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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大膽的懷疑， 小心的求證， 乃科學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 魯迅作《中國小說史略》，
1954年2月17日， 胡適離台赴美， 陳誠(右)親自到機場歡送
還有一個因素不能不提。 晚年的魯迅思想靠近蘇俄， 胡適則一直在美國文明中遊動。 前者在俄蘇文化裡浸泡， 觀點自然偏左。 後者以美國為師， 避免社會暴力衝動， 無法與魯迅為伍則是自然之事。 20世紀30年代後， 左翼的旗手乃魯迅， 自由主義的代表是胡適。
俄羅斯文學是宗教深處流出的聲音， 本身有斯拉夫文化的痛感之音， 明暗飄忽不定裡， 有堅韌的東西。 那些最美的詩文差不多都是在嘈雜、血色裡噴射出來的。 中國的社會環境與俄國某些地方很像， 壓抑、單調、毀滅之意多多， 只有穿越其間者， 方有亮光的閃動。 魯迅是這樣的穿越者， 自己遍體鱗傷， 樣子是鬥士型的， 不免有地獄裡的鬼氣。
我覺得胡適與魯迅系文化生態的兩翼， 有點像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間的差異。 胡適與托爾斯泰都在可視層面操作自己的選擇， 朗然於塵世之間， 顯示聖潔之思。 魯迅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系生命與存在的殘酷審判者， 在幽暗和污濁裡蕩起漣漪，以非確切性與相對性系著可憐的人間世。當然，兩國的作家是沒有可比性，胡適自然也無托爾斯泰的偉岸與宏大，魯迅亦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無調式的跳躍和驚世的詠歎。但他們都豐富了文學與文明之路。我們現在談現代文化的流脈，是不能把他們割裂開來的。
民國的文化生態其實很脆弱，民間的聲音不大，台閣間的文化積累又多不足。魯迅以在野的方式去培育文學，弄翻譯，做出版，搞創作，在縫隙裡覓出路來。胡適從大學的頂層設計做起，把影響輻射到政府和知識階層。在野，就需非正經的文章，思想在權力者之外，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胡適知道野性存在的重要，但更顧及江山社稷之業，遂以民間身份參政議政，在政治中不忘民間的價值。但因為不得不與蔣介石應酬，思路就難免有非民間的因素，聞人的表演自不能免。他自己雖保持立場不變，但方式就與傳統文人有了重疊的地方。外人未必看到苦衷，遭到魯迅的諷刺是必然的。魯迅在破中立，胡適在立中破。魯迅悲苦、怨毒，峻急裡有寒光閃閃；胡適在曲中有直，以改良的方式溫和地告別舊路。前者選擇的結果是革命，而後者的歸宿乃改良、勸善。革命要大的磨難，曆辛苦，受摧殘，得煩惱；改良則是苦口婆心，屈尊俯首，如履薄冰。這都是大難之事。做不到這兩點的如周作人，不幸落水，成了民族罪人；錢玄同、劉半農只能在象牙塔里無聲地歎息。不過魯迅所理解的革命與胡適不同，非史達林主義者也。而胡適的改良被魯迅視為奴性之舉，其實也未必搔到癢處。他們的不同，自己不能說清，我們這些後人要在理解的同時，替他們找到內在的原因。所以，我覺得魯迅與胡適，在危難的時代，各自擔當起民族重任，實乃良知的兩種表現。我們現在紀念五四的前輩，對此不能不重新審視，將之看成現代文化的一種共振。在共振裡，中心地帶是寧靜者的時候居多，而邊緣之所則有撕裂式的痙攣，有久久的回音。現代文化如果沒有這兩類人，我們的文學與學術將多麼單調。
當代研究魯迅、胡適的人，彼此不太接觸，隔膜的地方導致了雙方的對立。其實，把他們割裂起來，就簡化了存在的豐富性。五四那代人，他們焦慮地去思考解決著人的解放的問題，肯於犧牲自我。他們既整理國故，又譯介域外作品。在古老的文化遺風中拓出新地，終於讓現代性的藝術破土而出，實在是功德無量的事情。問題在於那路途如何去走。魯迅選擇了戰士的路，胡適則在保持人格獨立的基礎上，做政府的諍友。這兩個選擇，其實都很難，都要做常人難忍之事。魯迅冒風險而解救他人於苦海，自己則孤苦無援。胡適以學問的姿態和良知的表達，規勸蔣氏王朝改邪歸正，自己則成了不受歡迎的異己者。他們的氣量與胸懷，今人不易做到。研究他們的人，不學其人生境界，囿于恩怨、仇愛，與兩位先賢比，我們的許多學者，境界不如他們不說，就智慧的走向而言，也沒有他們的廣博與深邃。
我個人覺得，我們今天面對魯迅與胡適，應得其文學、學術的真髓而用之。我曾經引用高遠東的話說，魯迅是藥，胡適是飯。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診病者的話有苦味，但句句切中要害，不能不聽。百姓要生存，尋常米飯更是須臾不能離開。可惜，在戰亂的時代，這兩種人對話的可能性被戰火、死亡所阻，魯迅、胡適的傳統成了對立的存在。我們這些後人，今天瞭望他們，塵霧已經消散，矗立在我們面前的是他們的整體性的時代精神版圖。這成了我們民族記憶緊密相關的遺存。許多年前我說過，在我們精神的地理上，既要有高山，也應有湖泊。有大漠驚沙，亦要有無際的綠洲。這些都是生態的一部分。今天，我依然這樣看，絲毫沒有什麼變化。自然，他們的遺產也有諸多暗點和瑕疵，我們可能會挑出無數遺憾的所在。可是總體而言，這兩位思想者與先驅者，為我們奠定了現代文明的基石，許多基本文化元素都刻在他們的文本裡。我們現在考慮中國問題，有時就不得不回到他們的原點上去，面對魯迅、胡適所面臨的問題。這是我們的悲哀，也是我們的榮幸。在苦苦的跋涉裡，有他們陪伴，我們不再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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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幽暗和污濁裡蕩起漣漪，以非確切性與相對性系著可憐的人間世。當然，兩國的作家是沒有可比性，胡適自然也無托爾斯泰的偉岸與宏大，魯迅亦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無調式的跳躍和驚世的詠歎。但他們都豐富了文學與文明之路。我們現在談現代文化的流脈，是不能把他們割裂開來的。民國的文化生態其實很脆弱，民間的聲音不大，台閣間的文化積累又多不足。魯迅以在野的方式去培育文學，弄翻譯，做出版，搞創作，在縫隙裡覓出路來。胡適從大學的頂層設計做起，把影響輻射到政府和知識階層。在野，就需非正經的文章，思想在權力者之外，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胡適知道野性存在的重要，但更顧及江山社稷之業，遂以民間身份參政議政，在政治中不忘民間的價值。但因為不得不與蔣介石應酬，思路就難免有非民間的因素，聞人的表演自不能免。他自己雖保持立場不變，但方式就與傳統文人有了重疊的地方。外人未必看到苦衷，遭到魯迅的諷刺是必然的。魯迅在破中立，胡適在立中破。魯迅悲苦、怨毒，峻急裡有寒光閃閃；胡適在曲中有直，以改良的方式溫和地告別舊路。前者選擇的結果是革命，而後者的歸宿乃改良、勸善。革命要大的磨難，曆辛苦，受摧殘，得煩惱；改良則是苦口婆心，屈尊俯首，如履薄冰。這都是大難之事。做不到這兩點的如周作人，不幸落水，成了民族罪人；錢玄同、劉半農只能在象牙塔里無聲地歎息。不過魯迅所理解的革命與胡適不同，非史達林主義者也。而胡適的改良被魯迅視為奴性之舉，其實也未必搔到癢處。他們的不同，自己不能說清，我們這些後人要在理解的同時，替他們找到內在的原因。所以，我覺得魯迅與胡適，在危難的時代，各自擔當起民族重任，實乃良知的兩種表現。我們現在紀念五四的前輩，對此不能不重新審視，將之看成現代文化的一種共振。在共振裡，中心地帶是寧靜者的時候居多，而邊緣之所則有撕裂式的痙攣，有久久的回音。現代文化如果沒有這兩類人，我們的文學與學術將多麼單調。
當代研究魯迅、胡適的人，彼此不太接觸，隔膜的地方導致了雙方的對立。其實，把他們割裂起來，就簡化了存在的豐富性。五四那代人，他們焦慮地去思考解決著人的解放的問題，肯於犧牲自我。他們既整理國故，又譯介域外作品。在古老的文化遺風中拓出新地，終於讓現代性的藝術破土而出，實在是功德無量的事情。問題在於那路途如何去走。魯迅選擇了戰士的路，胡適則在保持人格獨立的基礎上，做政府的諍友。這兩個選擇，其實都很難，都要做常人難忍之事。魯迅冒風險而解救他人於苦海，自己則孤苦無援。胡適以學問的姿態和良知的表達，規勸蔣氏王朝改邪歸正，自己則成了不受歡迎的異己者。他們的氣量與胸懷，今人不易做到。研究他們的人，不學其人生境界，囿于恩怨、仇愛，與兩位先賢比，我們的許多學者，境界不如他們不說，就智慧的走向而言，也沒有他們的廣博與深邃。
我個人覺得，我們今天面對魯迅與胡適，應得其文學、學術的真髓而用之。我曾經引用高遠東的話說，魯迅是藥，胡適是飯。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診病者的話有苦味，但句句切中要害，不能不聽。百姓要生存，尋常米飯更是須臾不能離開。可惜，在戰亂的時代，這兩種人對話的可能性被戰火、死亡所阻，魯迅、胡適的傳統成了對立的存在。我們這些後人，今天瞭望他們，塵霧已經消散，矗立在我們面前的是他們的整體性的時代精神版圖。這成了我們民族記憶緊密相關的遺存。許多年前我說過，在我們精神的地理上，既要有高山，也應有湖泊。有大漠驚沙，亦要有無際的綠洲。這些都是生態的一部分。今天，我依然這樣看，絲毫沒有什麼變化。自然，他們的遺產也有諸多暗點和瑕疵，我們可能會挑出無數遺憾的所在。可是總體而言，這兩位思想者與先驅者，為我們奠定了現代文明的基石，許多基本文化元素都刻在他們的文本裡。我們現在考慮中國問題，有時就不得不回到他們的原點上去，面對魯迅、胡適所面臨的問題。這是我們的悲哀，也是我們的榮幸。在苦苦的跋涉裡，有他們陪伴，我們不再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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