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又到了一年中的關鍵時期， 資金上絕對不能掉鏈子。 ”在廣東東莞做服裝加工製作的廠長劉凱感歎， 近年來員工流失量加大，
小企業同樣有著大貢獻，
解決金融服務“最後一公里”
普惠金融概念在2005年被聯合國提出， 泛指有效、全方位地為社會所有階層和群體提供服務的金融體系。 實際上， 普惠金融理念由來已久， 在上世紀70年代， 孟加拉的默罕默德·尤努斯創辦的格萊瑉銀行,憑藉聯保模式成功使得各國金融機構效仿， 在2006年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尤努斯曾經嘗試將“鄉村銀行”複製在中國， 格萊瑉銀行與壹基金、阿裡巴巴三方攜手成立松潘格萊瑉小額貸款公司，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 普惠金融的作用開始被重視， 不僅有二十國集團成立普惠金融專家組、金融包容聯盟等專業的國際組織參與， 各國還會根據金融形勢展開各具特色的普惠金融措施。 譬如， 巴西在推廣代理銀行業務模式上獨樹一幟， 零售商店、彩票銷售點、藥店、郵局成為銀行分支機搆的重要補充， 民眾在這些場所辦理業務， 不需要擁有銀行帳戶， 就可享受到金融服務。
國情不同， 普惠金融的發展路徑自然有所不同。 2013年，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發展普惠金融。 鼓勵金融創新， 豐富金融市場層次和產品”。 2015年底國務院發佈關於《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明確指出，
“目前普惠金融已上升為國家戰略， 市場主導， 政府引導發揮著積極作用， 讓邊緣群體更好地享受到‘陽光’的滋養。 ”產業升級與區域金融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李虹晗在接受《經濟》記者採訪時表示， 我國二元金融體系結構根深蒂固， 大量小微企業、農業人口及困難群眾徘徊在傳統大型金融機構外， 無法跨過服務標準門檻， 無力承擔金融服務成本。 “但是恰恰這類群體最需要資金支援。 ”
在自上而下地積極推動下，
當前除五大行總行掛牌普惠金融事業部外， 興業銀行日前也宣佈建立實施普惠金融方案， 為普惠金融增添“新鮮血液”。 在多重政策引導下， 銀行將普惠金融列為重點工作。 有分析人士指出， 在創新金融市場環境下， 普惠金融業務或是銀行業務新增長點。 另外， 互聯網平臺在普惠金融探索成效顯著， 李虹晗表示，互聯網金融產品靈活性強，服務意識好，符合普惠金融的思路與理念，在合法合規前提下，發展前景廣闊。
定向降准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
在歡度國慶前夕，央行“放大招”宣佈：對普惠金融實施定向降准，符合貸款餘額或增量占比要求的銀行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並將在2018年正式施行。一時間，幾家歡喜幾家愁。
9月27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針對金融機構加大小微企業扶持力度，提出減稅、定向降准等舉措，此次定向降准讓金融市場吃了一劑“定心丸”。根據部署要求，小微企業貸款、個體工商戶和小微企業主經營性貸款，以及農戶生產經營、創業擔保、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助學等業務，都將獲得商業銀行的普惠金融服務。實際上，這不是央行第一次推行定向降准政策。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董希淼告訴《經濟》記者，央行運行定向降准早已駕輕就熟，自2015年10月實行定向降准後，時隔5個月，央行又實行了第二次，不過此次定向降准又有些不同。“在強監管背景下，銀行業務整頓，日子不太好過，正需甘霖雨露，此次範圍拓展到普惠金融領域，並對普惠金融的範圍予以明確界定。絕大多數銀行都能達到基礎標準，享受到定向降准優惠政策。”董希淼認為，根據兩項不同降准幅度，不再是“大水漫灌”，而是更加精准標準化操作，向普惠金融的深度與廣度優化。
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向《經濟》記者分析，定向降準將引導銀行信貸結構持續優化。同時，為了滿足明年初實行的降准要求，在第四季度銀行還可“查漏補缺”，進一步加大對普惠領域的投放，增加信貸支援力度，促進更多資金流向實體經濟。溫彬預計，隨著11月和12月財政存款季節性投放增加，流動性狀況將有所改善，“考慮到假期因素，央行將繼續通過‘逆回購+MLF’不同期限組合的投放保持市場利率平穩，10年期國債收益率將保持在3.6%左右的中樞水準”。
眾多受訪專家表示，總體來看，此次定向降准，是對“服務實體經濟”“建設普惠金融體系”的進一步深入貫徹落實，引導社會資本指明方向，調動金融機構積極性，正向引導金融機構將更多金融資源配置到弱勢群體中去，不斷提升普惠金融的參與度，進一步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進而推動居民消費的發展，提高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合作共贏助力跨越障礙
儘管定向降准的政策利好性明顯，不過也著實讓標榜普惠金融的互聯網金融平臺有些尷尬，他們更擔心的是，之前銀行不夠重視那些普惠金融業務，是否會擠佔互金平臺的業務空間？這場“資源戰”在所難免？
答案是否定的。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徐洪才接受《經濟》記者採訪時表示，普惠金融自帶的政策性、公平性“光環”，讓市場化金融機構的可持續運作面臨挑戰。“由於商業機構以營利為經營目標，普惠金融涉及的物件雖然需要資金，但是他們的總量比較小，導致銀行的經營成本比較高，因此提供普惠金融服務的意願不強。”這種馬太效應讓普惠金融陷入惡性循環，互聯網金融平臺則適時補充進場，其積極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徐洪才認為，需求與供給間的矛盾，風險與操作間的矛盾，讓我們必須認清，發展普惠金融必須堅持政府機構、社會弱勢群體、金融機構和相關組織聯調聯動、協調推進、共謀發展。
普惠金融又被稱為“包容性金融”，從當前普惠金融發展情況來看，董希淼則認為，以銀行業金融機構為主體的正規金融機構，是我國普惠金融的主要提供者，過去是，未來也是。互聯網金融是普惠金融的重要力量，董希淼建議，依託“互聯網+”、區塊鏈等金融技術，推動普惠金融機構有步驟地接入權威征信體系，促進信用資訊的共建共用，完善社會征信體系建設。傳統金融機構與互聯網金融公司間會形成一定的交集競爭，不過還是以銀行“正規軍”為主，雙方服務的群體和方式並不一致，整體影響不大。
目前互聯網金融機構的優勢在於管道、使用者、網路、科技等方面，而銀行商業經營的趨避風險性，導致無法提供優質的金融服務，再加之銀行間、地域間發展不平衡，中小企業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一直困擾著普惠金融發展，未得到妥善的解決。互聯網金融企業在該領域可以利用大資料的採集、分析、處理來彌補傳統銀行在風險控制上的不足，其在小微企業貸款審核、發放效率上優於傳統金融機構。李虹晗表示，互聯網金融平臺主要出售的是技術與服務，不屬於專業的金融業務範疇，因此還是要依託大型金融機構，鼓勵金融機構與互聯網企業、電信運營商等廣泛開展高水準、深層次的合作，強強聯合，創新服務模式、管道和業務產品。
風險切勿轉嫁給普羅大眾
廣西百色市田東縣是全國首批普惠金融試點地，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百色市支行資料顯示，在普惠金融實施初期，農戶申請貸款額從2009年55525萬元，增長到2015年的83765.13萬元，信用體系逐漸完善，縣域經濟與農業發展更富活力。但在這過程中也暴露出一些問題，首先沒有結合實際需求，政府強勢引導補助流向金融機構，餅攤過大，產品單一，機構間合作效率低下，農民抵押擔保模式不變，導致涉農貸款大部分投入資金依舊在金融體系流轉。
普惠金融機構存在于大量的微型金融機構，具有小額分散、點多面廣的特性，使得機構個體風險外溢較小。“普惠金融大部分業務憑藉信用貸款，沒有擔保物就沒有抵押，同時缺少配套增信措施，即使再小的風險也是極容易累積。”李虹晗認為，考慮到“小微”“三農”貸款主體資金實力較弱、違約風險偏高，普惠金融整體風險仍不容小覷。如果風險過度積累、無序傳染，同樣可能影響到金融穩定，因此有必要對具體承擔普惠金融的小微金融機構實行審慎監管。“風險面前各金融機構平等，都應當認真對待。”
普惠金融的本質依舊是金融，其他國家推行普惠金融的經驗也指出，普惠金融不是施捨救濟，其金融主體的資金使用效率、金融主體的逐利模式關係到實際操作中的商業可持續性問題。對於資金這一稀缺資源，對它的高效配置唯有依靠金融市場方能實現。
普惠金融健康發展離不開金融機構的努力，徐洪才強調，嚴密的風險防控是普惠金融體系的保障。“普惠”並不意味著普遍降低風險要求，而是要堅持個案分析、有效甄別申貸主體。“值得注意的是，普惠金融的受助群體缺乏專業的金融知識，風險意識不強，很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陷入龐氏騙局，需要提高金融知識的普及與推廣。”
李虹晗建議，現在應儘快探索建立普惠金融領導協調機構，加快制定完善適宜普惠金融發展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框架，改善數字普惠金融不合規現象，杜絕校園貸等惡性事件出現。加強再擔保機構建設，鼓勵擔保機構為普惠金融機構提供信用擔保。
李虹晗表示，互聯網金融產品靈活性強，服務意識好，符合普惠金融的思路與理念，在合法合規前提下，發展前景廣闊。定向降准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
在歡度國慶前夕，央行“放大招”宣佈：對普惠金融實施定向降准，符合貸款餘額或增量占比要求的銀行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並將在2018年正式施行。一時間，幾家歡喜幾家愁。
9月27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針對金融機構加大小微企業扶持力度，提出減稅、定向降准等舉措，此次定向降准讓金融市場吃了一劑“定心丸”。根據部署要求，小微企業貸款、個體工商戶和小微企業主經營性貸款，以及農戶生產經營、創業擔保、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助學等業務，都將獲得商業銀行的普惠金融服務。實際上，這不是央行第一次推行定向降准政策。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董希淼告訴《經濟》記者，央行運行定向降准早已駕輕就熟，自2015年10月實行定向降准後，時隔5個月，央行又實行了第二次，不過此次定向降准又有些不同。“在強監管背景下，銀行業務整頓，日子不太好過，正需甘霖雨露，此次範圍拓展到普惠金融領域，並對普惠金融的範圍予以明確界定。絕大多數銀行都能達到基礎標準，享受到定向降准優惠政策。”董希淼認為，根據兩項不同降准幅度，不再是“大水漫灌”，而是更加精准標準化操作，向普惠金融的深度與廣度優化。
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向《經濟》記者分析，定向降準將引導銀行信貸結構持續優化。同時，為了滿足明年初實行的降准要求，在第四季度銀行還可“查漏補缺”，進一步加大對普惠領域的投放，增加信貸支援力度，促進更多資金流向實體經濟。溫彬預計，隨著11月和12月財政存款季節性投放增加，流動性狀況將有所改善，“考慮到假期因素，央行將繼續通過‘逆回購+MLF’不同期限組合的投放保持市場利率平穩，10年期國債收益率將保持在3.6%左右的中樞水準”。
眾多受訪專家表示，總體來看，此次定向降准，是對“服務實體經濟”“建設普惠金融體系”的進一步深入貫徹落實，引導社會資本指明方向，調動金融機構積極性，正向引導金融機構將更多金融資源配置到弱勢群體中去，不斷提升普惠金融的參與度，進一步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進而推動居民消費的發展，提高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合作共贏助力跨越障礙
儘管定向降准的政策利好性明顯，不過也著實讓標榜普惠金融的互聯網金融平臺有些尷尬，他們更擔心的是，之前銀行不夠重視那些普惠金融業務，是否會擠佔互金平臺的業務空間？這場“資源戰”在所難免？
答案是否定的。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徐洪才接受《經濟》記者採訪時表示，普惠金融自帶的政策性、公平性“光環”，讓市場化金融機構的可持續運作面臨挑戰。“由於商業機構以營利為經營目標，普惠金融涉及的物件雖然需要資金，但是他們的總量比較小，導致銀行的經營成本比較高，因此提供普惠金融服務的意願不強。”這種馬太效應讓普惠金融陷入惡性循環，互聯網金融平臺則適時補充進場，其積極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徐洪才認為，需求與供給間的矛盾，風險與操作間的矛盾，讓我們必須認清，發展普惠金融必須堅持政府機構、社會弱勢群體、金融機構和相關組織聯調聯動、協調推進、共謀發展。
普惠金融又被稱為“包容性金融”，從當前普惠金融發展情況來看，董希淼則認為，以銀行業金融機構為主體的正規金融機構，是我國普惠金融的主要提供者，過去是，未來也是。互聯網金融是普惠金融的重要力量，董希淼建議，依託“互聯網+”、區塊鏈等金融技術，推動普惠金融機構有步驟地接入權威征信體系，促進信用資訊的共建共用，完善社會征信體系建設。傳統金融機構與互聯網金融公司間會形成一定的交集競爭，不過還是以銀行“正規軍”為主，雙方服務的群體和方式並不一致，整體影響不大。
目前互聯網金融機構的優勢在於管道、使用者、網路、科技等方面，而銀行商業經營的趨避風險性，導致無法提供優質的金融服務，再加之銀行間、地域間發展不平衡，中小企業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一直困擾著普惠金融發展，未得到妥善的解決。互聯網金融企業在該領域可以利用大資料的採集、分析、處理來彌補傳統銀行在風險控制上的不足，其在小微企業貸款審核、發放效率上優於傳統金融機構。李虹晗表示，互聯網金融平臺主要出售的是技術與服務，不屬於專業的金融業務範疇，因此還是要依託大型金融機構，鼓勵金融機構與互聯網企業、電信運營商等廣泛開展高水準、深層次的合作，強強聯合，創新服務模式、管道和業務產品。
風險切勿轉嫁給普羅大眾
廣西百色市田東縣是全國首批普惠金融試點地，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百色市支行資料顯示，在普惠金融實施初期，農戶申請貸款額從2009年55525萬元，增長到2015年的83765.13萬元，信用體系逐漸完善，縣域經濟與農業發展更富活力。但在這過程中也暴露出一些問題，首先沒有結合實際需求，政府強勢引導補助流向金融機構，餅攤過大，產品單一，機構間合作效率低下，農民抵押擔保模式不變，導致涉農貸款大部分投入資金依舊在金融體系流轉。
普惠金融機構存在于大量的微型金融機構，具有小額分散、點多面廣的特性，使得機構個體風險外溢較小。“普惠金融大部分業務憑藉信用貸款，沒有擔保物就沒有抵押，同時缺少配套增信措施，即使再小的風險也是極容易累積。”李虹晗認為，考慮到“小微”“三農”貸款主體資金實力較弱、違約風險偏高，普惠金融整體風險仍不容小覷。如果風險過度積累、無序傳染，同樣可能影響到金融穩定，因此有必要對具體承擔普惠金融的小微金融機構實行審慎監管。“風險面前各金融機構平等，都應當認真對待。”
普惠金融的本質依舊是金融，其他國家推行普惠金融的經驗也指出，普惠金融不是施捨救濟，其金融主體的資金使用效率、金融主體的逐利模式關係到實際操作中的商業可持續性問題。對於資金這一稀缺資源，對它的高效配置唯有依靠金融市場方能實現。
普惠金融健康發展離不開金融機構的努力，徐洪才強調，嚴密的風險防控是普惠金融體系的保障。“普惠”並不意味著普遍降低風險要求，而是要堅持個案分析、有效甄別申貸主體。“值得注意的是，普惠金融的受助群體缺乏專業的金融知識，風險意識不強，很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陷入龐氏騙局，需要提高金融知識的普及與推廣。”
李虹晗建議，現在應儘快探索建立普惠金融領導協調機構，加快制定完善適宜普惠金融發展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框架，改善數字普惠金融不合規現象，杜絕校園貸等惡性事件出現。加強再擔保機構建設，鼓勵擔保機構為普惠金融機構提供信用擔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