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爾哈赤崛起前的女真， 大範疇上分為三個部分， 一為建州女真， 主體是建州三衛；一為海西女真， 主體為扈倫四部， 與蒙古人交往極多， 比如葉赫部的貝勒就是蒙古人出身；另一為東海女真， 也稱野人女真， 為山林中的漁獵部落。
嚴格來說， 此時的女真（音為JuSen， 諸申、肅慎、主兒扯惕、朱裡真均為同音異譯）， 只是明朝和朝鮮這樣的文明國家紙上的文化、區域概念， 而不是一個政治概念， 更不是民族的概念。
直到努爾哈赤發動一系列戰爭， 完成了對上述各部的征服之後， 後金這個國家， 以國家強制的力量推行滿語和創制滿文，
一
滿洲作為民族的定型， 是在天聰九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 皇太極下令：
我國原有滿洲、哈達、烏喇、葉赫、輝發等名， 向者無知之人往往稱為諸申（女真）。 夫諸申之號乃席北超墨爾根之裔， 實與我國無涉。 我國建號滿洲， 統緒綿遠， 相傳奕世。 自今以後， 一切人等， 止稱我國滿洲原名， 不得仍前妄。
席北即錫伯的另一個翻譯， 皇太極強調自己本民族原名“滿洲”， 不是“女真”， 這個舉動對於清朝的開國史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意味著自努爾哈赤時代開始的對滅亡北宋的金朝“攀親戚”策略的終結。
《卓歇圖》， 舊傳為五代作品， 後根據辮發服飾考證應為金代畫作
在努爾哈赤時代， 國名建號“後金”， 本身就是對“金朝”血胤傳承的一種追述和宣示， 而清朝皇族的姓氏， 今天眾所周知是“愛新覺羅”， 也是類似的作用。
關於努爾哈赤的本姓， 也是一個眾說紛紜的公案， 因為在明朝和朝鮮的漢文記載中，
努爾哈赤本人， 也曾對朝鮮王自稱“女直國建州衛管束夷人之主佟奴兒哈赤”， 這個也可以理解， 在《金史·國語解》中明確記載“夾谷曰仝”， 仝、佟、童同音， 明朝和朝鮮的翻譯官們， 又都使用的是金朝女真文的課本。
不過在女真各部間， 努爾哈赤還是以“愛新覺羅”的身份出現的。 女真有一個哈拉（hala）-穆昆（mukvn）的說法， 哈拉（hala）在滿語中意為姓， 是所謂的“父系血親集團”， 哈拉下面又有穆昆（mukvn）， 它是在血緣的基礎上摻雜地域因素後形成的“宗族”概念， 可以被理解為“氏”。
努爾哈赤家族的肇祖猛哥帖木兒，
當然， 僅《滿洲八旗氏族通譜》裡記載的便有伊爾根覺羅、舒舒覺羅、西林覺羅、阿顏覺羅、通顏覺羅、呼倫覺羅、察喇覺羅， 為了彰顯家族的尊貴和不同， 就像蒙古的黃金家族一樣， 努爾哈赤稱汗後， 給自己父親塔克世的直系子孫加了一個新的“哈拉”， 就是“愛新”（aisin， 意為金）， 在清朝， 只有這一脈的才能稱為宗室， 也就是俗稱的“黃帶子”。
這個金， 到底是金朝的金， 還是黃金家族的金， 其實並不重要， 作為一個“創造”的產物。 這種行為本身就是政治性的， 即為其作為明朝的建州左衛指揮使，
中國歷史上， 實力貧弱的遊牧民族往往會冒認強族之名， 比如東漢匈奴衰微， 鮮卑崛起， 留在北方草原上的十萬落匈奴人就“自號鮮卑”， 同樣， 強大起來的部族， 又會冒認祖先， 以示自身的“正統性”， 如匈奴劉漢政權的劉淵就自稱漢朝皇帝的外甥後人，姓劉、稱漢國。
到了皇太極時代，他對於乃父這種攀親戚的行為興趣就越來越不感冒。
天聰五年八月，皇太極致信祖大壽稱：
然爾明主非宋之裔，朕亦非金之後。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上文中所說的改族名更在之後，天聰九年，即後金君臣開始正式討論入關可能性的時候：
今四方威服，後患已除，無內顧之憂，宜直抵北京。
可見，此時後金政權立足已穩，對於內部的穩固，已經不需要假借“金朝”作為名號，“入關”這個更為宏大的政治目標，讓皇太極對於明朝內部以宋金對抗為鏡鑒的說法非常警惕，就想以強調自身和金朝並非一家來減輕敵意，進而完成由後金到清的進化。
事實上，清朝入關之後，一直高舉著大清天下非取自於明，而是取自流寇的大旗，就是皇太極這種新統治思路的延續，當然，從更隱秘的心理角度分析，恰是皇太極本身沒有努爾哈赤少年、壯年時代對大明臣服的經歷，自然也就沒有那麼強烈的自卑感帶來的逆反心理，可以心安理得地進行政權的一部分漢化和合法性解釋。
二
努爾哈赤的“心魔”是他曾經是漢人帝國的邊疆臣子，只能通過對遼東漢人的屠殺、歧視來消解這種潛意識的恐懼和無力感，在他的晚年，八旗國家的組織形態就越發奴隸制化、蒙古化。
我們今天在電視上看到的“主子”、“奴才”，其實正是八旗國家組織的殘餘，也是蒙元草原帝國主僕式君臣關係的遺留。
雍正朱批，馬喀上摺子請安稱主子，還帶了兒子一起，被雍正訓斥“爾子如何到得請安，胡說之極”。要知道，在清朝稱奴才也是一項特權，漢臣亂自稱那叫邀寵
因此，就清朝而言，努爾哈赤的歷史使命只不過是建立了一個“八旗國家”，這個技能，他也是嫺熟的。
正如“創造”了蒙古民族的成吉思汗一樣，努爾哈赤對“女真”諸部完成征服之後，進行了打破舊部落界限的重新編組，成吉思汗是編為“千戶”，用舊將為“那顏”，再將千戶封給諸子，而努爾哈赤是編為“牛錄”，提拔“牛錄額真”，再將牛錄劃入八旗，封給兄弟、諸子統帶。
那麼，打破部落界限的最重要一步是什麼？
信仰。
努爾哈赤破哈達、輝發、葉赫、董鄂、烏拉等部時，兵馬先破“堂色”（即堂子），“掠祖像神器于貝勒馬前。”（富育光、孟慧英《滿族的薩滿教變遷》，《黑龍江民族叢刊》1988年第4期）
這個堂子裡往往供奉著各個部落的祖先神，以及山川、名木、動物的神靈，毀棄其中一部分，吸納其中一部分，類似于古羅馬共和國征服強大民族之後將其供奉的神祗帶回羅馬供奉，是早期國家進行征服的重要手段。
之所以如此，在於當時的東北少數民族大多數已經進化到部落聯盟（或者說叫酋邦）的時代。
最原始的血緣部落，即一家一姓的聚居，在金代“猛安謀克”制度和元代“萬戶”制度之下逐漸被破壞，越是與漢人聚居區接近的女真人，其生活方式漢化的越明顯，組織結構的進化也就更明顯。
比如建州女真的前身，“胡裡改”、“斡朵裡”等概念都從血親部落過渡到地緣部落，“斡朵裡”就先為黑龍江下游的地名，等到明朝前期，在李朝史料中，可以看到遷徙到朝鮮北部鹹鏡道的女真人的生活方式，已經是“混族而居”，一個耕種村落中往往會有三、四個族群居住。
此時，聚集這些原本的“地域部落”認同感的，既不完全是共同祖先的血緣關係，也不完全是生活的地域，而是共同的神靈信仰，因為這些神靈本身就帶有區域性，祭神的祝詞，往往也承載著追述本族、本部落歷史的責任。
努爾哈赤的新政權在武力征服的同時，摧毀這些小範圍的認同，而代之以大群體的認同，是非常高明的政治手段，同樣也標誌著建州、後金政權雖仍嫌簡陋，卻已具備國家的雛形，如果拿來和中原王朝來比較，起碼已經達到了西周滅亡商朝之後所建立的制度水準。
到了皇太極時代，則仿照漢制，逐步從諸貝勒手中收權，再經過多爾袞、順治、康熙前期對各旗旗主的權力進行了全面壓縮，清朝殘存的草原帝國政治形態基本消弭殆盡，在明朝的制度軀體上，快速進化為一個更有效率，也更具侵略性的中原王朝。
三
在“創造滿洲”的過程中，八旗這個政治、軍事組織是基礎，滿洲這個宗教、文化的“民族”則是結果。
各個部族的“堂子”在征服戰爭中被毀滅掉，一部分神仙，被請到了“愛新覺羅”自家的“堂子”集中供奉，先是在佛阿拉、赫圖阿拉這兩個舊都，後來遷到了瀋陽，從努爾哈赤遷都瀋陽就開始營建，天命十一年（1626年）五月落成，不過，努爾哈赤八月就病死在靉雞堡，基本沒用上。該實物一直保留到清朝滅亡後，
到皇太極時代就比他父親更進一步，在確認族名更改為“滿洲”的第二年（崇德元年），他下令：
凡官員庶民等，設立堂子致祭者，永行停止。（《大清會典》）
也就是說，從今往後，整個“滿洲”族群的祖宗和神仙，只許拜我家的，由我們一家子皇帝、親王、貝勒，帶著你拜。
待到清代定鼎中原，遷都北京之後，祭祀仍循昔日之制，也在北京建了堂子。
順治元年，建堂子于長安左門外，玉河橋東。元旦必先致祭於此，其祭為國朝循用舊制，歷代祀典所無。又康熙年間，定祭堂子，漢官不隨往，故漢官無知者。詢之滿洲官，亦不能言其詳，惟會典諸書所載。（吳振棫《養吉齋從錄》）
“進堂子”即使在“滿洲”內部，也有明確的身份區分，大內及王貝勒貝子公等，于堂子內向南祭祀，其餘人等只能在各家院內，向南以祭。
以上這些，都說明努爾哈赤和皇太極時代，由“家祭”、“部落祭祀”走向“皇族—八旗祭祀”的過程，是由權力和武力強迫完成的， 整個“族群”的建構，也是由八旗內部權力強迫完成的。
八旗旗幟鎧甲示意，注意哈，圖上的棉甲其實也是從明軍那兒學的，不是什麼生造出來的
不但如此，當年，他還規定：
凡人祭神、還願……宰殺牛馬騾驢，永革不許……今後許綿羊、山羊、豬、鵝、雞、鴨還願祭神……母豬不許殺，若殺，賣者問應得之罪，仍賠豬入官。（《清太宗實錄稿本》）
崇德三年，寧塔海牛錄下蘇拜因三次拜神家財蕩盡，經查問，蘇拜夫婦判死罪，連累之人受貫穿耳鼻之刑，以及鞭笞。
在八旗體系內，祭祀貢品是要聽從規定的，拿私財祭神也是受管束的，作為組織中的人，不存在相關的自由權利，這也印證了上述八旗國家享有對屬民祭祀、宗教信仰的絕對控制權。
換個易懂的說法，在清朝，宗教、民族問題，都是根本性的政治問題。
四
看到這兒，有人要問了，你說了這麼多，怎麼感覺離題萬里？
因為上面那些都是為了說明一個結論：
滿洲是愛新覺羅家族在建立和擴大政治統治的過程中“創造”出來的民族，而不是對一個已有的女真民族的重新“統一”。
網友繪製的明清男子髮式的變遷，如圖所見，清代近300年間，剃髮的傳統本身就經歷著不斷的變化
而愛新覺羅家族的祖先們，只能說是在金朝的聲教所及範圍內。
比如乾隆皇帝的說：
蓋我朝在大金時，未嘗非完顏氏之服屬，猶之完顏氏在今日，皆為我朝之臣僕。（《清高宗實錄》）
《清皇室四譜》的說法更確切：
為金別部。
別部，就是並非金朝女真國族的主幹部分，而是以冊封或者朝貢方式獨立存在的附庸部落。
清朝歷代皇帝承認的“肇祖”，在明朝受封為建州左衛指揮使的猛哥帖木兒，其統領的部落就叫斡朵裡部，即元代在松花江地區設置的斡朵憐萬戶，他是由建州衛指揮使阿哈出引薦，臣服于明朝的，而阿哈出的部落，則是元代的胡裡改萬戶。
在金朝，胡裡改雖然屬於大的女真範疇，卻一直被單拎出來說，屬於一個具備獨立性的部落聯盟，斡朵憐部與其同處三姓地區（今黑龍江省依蘭縣），嚴格來說，也不屬於金代女真的核心圈。
到了明朝初年，建州衛和建州左衛已經南遷到鴨綠江東岸，卻遭到不斷北上侵吞明朝土地的朝鮮李朝擠壓， 最後定居在今天的東北地區。
也正是由於朝鮮李朝的北上擴張，保留了不少關於斡朵憐部的記載，比如：
（斡朵憐部）本無法制、禁令。（《朝鮮李朝實錄·成宗》）
（首領）與同類雜處，管下之人不得役使，與尋常人無異。（《朝鮮李朝實錄·世宗》）
具體來說，就是沒有明確的管理制度和社會結構，所謂的萬戶、猛安，其實根本就是個虛名，從他們在戰爭出動的人力規模來看，各個部落的動員效率也非常有限。
但是，一個非常詭異的現象不得不提，就是這樣一個退回了部落公社形態的族群，竟然在元明之際保留了金朝創制的女真文字，而且延續時間非常之長，比絕大多數的“同種”都長。
《明英宗實錄》記載：
正統九年（1444年）玄城衛指揮撒升哈、脫脫木答魯等奏：“臣等四十衛無識女真字者，乞自後敕文之類第用韃靼字。”從之。
之所以有此一說，是因為明朝有規定，與女真諸衛的往來文書用女真文書寫。所以，在一本名為《華夷譯語》的書中，保留了79篇明代女真各衛用女真文起草的朝貢表文，從永樂年間一直延續到了嘉靖年間，過往被稱為女真文字廣泛保留在東北的實證。
然而，根據金光平、金啟宗的研究，這些來文，應該都是女真各衛貢使賄賂四夷館代擬的，因為內容明顯是先擬好漢文語法，後用女真文堆砌的“西貝貨”，完全不符合女真語的語法。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明朝規定朝貢必有表文，無表文則不收貢品，自然也就沒有豐厚的回賜，說到底，是為了錢……
這裡要說的是，在“四十衛”不識女真字之後近20年的天順六年（1462年），建州衛李滿住用女真文致書朝鮮王，這不是為了朝貢，可見至少建州衛還是有女真文傳承的。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反差，根本原因，應該是建州衛自納哈出至李滿住，嫡脈一直傳承，這個首領家族上溯過去是金朝的“國姓”，金世宗完顏雍的後人，進入清朝，其投靠努爾哈赤的零散後裔也大大方方地姓著“完顏”。
類似的還有建州左衛的蒙哥帖木兒，一直到董山，嫡脈傳承清晰 ，在明朝衛所官的冊封中，清晰可見一代代的世襲關係。
但是21年後，成化十九年（1483年）朝鮮人再問建州衛使者有沒有識字的人，回答已經是：
朝鮮文字或有不知，蒙古書則多有知之者。（《朝鮮李朝實錄·成宗》）
直白地說，女真文已經忘了。（此後，朝鮮給建州三衛的文書中，除了只剩下禮儀作用的女真文本，還會備上一份蒙古文本）
五
這種情況倒不是把文化就飯吃了，而是因為在成化三年（1467年）、成化十四年（1478年）、成化十五年（1479年），明朝和朝鮮發動了三次對建州左衛、建州衛的大征伐，大量殺戮了兩部的青壯年。
成化三年（1467年），明軍大破反復引蒙古入寇的建州左衛董山（也名董倉）及建州衛李滿住所部，擒斬1500余人，董山、李滿住及其子被擊斃，兩衛嫡脈自此斷絕。
成化十五年（1479）明朝再次對建州衛實施討伐，撫甯侯朱永奏捷彙報戰果如下：
擒斬六百九十五級，俘獲四百八十六人，破四百五十餘寨，獲牛馬千餘，盔甲軍器無算。
在成化十五年的“丁亥之役”中建州衛、建州左衛均受到毀滅性打擊，建州各衛“遁逃窮困”。曾經煊赫一時的李滿住家族和董山家族都淡出了中、朝史書的視野。
此後，建州右衛崛起，待傳至王杲（也稱阿古都督）的時代，和明軍李成梁部互有攻伐，他的親家，就是努爾哈赤的祖父、父親，覺昌安和塔克世，這兩位是以“帶路黨”的面目，出現在明朝對其親家的討伐之中，甚至持續到了王杲之子阿台的時代，直到被明軍誤殺。
緊接著，努爾哈赤終於登上了歷史舞臺，于萬曆十二年（1584年）在李成梁的扶持下當上了建州左衛指揮使。
需要注意的是，李滿住、董山到努爾哈赤確定無疑的曾祖、祖、父的時代，足有50年的空白。
建州左衛在董山被殺之後一直默默無聞，按照清朝官方解釋，皇族的祖先福滿在蘇子河畔守著幾個村子，享受著世襲建州左衛指揮使的尊榮，卻沒有與之匹配的實力。
但是，他們真的是猛哥帖木兒的後人嗎？
《朝鮮李朝實錄·宣祖》記載：
（萬曆三十三年七月）如許酋羅裡、忽溫酋卓古等，往在癸巳年間相與謀曰：老可赤本以無名常胡之子，崛起為酋長，合併諸部，其勢漸至強大，我輩世積威名羞與為伍。
朝鮮史料稱努爾哈赤為老可赤或老乙可赤，葉赫部為如許、貝勒納林布祿為羅裡，烏拉部為忽溫、貝勒布占泰為卓古，這裡說的是萬曆三十一年九部聯軍進攻建州時，扈倫四部（海西女真）討論的話，指出努爾哈赤本身是一個無名的女真小頭目之子。
在這些敵人可能的“詆毀”之外，是董山到福滿之間的時間空檔長達數十年，也就是成化大征伐之後，原本的金朝貴族血裔家族漸漸籍籍無名，同時消失的，還有這些貴族所掌握的女真文之類的上層文化，到了努爾哈赤的時代，文化斷層只能通過借用蒙古文來修補。
如果真的如清朝官方記述一般，努爾哈赤的家族是猛哥帖木兒這樣的貴族後裔，且長期安居並未斷絕傳承，怎麼會連本族文字丟得一乾二淨，就連詳細的家族史都追述不出來？
從這個角度來說，愛新覺羅家族或許屬於建州左衛的遺民，因此冠以“覺羅”的“穆昆”可以理解，但與猛哥帖木兒的血脈傳承是否成立，仍待存疑，畢竟在嘉靖朝之後，建州衛、建州左衛的指揮使職務，已經很難確證為納哈出、猛哥帖木兒的直系子孫在承襲。
更大的可能是，信奉拉一派打一派的李成梁，將“無所屬”的敕書交給了“恭順”的努爾哈赤，作為扶持這個“帶路党”後人的一項風險投資，只是沒想到他做得這麼好，玩兒得這麼大，最終把大明的江山都贏過去了。
至於說努爾哈赤以愛新覺羅家族為圓心構建的八旗國家，乃至於他兒子依託八旗國家權力所重構的“滿洲”民族，究竟和建立金朝的女真人有什麼關係，三解只能引述一篇關於金代女真語與滿語之間關係的論文的結論：
女真語和滿語是同一種語言的不同方言，不能簡單定論滿語從女真語繼承而來。（哈斯巴特爾：《女真語與滿語的關係》，《滿語研究》2008年第2期）
同理，雖然金朝女真在前，清朝滿洲在後，活動區域也看似重合，早期的部族首領也有傳承，但在成化大征伐之後的數十年間，建州女真到底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我們不得而知，或許是外族混入，或許是屌絲逆襲，唯一可以確定的就是變化本身。
正如李氏朝鮮的史料《通文館志》記載：
女真學舊有國典所載講書，而與清人行話大不同，清人聽之者莫解。
雞同鴨講？短短50年間，雞怎麼就變成了鴨子？
如匈奴劉漢政權的劉淵就自稱漢朝皇帝的外甥後人，姓劉、稱漢國。到了皇太極時代，他對於乃父這種攀親戚的行為興趣就越來越不感冒。
天聰五年八月，皇太極致信祖大壽稱：
然爾明主非宋之裔，朕亦非金之後。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上文中所說的改族名更在之後，天聰九年，即後金君臣開始正式討論入關可能性的時候：
今四方威服，後患已除，無內顧之憂，宜直抵北京。
可見，此時後金政權立足已穩，對於內部的穩固，已經不需要假借“金朝”作為名號，“入關”這個更為宏大的政治目標，讓皇太極對於明朝內部以宋金對抗為鏡鑒的說法非常警惕，就想以強調自身和金朝並非一家來減輕敵意，進而完成由後金到清的進化。
事實上，清朝入關之後，一直高舉著大清天下非取自於明，而是取自流寇的大旗，就是皇太極這種新統治思路的延續，當然，從更隱秘的心理角度分析，恰是皇太極本身沒有努爾哈赤少年、壯年時代對大明臣服的經歷，自然也就沒有那麼強烈的自卑感帶來的逆反心理，可以心安理得地進行政權的一部分漢化和合法性解釋。
二
努爾哈赤的“心魔”是他曾經是漢人帝國的邊疆臣子，只能通過對遼東漢人的屠殺、歧視來消解這種潛意識的恐懼和無力感，在他的晚年，八旗國家的組織形態就越發奴隸制化、蒙古化。
我們今天在電視上看到的“主子”、“奴才”，其實正是八旗國家組織的殘餘，也是蒙元草原帝國主僕式君臣關係的遺留。
雍正朱批，馬喀上摺子請安稱主子，還帶了兒子一起，被雍正訓斥“爾子如何到得請安，胡說之極”。要知道，在清朝稱奴才也是一項特權，漢臣亂自稱那叫邀寵
因此，就清朝而言，努爾哈赤的歷史使命只不過是建立了一個“八旗國家”，這個技能，他也是嫺熟的。
正如“創造”了蒙古民族的成吉思汗一樣，努爾哈赤對“女真”諸部完成征服之後，進行了打破舊部落界限的重新編組，成吉思汗是編為“千戶”，用舊將為“那顏”，再將千戶封給諸子，而努爾哈赤是編為“牛錄”，提拔“牛錄額真”，再將牛錄劃入八旗，封給兄弟、諸子統帶。
那麼，打破部落界限的最重要一步是什麼？
信仰。
努爾哈赤破哈達、輝發、葉赫、董鄂、烏拉等部時，兵馬先破“堂色”（即堂子），“掠祖像神器于貝勒馬前。”（富育光、孟慧英《滿族的薩滿教變遷》，《黑龍江民族叢刊》1988年第4期）
這個堂子裡往往供奉著各個部落的祖先神，以及山川、名木、動物的神靈，毀棄其中一部分，吸納其中一部分，類似于古羅馬共和國征服強大民族之後將其供奉的神祗帶回羅馬供奉，是早期國家進行征服的重要手段。
之所以如此，在於當時的東北少數民族大多數已經進化到部落聯盟（或者說叫酋邦）的時代。
最原始的血緣部落，即一家一姓的聚居，在金代“猛安謀克”制度和元代“萬戶”制度之下逐漸被破壞，越是與漢人聚居區接近的女真人，其生活方式漢化的越明顯，組織結構的進化也就更明顯。
比如建州女真的前身，“胡裡改”、“斡朵裡”等概念都從血親部落過渡到地緣部落，“斡朵裡”就先為黑龍江下游的地名，等到明朝前期，在李朝史料中，可以看到遷徙到朝鮮北部鹹鏡道的女真人的生活方式，已經是“混族而居”，一個耕種村落中往往會有三、四個族群居住。
此時，聚集這些原本的“地域部落”認同感的，既不完全是共同祖先的血緣關係，也不完全是生活的地域，而是共同的神靈信仰，因為這些神靈本身就帶有區域性，祭神的祝詞，往往也承載著追述本族、本部落歷史的責任。
努爾哈赤的新政權在武力征服的同時，摧毀這些小範圍的認同，而代之以大群體的認同，是非常高明的政治手段，同樣也標誌著建州、後金政權雖仍嫌簡陋，卻已具備國家的雛形，如果拿來和中原王朝來比較，起碼已經達到了西周滅亡商朝之後所建立的制度水準。
到了皇太極時代，則仿照漢制，逐步從諸貝勒手中收權，再經過多爾袞、順治、康熙前期對各旗旗主的權力進行了全面壓縮，清朝殘存的草原帝國政治形態基本消弭殆盡，在明朝的制度軀體上，快速進化為一個更有效率，也更具侵略性的中原王朝。
三
在“創造滿洲”的過程中，八旗這個政治、軍事組織是基礎，滿洲這個宗教、文化的“民族”則是結果。
各個部族的“堂子”在征服戰爭中被毀滅掉，一部分神仙，被請到了“愛新覺羅”自家的“堂子”集中供奉，先是在佛阿拉、赫圖阿拉這兩個舊都，後來遷到了瀋陽，從努爾哈赤遷都瀋陽就開始營建，天命十一年（1626年）五月落成，不過，努爾哈赤八月就病死在靉雞堡，基本沒用上。該實物一直保留到清朝滅亡後，
到皇太極時代就比他父親更進一步，在確認族名更改為“滿洲”的第二年（崇德元年），他下令：
凡官員庶民等，設立堂子致祭者，永行停止。（《大清會典》）
也就是說，從今往後，整個“滿洲”族群的祖宗和神仙，只許拜我家的，由我們一家子皇帝、親王、貝勒，帶著你拜。
待到清代定鼎中原，遷都北京之後，祭祀仍循昔日之制，也在北京建了堂子。
順治元年，建堂子于長安左門外，玉河橋東。元旦必先致祭於此，其祭為國朝循用舊制，歷代祀典所無。又康熙年間，定祭堂子，漢官不隨往，故漢官無知者。詢之滿洲官，亦不能言其詳，惟會典諸書所載。（吳振棫《養吉齋從錄》）
“進堂子”即使在“滿洲”內部，也有明確的身份區分，大內及王貝勒貝子公等，于堂子內向南祭祀，其餘人等只能在各家院內，向南以祭。
以上這些，都說明努爾哈赤和皇太極時代，由“家祭”、“部落祭祀”走向“皇族—八旗祭祀”的過程，是由權力和武力強迫完成的， 整個“族群”的建構，也是由八旗內部權力強迫完成的。
八旗旗幟鎧甲示意，注意哈，圖上的棉甲其實也是從明軍那兒學的，不是什麼生造出來的
不但如此，當年，他還規定：
凡人祭神、還願……宰殺牛馬騾驢，永革不許……今後許綿羊、山羊、豬、鵝、雞、鴨還願祭神……母豬不許殺，若殺，賣者問應得之罪，仍賠豬入官。（《清太宗實錄稿本》）
崇德三年，寧塔海牛錄下蘇拜因三次拜神家財蕩盡，經查問，蘇拜夫婦判死罪，連累之人受貫穿耳鼻之刑，以及鞭笞。
在八旗體系內，祭祀貢品是要聽從規定的，拿私財祭神也是受管束的，作為組織中的人，不存在相關的自由權利，這也印證了上述八旗國家享有對屬民祭祀、宗教信仰的絕對控制權。
換個易懂的說法，在清朝，宗教、民族問題，都是根本性的政治問題。
四
看到這兒，有人要問了，你說了這麼多，怎麼感覺離題萬里？
因為上面那些都是為了說明一個結論：
滿洲是愛新覺羅家族在建立和擴大政治統治的過程中“創造”出來的民族，而不是對一個已有的女真民族的重新“統一”。
網友繪製的明清男子髮式的變遷，如圖所見，清代近300年間，剃髮的傳統本身就經歷著不斷的變化
而愛新覺羅家族的祖先們，只能說是在金朝的聲教所及範圍內。
比如乾隆皇帝的說：
蓋我朝在大金時，未嘗非完顏氏之服屬，猶之完顏氏在今日，皆為我朝之臣僕。（《清高宗實錄》）
《清皇室四譜》的說法更確切：
為金別部。
別部，就是並非金朝女真國族的主幹部分，而是以冊封或者朝貢方式獨立存在的附庸部落。
清朝歷代皇帝承認的“肇祖”，在明朝受封為建州左衛指揮使的猛哥帖木兒，其統領的部落就叫斡朵裡部，即元代在松花江地區設置的斡朵憐萬戶，他是由建州衛指揮使阿哈出引薦，臣服于明朝的，而阿哈出的部落，則是元代的胡裡改萬戶。
在金朝，胡裡改雖然屬於大的女真範疇，卻一直被單拎出來說，屬於一個具備獨立性的部落聯盟，斡朵憐部與其同處三姓地區（今黑龍江省依蘭縣），嚴格來說，也不屬於金代女真的核心圈。
到了明朝初年，建州衛和建州左衛已經南遷到鴨綠江東岸，卻遭到不斷北上侵吞明朝土地的朝鮮李朝擠壓， 最後定居在今天的東北地區。
也正是由於朝鮮李朝的北上擴張，保留了不少關於斡朵憐部的記載，比如：
（斡朵憐部）本無法制、禁令。（《朝鮮李朝實錄·成宗》）
（首領）與同類雜處，管下之人不得役使，與尋常人無異。（《朝鮮李朝實錄·世宗》）
具體來說，就是沒有明確的管理制度和社會結構，所謂的萬戶、猛安，其實根本就是個虛名，從他們在戰爭出動的人力規模來看，各個部落的動員效率也非常有限。
但是，一個非常詭異的現象不得不提，就是這樣一個退回了部落公社形態的族群，竟然在元明之際保留了金朝創制的女真文字，而且延續時間非常之長，比絕大多數的“同種”都長。
《明英宗實錄》記載：
正統九年（1444年）玄城衛指揮撒升哈、脫脫木答魯等奏：“臣等四十衛無識女真字者，乞自後敕文之類第用韃靼字。”從之。
之所以有此一說，是因為明朝有規定，與女真諸衛的往來文書用女真文書寫。所以，在一本名為《華夷譯語》的書中，保留了79篇明代女真各衛用女真文起草的朝貢表文，從永樂年間一直延續到了嘉靖年間，過往被稱為女真文字廣泛保留在東北的實證。
然而，根據金光平、金啟宗的研究，這些來文，應該都是女真各衛貢使賄賂四夷館代擬的，因為內容明顯是先擬好漢文語法，後用女真文堆砌的“西貝貨”，完全不符合女真語的語法。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明朝規定朝貢必有表文，無表文則不收貢品，自然也就沒有豐厚的回賜，說到底，是為了錢……
這裡要說的是，在“四十衛”不識女真字之後近20年的天順六年（1462年），建州衛李滿住用女真文致書朝鮮王，這不是為了朝貢，可見至少建州衛還是有女真文傳承的。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反差，根本原因，應該是建州衛自納哈出至李滿住，嫡脈一直傳承，這個首領家族上溯過去是金朝的“國姓”，金世宗完顏雍的後人，進入清朝，其投靠努爾哈赤的零散後裔也大大方方地姓著“完顏”。
類似的還有建州左衛的蒙哥帖木兒，一直到董山，嫡脈傳承清晰 ，在明朝衛所官的冊封中，清晰可見一代代的世襲關係。
但是21年後，成化十九年（1483年）朝鮮人再問建州衛使者有沒有識字的人，回答已經是：
朝鮮文字或有不知，蒙古書則多有知之者。（《朝鮮李朝實錄·成宗》）
直白地說，女真文已經忘了。（此後，朝鮮給建州三衛的文書中，除了只剩下禮儀作用的女真文本，還會備上一份蒙古文本）
五
這種情況倒不是把文化就飯吃了，而是因為在成化三年（1467年）、成化十四年（1478年）、成化十五年（1479年），明朝和朝鮮發動了三次對建州左衛、建州衛的大征伐，大量殺戮了兩部的青壯年。
成化三年（1467年），明軍大破反復引蒙古入寇的建州左衛董山（也名董倉）及建州衛李滿住所部，擒斬1500余人，董山、李滿住及其子被擊斃，兩衛嫡脈自此斷絕。
成化十五年（1479）明朝再次對建州衛實施討伐，撫甯侯朱永奏捷彙報戰果如下：
擒斬六百九十五級，俘獲四百八十六人，破四百五十餘寨，獲牛馬千餘，盔甲軍器無算。
在成化十五年的“丁亥之役”中建州衛、建州左衛均受到毀滅性打擊，建州各衛“遁逃窮困”。曾經煊赫一時的李滿住家族和董山家族都淡出了中、朝史書的視野。
此後，建州右衛崛起，待傳至王杲（也稱阿古都督）的時代，和明軍李成梁部互有攻伐，他的親家，就是努爾哈赤的祖父、父親，覺昌安和塔克世，這兩位是以“帶路黨”的面目，出現在明朝對其親家的討伐之中，甚至持續到了王杲之子阿台的時代，直到被明軍誤殺。
緊接著，努爾哈赤終於登上了歷史舞臺，于萬曆十二年（1584年）在李成梁的扶持下當上了建州左衛指揮使。
需要注意的是，李滿住、董山到努爾哈赤確定無疑的曾祖、祖、父的時代，足有50年的空白。
建州左衛在董山被殺之後一直默默無聞，按照清朝官方解釋，皇族的祖先福滿在蘇子河畔守著幾個村子，享受著世襲建州左衛指揮使的尊榮，卻沒有與之匹配的實力。
但是，他們真的是猛哥帖木兒的後人嗎？
《朝鮮李朝實錄·宣祖》記載：
（萬曆三十三年七月）如許酋羅裡、忽溫酋卓古等，往在癸巳年間相與謀曰：老可赤本以無名常胡之子，崛起為酋長，合併諸部，其勢漸至強大，我輩世積威名羞與為伍。
朝鮮史料稱努爾哈赤為老可赤或老乙可赤，葉赫部為如許、貝勒納林布祿為羅裡，烏拉部為忽溫、貝勒布占泰為卓古，這裡說的是萬曆三十一年九部聯軍進攻建州時，扈倫四部（海西女真）討論的話，指出努爾哈赤本身是一個無名的女真小頭目之子。
在這些敵人可能的“詆毀”之外，是董山到福滿之間的時間空檔長達數十年，也就是成化大征伐之後，原本的金朝貴族血裔家族漸漸籍籍無名，同時消失的，還有這些貴族所掌握的女真文之類的上層文化，到了努爾哈赤的時代，文化斷層只能通過借用蒙古文來修補。
如果真的如清朝官方記述一般，努爾哈赤的家族是猛哥帖木兒這樣的貴族後裔，且長期安居並未斷絕傳承，怎麼會連本族文字丟得一乾二淨，就連詳細的家族史都追述不出來？
從這個角度來說，愛新覺羅家族或許屬於建州左衛的遺民，因此冠以“覺羅”的“穆昆”可以理解，但與猛哥帖木兒的血脈傳承是否成立，仍待存疑，畢竟在嘉靖朝之後，建州衛、建州左衛的指揮使職務，已經很難確證為納哈出、猛哥帖木兒的直系子孫在承襲。
更大的可能是，信奉拉一派打一派的李成梁，將“無所屬”的敕書交給了“恭順”的努爾哈赤，作為扶持這個“帶路党”後人的一項風險投資，只是沒想到他做得這麼好，玩兒得這麼大，最終把大明的江山都贏過去了。
至於說努爾哈赤以愛新覺羅家族為圓心構建的八旗國家，乃至於他兒子依託八旗國家權力所重構的“滿洲”民族，究竟和建立金朝的女真人有什麼關係，三解只能引述一篇關於金代女真語與滿語之間關係的論文的結論：
女真語和滿語是同一種語言的不同方言，不能簡單定論滿語從女真語繼承而來。（哈斯巴特爾：《女真語與滿語的關係》，《滿語研究》2008年第2期）
同理，雖然金朝女真在前，清朝滿洲在後，活動區域也看似重合，早期的部族首領也有傳承，但在成化大征伐之後的數十年間，建州女真到底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我們不得而知，或許是外族混入，或許是屌絲逆襲，唯一可以確定的就是變化本身。
正如李氏朝鮮的史料《通文館志》記載：
女真學舊有國典所載講書，而與清人行話大不同，清人聽之者莫解。
雞同鴨講？短短50年間，雞怎麼就變成了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