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天， 許知遠開始做訪談節目《十三邀》。 今年9月， 他和馬東在該節目中的對談引起網路熱議。 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記者羅婷 實習生黃鈺欽 編輯 胡傑 校對 王心
那是九月的一個下午。
風波已經過去一陣子了， 許知遠正在錄新一期的《十三邀》， 和一個詩人聊蒙古是怎麼征服世界的， 但聊著聊著， 那種受到傷害的感覺， 突然籠罩了他。
他說自己遲鈍、慢熱， 但這種感覺還是讓他“非常不舒服。 ”
八月末九月初， 許知遠和馬東對談的那期《十三邀》引起熱議。 隨後， 他與女星俞飛鴻的對談也被翻了出來， 有媒體這樣擬了標題《調戲俞飛鴻初夜， 滿嘴“性、情愛、潛規則”， 許知遠這代中國老男人們有多醜陋？》
好多人在微信上把文章轉給他， 他看了題目， 沒有點進去。
去年春天， 許知遠開始做這樣一檔訪談節目， 去和他感興趣的人聊天， “呈現這個時代人們如何思考、如何成長、如何掙脫他們的困境。
今年夏天， 他採訪張艾嘉， 倆人聊完了， 走在上海的街道上， 他給張艾嘉吐實話：你覺得咱倆聊這個天聊得好嗎？張艾嘉說， 我不喜歡採訪， 幹嘛要說這些話。 許知遠很開心：我也是！這段對話， 最後成了片子的開頭。
他把自己的憤怒、困惑、好奇拋給對方， 所有的談話中， 都有回避、尷尬、顧左右而言他。 他們不打算回避這些尷尬。
直到輿論結結實實地撞了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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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頭對著， 他會尷尬
這種事在許知遠的生活裡不常發生。
製片人朱淩卿說， 播出的《十三邀》， 許知遠一期也沒看過。 片子怎麼剪， 他幾乎不管；節目播出後什麼效果， 他也很少在意。
唯一的困擾只不過是更出名了。 他們在望京吃飯， 常有粉絲來跟許知遠握手，
也會有“虛榮心膨脹”的時候， 他會去問一問朱淩卿節目效果怎麼樣， 朱淩卿哄著他：“我們都說， 啊， 特別牛！朋友圈這個人也轉了， 那個人也轉了。 ”他也就滿意地不再問了。
上一次有這種類似的感覺， 還是在2010年， 他在一篇文章裡， 將韓寒粉絲們的狂歡形容為“庸眾的勝利”， 當時引發熱議。
在文章裡他這樣寫到， “談論韓寒， 變成了一次全方位的心理按摩。 你沐浴了青春、酷、成功、機智、還覺得自己參與了一場反抗， 同時又是如此安全， 你不需要付出任何智力上、道德上的代價， 也沒有任何精神上的仿徨，
但當時他人在劍橋， 還沒有鋪天蓋地的社交媒體， 也沒有智慧手機。 外界的喧囂隔著一層結界， 還不能真切地打擾到他。
這次俞飛鴻的訪談， 讓他第一次相對清晰地感覺到， “一個小型的妖魔化某件事， 是怎麼發生的， 大家怎麼願意加入到這個妖魔化的過程。 儘管我做視頻我自己都沒有看過， 但是任何正常看過的可以保持幼稚是吧？”
“對對， 真的好， 許知遠， 你真願意聊這些。 ”
這話怎麼聽得這麼彆扭？身後的團隊每個人都哈哈大笑。
▲許知遠在《十三邀》節目中與馬東對談。 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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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聖賢書， 所為何事？
在採訪前， 李倫叮囑我， 千萬別把許知遠寫成“公知”。
這個詞彙在當代中國的語境裡早已被汙名化。 成為苦大仇深、媚俗、罵架、拉幫結派的代名詞。
但許知遠不在意， “我當然是一個知識份子了， 我從不諱言這一點。 ”“知識使人變得有魅力， 變得更自由和拓展， 而且知識絕對是跟情感、跟好奇心高度相關的。 他理解周圍、理解世界變化， 成為這樣的知識份子， 是一件多麼美好的事情。”
知識份子許知遠，在最近的一年裡，至少哭過兩次。
單向空間的員工高志強見過一次。他在幫許知遠做一檔叫做“單讀”的音訊節目。那一期講到《夾邊溝紀事》，一個上海女人去夾邊溝勞改農場看她的丈夫，但丈夫死了。他的屍體被挖出來，衣服、毯子都被偷走，身上的肉也被人剜走幾大塊。
讀著讀著，高志強先是聽見一陣沉默，接著是一陣抽泣，許知遠摘掉了眼鏡，哭了四五分鐘。
還有一次，是他看韓國電影《辯護人》。講的是全鬥煥執政期間，韓國前總統盧武鉉為學生辯護的故事。他被電影裡那種樸素的正義感打動，“我身上很多強烈的情感都沒有表達過，也無法表達。”
採訪蔡瀾時，他說，年輕時讀加繆、陳映真，覺得苦悶就是最好的人生。“苦悶意味著你對現實的不滿，你要反抗某種東西，我始終覺得這是年輕人最重要的一個品質。”
因此他反復追問：讀聖賢書所為何事？蔡瀾左右閃避，最後說出：“我心裡當然是有那樣的一個地方，我把它裝進了一個大箱子，扔到海裡了”。
“其實這個答案是夠的，但是因為抓到這個人，我們就更想往下走，那個東西到底是什麼，到底怎麼扔掉了，會不會縈繞你。”導演王宇解釋，這是他們訪問者的野心。
另一期節目裡，羅振宇說在這個時代，自己是個“跑反”的人，他只關心自己，只想成為跑得最快的人。許知遠對此無法認同，他的價值觀是建立在“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體系上的。
很多偶像在起作用。他在大學開始寫第一本書《那些憂傷的年輕人》，書裡講到，自己面前遙遙站立著約翰·斯圖亞特·密爾、伯蘭特·羅素、沃爾特·李普曼……
再過了幾年，他成為媒體的一員，心裡想的是，要參與對國家精神的塑造。
十月末，在清冷的單向空間二樓，41歲許知遠穿著白襯衣、牛仔褲，回憶起他記憶裡最蓬勃、最熱氣騰騰的好時光。
那是2002年前後，中國社會開始更深刻地捲入全球化之中，社會氛圍是向上的，時代的雜音還沒有完全浮現。國家的好光景與他青春期的尾巴重合，形成某種美妙的共振。
他記憶最深的是鄧小平逝世十周年，他寫了一篇極長的文章，叫《從孫中山到鄧小平》，27000多字，足足占了八個版。
“我寫了幾周時間，描繪了一百多年中國的變化。現在想起來都是胡寫的，不知道怎麼東抄西抄寫成的。但打開報紙還是很震撼，那時候才20多歲，年輕氣盛，那麼大的一個版面，好像很多人讀那個文章。”
但好時光總是易逝的。2005年，他對這張報紙逐漸失望，從《經濟觀察報》離職，和朋友們創辦了《生活》雜誌。再後來，又創辦了單向街書店。到如今，變成了一家叫做“單向空間”的創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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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老闆不靠譜
《十三邀》引起熱議後，單向空間有個叫“微在”的團隊發文，順勢“黑”了一把老闆。
“許知遠的公司嚴格禁煙，但他是唯一在公司裡到處抽煙的人。”
“許知遠動不動就喝酒，但其實酒量並不怎麼樣。”
“許知遠每年一到穿人字拖的季節就異常興奮，大概是他唯一能抓住的時代脈搏。”
員工高志強剛進公司時，同事提醒他，這個老闆不靠譜。他們內部的說法是，許知遠是除了流浪貓之外，全公司工作量最不飽和的人。
以前在庫房錄“單讀”音訊，高志強會提前一天收拾出一小塊空間，放上桌椅，好一頓折騰。狀態好的時候，許知遠會端一盤紅腸，拿一杯酒，然後邊吃、邊喝、邊錄。有的時候如果他喝到位了，他會發揮得更好些。
另一些時候，追著他去錄，有時錄到一半，許知遠開始歎氣，“唉好煩啊，好焦慮啊”，或者是“哎呀，今天特別不想說話”，於是他就不錄了。
三年前他們剛創業，許知遠還會出席些創業的活動，卻發現自己“去了兩次就煩死了”。
從緬甸旅行回來，他見摯信資本的創始合夥人李曙君，分享了剛結束的緬甸見聞：仰光市貌破敗，酒店道路兩旁開滿三角梅，人們的生活充滿希望，特別像中國的80年代……兩人聊昂山素季、緬甸變遷、唯獨沒提單向街怎麼賺錢。
後來許知遠試圖介紹單向街的商業模式，“我本來也不想聊，我假裝聊一下”，反而是李曙君打斷了他：“知遠這事我覺得你談不明白，也說不清楚，還是讓于威談吧。”
于威，曾任《經濟觀察報》總編輯助理、搜狐網總編輯，後來創辦了《生活》、《東方企業家》，是能量極大的媒體人。很快，單向街獲摯信資本千萬美元投資。于威任CEO，許知遠的頭銜是“首席哲學家”。
年輕的創業公司，總有危機重重的時刻。去年有段時間，公司的現金流斷了，他焦慮，以前從不失眠，那會兒也會睡不著。那次他跟合夥人說，昨晚我失眠了，合夥人問，沒睡著嗎？他說，晚睡了……兩個小時。把大家都氣死了。
他常說自己是個不那麼稱職的創業者。創業公司有盈利的壓力，而他們花了很多精力來做非盈利、公共性的事業——比如辦各種講座、刊物，透過古典的知識行動，建構起知識的公共場域。
許多年輕人被這種氣質吸引，到此來工作。“他們都比較單純而清高，對掙錢這個興趣不大，要逼迫他們去掙錢。”
他還想在中國的縣城裡開闢小小的書店。人們能在裡面看到海明威的名字。它會對一個社會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這些事情讓他覺得人生意義的完滿和充分。“但我又覺得這是我們組織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否則我們創業幹嘛呢？”
▲許知遠說，人們應該始終跟那些被邊緣化、被孤立的聲音在一起，他對大合唱沒興趣了。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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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那些被邊緣、被孤立的在一起
去年冬天，許知遠到山西汾陽見了自己的老朋友賈樟柯。
賈樟柯如今已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生活。整個城市籠罩在霧霾之下，他們在冷冽的空氣裡穿行，打氣槍、騎雪地摩托、拜關公。
賈樟柯抽一口煙，又吐出來，回憶起2009年在圓明園的單向街書店，大家表達欲望都還強烈，披著棉被聊天。而現在，他說，自己越來越對形成共識不感興趣。
採訪時我們同樣問了許知遠，你對形成共識還有興趣嗎？他說，“沒那麼強烈了吧，都是一個衰減的過程，因為裡邊有很多無奈。”
在採訪進行前，他在一樓開會，要籌備第三屆的書店文學獎。他們想給年輕一代的作家們，樹立一個不一樣的寫作和文學標準。“我們應該始終跟那些被邊緣化、被孤立的聲音在一起，我們真的對大合唱沒興趣了。”
他希望這些東西，能真正進入並影響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生活。
在那本著名的《那些憂傷的年輕人》裡他寫道，“一個年輕人，如何面對現實與理想的距離，如何剖析自己的內心，如何確立與社會的關係，怎樣尋找到自己的歷史座標。”
那些擺在20歲的許知遠面前的問題，如今仍困擾著41歲的他。
他說，原來他想成為很多人，本雅明、梁啟超……現在他接受這個了——誰他也成不了。但他沒覺得自己有中年危機，一切才剛剛開始。前陣子他突然想要學唱歌跳舞，就去買了口琴。這是兒時父親吹過的樂器。
我們問他個人生活中什麼是最能讓他得到樂趣的事情。他描述了兩個寫書時的片段，這是在整個採訪中，他最神采奕奕的時刻。
“最強烈的高潮仍然是寫出了一段自己沒想到的東西。一次夜半時分，喝著酒聽著音樂，突然把書第三章的最後一部分改出來了，而且比自己想像中寫得好，那種歡樂，就大半夜想把他們拽起來跟他們聊天，你知道嗎？拽起來喝酒！”
“最近最強的一次，今年夏天。我在寫書的序，那天晚上我喝了好多威士卡，不知道哪來的亢奮，從大概晚上十點寫到淩晨四點。我竟然寫了8000字，梁啟超的出逃，他百日維新失敗了，要跑到日本公使館裡，日本人把他從天津登上船運到日本，逃亡的過程。我在描繪那個東西。把第一章一氣呵成寫完了，我很少能寫完這麼多，因為材料太繁了。哇!我覺得我那6個小時的時間，burning，腦子在燃燒的感覺，那種燒灼感。寫完天差不多要亮了，那一刻特別幸福。”
值班編輯：李二號 一鳴
是一件多麼美好的事情。”知識份子許知遠，在最近的一年裡，至少哭過兩次。
單向空間的員工高志強見過一次。他在幫許知遠做一檔叫做“單讀”的音訊節目。那一期講到《夾邊溝紀事》，一個上海女人去夾邊溝勞改農場看她的丈夫，但丈夫死了。他的屍體被挖出來，衣服、毯子都被偷走，身上的肉也被人剜走幾大塊。
讀著讀著，高志強先是聽見一陣沉默，接著是一陣抽泣，許知遠摘掉了眼鏡，哭了四五分鐘。
還有一次，是他看韓國電影《辯護人》。講的是全鬥煥執政期間，韓國前總統盧武鉉為學生辯護的故事。他被電影裡那種樸素的正義感打動，“我身上很多強烈的情感都沒有表達過，也無法表達。”
採訪蔡瀾時，他說，年輕時讀加繆、陳映真，覺得苦悶就是最好的人生。“苦悶意味著你對現實的不滿，你要反抗某種東西，我始終覺得這是年輕人最重要的一個品質。”
因此他反復追問：讀聖賢書所為何事？蔡瀾左右閃避，最後說出：“我心裡當然是有那樣的一個地方，我把它裝進了一個大箱子，扔到海裡了”。
“其實這個答案是夠的，但是因為抓到這個人，我們就更想往下走，那個東西到底是什麼，到底怎麼扔掉了，會不會縈繞你。”導演王宇解釋，這是他們訪問者的野心。
另一期節目裡，羅振宇說在這個時代，自己是個“跑反”的人，他只關心自己，只想成為跑得最快的人。許知遠對此無法認同，他的價值觀是建立在“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體系上的。
很多偶像在起作用。他在大學開始寫第一本書《那些憂傷的年輕人》，書裡講到，自己面前遙遙站立著約翰·斯圖亞特·密爾、伯蘭特·羅素、沃爾特·李普曼……
再過了幾年，他成為媒體的一員，心裡想的是，要參與對國家精神的塑造。
十月末，在清冷的單向空間二樓，41歲許知遠穿著白襯衣、牛仔褲，回憶起他記憶裡最蓬勃、最熱氣騰騰的好時光。
那是2002年前後，中國社會開始更深刻地捲入全球化之中，社會氛圍是向上的，時代的雜音還沒有完全浮現。國家的好光景與他青春期的尾巴重合，形成某種美妙的共振。
他記憶最深的是鄧小平逝世十周年，他寫了一篇極長的文章，叫《從孫中山到鄧小平》，27000多字，足足占了八個版。
“我寫了幾周時間，描繪了一百多年中國的變化。現在想起來都是胡寫的，不知道怎麼東抄西抄寫成的。但打開報紙還是很震撼，那時候才20多歲，年輕氣盛，那麼大的一個版面，好像很多人讀那個文章。”
但好時光總是易逝的。2005年，他對這張報紙逐漸失望，從《經濟觀察報》離職，和朋友們創辦了《生活》雜誌。再後來，又創辦了單向街書店。到如今，變成了一家叫做“單向空間”的創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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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老闆不靠譜
《十三邀》引起熱議後，單向空間有個叫“微在”的團隊發文，順勢“黑”了一把老闆。
“許知遠的公司嚴格禁煙，但他是唯一在公司裡到處抽煙的人。”
“許知遠動不動就喝酒，但其實酒量並不怎麼樣。”
“許知遠每年一到穿人字拖的季節就異常興奮，大概是他唯一能抓住的時代脈搏。”
員工高志強剛進公司時，同事提醒他，這個老闆不靠譜。他們內部的說法是，許知遠是除了流浪貓之外，全公司工作量最不飽和的人。
以前在庫房錄“單讀”音訊，高志強會提前一天收拾出一小塊空間，放上桌椅，好一頓折騰。狀態好的時候，許知遠會端一盤紅腸，拿一杯酒，然後邊吃、邊喝、邊錄。有的時候如果他喝到位了，他會發揮得更好些。
另一些時候，追著他去錄，有時錄到一半，許知遠開始歎氣，“唉好煩啊，好焦慮啊”，或者是“哎呀，今天特別不想說話”，於是他就不錄了。
三年前他們剛創業，許知遠還會出席些創業的活動，卻發現自己“去了兩次就煩死了”。
從緬甸旅行回來，他見摯信資本的創始合夥人李曙君，分享了剛結束的緬甸見聞：仰光市貌破敗，酒店道路兩旁開滿三角梅，人們的生活充滿希望，特別像中國的80年代……兩人聊昂山素季、緬甸變遷、唯獨沒提單向街怎麼賺錢。
後來許知遠試圖介紹單向街的商業模式，“我本來也不想聊，我假裝聊一下”，反而是李曙君打斷了他：“知遠這事我覺得你談不明白，也說不清楚，還是讓于威談吧。”
于威，曾任《經濟觀察報》總編輯助理、搜狐網總編輯，後來創辦了《生活》、《東方企業家》，是能量極大的媒體人。很快，單向街獲摯信資本千萬美元投資。于威任CEO，許知遠的頭銜是“首席哲學家”。
年輕的創業公司，總有危機重重的時刻。去年有段時間，公司的現金流斷了，他焦慮，以前從不失眠，那會兒也會睡不著。那次他跟合夥人說，昨晚我失眠了，合夥人問，沒睡著嗎？他說，晚睡了……兩個小時。把大家都氣死了。
他常說自己是個不那麼稱職的創業者。創業公司有盈利的壓力，而他們花了很多精力來做非盈利、公共性的事業——比如辦各種講座、刊物，透過古典的知識行動，建構起知識的公共場域。
許多年輕人被這種氣質吸引，到此來工作。“他們都比較單純而清高，對掙錢這個興趣不大，要逼迫他們去掙錢。”
他還想在中國的縣城裡開闢小小的書店。人們能在裡面看到海明威的名字。它會對一個社會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這些事情讓他覺得人生意義的完滿和充分。“但我又覺得這是我們組織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否則我們創業幹嘛呢？”
▲許知遠說，人們應該始終跟那些被邊緣化、被孤立的聲音在一起，他對大合唱沒興趣了。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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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那些被邊緣、被孤立的在一起
去年冬天，許知遠到山西汾陽見了自己的老朋友賈樟柯。
賈樟柯如今已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生活。整個城市籠罩在霧霾之下，他們在冷冽的空氣裡穿行，打氣槍、騎雪地摩托、拜關公。
賈樟柯抽一口煙，又吐出來，回憶起2009年在圓明園的單向街書店，大家表達欲望都還強烈，披著棉被聊天。而現在，他說，自己越來越對形成共識不感興趣。
採訪時我們同樣問了許知遠，你對形成共識還有興趣嗎？他說，“沒那麼強烈了吧，都是一個衰減的過程，因為裡邊有很多無奈。”
在採訪進行前，他在一樓開會，要籌備第三屆的書店文學獎。他們想給年輕一代的作家們，樹立一個不一樣的寫作和文學標準。“我們應該始終跟那些被邊緣化、被孤立的聲音在一起，我們真的對大合唱沒興趣了。”
他希望這些東西，能真正進入並影響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生活。
在那本著名的《那些憂傷的年輕人》裡他寫道，“一個年輕人，如何面對現實與理想的距離，如何剖析自己的內心，如何確立與社會的關係，怎樣尋找到自己的歷史座標。”
那些擺在20歲的許知遠面前的問題，如今仍困擾著41歲的他。
他說，原來他想成為很多人，本雅明、梁啟超……現在他接受這個了——誰他也成不了。但他沒覺得自己有中年危機，一切才剛剛開始。前陣子他突然想要學唱歌跳舞，就去買了口琴。這是兒時父親吹過的樂器。
我們問他個人生活中什麼是最能讓他得到樂趣的事情。他描述了兩個寫書時的片段，這是在整個採訪中，他最神采奕奕的時刻。
“最強烈的高潮仍然是寫出了一段自己沒想到的東西。一次夜半時分，喝著酒聽著音樂，突然把書第三章的最後一部分改出來了，而且比自己想像中寫得好，那種歡樂，就大半夜想把他們拽起來跟他們聊天，你知道嗎？拽起來喝酒！”
“最近最強的一次，今年夏天。我在寫書的序，那天晚上我喝了好多威士卡，不知道哪來的亢奮，從大概晚上十點寫到淩晨四點。我竟然寫了8000字，梁啟超的出逃，他百日維新失敗了，要跑到日本公使館裡，日本人把他從天津登上船運到日本，逃亡的過程。我在描繪那個東西。把第一章一氣呵成寫完了，我很少能寫完這麼多，因為材料太繁了。哇!我覺得我那6個小時的時間，burning，腦子在燃燒的感覺，那種燒灼感。寫完天差不多要亮了，那一刻特別幸福。”
值班編輯：李二號 一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