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語化”的《長恨歌密碼》

曾記得，看到一些文章論及魯迅先生的小說創作，在涉及人物塑造時，他本人曾提到過“雜糅”之筆法，就是截取張家的眼睛、李家的鼻子，或者家是河西的移植到河東等等而已，有研究者進一步提煉上升概括其寫法為“古今雜糅”，可謂恰到好處。

當評論的出色超越被評論的時候，當小說描繪的出色超越被抒寫之時代的時候，當文本被發現以及隨之而來的解構的深度和廣度越來越比文本本身更為世人所倚重時，西方後現代主義所注重的那一幕是否會重現？解構與被解構，元小說與小說，讀者之闡釋和作家之賦意，是否構成了真正的既對立又統一的相互依存之互文關係？

“官方文化與民間文化”的運動，

或者是西方學者雷德弗雷德所稱之為的“都市傳統和民間傳統”，亦或者是波蘭學者卡爾·波蘭尼稱之為的“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的概念。在狂歡節這種民俗活動中，打破一切禁忌，戴上面具，盡情歌舞、狂歡，體現了各種意識形態、各種文化形態的互文性，這種狂歡儀式轉化為文學的語言就是狂歡化，這種狂歡化就是一種歷史文化的積澱，凝聚著歷史文化演變的軌跡。

具體到作家唐隱之《長恨歌密碼》，民間文化就具有了“一種使現實恢復其活生生的真面目的力量”（馬新國：《西方文論史》， p505）。小說深刻揭示了文化中向心力和離心力的交替運動、中心化與邊緣化的相互抗衡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發展張力，動搖了唐憲宗想單一壟斷的官方文化地位，

正是因為此，才使《長恨歌密碼》具有了“雜語化”的風格特色。

“仙遊去——玉龍子——長生劫——無盡很——雪為證”情節上的簡單明瞭，是以謎面的形式呈現出來的，簡單就是複雜，道家之陰陽學說，可謂簡單至極，但是誰知其“道”？

《長恨歌密碼》中極力維護官方文化的大（za）家李純，就是唐帝國第11位皇帝，其功績突出在鞏固中央集權、削藩、實現其“元和中興”，這就是大唐帝國的著名“三元”之世（開元、元和、貞元），一直以強大的慣性力量存在著，決定著所有人的命運，這是主流文化權力的特徵和威權之象徵。

白居易、陳鴻、王質夫、李賀、元稹則以唐文化的創造者身份出現。雖然唐詩輝煌足以使世人傾慕，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更是唐詩中的瑰麗篇章，

但是，《長恨歌》的隱情卻是主流意識形態不容許的，圍繞《長恨歌》的話語權之爭，或者是隱秘之知識考古學，慢慢接近主流文化之淺礁暗灘，一場陰謀與陽謀一起合力釀造之血雨腥風，在所難免。

裴玄靜，馮惟良、韓湘子，則是道家之代表性人物；段成式，則是志怪小說之鼻祖，在本書中以神奇荒誕的面目示人；柳泌，以唐代方士被唐憲宗看中，並任職台州刺史，驅使吏民采藥煉丹；崔淼則以江湖郎中身份出現；還有如隱若現俠肝義膽的聶隱娘。這些文化因素相輔相成，可謂之“雜”， “雜”構成了唐文化的多樣景觀， “雜”也形成了《長恨歌密碼》多樣文化生態共生共融之情境態勢。

儒、釋、道、醫、方士、志怪、唐詩，種種文化的依存相生關係，而又穿越重重矛盾抵牾，最終抵達消解的真實、解密的頓悟初衷，“雜語化”的“長恨歌密碼”最終能使我們獲得什麼，或者說是啟發我們通過民間文化的挖掘，去力圖復原一個真實的大唐帝國，亦或是一個更為全面的大唐帝國？！

或者什麼都不是，這只是一個文化闡釋學而已！大唐文化的榮光，早已融化到民間文化的骨髓中去了，隨風雨入物，隨傳吟翻新，隨著“復古”之名義飛入尋常百姓家……“雜語化”的長恨歌密碼，也許就是作家唐隱一次不同尋常的民間文化尋繹之旅，在我看來，對歷史題材小說空間的開掘無疑是唐隱最為突出的貢獻。

張勇，男，1972年出生于河南新野縣，碩士研究生畢業于寧夏大學，文學評論者。多年教師經歷、房地產開發企業、醫院、媒體工作經驗，現從事企業文化策劃、宣傳、企業內刊、自媒體矩陣佈局，作品多發表于《寧夏大學學報》、《華中師範大學研究生學報》、《昌吉學院學報》、《科技創業月刊》、《商情》、《東莞日報》、《寶安日報·打工文學》、《寧夏大學校報》、《普州文學》、《安徽文學》、《躬耕》、《六盤山》、《山東商報》、《新消息報》、《香港文藝報》、《永平回族》、《中華讀書報》、《新華書目報》、《半島都市報》等刊物。

種種文化的依存相生關係，而又穿越重重矛盾抵牾，最終抵達消解的真實、解密的頓悟初衷，“雜語化”的“長恨歌密碼”最終能使我們獲得什麼，或者說是啟發我們通過民間文化的挖掘，去力圖復原一個真實的大唐帝國，亦或是一個更為全面的大唐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