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有麟是最早將魯迅的創作與魯迅的生活―――尤其是與朱安的關係―――聯繫起來的論者，
他說：“倘若家庭能影響一個人的思想同行動的話，
那魯迅先生在北平時，
無論是寫小說，
散文，
短評，
論文，
著重在對舊社會攻擊者，
那他當時的婚姻同家庭，
不能說毫無關係吧？
而以後在上海， ―――尤其是臨死前數年， 對於青年之指示方向， 對於社會之開闢新路， 誰又能說， 與那有前進思想， 又能誠懇工作的許廣平， 毫無關係呢？而先生本身， 在絕望的家中同在有希望的家中的生活， 那意義， 也就不很相同吧？”針對自己的創作， 魯迅在《〈自選集〉自序》中說， “此後就一無所作， ‘空空如也’”， 他只在一九三四年八月寫了《非攻》， 一九三五年十一二月間寫了《理水》、《采薇》、《出關》、《起死》， 均非精彩之作， 《〈故事新編〉序言》中“速寫居多”的自我批評， 即針對這成於“有希望的家中”的幾篇而言。 而同為小說創作，
荊有麟感歎：“魯迅先生筆下， 無論是論文， 是雜感， 或者散文與小說，
近讀喬麗華著《我也是魯迅的遺物―――朱安傳》一書（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 作者引用了魯迅《寡婦主義》中的話：“至於因為不得已而過著獨身生活者， 則無論男女， 精神上常不免發生變化， 有著執拗猜疑陰險的性質者居多。 歐洲中世的教士， 日本維新前的禦殿女中（女內侍）， 中國歷代的宦官， 那冷酷險狠， 都超出常人許多倍。 別的獨身者也一樣， 生活既不合自然， 心狀也就大變， 覺得世事都無味， 人物都可憎， 看見有些天真歡樂的人， 便生恨惡。 ”繼而指出：“魯迅對獨身者的變態心理看得這麼透，
由此再深入一步，
就是周作人在《關於魯迅》中說的：“魯迅寫小說散文又有一特點，
為別人所不能及者，
即對於中國民族的深刻的觀察。
大約現代文人中對於中國民族抱著那樣一片黑暗的悲觀的難得有第二個人吧。
……在書本裡得來的知識上面，又加上親自從社會裡得來的經驗，結果便造成一種只有苦痛與黑暗的人生觀，讓他無條件（除藝術的感覺外）的發現出來，就是那些作品。”魯迅“親自從社會裡得來的經驗”，應該包括他與朱安的關係在內。
某種意義上講，朱安之於魯迅，與卡夫卡的父親之于卡夫卡，或者西伯利亞監獄之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用相仿佛。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過《死屋手記》，卡夫卡寫過《致父親的信》、《判決》，魯迅則對朱安的存在以及自己與朱安的關係諱莫如深，他留下的日記中，一共只提過兩次“婦”；文章和書信中，“賤內”、“內子”、“太太”、“大太太”之類字樣也不多見。沒有死刑判決與長期苦役，無以成就陀思妥耶夫斯基，沒有父親的專橫狂暴，無以成就卡夫卡，魯迅對朱安的極端冷漠，對他自己無疑也是精神上的折磨，這在他那裡同樣昇華為創作熱情。正因為由此“造成一種只有苦痛與黑暗的人生觀，讓他無條件（除藝術的感覺外）的發現出來”，魯迅筆下之深刻，才為其同時代作家和之後的絕大多數作家“所不能及”。儘管這是巨大而長期的犧牲所換來的結果。而朱安終其一生，只是做了犧牲。
……在書本裡得來的知識上面，又加上親自從社會裡得來的經驗，結果便造成一種只有苦痛與黑暗的人生觀，讓他無條件（除藝術的感覺外）的發現出來，就是那些作品。”魯迅“親自從社會裡得來的經驗”，應該包括他與朱安的關係在內。某種意義上講，朱安之於魯迅，與卡夫卡的父親之于卡夫卡，或者西伯利亞監獄之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用相仿佛。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過《死屋手記》，卡夫卡寫過《致父親的信》、《判決》，魯迅則對朱安的存在以及自己與朱安的關係諱莫如深，他留下的日記中，一共只提過兩次“婦”；文章和書信中，“賤內”、“內子”、“太太”、“大太太”之類字樣也不多見。沒有死刑判決與長期苦役，無以成就陀思妥耶夫斯基，沒有父親的專橫狂暴，無以成就卡夫卡，魯迅對朱安的極端冷漠，對他自己無疑也是精神上的折磨，這在他那裡同樣昇華為創作熱情。正因為由此“造成一種只有苦痛與黑暗的人生觀，讓他無條件（除藝術的感覺外）的發現出來”，魯迅筆下之深刻，才為其同時代作家和之後的絕大多數作家“所不能及”。儘管這是巨大而長期的犧牲所換來的結果。而朱安終其一生，只是做了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