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金馬獎上一鳴驚人的最佳影片《八月》終於上映了， 可能很多人看完之後， 都會擺出一張黑人問號臉：導演究竟要說個嘛？
好吧， 我臉上的疑惑也有一大堆。 現在就把我解疑的心路歷程寫出來， 大家可以先猜猜， 到最後我得到答案時的心情是“Soga， 導演好牛掰！”還是“WTF， 什麼玩意兒！”。
首先， 《八月》的影像氣質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楊德昌和侯孝賢， 因為從最直觀的影像氣質來說， 《八月》的確跟兩位臺灣電影大師有著某種程度上的接近， 沉靜， 緩慢， 波瀾不驚。
為了營造這種觀感， 導演並沒有著重表現陽光、汗水、知了等令人煩躁的夏日意象， 並且他將環境音進行了誇張設計， 無論什麼樣的情節和場景， 叫賣、號角、練唱、狗吠、炊壺、電影、新聞等背景聲都特別明顯， 甚至角色們說話的人聲也被弱化到與背景聲同一個音量和聲場級別， 烘托出環境的寂謐。
其次， 影片以一個孩子的視角呈現了各類人群的日常生活， 年輕人玩檯球、學游泳、看錄影、收保護費、打架鬥毆， 老一輩忙工作、托關係、鬧矛盾、盡孝心、夏夜納涼、醉酒鬧事， 進一步用人的日常生活側面勾畫了九十年代初的社會狀態， 國營企業、工廠生活、批量下崗、工齡買斷、再就業。
這又讓人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楊德昌的《一一》。 《一一》的孩子視角其實並非真正出於一個兒童， 而是導演借這個兒童的雙眼去解剖大人們的困惑與不堪， 孩子以終極姿態道出導演對這個世界的看法， 表面上是童言稚語， 實則觸碰到了人性與生活最深的本質。
《八月》的孩子視角則真正出於一個兒童， 他對周遭的一切都有著表面的感知， 但實際上他的家庭、周圍的人、他生活的國企大院、那個社會和時代究竟發生了什麼， 他沒有隻言片語。 所以， 《八月》肯定走的不是《一一》的深刻路線， 導演也無意借一個兒童之口點評芸芸眾生。 那麼它的孩子視角用意何在？
當影片進行到三分之二時， 我仿佛領會到了導演的良苦用心， 他想用一個小孩的懵懂去隱喻時代劇變洪流中的茫然眾人， 所以電影才沒有什麼情節可言， 每個人的活動軌跡與精神狀態都是捉摸不定的。
但是當影片進入後三分之一時， 視角發生了轉換， 孩子的老爸突然成了主角， 導演不但將敘事的重心放在他身上， 並且還努力在這個角色身上堆砌情緒， 仿佛是要告訴觀眾， 這個因為國企改制而下崗的男人是多麼地痛苦。
原來之前我設想的隱喻只是假像， 所謂的捉摸不定這會兒看來更像是莫名其妙、不知所云。 懷疑導演可能只是隨意找了一些他覺得有意思的回憶片段進行拼貼， 這些片段之間是否關聯，是否有統一的價值表達，並不重要。
轉而我又想到影片中那些電影院的男女約會，檯球室裡的打人鬥毆，這不就是《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裡的相同戲碼嗎？尤其是 “三哥”被員警追捕時在逼仄的巷道裡怪叫、嘶吼、狂奔、掙扎時，我腦海裡蹦出的都是《牯嶺街》裡那場沉痛又充滿喜感的群架。
並且《八月》對這些事件的呈現手法也跟《牯嶺街》相似，靠中景和全景製造客觀的記錄感，不聚焦於個體的悲劇時刻，而是群體的無意識。
但是，《牯嶺街》的日常記錄下面實則藏著銳利的刀鋒，割開表像後噴射出的是時代壓抑下的社會戾氣。臺灣從日本殖民時期到民主化之前的國民黨高壓統治，社會的不安與狂躁是年輕人歇斯底里的根源。
而《八月》的日常記錄是不是也隱藏著什麼更大訴求呢？思前想後，只有“國企改革”這一個可能的訴求點。但這個社會事件只與工廠裡的家長們有關，並不從本質上影響還未進入社會的青少年。所以影片中“三哥”滿嘴的污言穢語和揮不完的拳頭並不是任何大環境心理的寫照，而只與他個人有關。
我的思考並沒走多遠就被堵上了，再也找不到這部電影可能的方向。我並不是強迫症，遇到講故事的電影那就看故事，遇到不講故事的電影你讓我做什麼，追問創作者的訴求便成了最基本的心理活動。最後，我讀到了導演張大磊的一個訪談，他是這樣陳述創作動機的：
……那年的八月份，有一天我回到姥姥家……有自己的一個小院兒，有葡萄樹……吃過午飯，我坐在那個躺椅上，突然感覺周圍的一切變得安靜，好多細微的聲音從四面八方傳來，但是它讓周遭的環境顯得很靜，時間變得特別慢……好像我們平常已經忽略了太多這樣生活的本質，已經忽略了從早到晚光線的變化……一切都是生活的一部分，自然而然的發生，自然而然的結束，那種感覺特別好，所以我就想要創作一部電影……來把我這樣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覺呈現在電影裡。
什麼？這就是導演創作這部電影的目的！
導演您知道嗎，您回憶那段歲月的點真的好奇葩！
既不是因為那段歲月多麼歡暢愉悅，也不是因為那段歲月多麼翻雲覆雨，不是因為時代帶給他的美好，也不是因為時代帶給他的疼痛，他之所以想要拍這樣一部電影來呈現他的私人回憶，竟然是因為某個炎夏的午後，他坐在姥姥的後院裡，突然感覺身邊一切都很寂靜，時間變得無比緩慢，而他覺得這種感覺很棒、很仙，所以要用電影將它再現出來。
我只想說，你hin有個性！我還想說，那你別放到電影院叫我掏錢看，你自己看就好了啊不是嗎！
在我看來，現在年輕導演紮堆去做不講故事的私人影像，這不是一個好趨勢。去數數代表世界電影最高藝術價值的“金棕櫚”作品，有幾部不是講故事的？當然，不喜歡講故事，專做私人影像的導演很多，而且不乏名導。
但是真正稱得上好作品的私人訴求一定在某個層面能夠喚起共鳴，或者移情，或者思考，或者探討，它基於創作者某種長期的生命體驗。可是《八月》的出發點並不是什麼體驗，它不過是某個夏日午後的怪誕感覺。即使導演用技術讓觀眾感覺到了他的感覺，但是這對觀眾來說有什麼享受與獲得可言呢？
然而乘著這幾年小眾電影的資本東風，年輕導演們紛紛截彎取直，繞過創作故事的基本功，也繞過思考現實的複雜性，妄圖用別人不懂的自說自話假裝電影的廣度和深度，實現一步登天。
說得不好聽，裝X也要看裝的是實X還是空X，實X雖然很裝，但有意義；空X再怎麼裝，它就只是個X。
轉而我又想到影片中那些電影院的男女約會，檯球室裡的打人鬥毆，這不就是《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裡的相同戲碼嗎？尤其是 “三哥”被員警追捕時在逼仄的巷道裡怪叫、嘶吼、狂奔、掙扎時，我腦海裡蹦出的都是《牯嶺街》裡那場沉痛又充滿喜感的群架。
並且《八月》對這些事件的呈現手法也跟《牯嶺街》相似，靠中景和全景製造客觀的記錄感，不聚焦於個體的悲劇時刻，而是群體的無意識。
但是，《牯嶺街》的日常記錄下面實則藏著銳利的刀鋒，割開表像後噴射出的是時代壓抑下的社會戾氣。臺灣從日本殖民時期到民主化之前的國民黨高壓統治，社會的不安與狂躁是年輕人歇斯底里的根源。
而《八月》的日常記錄是不是也隱藏著什麼更大訴求呢？思前想後，只有“國企改革”這一個可能的訴求點。但這個社會事件只與工廠裡的家長們有關，並不從本質上影響還未進入社會的青少年。所以影片中“三哥”滿嘴的污言穢語和揮不完的拳頭並不是任何大環境心理的寫照，而只與他個人有關。
我的思考並沒走多遠就被堵上了，再也找不到這部電影可能的方向。我並不是強迫症，遇到講故事的電影那就看故事，遇到不講故事的電影你讓我做什麼，追問創作者的訴求便成了最基本的心理活動。最後，我讀到了導演張大磊的一個訪談，他是這樣陳述創作動機的：
……那年的八月份，有一天我回到姥姥家……有自己的一個小院兒，有葡萄樹……吃過午飯，我坐在那個躺椅上，突然感覺周圍的一切變得安靜，好多細微的聲音從四面八方傳來，但是它讓周遭的環境顯得很靜，時間變得特別慢……好像我們平常已經忽略了太多這樣生活的本質，已經忽略了從早到晚光線的變化……一切都是生活的一部分，自然而然的發生，自然而然的結束，那種感覺特別好，所以我就想要創作一部電影……來把我這樣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覺呈現在電影裡。
什麼？這就是導演創作這部電影的目的！
導演您知道嗎，您回憶那段歲月的點真的好奇葩！
既不是因為那段歲月多麼歡暢愉悅，也不是因為那段歲月多麼翻雲覆雨，不是因為時代帶給他的美好，也不是因為時代帶給他的疼痛，他之所以想要拍這樣一部電影來呈現他的私人回憶，竟然是因為某個炎夏的午後，他坐在姥姥的後院裡，突然感覺身邊一切都很寂靜，時間變得無比緩慢，而他覺得這種感覺很棒、很仙，所以要用電影將它再現出來。
我只想說，你hin有個性！我還想說，那你別放到電影院叫我掏錢看，你自己看就好了啊不是嗎！
在我看來，現在年輕導演紮堆去做不講故事的私人影像，這不是一個好趨勢。去數數代表世界電影最高藝術價值的“金棕櫚”作品，有幾部不是講故事的？當然，不喜歡講故事，專做私人影像的導演很多，而且不乏名導。
但是真正稱得上好作品的私人訴求一定在某個層面能夠喚起共鳴，或者移情，或者思考，或者探討，它基於創作者某種長期的生命體驗。可是《八月》的出發點並不是什麼體驗，它不過是某個夏日午後的怪誕感覺。即使導演用技術讓觀眾感覺到了他的感覺，但是這對觀眾來說有什麼享受與獲得可言呢？
然而乘著這幾年小眾電影的資本東風，年輕導演們紛紛截彎取直，繞過創作故事的基本功，也繞過思考現實的複雜性，妄圖用別人不懂的自說自話假裝電影的廣度和深度，實現一步登天。
說得不好聽，裝X也要看裝的是實X還是空X，實X雖然很裝，但有意義；空X再怎麼裝，它就只是個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