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銀器製作的歷史十分悠久， 夏商時期出現了中國最早的銀器（甘肅玉門火燒溝銀鼻飲）， 至春秋戰國時期漸趨普遍。 在此後的幾千年裡， 銀器因材質稀少珍貴、色澤純潔柔美而一直受到人們的喜愛。 與之相隨的是， 銀器製作工藝也不斷提升和發展， 成為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傳統手工藝門類。
瓜棱形八分檔大茶壺 Melon-shaped Teapot
晚清 通高：24.4cm；腹徑：16.6cm；重：1122g 款識：喜， 倫巴 H
在中國的銀器發展史上， 外銷銀器一直不為人們所認識。 這些器物數量有限， 又散落於西方國家的各個家族， 一度被歷史塵封， 被誤認為是西方銀器。 直到1975年， 美國人克羅斯比·福布斯（H.A.Crosby Forbes）《中國外銷銀器》一書的出版， 才使真相浮出水面——原來這些頗具特色的器物來自古老的中國。 從這些銀器入手， 結合歷史文獻， 我們發現這些外銷銀器的製作時代集中於清代和民國時期， 主要是通過貿易的形式銷往西方國家。
我國外貿史上的“白銀時代”
隨著新航路的開闢， 歐洲商人通過大帆船直接與我國建立了貿易聯繫。 這樣便出現了專門針對西方客戶的中國手工製品， 並逐漸形成了獨立于傳統內銷品的外銷產業和相關的生產、販運系統。
我國的外銷銀器產業， 大體是在18世紀中期廣州“一口通商”以後發展起來的。 這正是中國風在歐洲大行其道的時代， 對於遙遠東方的浪漫想像為中國手工藝品的出口帶來了商機。 18至19世紀初期的中國外銷銀器， 絕大多數以英籍人士為最終客戶。
到了19世紀中後期， 上海已提升為第一大貿易港口，
1938年末， 天津、上海、九江、武漢、廣州等相繼淪陷， 外銷銀器業便開始凋敝了。 香港還有數家商戶繼續制售洋裝銀器， 比如德興和惠記， 一直到日用銀器不再流行的20世紀70-80年代， 此類業務才告終止。 從18世紀下半葉的廣州開始到20世紀中後期的香港結束， 近代外銷銀器的歷史延續近200年。 在此期間， 我國各地匠人生產了數量可觀的出口型金銀器飾。 它們種類豐富、風格多樣、工藝精湛， 令人驚歎， 譜寫出了我國外貿史上的“白銀時代”。
外銷銀器品類一應俱全
廣州得天獨厚的條件， 使得外銷銀器業最早誕生於此。19世紀中葉，當地的金銀製品商已經分為了唐行和洋貨行兩個行當，前者的行業組織為興和堂，後者則另行組織了立本堂。他們之間的差異，本質上是所面向的客戶群體不同，但從表面來看，最明顯的便是加工的產品彼此有別。1908年日本駐廣州領事上野專一， 向日本外務省傳回了一份業務報告，裡面就提到了當地銀器業的情況。除了說明廣州外貿銀製品分業經營外， 他還進一步寫道：“唐行製造中國本來就有的銀器品種，即首飾、鐲子、中餐具之類，洋貨行則側重於生產西式器皿，包括西餐具、西洋茶具、酒杯、糖果容器、花瓶、煙盒、懷錶附件、梳妝具、墨水台、名片盒、相架、餐巾環、筆架、手杖頭、傘柄、煙灰缸，以及各種把玩品。”由此可見，晚清時期，我國的西式銀製品，已經是品種豐富、形態各異的了。
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生產的各色外銷銀器，難以盡數列舉。其中，大型的獎盃、長頸水壺、碗、擺盤等，多被用作獎品或紀念品，有的還是專門定制的。那些外表華麗的高腳盤、分層飾盤、大玫瑰缽之類的餐桌中央裝飾件，主要用於陳設。兩者均可以歸為觀賞器。在外銷瓷器中就不少見的成對花瓶，大致在19世紀後期，也加入了這一陣營。專供陳列把玩的小模型，如樓塔、船隻、人物場景等，同樣是外銷銀器中頗受歡迎之物。
實用器的種類就更多了。民以食為天，洋人也不例外，因而與飲食有關的銀器品種特別多。茶飲用具、酒具、各類調味料器，甚至不乏用於盛放待分配的熱食的大湯釜、肉汁釜這類常重達數公斤的大件，真可謂一應俱全。餐飲用具以外的各類中，還有煙具如卷煙盒、雪茄盒等；文具則有墨水台、墨水瓶、蘸水筆等，產量都相對有限；首飾和服飾配件中皮帶扣最多，另外也存在全銀打制的腰帶，及紐扣、胸針、手鐲等。早期外銷飾品主要採用累絲工藝，中間嵌有牙雕、木雕、核雕類裝飾物。20世紀以來，特別是民國以後的產物，一般是模壓而成，一些K金打制的胸針和手鏈還鑲有翡翠。除此之外，個別商戶還向洋人出售少量傳統首飾和器件，後者如三足香爐、提梁壺、鼻煙壺等。我國粵幫商行的作品基本涵蓋了上面列舉的全部種類。內地銀樓出品的西式器具，品種相對單一。
粵幫花絲編織製品和印度式器物，形制特別，存世量也不算高，值得多書一筆。它們在外銷銀器發展史上，出現得都比較早。廣州出口的銀花絲製品，編織精巧，焊接細緻，玲瓏剔透。粵幫花絲器的制法和風格都比較統一：先由較粗的銀線構成框架，再以細如毫髮的單股銀絲絞擰成彈簧狀後編結成面。其中多數以漩渦形浪濤狀紋配合六瓣花紋等錦地類圖案作為背景，在其上焊綴各種平面或立體的裝飾部件。這些裝飾物，除龍睛鳳目蛇眼等為銀珠外，其餘也均由銀絲掐織堆壘而成。有些製品表面還貼焊有裁剪好的小銀片，在它們上面，以銀絲勾焊出各種圖案並填燒琺瑯， 亦或者直接在有輪廓線的密織花絲底上填琺瑯，花絲與琺瑯相結合，別有一番風味。
廣受青睞的銀器中國風
中國外銷銀器採用中國傳統銀器製作手藝，以西式器型為主，中式紋飾為輔，主要用於出口海外。許多銀器上刻有主人的姓名縮寫、族徽（紋章），體現了這些銀器的貴重程度和豐富內涵。
18世紀下半葉之前，中國外銷銀器的遺存數量較少，以美國皮博迪·艾賽克斯博物館（Peabody Essex Museum）的六棱壺以及俄羅斯埃爾米塔日博物館Hermitage Museum）的兩套共33件的花絲梳妝用具為代表。此時的外銷銀器尚未形成一致的風格特徵，從嚴格的意義上講還不能歸於外銷銀器。18世紀末至19世紀上半葉，以廣州十三行產品為代表的中國外銷銀器大量出現，其器形與紋飾以西洋風格為主，屬於依樣仿製性質，其中尚有少量中國紋飾的實物，但比例較低。
19世紀中後期西方大國的工業化進程達到了新階段，機械化電氣化時代揭開了帷幕。美英大廠生產的廉價的機制銀器蠶食著手工作坊的陣地，中國金銀價格也向國際靠攏，材料和人工成本優勢逐漸消失。在技術落後的國家中，民族特色無一例外地會成為最後的撒手鐧，此時又正值西方傳統風格走下坡路，審美需求多樣化，新潮流迭出，進入爭奇鬥豔的工藝美術新時代。中國銀匠運用傳統技術製造外銷銀器，結合龍鳳、戲曲故事、人物風景、梅蘭竹菊、鳥雀、松鶴、八仙、“福壽”字等中式紋飾，帶給西方社會匠心獨運的東方風情和華夏文明，中國題材的外銷銀器成為市場上的一股清風。晚清外銷銀器運用錘揲、鏨刻、貼焊、鏤空、累絲、鎏金、銀胎琺瑯、模壓、鑲嵌等傳統工藝，器物造型紋飾極具立體感和真實感，以其鮮明的藝術魅力展示著華夏民族特有的文化底蘊，是中國金銀工藝的巔峰之作。此外，中國銀匠還在器型設計上借鑒紫砂壺的造型，製造出融精緻性和趣味性於一體的純中國風器物，淋漓盡致地展現了東方古國的古典優雅和唯美藝術。相較於西方本土銀器，中國外銷銀器物美價廉，又巧妙地將中西元素合二為一，因而深受西方人青睞。
外銷銀器的款識與包裝銷售
由於當時的貿易對象主要是英國人，大部分外銷銀器輸出地是英國和英屬印度，因此早期多數商行都在這類產品上鑄刻倫敦偽標。這種偽標在19世紀上半葉最為流行，到19世紀60年代被基本棄用，取而代之的是獨立的中式銀標體系，包括“中文銀樓款”和“英文外銷款”。“中文銀樓款”的主要元素：上部橫書地名（例如：九江、成都、 天津等）+中間豎書銀樓名稱（例如：塗茂興、麗生、黃球記等）+下部書牌記（例如：葵記、裕記、德記等）+中文成色標記（例如：足紋、足銀、紋銀等）+批次字或密字。“英文外銷款”的主要元素：出口商或公司名稱（通常為英文縮寫或全稱）+銀器作坊名或銀匠代號（通常為中文標識）+成色標記（通常為90，或是silver，sterling）；在不同的時期，銀器款識時有變化，或缺少部分元素，或增加額外元素。
外銷銀器款識中有一類是銀器的成色標識。從19世紀70年代（或稍晚）開始，廣州、香港和上海外銷銀樓普遍採用兩位阿拉伯數字成色，其中以“90”為最多，“85”次之，“88”“95”“97”也有出現。三位阿拉伯數字成色不多見，常見的是“935”，少量“850”。英文描述“SILVER”“STERLING”也常常看到，“PURE SILVER”較少。帶百分號的成色標識，如“90%”也能看到。所有這些成色標識的字體沒有任何規定，除英文字母以大寫為主以外其餘都非常隨意。
中國外銷銀器包裝精美，頗具中國特色。大件銀器常用木盒包裝，內用紙板製作與器物外形貼合的凹槽充分固定器物，有的襯上光滑單色絲綢，以襯托銀器之華貴。一些木盒猶如漆器，外部塗深色漆，並用金漆或其他淺色漆描繪具有濃郁中國特色的圖畫。小件器物常用紙板做盒芯，外包織錦絲綢，秀美華麗。十三行時期的廣州，外銷銀器集中在商館區內銷售，以門市零售的方式為主，兼有定制批發。店鋪僅出售貨品，並不在店內製作，製作在其他地方完成。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的全國銀樓，除粵人開設的洋裝（指西洋造型）金銀首飾店外，其他銀樓以前店後廠為主，制售一體。
美國商人蒂芙妮（Tiffany）在其日記中提及他參觀靖遠街一間銀器店的情況，這段記載說明當時十三行商館區銀器店的銀器工藝精湛且價格低廉，有很多西方人在此訂購銀器：“店鋪的銀匠能製造任何物品，由小小的一隻鹽羹到整套餐具，都能製造出優美的效果。他會給水壺內部鍍金，或者用很短的時間就能按照西方商人的要求製作特定風格的叉子。這裡的銀器十分精細出色，而價格則很低廉。這些銀器本質上的價值可和歐洲同樣物品比美。店裡的花絲提籃和名片盒似乎是這些銀匠的得意之作。在中國訂購一套華麗精彩的銀器比其他任何國家都便宜，許多歐洲人士通過‘大班’來訂購銀器。”
中國外銷銀器所蘊含的價值是多方面的，它們是舊中國開拓海外貿易的見證，是近代世界豐富多彩社會生活的紀念，也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實物載體。
（李李，“白銀時代——中國外銷銀器特展”策展人；召蘇，外銷銀器研究專家）
累絲鏤空盤 A Set of Filigree Openwork Plates 民國 大菱形 長：20cm；寬：15.6cm；重：136g 小菱形 長：14.5cm；寬：10cm；重：57g、61g 圓形款 口徑：16.4cm；重：110g、108g
竹葉紋鏤空琉璃大碗 Glass bowl with Openwork Silver Base with Bamboo Leaf Design 晚清 通高：10.6cm；口徑：20.6cm；底徑：11.5cm；銀托重：463g；琉璃重：806g 款識：怡安，WH，90 收藏界素有“貨高一等，價高十倍”的說法，晚清是中國外銷銀器種類最多、數量最豐富的時期，激烈的競爭使銀匠在工藝和設計上都下足功夫，創造出各種精品。這件竹葉紋鏤空琉璃大碗鑲邊，弧壁，深腹，圈足，運用鏤空工藝通體鏤雕竹林，在其中還鏤雕一鳥穿梭于林間，碗底鏤空形成錢幣紋樣，寓意財源廣進。此碗工藝固然精湛，但銀匠的創造力更讓人讚歎，在內部配以一綠色琉璃碗，結合銀碗的竹林造型產生綠影流動、生機盎然之感，令人賞心悅目。巧妙的搭配也使得這件銀碗成為了同種器物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竹林搖曳茶具 Tea Set with Bamboo Forest Pattern 咖啡壺 通高：18cm；腹徑：13.5cm；重：727g 茶壺 通高：15.5cm；腹徑：10.5cm；重：421g 糖缸 通高：10.5cm；腹徑：7.5cm；重：186g 奶缸 通高：9.5cm；腹徑：6cm；重：131g 款識：儀昌，倫巴 H 這套茶具使用了錘碟工藝，壺身通體附有竹枝竹葉，緊密相間，具有微風搖曳之動感，壺把手和流均為竹節附竹葉型。在茶具的細節之處體現了匠人的精心設計，銀制茶具導熱性極強，為防止茶壺把手過燙，凡是裝熱飲的茶壺、咖啡壺把手處都裝有一白色象牙制圓環，俗稱“象牙隔熱”，用以阻斷把手部分的熱傳導，做到美觀大方與實用功能同時具備。壺體留有光面盾牌用以刻族徽，壺底外圈鏨刻竹葉紋，有中國梅蘭竹菊的款式風格在裡面。該套茶具未經任何處理進行展示，表面留有一層氧化層，專業術語稱之為“包漿”，以為對比之用。晚清外銷銀器盛極一時，但缺乏國內市場導致其很快衰落，至民國中後期逐漸銷聲匿跡，一方面是由於銀器造價昂貴且國人沒有使用銀制器物的習慣，而另一方面則是銀器需要大量的時間與精力進行維護，如若不經常擦拭，很容易表面氧化而失去光澤，這也使得銀器的使用成本進一步提高，這正是銀器逐漸沒落的原因。可惜的是，中國傳統手工業的傳承大都是師徒制，而缺乏了市場需求的銀器匠人招不到學徒，精湛的工藝面臨著失傳的窘境。
醒酒壺 Wine Decanter 晚清 通高：30.5cm；腹徑：13cm；重：774g 款識：大吉 這件銀壺造型獨特，長頸鼓腹，通身錘揲有人物故事紋，頸部更鏨刻有蕉葉紋、葡萄紋、竹枝紋，並貼焊“巴為芻夫”四字。整件器物僅有上方一球狀壺塞的壺口，並無設計流口，都說明這並非盛裝飲品的茶壺，而是一件醒酒壺。西方人不僅愛喝茶，同樣也愛美酒，且更多的是飲用葡萄酒，葡萄酒內富含的單寧酸常常會使酒品嘗的口感變澀，這也是葡萄酒需要“醒酒”這一程式的由來，而中國銀匠為滿足西方人的飲酒需要，創作出了銀制的醒酒壺。有趣的是，醒酒需要讓酒盡可能大面積的與空氣接觸，使得酒類的單寧酸迅速氧化揮發，而該壺並無此特點，這也是由於當時的銀匠缺乏對葡萄酒的相關知識而造成的失誤，只知有“醒酒”這道工序，而不知醒酒的原理，可謂是時代造就的一個美麗的誤會。
人物故事龍耳瓶 Dragon-shape-handled Vase with Figures and Story Scene Pattern 晚清 帶座通高：57cm；不帶座通高：49cm；腹徑：27cm；不帶座重：3276g 款識：德昌，HUNGCHONG&CO 銀器實用性、觀賞性兼具，一直深受西方人的喜愛，很多時候都作為禮物和獎品的不二選擇。這件人物故事龍耳瓶，瓶鈕及兩側的雙耳皆以龍首為造型設計，加之器型高大，整體極具氣勢。兩側雙耳是以龍首口中吐出的流水形成下沿，通身布紋為底，通過錘揲工藝創作出刀馬人物故事圖，底座被設計成三名孩童雙手捧持瓶底，下方配一紫檀底座，極具藝術感。 除開整體造型及瓶身上繁複的紋飾外，最引人著目的當屬瓶身中部的方形銘牌，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數位德、英官兵曾在北洋艦隊上協助作戰，而在銘牌上的德語銘文，正是向這批德、英軍士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也使得這件器物成為了中日甲午戰爭的歷史見證之一，更顯珍貴。
使得外銷銀器業最早誕生於此。19世紀中葉，當地的金銀製品商已經分為了唐行和洋貨行兩個行當，前者的行業組織為興和堂，後者則另行組織了立本堂。他們之間的差異，本質上是所面向的客戶群體不同，但從表面來看，最明顯的便是加工的產品彼此有別。1908年日本駐廣州領事上野專一， 向日本外務省傳回了一份業務報告，裡面就提到了當地銀器業的情況。除了說明廣州外貿銀製品分業經營外， 他還進一步寫道：“唐行製造中國本來就有的銀器品種，即首飾、鐲子、中餐具之類，洋貨行則側重於生產西式器皿，包括西餐具、西洋茶具、酒杯、糖果容器、花瓶、煙盒、懷錶附件、梳妝具、墨水台、名片盒、相架、餐巾環、筆架、手杖頭、傘柄、煙灰缸，以及各種把玩品。”由此可見，晚清時期，我國的西式銀製品，已經是品種豐富、形態各異的了。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生產的各色外銷銀器，難以盡數列舉。其中，大型的獎盃、長頸水壺、碗、擺盤等，多被用作獎品或紀念品，有的還是專門定制的。那些外表華麗的高腳盤、分層飾盤、大玫瑰缽之類的餐桌中央裝飾件，主要用於陳設。兩者均可以歸為觀賞器。在外銷瓷器中就不少見的成對花瓶，大致在19世紀後期，也加入了這一陣營。專供陳列把玩的小模型，如樓塔、船隻、人物場景等，同樣是外銷銀器中頗受歡迎之物。
實用器的種類就更多了。民以食為天，洋人也不例外，因而與飲食有關的銀器品種特別多。茶飲用具、酒具、各類調味料器，甚至不乏用於盛放待分配的熱食的大湯釜、肉汁釜這類常重達數公斤的大件，真可謂一應俱全。餐飲用具以外的各類中，還有煙具如卷煙盒、雪茄盒等；文具則有墨水台、墨水瓶、蘸水筆等，產量都相對有限；首飾和服飾配件中皮帶扣最多，另外也存在全銀打制的腰帶，及紐扣、胸針、手鐲等。早期外銷飾品主要採用累絲工藝，中間嵌有牙雕、木雕、核雕類裝飾物。20世紀以來，特別是民國以後的產物，一般是模壓而成，一些K金打制的胸針和手鏈還鑲有翡翠。除此之外，個別商戶還向洋人出售少量傳統首飾和器件，後者如三足香爐、提梁壺、鼻煙壺等。我國粵幫商行的作品基本涵蓋了上面列舉的全部種類。內地銀樓出品的西式器具，品種相對單一。
粵幫花絲編織製品和印度式器物，形制特別，存世量也不算高，值得多書一筆。它們在外銷銀器發展史上，出現得都比較早。廣州出口的銀花絲製品，編織精巧，焊接細緻，玲瓏剔透。粵幫花絲器的制法和風格都比較統一：先由較粗的銀線構成框架，再以細如毫髮的單股銀絲絞擰成彈簧狀後編結成面。其中多數以漩渦形浪濤狀紋配合六瓣花紋等錦地類圖案作為背景，在其上焊綴各種平面或立體的裝飾部件。這些裝飾物，除龍睛鳳目蛇眼等為銀珠外，其餘也均由銀絲掐織堆壘而成。有些製品表面還貼焊有裁剪好的小銀片，在它們上面，以銀絲勾焊出各種圖案並填燒琺瑯， 亦或者直接在有輪廓線的密織花絲底上填琺瑯，花絲與琺瑯相結合，別有一番風味。
廣受青睞的銀器中國風
中國外銷銀器採用中國傳統銀器製作手藝，以西式器型為主，中式紋飾為輔，主要用於出口海外。許多銀器上刻有主人的姓名縮寫、族徽（紋章），體現了這些銀器的貴重程度和豐富內涵。
18世紀下半葉之前，中國外銷銀器的遺存數量較少，以美國皮博迪·艾賽克斯博物館（Peabody Essex Museum）的六棱壺以及俄羅斯埃爾米塔日博物館Hermitage Museum）的兩套共33件的花絲梳妝用具為代表。此時的外銷銀器尚未形成一致的風格特徵，從嚴格的意義上講還不能歸於外銷銀器。18世紀末至19世紀上半葉，以廣州十三行產品為代表的中國外銷銀器大量出現，其器形與紋飾以西洋風格為主，屬於依樣仿製性質，其中尚有少量中國紋飾的實物，但比例較低。
19世紀中後期西方大國的工業化進程達到了新階段，機械化電氣化時代揭開了帷幕。美英大廠生產的廉價的機制銀器蠶食著手工作坊的陣地，中國金銀價格也向國際靠攏，材料和人工成本優勢逐漸消失。在技術落後的國家中，民族特色無一例外地會成為最後的撒手鐧，此時又正值西方傳統風格走下坡路，審美需求多樣化，新潮流迭出，進入爭奇鬥豔的工藝美術新時代。中國銀匠運用傳統技術製造外銷銀器，結合龍鳳、戲曲故事、人物風景、梅蘭竹菊、鳥雀、松鶴、八仙、“福壽”字等中式紋飾，帶給西方社會匠心獨運的東方風情和華夏文明，中國題材的外銷銀器成為市場上的一股清風。晚清外銷銀器運用錘揲、鏨刻、貼焊、鏤空、累絲、鎏金、銀胎琺瑯、模壓、鑲嵌等傳統工藝，器物造型紋飾極具立體感和真實感，以其鮮明的藝術魅力展示著華夏民族特有的文化底蘊，是中國金銀工藝的巔峰之作。此外，中國銀匠還在器型設計上借鑒紫砂壺的造型，製造出融精緻性和趣味性於一體的純中國風器物，淋漓盡致地展現了東方古國的古典優雅和唯美藝術。相較於西方本土銀器，中國外銷銀器物美價廉，又巧妙地將中西元素合二為一，因而深受西方人青睞。
外銷銀器的款識與包裝銷售
由於當時的貿易對象主要是英國人，大部分外銷銀器輸出地是英國和英屬印度，因此早期多數商行都在這類產品上鑄刻倫敦偽標。這種偽標在19世紀上半葉最為流行，到19世紀60年代被基本棄用，取而代之的是獨立的中式銀標體系，包括“中文銀樓款”和“英文外銷款”。“中文銀樓款”的主要元素：上部橫書地名（例如：九江、成都、 天津等）+中間豎書銀樓名稱（例如：塗茂興、麗生、黃球記等）+下部書牌記（例如：葵記、裕記、德記等）+中文成色標記（例如：足紋、足銀、紋銀等）+批次字或密字。“英文外銷款”的主要元素：出口商或公司名稱（通常為英文縮寫或全稱）+銀器作坊名或銀匠代號（通常為中文標識）+成色標記（通常為90，或是silver，sterling）；在不同的時期，銀器款識時有變化，或缺少部分元素，或增加額外元素。
外銷銀器款識中有一類是銀器的成色標識。從19世紀70年代（或稍晚）開始，廣州、香港和上海外銷銀樓普遍採用兩位阿拉伯數字成色，其中以“90”為最多，“85”次之，“88”“95”“97”也有出現。三位阿拉伯數字成色不多見，常見的是“935”，少量“850”。英文描述“SILVER”“STERLING”也常常看到，“PURE SILVER”較少。帶百分號的成色標識，如“90%”也能看到。所有這些成色標識的字體沒有任何規定，除英文字母以大寫為主以外其餘都非常隨意。
中國外銷銀器包裝精美，頗具中國特色。大件銀器常用木盒包裝，內用紙板製作與器物外形貼合的凹槽充分固定器物，有的襯上光滑單色絲綢，以襯托銀器之華貴。一些木盒猶如漆器，外部塗深色漆，並用金漆或其他淺色漆描繪具有濃郁中國特色的圖畫。小件器物常用紙板做盒芯，外包織錦絲綢，秀美華麗。十三行時期的廣州，外銷銀器集中在商館區內銷售，以門市零售的方式為主，兼有定制批發。店鋪僅出售貨品，並不在店內製作，製作在其他地方完成。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的全國銀樓，除粵人開設的洋裝（指西洋造型）金銀首飾店外，其他銀樓以前店後廠為主，制售一體。
美國商人蒂芙妮（Tiffany）在其日記中提及他參觀靖遠街一間銀器店的情況，這段記載說明當時十三行商館區銀器店的銀器工藝精湛且價格低廉，有很多西方人在此訂購銀器：“店鋪的銀匠能製造任何物品，由小小的一隻鹽羹到整套餐具，都能製造出優美的效果。他會給水壺內部鍍金，或者用很短的時間就能按照西方商人的要求製作特定風格的叉子。這裡的銀器十分精細出色，而價格則很低廉。這些銀器本質上的價值可和歐洲同樣物品比美。店裡的花絲提籃和名片盒似乎是這些銀匠的得意之作。在中國訂購一套華麗精彩的銀器比其他任何國家都便宜，許多歐洲人士通過‘大班’來訂購銀器。”
中國外銷銀器所蘊含的價值是多方面的，它們是舊中國開拓海外貿易的見證，是近代世界豐富多彩社會生活的紀念，也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實物載體。
（李李，“白銀時代——中國外銷銀器特展”策展人；召蘇，外銷銀器研究專家）
累絲鏤空盤 A Set of Filigree Openwork Plates 民國 大菱形 長：20cm；寬：15.6cm；重：136g 小菱形 長：14.5cm；寬：10cm；重：57g、61g 圓形款 口徑：16.4cm；重：110g、108g
竹葉紋鏤空琉璃大碗 Glass bowl with Openwork Silver Base with Bamboo Leaf Design 晚清 通高：10.6cm；口徑：20.6cm；底徑：11.5cm；銀托重：463g；琉璃重：806g 款識：怡安，WH，90 收藏界素有“貨高一等，價高十倍”的說法，晚清是中國外銷銀器種類最多、數量最豐富的時期，激烈的競爭使銀匠在工藝和設計上都下足功夫，創造出各種精品。這件竹葉紋鏤空琉璃大碗鑲邊，弧壁，深腹，圈足，運用鏤空工藝通體鏤雕竹林，在其中還鏤雕一鳥穿梭于林間，碗底鏤空形成錢幣紋樣，寓意財源廣進。此碗工藝固然精湛，但銀匠的創造力更讓人讚歎，在內部配以一綠色琉璃碗，結合銀碗的竹林造型產生綠影流動、生機盎然之感，令人賞心悅目。巧妙的搭配也使得這件銀碗成為了同種器物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竹林搖曳茶具 Tea Set with Bamboo Forest Pattern 咖啡壺 通高：18cm；腹徑：13.5cm；重：727g 茶壺 通高：15.5cm；腹徑：10.5cm；重：421g 糖缸 通高：10.5cm；腹徑：7.5cm；重：186g 奶缸 通高：9.5cm；腹徑：6cm；重：131g 款識：儀昌，倫巴 H 這套茶具使用了錘碟工藝，壺身通體附有竹枝竹葉，緊密相間，具有微風搖曳之動感，壺把手和流均為竹節附竹葉型。在茶具的細節之處體現了匠人的精心設計，銀制茶具導熱性極強，為防止茶壺把手過燙，凡是裝熱飲的茶壺、咖啡壺把手處都裝有一白色象牙制圓環，俗稱“象牙隔熱”，用以阻斷把手部分的熱傳導，做到美觀大方與實用功能同時具備。壺體留有光面盾牌用以刻族徽，壺底外圈鏨刻竹葉紋，有中國梅蘭竹菊的款式風格在裡面。該套茶具未經任何處理進行展示，表面留有一層氧化層，專業術語稱之為“包漿”，以為對比之用。晚清外銷銀器盛極一時，但缺乏國內市場導致其很快衰落，至民國中後期逐漸銷聲匿跡，一方面是由於銀器造價昂貴且國人沒有使用銀制器物的習慣，而另一方面則是銀器需要大量的時間與精力進行維護，如若不經常擦拭，很容易表面氧化而失去光澤，這也使得銀器的使用成本進一步提高，這正是銀器逐漸沒落的原因。可惜的是，中國傳統手工業的傳承大都是師徒制，而缺乏了市場需求的銀器匠人招不到學徒，精湛的工藝面臨著失傳的窘境。
醒酒壺 Wine Decanter 晚清 通高：30.5cm；腹徑：13cm；重：774g 款識：大吉 這件銀壺造型獨特，長頸鼓腹，通身錘揲有人物故事紋，頸部更鏨刻有蕉葉紋、葡萄紋、竹枝紋，並貼焊“巴為芻夫”四字。整件器物僅有上方一球狀壺塞的壺口，並無設計流口，都說明這並非盛裝飲品的茶壺，而是一件醒酒壺。西方人不僅愛喝茶，同樣也愛美酒，且更多的是飲用葡萄酒，葡萄酒內富含的單寧酸常常會使酒品嘗的口感變澀，這也是葡萄酒需要“醒酒”這一程式的由來，而中國銀匠為滿足西方人的飲酒需要，創作出了銀制的醒酒壺。有趣的是，醒酒需要讓酒盡可能大面積的與空氣接觸，使得酒類的單寧酸迅速氧化揮發，而該壺並無此特點，這也是由於當時的銀匠缺乏對葡萄酒的相關知識而造成的失誤，只知有“醒酒”這道工序，而不知醒酒的原理，可謂是時代造就的一個美麗的誤會。
人物故事龍耳瓶 Dragon-shape-handled Vase with Figures and Story Scene Pattern 晚清 帶座通高：57cm；不帶座通高：49cm；腹徑：27cm；不帶座重：3276g 款識：德昌，HUNGCHONG&CO 銀器實用性、觀賞性兼具，一直深受西方人的喜愛，很多時候都作為禮物和獎品的不二選擇。這件人物故事龍耳瓶，瓶鈕及兩側的雙耳皆以龍首為造型設計，加之器型高大，整體極具氣勢。兩側雙耳是以龍首口中吐出的流水形成下沿，通身布紋為底，通過錘揲工藝創作出刀馬人物故事圖，底座被設計成三名孩童雙手捧持瓶底，下方配一紫檀底座，極具藝術感。 除開整體造型及瓶身上繁複的紋飾外，最引人著目的當屬瓶身中部的方形銘牌，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數位德、英官兵曾在北洋艦隊上協助作戰，而在銘牌上的德語銘文，正是向這批德、英軍士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也使得這件器物成為了中日甲午戰爭的歷史見證之一，更顯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