。 也就是說， 思想一但被限定在儒家的範疇裡，
2：是即便面對真相和事實， 人們也未必容易接受。 即使有全人類經驗可供學習的今天， 現代性的思想也很難被順暢使用。 人們的價值體系一旦被固定， 再學新知， 雖然歡欣鼓舞， 但一有機會總是要回去。
3：是儒家自身的問題。 古代的思想者， 幾乎都是在權力中反對權利， 在體系中反對體系。 漢代以後， 皇權和儒學都在使用儒家思想工具， 本來只能邁出去才能獲得答案的。 但即便填寫新詞用的也是共同的曲譜， 結果是又一次加固了思想的籠子。
儒家思想作為凝聚群體的有力工具， 特長是能使其中的每個個體都找到自己的使命。 顯得精神生活也很充實，簡直不再需要獨立精神。這種思想框架導致的後果是以天下為己任，被定義成了讀書人的職責。儒生們幾乎是搶著或者裝出搶著的樣子，去主動承擔。
五一個讀書人，尤其在激蕩時期，如果不以天下為己任，閉口不談國事會被看作是沒有心肝，這形成了一種巨大的浪費。古代中國最卓越的頭腦在這方面下的功夫最大，不知不覺的犧牲了許多學術的前程。古代的政治思想家，往往也是文學家、科學家、醫生。古代的科技實踐者，雖然是工匠，但有能力收集整理和傳遞知識的仍然是掌握權力的仕人，他們的頭腦，為萬世開太平這一類的命題占滿，而用在別處，一定會有更大作為。
天下興亡，判別標準應該是個人是否有機會實現幸福。如果天下只要求犧牲和放棄，“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那興亡又有什麼分別呢？
說破一句群體雖然和每一個人有關，但群體的問題，有細化分工下的專業解決途徑。群體的責任該由群體共同承擔，個人應該只承擔個人的責任，去關注你喜歡關注的問題，幹你認為該幹的事。從許多具體的細節做出貢獻，你也許會發現，我們已經用生活的細節回答了這個“問題”。
撰稿：參考自刀爾登《舊山河》
顯得精神生活也很充實，簡直不再需要獨立精神。這種思想框架導致的後果是以天下為己任，被定義成了讀書人的職責。儒生們幾乎是搶著或者裝出搶著的樣子，去主動承擔。五一個讀書人，尤其在激蕩時期，如果不以天下為己任，閉口不談國事會被看作是沒有心肝，這形成了一種巨大的浪費。古代中國最卓越的頭腦在這方面下的功夫最大，不知不覺的犧牲了許多學術的前程。古代的政治思想家，往往也是文學家、科學家、醫生。古代的科技實踐者，雖然是工匠，但有能力收集整理和傳遞知識的仍然是掌握權力的仕人，他們的頭腦，為萬世開太平這一類的命題占滿，而用在別處，一定會有更大作為。
天下興亡，判別標準應該是個人是否有機會實現幸福。如果天下只要求犧牲和放棄，“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那興亡又有什麼分別呢？
說破一句群體雖然和每一個人有關，但群體的問題，有細化分工下的專業解決途徑。群體的責任該由群體共同承擔，個人應該只承擔個人的責任，去關注你喜歡關注的問題，幹你認為該幹的事。從許多具體的細節做出貢獻，你也許會發現，我們已經用生活的細節回答了這個“問題”。
撰稿：參考自刀爾登《舊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