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泊108將,尤其是首領宋江,被不少江湖幫派燃香拜謁。 然回溯千年， 北宋末年是否真的存在過一個叫宋江的人， 並且當真如《水滸傳》描寫的那般傳奇？
北宋宣和四年(西元1122年)， 宋北京大名府元城縣縣衙內， 主管一縣治安的縣尉李若水， 正與人討論如何應對近日在縣郊聚眾作亂的“楊天王”楊江。 不少人建議奏明朝廷， 請旨對這夥土匪進行招安， 因為去年海州知州張叔夜， 就成功招安了“淮南盜”宋江。
沒錯， 此宋江,就是後來《水滸傳》裡的宋江。 不過眼下這位宋江， 勢力遠沒有小說渲染的那麼大， 頭領中有名有姓者號稱“宋江三十六人”， 全部徒眾則不到千人。
歷史中的宋江團夥屬於流寇性質， 轉戰迅捷， 不到三年的時間， 便先後騷擾了河北、山東、淮陽軍、楚州和海州， “一路州、縣大震， 吏多避匿”,規模不大但卻也難以對付。 所以宋徽宗趙佶聽聞招安成功後十分高興，
但李若水卻堅決反對。 他認為去年張叔夜招安的宋江等人並無忠義之心， 只是本來實力就不強， 宋廷給予他們的待遇又十分優厚， 不吝官職封賞， 於是這夥人就順水推舟了。 如今若再對楊江故技重施， 豈非一錯再錯？這樣的姑息政策如果成了慣例， 無異於變相鼓勵人犯上作亂， 還浪費了官位、降低了官員品質， 實屬短視。
一眾人爭論許久也沒有結果， 使得素來盡忠職份、關切國事的李若水回到住處後， 兀自憂心不已。 鬱鬱之下，
“楊天王”楊江最後招沒招安， 不得而知， 但我們知道的是， 這首詩作成後不過三年， 大宋便國破君辱， 李若水在陪同宋欽宗赴金營和談時， 因抗節不屈而殉難。 出乎預料的是， 這場後來被稱為“靖康恥”的國難，
北宋末年的宋江， 還是個土匪， 一夥人從河北、山東流竄到淮東，
不過這種情況很快就有了改觀。 在成書于宋末元初的話本《大宋宣和遺事》裡， 宋江已搖身一變， 變為山東鄆城縣押司——從匪到官， 還給劫了生辰綱的晁蓋等人通風報信， 助其逃往梁山濼。 事情被宋江的小妾閻婆惜發現， 宋江遂尋釁殺了與外人偷情的閻婆惜及其姦夫， 也投了梁山。 落草後的宋江不斷壯大麾下人馬， 最終湊齊了九天玄女所授天書中預言的“天罡院三十六員猛將”,並率領他們“攻奪淮陽、京西、河北三路二十四州八十餘縣”， 最後被張叔夜招安，隨官軍南下征討方臘，因戰功被封為節度使。
顯然，在南宋時期說書人口中，宋江的形象豐滿得多了，不只有了出身來歷，有了“私放晁蓋”、“怒殺閻婆惜”、“九天玄女密授天書”等經典傳奇經歷,還成了有大本營、能攻城掠地的大軍領袖，以及為“九天玄女”代表的“天意”所認可的，將要率領眾好漢“廣行忠義，殄滅奸邪”的蓋世英雄。在北宋不知所終的宋江，在南宋“活”得風生水起了。
這是何故？宋江不會變，變的是人心。即世人希望他“活”出精彩。
一切都因國破家亡。靖康之變後，宋人回首前塵，難免會加倍痛恨誤國誤民的昏君奸臣，以致對一切反抗過統治者的人都產生好感，甚至由於投注的情緒過於強烈，從而為他們虛構出並未發生過的事蹟。
與此同時，隨著金軍南侵，無論是北方淪陷區，還是南方的宋金對峙前沿，都崛起了大大小小的民間抗金武裝。這些草澤猛士的忠義行為、傳奇事蹟，無疑也是南宋百姓喜聞樂見的。然而這次全民抗金熱潮，卻在即將到達輝煌的頂點時急轉直下。因為這時發生了一件事：抗金名將岳飛組織的北伐最終因奸相秦檜掣肘失敗，嶽飛本人也被陷害致死。
嶽飛被害後，他原本在朝野廣為流傳的事蹟，被官方徹底禁絕宣傳達二十年，文人曾悼在向秦檜獻頌詩求官時，有一句是“沔鄂蘄黃一千里，更無人說岳家軍”，以此來吹捧秦檜的言論管制有多成功。但廣大民眾顯然無法保持緘默，越是禁，越要提。於是，嶽飛、岳家軍，特別是其麾下民間義軍的事蹟，被隱去真實姓名，改編進了其他流行話本中，化身為起於蒿萊的英雄好漢，在文學的疆域中繼續他們的戰鬥。而宋江則因為是綠林好漢的首領，獲得了與抗金事業領袖岳飛對接的榮耀，從而成了抗金鬥爭與宋江三十六人故事相融合的最大得益人。
可以想見，在這種創作完成之後，聽眾們在茶棚瓦舍、田間地頭聽到最新出爐的水滸故事時，會多麼驚詫：宋江三十六人的活動方式,從原本的四處轉戰，變成據山結寨了。活躍的地點也從京東、淮東一下子挪到了兩河(今河北、山西)交界赫赫有名的“太行山”。
創作者為何選擇了太行山？南宋初年的太行山，沒有忠義堂，卻有個忠義社，那是贊助嶽飛北伐的民間義軍中勢力最大的一支。答案很清楚了,把水滸故事地點改為太行山，是因為抗金情勢需要。
在說書人繪聲繪色說完一套書後，通常會一拍醒木，念出這麼一首定場詩：“生當鼎食死封侯，男子平生志已酬。鐵馬夜嘶山月暗，玄猿秋嘯暮雲稠。不須出處求真跡，卻喜忠良作話頭。千古蓼窪埋王地，落花啼鳥總關愁。”
是的，不須出處求真跡，卻喜忠良作話頭。當宋江身上被注入抗金義軍事蹟後，百姓心中的宋江形象不僅在人格、氣質上開始脫離“寇”的身份，連思想行動的目的，也超出了草莽英雄的層次，直接上升到了“忠義”的高度。這個北宋末年的小小流寇頭目，此時不但由“寇”入“俠”，還成了為國為民的“俠”之大者，甚至最終奮鬥目標也是廟堂之上而非江湖之遠了。
在《大宋宣和遺事》成書後的元代，宋江的形象又發生了一次轉變。
金元鼎革之際，一支由李全為首領的北方抗金義軍再度興盛于山東、淮東，並於南宋嘉定十一年歸順了宋國。但其時的南宋朝廷，已沒有戰略眼光遠大的官員能夠團結這些民間武裝，反而從上到下都對之充滿猜忌，最終刺激李全降而複叛，歸順蒙古，後又為宋軍所殺。這樣的現實，顯然無法再給民間藝人們提供靈感和動力，讓他們在講說水滸故事時繼續加入“受招安，禦外侮”一類的情節，從而使得水滸故事中“忠義”與“招安”的主題，開始日益淡化。
蒙元滅金吞宋後，統治者在新的帝國中處處實行高壓統治，終元一代中國經濟民生始終沒有得到恢復。於是，宋江們又變了：英雄們意圖效忠的政權已經不復存在，新朝廷又格外警惕民眾的反抗情緒，那麼歸順宋廷、為國禦侮這類情節自然不能再提。
而此時宋江的故事,也充滿了血腥氣的激烈情節，幾乎每個劇都有“姦夫淫婦勾結官府誣賴好人”的梗，宋江等人不斷快意恩仇，麾下人馬越來越聲勢龐大,對“招安”的事兒，宋江們也不再感興趣。
這樣的創作潮流,最終塑造出了一個目前為止江湖氣最重的宋江。根據現存的十種元代水滸戲，宋江等人活動地點由太行山完全轉移到了山東梁山濼,草莽英雄的快意人生，也漸漸壓過攘外安內的大義，宋江等人從南宋初年抗金鬥爭的廟堂中走出，身上多了“義”字的分量。
在被譽為“元劇中最上乘作品”的《梁山泊李逵負荊》中，宋江甫一亮相，就以“開場詩”道出了自己的行事宗旨：“杏黃旗上七個字，替天行道救生民。”宋江的“天”與朝廷沒有任何聯繫，而是公正。
元朝落幕後，宋江又有了回到廟堂的機會。
明代成書的《水滸傳》中，宋江保留了宋評話、元雜劇賦予自己的地盤、人馬，性格卻反轉了：不但繼承了南宋時的招安追求，還變得更加規矩守法。在《大宋宣和遺事》中，宋江殺閻婆惜是，“將起一柄刀，把閻婆惜、吳偉兩個殺了”，乾脆俐落，而《水滸傳》中宋江在被閻婆惜要脅後，卻是委屈忍讓、忍氣相求不成，才不得不殺人；《遺事》中招安對宋江來說還只是一個選擇，《水滸傳》裡卻讓宋江念念不忘，而且還多次長篇大論的論證了這一目的的合理性。這樣的形象，與其說是俠盜，不如說是傳統文化中的“士”。
但南宋版宋江故事中，嶽飛事蹟的投影，以及為提示讀者這種影射而作的種種暗示，《水滸傳》卻繼承了下來。在《水滸傳》來回，宋江飲毒酒身亡，全書定場詩甚至是這樣的：“莫把行藏怨老天，韓彭當日亦堪憐。一心征臘摧鋒日，百戰擒遼破敵年。煞曜罡星今已矣，讒臣賊相尚依然。早知鴆毒埋黃垠，學取鴟夷泛釣船”，幾乎是對南宋詩人葉紹翁吊嶽飛詩的套用：“萬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複堪憐。如公少緩須戾死，此虜安能八十年。漠漠疑塵空偃月，堂堂遺像在淩煙。早知埋骨西湖路，學取鴟夷理釣船。”歌頌的原型是誰，不問可知。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取捨？ 根子在《水滸傳》成書的朝代——明朝。終其一朝，外患始終未絕。所以正像《水滸傳》第二回中一首引詩說的那樣：“只為衣冠無義俠，遂令草澤見奇雄”，人們再次開始期待為國禦侮的俠之大者。於是已成古人的宋江為了繼續活在人們心中,只好再度轉型。不過由於元雜劇的影響，宋江仍保有太多草莽英雄的特徵，所以《水滸傳》裡的宋江是異常糾結,一面題著反詩，一面又盼著招安，既希望能擔兄弟之“義”，又渴望能為國家盡忠，亦俠亦盜，徘徊於江湖和廟堂之間，但最終還是定格在了“忠義”這個古代中國終極的道德標杆上。
最後被張叔夜招安，隨官軍南下征討方臘，因戰功被封為節度使。顯然，在南宋時期說書人口中，宋江的形象豐滿得多了，不只有了出身來歷，有了“私放晁蓋”、“怒殺閻婆惜”、“九天玄女密授天書”等經典傳奇經歷,還成了有大本營、能攻城掠地的大軍領袖，以及為“九天玄女”代表的“天意”所認可的，將要率領眾好漢“廣行忠義，殄滅奸邪”的蓋世英雄。在北宋不知所終的宋江，在南宋“活”得風生水起了。
這是何故？宋江不會變，變的是人心。即世人希望他“活”出精彩。
一切都因國破家亡。靖康之變後，宋人回首前塵，難免會加倍痛恨誤國誤民的昏君奸臣，以致對一切反抗過統治者的人都產生好感，甚至由於投注的情緒過於強烈，從而為他們虛構出並未發生過的事蹟。
與此同時，隨著金軍南侵，無論是北方淪陷區，還是南方的宋金對峙前沿，都崛起了大大小小的民間抗金武裝。這些草澤猛士的忠義行為、傳奇事蹟，無疑也是南宋百姓喜聞樂見的。然而這次全民抗金熱潮，卻在即將到達輝煌的頂點時急轉直下。因為這時發生了一件事：抗金名將岳飛組織的北伐最終因奸相秦檜掣肘失敗，嶽飛本人也被陷害致死。
嶽飛被害後，他原本在朝野廣為流傳的事蹟，被官方徹底禁絕宣傳達二十年，文人曾悼在向秦檜獻頌詩求官時，有一句是“沔鄂蘄黃一千里，更無人說岳家軍”，以此來吹捧秦檜的言論管制有多成功。但廣大民眾顯然無法保持緘默，越是禁，越要提。於是，嶽飛、岳家軍，特別是其麾下民間義軍的事蹟，被隱去真實姓名，改編進了其他流行話本中，化身為起於蒿萊的英雄好漢，在文學的疆域中繼續他們的戰鬥。而宋江則因為是綠林好漢的首領，獲得了與抗金事業領袖岳飛對接的榮耀，從而成了抗金鬥爭與宋江三十六人故事相融合的最大得益人。
可以想見，在這種創作完成之後，聽眾們在茶棚瓦舍、田間地頭聽到最新出爐的水滸故事時，會多麼驚詫：宋江三十六人的活動方式,從原本的四處轉戰，變成據山結寨了。活躍的地點也從京東、淮東一下子挪到了兩河(今河北、山西)交界赫赫有名的“太行山”。
創作者為何選擇了太行山？南宋初年的太行山，沒有忠義堂，卻有個忠義社，那是贊助嶽飛北伐的民間義軍中勢力最大的一支。答案很清楚了,把水滸故事地點改為太行山，是因為抗金情勢需要。
在說書人繪聲繪色說完一套書後，通常會一拍醒木，念出這麼一首定場詩：“生當鼎食死封侯，男子平生志已酬。鐵馬夜嘶山月暗，玄猿秋嘯暮雲稠。不須出處求真跡，卻喜忠良作話頭。千古蓼窪埋王地，落花啼鳥總關愁。”
是的，不須出處求真跡，卻喜忠良作話頭。當宋江身上被注入抗金義軍事蹟後，百姓心中的宋江形象不僅在人格、氣質上開始脫離“寇”的身份，連思想行動的目的，也超出了草莽英雄的層次，直接上升到了“忠義”的高度。這個北宋末年的小小流寇頭目，此時不但由“寇”入“俠”，還成了為國為民的“俠”之大者，甚至最終奮鬥目標也是廟堂之上而非江湖之遠了。
在《大宋宣和遺事》成書後的元代，宋江的形象又發生了一次轉變。
金元鼎革之際，一支由李全為首領的北方抗金義軍再度興盛于山東、淮東，並於南宋嘉定十一年歸順了宋國。但其時的南宋朝廷，已沒有戰略眼光遠大的官員能夠團結這些民間武裝，反而從上到下都對之充滿猜忌，最終刺激李全降而複叛，歸順蒙古，後又為宋軍所殺。這樣的現實，顯然無法再給民間藝人們提供靈感和動力，讓他們在講說水滸故事時繼續加入“受招安，禦外侮”一類的情節，從而使得水滸故事中“忠義”與“招安”的主題，開始日益淡化。
蒙元滅金吞宋後，統治者在新的帝國中處處實行高壓統治，終元一代中國經濟民生始終沒有得到恢復。於是，宋江們又變了：英雄們意圖效忠的政權已經不復存在，新朝廷又格外警惕民眾的反抗情緒，那麼歸順宋廷、為國禦侮這類情節自然不能再提。
而此時宋江的故事,也充滿了血腥氣的激烈情節，幾乎每個劇都有“姦夫淫婦勾結官府誣賴好人”的梗，宋江等人不斷快意恩仇，麾下人馬越來越聲勢龐大,對“招安”的事兒，宋江們也不再感興趣。
這樣的創作潮流,最終塑造出了一個目前為止江湖氣最重的宋江。根據現存的十種元代水滸戲，宋江等人活動地點由太行山完全轉移到了山東梁山濼,草莽英雄的快意人生，也漸漸壓過攘外安內的大義，宋江等人從南宋初年抗金鬥爭的廟堂中走出，身上多了“義”字的分量。
在被譽為“元劇中最上乘作品”的《梁山泊李逵負荊》中，宋江甫一亮相，就以“開場詩”道出了自己的行事宗旨：“杏黃旗上七個字，替天行道救生民。”宋江的“天”與朝廷沒有任何聯繫，而是公正。
元朝落幕後，宋江又有了回到廟堂的機會。
明代成書的《水滸傳》中，宋江保留了宋評話、元雜劇賦予自己的地盤、人馬，性格卻反轉了：不但繼承了南宋時的招安追求，還變得更加規矩守法。在《大宋宣和遺事》中，宋江殺閻婆惜是，“將起一柄刀，把閻婆惜、吳偉兩個殺了”，乾脆俐落，而《水滸傳》中宋江在被閻婆惜要脅後，卻是委屈忍讓、忍氣相求不成，才不得不殺人；《遺事》中招安對宋江來說還只是一個選擇，《水滸傳》裡卻讓宋江念念不忘，而且還多次長篇大論的論證了這一目的的合理性。這樣的形象，與其說是俠盜，不如說是傳統文化中的“士”。
但南宋版宋江故事中，嶽飛事蹟的投影，以及為提示讀者這種影射而作的種種暗示，《水滸傳》卻繼承了下來。在《水滸傳》來回，宋江飲毒酒身亡，全書定場詩甚至是這樣的：“莫把行藏怨老天，韓彭當日亦堪憐。一心征臘摧鋒日，百戰擒遼破敵年。煞曜罡星今已矣，讒臣賊相尚依然。早知鴆毒埋黃垠，學取鴟夷泛釣船”，幾乎是對南宋詩人葉紹翁吊嶽飛詩的套用：“萬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複堪憐。如公少緩須戾死，此虜安能八十年。漠漠疑塵空偃月，堂堂遺像在淩煙。早知埋骨西湖路，學取鴟夷理釣船。”歌頌的原型是誰，不問可知。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取捨？ 根子在《水滸傳》成書的朝代——明朝。終其一朝，外患始終未絕。所以正像《水滸傳》第二回中一首引詩說的那樣：“只為衣冠無義俠，遂令草澤見奇雄”，人們再次開始期待為國禦侮的俠之大者。於是已成古人的宋江為了繼續活在人們心中,只好再度轉型。不過由於元雜劇的影響，宋江仍保有太多草莽英雄的特徵，所以《水滸傳》裡的宋江是異常糾結,一面題著反詩，一面又盼著招安，既希望能擔兄弟之“義”，又渴望能為國家盡忠，亦俠亦盜，徘徊於江湖和廟堂之間，但最終還是定格在了“忠義”這個古代中國終極的道德標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