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塑造了俄國的政治與文化歡迎， 列寧（Vladimir Ilyich Lenin）正是生於斯長於斯。 在沙皇獨裁統治下， 表意明確的政治文字很難公開發表。 那些大膽的評論家會被關進監獄直至“康復”， 換句話說， 就是直至他們公開收回自己之前的政治觀點。 不過相比較而言， 小說和詩歌受到的待遇要溫和得多， 儘管也不是每個案例都如此。
當然了， 最關鍵的審查長官就是沙皇大帝。 以普希金為例， “人民的父親”尼古拉一世要求普希金將大部分作品在印刷之前交由自己審閱。 也正因如此， 這些作品一部分被禁止發行， 另一部分被延期面世，
儘管如此， 另闢蹊徑或以種種不同方式滲透到俄國小說裡的政治， 依然遠非其他歐洲國家能比。 就政治化的文學和文學批評而言， 俄羅斯的知識份子其實有相當多的選擇。 批評家維薩里昂·別林斯基（Vissarion Belinsky）和戲劇家兼小說家尼古萊·果戈理（Nikolai Gogol）之間就曾出現過尖銳的衝突， 後者的諷刺小說《死魂靈》（Dead Souls）讓整個國家備受鼓舞， 甚至被拿來向文盲們大聲朗讀。
然而， 最後的成功卻變成了果戈裡的投降。 他在後續作品裡開始退讓放棄， 描寫那些“惡臭熏天”的農民，
盛怒之下的別林斯基（Belinsky）在1847年公開與他決裂。 別林斯基廣為流傳的“至果戈裡的一封信”讓收信人徹夜難眠：
我對俄國公眾也有所瞭解。 但此刻我卻意識到， 你的書籍可能對政府以及審查制度產生不良影響， 而非公眾。 當時聖彼德堡有流言稱， 政府打算出版成千上萬本你的《與友人簡書》， 還要以極低價格在市面出售， 我的朋友們無不沮喪萬分。 然後我告訴他們， 這本書決計不會成功， 很快就會如過眼雲煙被人遺忘。
後來的日子裡， 批評家的惡毒變本加厲， 對一切他們認為作品不夠格的小說家和劇作家們毫不留情。
這便是列寧成長期間所身處的俄國知識界的氛圍。 他的父親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保守派， 也是當地的督學， 被人們尊為教育學家。 莎士比亞、歌德和普希金的文字在週末下午的家中一再被誦讀。 這樣一個烏裡揚諾夫家庭實則很難逃離高雅文化。 因此， 這樣的烏裡揚諾夫（“列寧”是他為了躲避獨裁當局檢查而起的假名）家庭要想不受高雅文化的影響， 幾乎不可能。
列寧在高中時期迷上了拉丁語， 班主任甚至希望他能成為語言學者和拉丁文專家。 儘管後來沒能如願， 但列寧對拉丁語的熱情、對古典文學的喜愛卻從未消逝。 他如癡如醉地讀完了維吉爾、奧維德、賀拉斯和尤維納利斯的拉丁文原著， 連古羅馬元老院的演說致辭也有所涉獵，
列寧豐厚的古典文學底蘊在領導1917年十月革命時得到了很好利用。 當年4月， 他與俄國社會民主黨主流派分道揚鑣， 用一系列激進的文章， 呼籲在俄國發動社會主義革命。 雖然此前與他親近的同志們開始公開譴責抨擊， 但列寧毫不畏懼， 機智地引用歌德所著《浮士德》中魔鬼墨菲斯特的話語反擊道：“我的朋友， 理論向來是灰色的， 但生命之樹常青。 ”
俄國文學始終與政治糾葛不清， 這一點列寧比大多數人更心知肚明。 即便是那些最常宣揚“無關政治”的作家， 也會發現自己難以掩飾對當前國家狀態的蔑視。 岡察洛夫（Ivan Goncharov）的小說《奧勃洛莫夫》（Oblomov）便是極好的例子。 這本書生動描繪了作為地主的奧勃洛莫夫的遲鈍、懶惰和空虛，列寧十分喜歡。俄國詞典甚至因此加入了一個新的詞語：oblomovism，意為沉溺於空想而怠惰懶散的奧勃洛莫夫作風，專門用於斥責那些幫助獨裁政府撐了許久的地主階級。列寧隨後進一步表示，這種頑疾不僅限於上層階級，還滲透到了大部分的獨裁政府官僚機構，並向下蔓延，連共產黨官員也未能免疫，岡察洛夫舉起的這面鏡子真實地映照出俄國社會的真相。列寧在與對手論戰時，經常將對方比作俄國小說裡那些永遠鬱鬱寡歡的小人物。
俄國作家們意見相左之處（當然了，他們也不是唯一面臨此種問題的群體）便是推翻現有政權的方式。普希金曾在1825年公開支持阻止尼古拉斯一世王位繼承權的十二月黨人起義。果戈裡在放棄立場之前曾辛辣諷刺農奴保守壓制的境況。屠格涅夫對沙皇統治感到不滿，尤其對鼓吹恐怖的虛無主義者倍感厭煩。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對無政府恐怖主義頗為傾心，但是在聖彼德堡的恐怖謀殺之後又極力反對這種思潮。托爾斯泰對俄國專制主義的攻擊讓列寧頗為賞識，但他的基督信仰和消極的反戰主義又與列寧志向相左。列寧曾發出疑問，這樣一位天才作家為何能同時成為革命家和保守派？他還在多篇文章裡剖析過托爾斯泰作品流露出的矛盾性。在列寧眼中，托爾斯泰總能做出明晰的診斷，他的小說總能意識並表達出農民群體的經濟波動與集體憤怒，但卻無法尋得治癒良方。他不試圖構想一個革命性的未來，卻寄希望於烏托邦式的簡單安慰。在《俄國革命之境——托爾斯泰》一文當中，列寧寫道：“托爾斯泰觀點思維中的矛盾絕非偶然，而是反映出了19世紀後三分之一時間裡俄國人生活的種種矛盾環境。”正因如此，托爾斯泰的矛盾可以被視為列寧政治分析的有效指南。
與此同時，列寧十分厭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受難教義”（cult of suffering），儘管其文字的力量是無法否認的。列寧關於文學的看法，從未上升至國家政策層面。1918年8月2日，也就是革命發生一年之後，蘇聯打算為作家建紀念碑，《新聞報》號召全國讀者們為作家們投票。最終投票結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位居第二，排在托爾斯泰之後。當年十一月，有蘇維埃政府建造的紀念碑在莫斯科揭幕，象徵派詩人伊萬諾夫（Vyacheslav Ivanov）還致了賀辭。
總而言之，對於列寧（乃至對所有激進派和革命分子）而言，影響最大的作家當屬車爾尼雪夫斯基（Nikolay Chernyshevsky）。車爾尼雪夫斯基是一個牧師的兒子，也是唯物主義哲學家和社會主義者。因政治信仰被監禁在聖彼德堡的皮特保羅要塞時，他完成了著名的小說《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怎麼辦？》迅速成為年輕一代的“聖經”，與此同時，這本書因曾從監獄中被私運出去而更顯神秘。也正是這本書，讓列寧早在遇見馬克思之前（馬克思曾與車爾尼雪夫斯基有過通信）就變得更加激進。為了向這位平民主義者先輩致敬，列寧特意將自己1902年首部重要政治作品也命名為了《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
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巨大成功令其他知名作家們大為惱怒，尤其是屠格涅夫，他對這本書進行了惡狠狠的攻擊。但此種憤怒又遭到了激進派批評家杜勃羅留波夫（Dobrolyubov）和皮薩列夫（Pisarev）針鋒相對的反擊。暴躁如雷的屠格涅夫一次在公共場合遇到車爾尼雪夫斯基，他大聲咆哮道：“你是條毒蛇！杜勃羅留波夫是條響尾蛇！”
一本引發如此大規模爭議的小說究竟是怎樣的呢？在過去50年裡，我曾三次試圖仔細讀完每一頁，但每次嘗試都以失敗告終。它不是一份典型的俄國文學作品，而只是特定時期的特殊產物。毫無疑問，它在每一個議題上都極其激進，對於如何鬥爭、如何劃清敵人、如何在特定規則之下生存有著獨到見解，對性別平等、男女性關係問題更是如此。
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對車爾尼雪夫斯基心懷憎惡，卻發現很難忽略對方。他曾在自己的小說《禮物》（The Gift）中，花了50頁篇幅攻擊嘲弄車爾尼雪夫斯基，但同時也承認“當下少數背景優渥的作家們對草根出身的車爾尼雪夫斯基抱有階級優越與傲慢感”，“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甚至私下稱他為‘臭蟲纏身的紳士’，無所不用其極地拿他尋開心。”
他們的嘲弄部分源於嫉妒，因為他們鄙視的那個人在年輕人當中特別受歡迎；另一部分也源自根深蒂固的政治敵意，以屠格涅夫為例，他對於試圖發起革命摧毀現有土地所有制並將土地分配給農民的作家極為敵視。
1905年到1917年間，被流放的列寧經常對前來拜訪的布爾什維克年輕人大發脾氣。這些年輕人常以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書為玩笑由頭，覺得根本不值一讀。但在列寧看來，這是因為他們太過年輕，還無法領會到作品的深度與眼界。他們要等到40歲才會明白，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哲學都源自許多簡單事實：我們人類起源於猿，而非亞當和夏娃；生命是個太過短暫的生理過程，所以需要讓每一個人享受快樂。但這一切，在這個充滿貪婪、仇恨、戰爭、自私和階級劃分的世界幾乎無法實現。也正因如此，一場徹底的社會革命才更有必要。然而，等當年陪列寧一起攀爬瑞士山峰的年輕人們長到40歲，革命早已發生。到今天，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讀者大部分都是研究列寧思想發展史的歷史學家們了。博聞飽學的黨內進步派轉向了馬雅可夫斯基（Mayakovsky），但列寧卻始終未變。
紮根於列寧內心的古典主義成為一座壁壘，使他即便面對藝術文學領域各種激動人心的新進展也無動於衷。列寧發現自己很難適應俄國乃至其他任何地方的現代主義。藝術先鋒們（馬雅可夫斯基和構成主義者）的作品總是不對胃口。
詩人和藝術家們不斷告訴列寧，他們熱愛普希金和萊蒙托夫，也是積極的革命分子，他們試圖向陳舊的藝術形式發起挑戰，創造與眾不同、新穎別致的新產物，更符合布爾什維克主義和革命年代。但這一切努力對於列寧而言都是白費。他並不願意改變。其他人可以書寫和繪製自己喜愛的任何作品，但他為何非要被強迫著表示欣賞呢？反倒是列寧的很多同仁，對於新動向更有共鳴。
布哈林（Bukharin）、查理斯基（Lunacharsky）、克魯普斯卡婭（Krupskaya）和科倫泰（Kollontai）對此了然於胸，在某種程度上，托洛斯基（Trotsky）也明白：革命的火花為人類開啟了新視界。當然了，先鋒派內部也有衝突、猶豫和矛盾，而他們在政府內部的支持者阿納托利·魯納查理斯基（Anatoly Lunacharsky），與列寧的妻子娜達婭·克魯普斯卡婭（Nadya Krupskaya）在同一部門供職，即人民教育委員會。內戰期間的紙張危機引發了激烈的爭端。他們是應該發行宣傳單，還是拿來印馬雅可夫斯基的新詩呢？列寧極力支持前者，魯納查理斯基則認為馬雅可夫斯基的詩歌必然有用得多，這一次，他贏了。
對於任何有關“無產階級文學和藝術”的概念，列寧頗為敵對，尤其在這樣一個廣義而言文化水準不高的國度裡，他堅持認為資產階級文化巔峰（以及它們的古代先輩）難以被機械呆板的經驗公式所超越。列寧離世後，那些舊日歲月裡引入的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最終證明，在文藝這一領域裡，捷徑是行不通的。
（翻譯：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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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生動描繪了作為地主的奧勃洛莫夫的遲鈍、懶惰和空虛，列寧十分喜歡。俄國詞典甚至因此加入了一個新的詞語：oblomovism，意為沉溺於空想而怠惰懶散的奧勃洛莫夫作風，專門用於斥責那些幫助獨裁政府撐了許久的地主階級。列寧隨後進一步表示，這種頑疾不僅限於上層階級，還滲透到了大部分的獨裁政府官僚機構，並向下蔓延，連共產黨官員也未能免疫，岡察洛夫舉起的這面鏡子真實地映照出俄國社會的真相。列寧在與對手論戰時，經常將對方比作俄國小說裡那些永遠鬱鬱寡歡的小人物。俄國作家們意見相左之處（當然了，他們也不是唯一面臨此種問題的群體）便是推翻現有政權的方式。普希金曾在1825年公開支持阻止尼古拉斯一世王位繼承權的十二月黨人起義。果戈裡在放棄立場之前曾辛辣諷刺農奴保守壓制的境況。屠格涅夫對沙皇統治感到不滿，尤其對鼓吹恐怖的虛無主義者倍感厭煩。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對無政府恐怖主義頗為傾心，但是在聖彼德堡的恐怖謀殺之後又極力反對這種思潮。托爾斯泰對俄國專制主義的攻擊讓列寧頗為賞識，但他的基督信仰和消極的反戰主義又與列寧志向相左。列寧曾發出疑問，這樣一位天才作家為何能同時成為革命家和保守派？他還在多篇文章裡剖析過托爾斯泰作品流露出的矛盾性。在列寧眼中，托爾斯泰總能做出明晰的診斷，他的小說總能意識並表達出農民群體的經濟波動與集體憤怒，但卻無法尋得治癒良方。他不試圖構想一個革命性的未來，卻寄希望於烏托邦式的簡單安慰。在《俄國革命之境——托爾斯泰》一文當中，列寧寫道：“托爾斯泰觀點思維中的矛盾絕非偶然，而是反映出了19世紀後三分之一時間裡俄國人生活的種種矛盾環境。”正因如此，托爾斯泰的矛盾可以被視為列寧政治分析的有效指南。
與此同時，列寧十分厭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受難教義”（cult of suffering），儘管其文字的力量是無法否認的。列寧關於文學的看法，從未上升至國家政策層面。1918年8月2日，也就是革命發生一年之後，蘇聯打算為作家建紀念碑，《新聞報》號召全國讀者們為作家們投票。最終投票結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位居第二，排在托爾斯泰之後。當年十一月，有蘇維埃政府建造的紀念碑在莫斯科揭幕，象徵派詩人伊萬諾夫（Vyacheslav Ivanov）還致了賀辭。
總而言之，對於列寧（乃至對所有激進派和革命分子）而言，影響最大的作家當屬車爾尼雪夫斯基（Nikolay Chernyshevsky）。車爾尼雪夫斯基是一個牧師的兒子，也是唯物主義哲學家和社會主義者。因政治信仰被監禁在聖彼德堡的皮特保羅要塞時，他完成了著名的小說《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怎麼辦？》迅速成為年輕一代的“聖經”，與此同時，這本書因曾從監獄中被私運出去而更顯神秘。也正是這本書，讓列寧早在遇見馬克思之前（馬克思曾與車爾尼雪夫斯基有過通信）就變得更加激進。為了向這位平民主義者先輩致敬，列寧特意將自己1902年首部重要政治作品也命名為了《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
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巨大成功令其他知名作家們大為惱怒，尤其是屠格涅夫，他對這本書進行了惡狠狠的攻擊。但此種憤怒又遭到了激進派批評家杜勃羅留波夫（Dobrolyubov）和皮薩列夫（Pisarev）針鋒相對的反擊。暴躁如雷的屠格涅夫一次在公共場合遇到車爾尼雪夫斯基，他大聲咆哮道：“你是條毒蛇！杜勃羅留波夫是條響尾蛇！”
一本引發如此大規模爭議的小說究竟是怎樣的呢？在過去50年裡，我曾三次試圖仔細讀完每一頁，但每次嘗試都以失敗告終。它不是一份典型的俄國文學作品，而只是特定時期的特殊產物。毫無疑問，它在每一個議題上都極其激進，對於如何鬥爭、如何劃清敵人、如何在特定規則之下生存有著獨到見解，對性別平等、男女性關係問題更是如此。
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對車爾尼雪夫斯基心懷憎惡，卻發現很難忽略對方。他曾在自己的小說《禮物》（The Gift）中，花了50頁篇幅攻擊嘲弄車爾尼雪夫斯基，但同時也承認“當下少數背景優渥的作家們對草根出身的車爾尼雪夫斯基抱有階級優越與傲慢感”，“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甚至私下稱他為‘臭蟲纏身的紳士’，無所不用其極地拿他尋開心。”
他們的嘲弄部分源於嫉妒，因為他們鄙視的那個人在年輕人當中特別受歡迎；另一部分也源自根深蒂固的政治敵意，以屠格涅夫為例，他對於試圖發起革命摧毀現有土地所有制並將土地分配給農民的作家極為敵視。
1905年到1917年間，被流放的列寧經常對前來拜訪的布爾什維克年輕人大發脾氣。這些年輕人常以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書為玩笑由頭，覺得根本不值一讀。但在列寧看來，這是因為他們太過年輕，還無法領會到作品的深度與眼界。他們要等到40歲才會明白，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哲學都源自許多簡單事實：我們人類起源於猿，而非亞當和夏娃；生命是個太過短暫的生理過程，所以需要讓每一個人享受快樂。但這一切，在這個充滿貪婪、仇恨、戰爭、自私和階級劃分的世界幾乎無法實現。也正因如此，一場徹底的社會革命才更有必要。然而，等當年陪列寧一起攀爬瑞士山峰的年輕人們長到40歲，革命早已發生。到今天，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讀者大部分都是研究列寧思想發展史的歷史學家們了。博聞飽學的黨內進步派轉向了馬雅可夫斯基（Mayakovsky），但列寧卻始終未變。
紮根於列寧內心的古典主義成為一座壁壘，使他即便面對藝術文學領域各種激動人心的新進展也無動於衷。列寧發現自己很難適應俄國乃至其他任何地方的現代主義。藝術先鋒們（馬雅可夫斯基和構成主義者）的作品總是不對胃口。
詩人和藝術家們不斷告訴列寧，他們熱愛普希金和萊蒙托夫，也是積極的革命分子，他們試圖向陳舊的藝術形式發起挑戰，創造與眾不同、新穎別致的新產物，更符合布爾什維克主義和革命年代。但這一切努力對於列寧而言都是白費。他並不願意改變。其他人可以書寫和繪製自己喜愛的任何作品，但他為何非要被強迫著表示欣賞呢？反倒是列寧的很多同仁，對於新動向更有共鳴。
布哈林（Bukharin）、查理斯基（Lunacharsky）、克魯普斯卡婭（Krupskaya）和科倫泰（Kollontai）對此了然於胸，在某種程度上，托洛斯基（Trotsky）也明白：革命的火花為人類開啟了新視界。當然了，先鋒派內部也有衝突、猶豫和矛盾，而他們在政府內部的支持者阿納托利·魯納查理斯基（Anatoly Lunacharsky），與列寧的妻子娜達婭·克魯普斯卡婭（Nadya Krupskaya）在同一部門供職，即人民教育委員會。內戰期間的紙張危機引發了激烈的爭端。他們是應該發行宣傳單，還是拿來印馬雅可夫斯基的新詩呢？列寧極力支持前者，魯納查理斯基則認為馬雅可夫斯基的詩歌必然有用得多，這一次，他贏了。
對於任何有關“無產階級文學和藝術”的概念，列寧頗為敵對，尤其在這樣一個廣義而言文化水準不高的國度裡，他堅持認為資產階級文化巔峰（以及它們的古代先輩）難以被機械呆板的經驗公式所超越。列寧離世後，那些舊日歲月裡引入的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最終證明，在文藝這一領域裡，捷徑是行不通的。
（翻譯：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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