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西方思想界， 終結論的言論不絕於耳：藝術終結了、藝術死亡了、藝術史終結了、文學終結了、歷史終結了、哲學終結了， 等等。
作為批判性資源的藝術終結論
2000年， 米勒在“文學理論的未來：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認為， 文學與文學研究在全球化或電子媒介時代即將終結和消亡。 米勒的觀點使中國國內學者的目光轉向了黑格爾、丹托和貝爾延等人的終結話語， 旋即使得一個新的討論話題出現：藝術終結與文學終結的大討論。
米勒關於文學時代的終結和文學研究時代已成為過去的感歎，
當然， 若我們對終結話題展開進一步的思考，
黑格爾當時的這個命題並沒有引起多大爭議， 真正引發此話題熱烈討論的是丹托在1984年重提的藝術的終結命題。 丹托的藝術終結論之所以引發大規模的討論與爭議，
筆者認為， 當我們從藝術和文學實踐的時代角度來看終結話題， 首要的關鍵問題在於我們必須明確這裡的“文學”或“藝術”並非實踐中的文學藝術， 或者說不能將文學和藝術的觀念等同于文學和藝術創作， 否則會造成更大的誤讀和混亂。 就黑格爾、阿多諾、丹托和卡斯比特而言， 他們並不認為終結就是一般意義上的藝術或文學的死亡， 而米勒終結論的背後實則隱藏著對文學當下性的批判性反思視角，這實質上構成了當下文學現狀反思的一種批判性資源，而並非真正的文學終結或藝術終結。
藝術終結論的中國情境反思
如果把1986年薛華出版的《黑格爾與藝術難題》作為藝術或文學終結研究座標的起點，終結論話題的研究已有30多年，隨著藝術與文學實踐的不斷發展、現代性研究的深入、文化研究的轉向和視覺時代的圖像轉向，我國學界對文學和藝術的終結研究給予極大的關注。但就整體而言，無論就廣度還是深度來說都還不夠。
首先，缺乏對話爭辯。當米勒在我國拋下文學終結論後，旋即引起熱議。但隨著相互間的進一步對話，雖然我國學者以及米勒本人的觀點都得到了修正與深化，然而遺憾的是這種對話沒有堅持多久，而且對一些有爭議性的問題也缺乏針對性的思想交鋒與對話。很多研究者往往任意地選擇自己所需的觀點，或者對文學和終結的內涵進行隨意解讀，甚至無視他者的觀點而自說自話。學界的討論雖然眾聲喧嘩，但並沒有加深對問題的研究和理解，反而愈辯愈亂。一般來說，對他者的結論下判詞是容易的，然而要使自己的結論讓他者信服卻並不容易，只有經歷一場思想的交鋒，才能使各自的觀點隨辨析深入和明析，最終推進研究的深化。
其次，理論的背後缺乏本土經驗的支撐。在西方，黑格爾和丹托等學者的藝術終結論都是基於哲學的立場而提出來的，黑格爾將藝術視為向宗教和哲學轉化的一個中間環節，丹托更多是在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歷史語境中提出藝術的終結論，而米勒提出文學終結論有其特定的歷史語境。但回過頭來看我們國內學界對終結論問題的爭議，更多是游離于文學與藝術的實踐之外，停留在抽象的理論層面。這些討論基本上脫離於中國的本土文學和藝術經驗，即便有一些個案，往往也是將西方的個案挪用到國內，或者用西方的個案去針對傳統藝術。無疑，沒有本土經驗和批評實踐的理論往往是無根之木，泛而無物。這也就形成了中國話語在與西方話語對話時的錯位交流。在這個意義上，只有加強本土的文學和藝術批評實踐經驗的積累，加強文學批評的實踐性和現實性，才能突破理論與文本的錯位對接。
最後，缺乏本質主義的關懷。理論的建構需要有對理論本質內涵的解讀。就藝術終結論和文學終結論而言，我們必須要探討我們觀念中的文學和藝術是什麼。只有先弄清楚了文學的本質或藝術的本質，才有可能建構終結論的理論話語基礎和立場。但縱觀國內學界，往往有著“理論之後”或“後理論”的理論預設立場，或者跟在西方思想的背後妄言理論消亡、理論退場和理論終結。這樣的理論立場使得國內學界或者對於文學藝術的本質避而不談，或者因為在新的時代語境中覺得此問題無法入手而避重就輕，或者甚至認為在消費時代和圖像時代，再討論本質問題已不合時宜。但不弄清文學和藝術本質是什麼，抽象地爭議文學的終結和藝術的終結，這終歸是緣木求魚，而很難有實質性的理論突破。只有真正弄清文學和藝術的本質，才會使文論在新時代境遇的挑戰下不斷走向深入，最終實現文論的話語空間建構。
新時代情境中的文學意義生長
文學終結的命題背後需要我們反思的是：文學的未來在哪裡？文學何去何從？在文學終結論的背後，我們也看到了傳統文學在遭遇網路時代和技術時代所面臨的困境和危機。事實上，任何文學或藝術創作都是歷史、傳統、時代、人性、審美的綜合體現。只有以此為基點，文學在時代變化的語境下，才不會終結或消亡，反而會在新的時代情境中轉型，尋求適應時代發展但又不失人文內涵的意義生長點。
文學的當下越界生存意味著傳統文學的文學性的消解或彌散，意味著文學的非文學性的衍生或文學樣式在新的語境中的轉型。在當下的文學或藝術話語場域中，非藝術、反藝術、非文學和泛文學的東西逐漸佔領原本的藝術或文學陣地，成為新的文學或藝術存在形式。以此來看文學的終結話題，事實上可以說是在討論文學的轉型話題。隨著網路文化的發展，傳統的一部分文學樣式逐漸沒落和消亡，全新的文學時代也慢慢地浮現出來，而當下文學的發展中也逐漸湧現出不同的文學新貌。在商業化的消費時代，文學的商業化、時尚化與泛化也確實是當下文學所面臨的尷尬處境，而這也是文學在傳統與現代、精英與大眾、雅與俗之間的悖論性生存。
（作者單位：浙江傳媒學院文學院）
而米勒終結論的背後實則隱藏著對文學當下性的批判性反思視角，這實質上構成了當下文學現狀反思的一種批判性資源，而並非真正的文學終結或藝術終結。藝術終結論的中國情境反思
如果把1986年薛華出版的《黑格爾與藝術難題》作為藝術或文學終結研究座標的起點，終結論話題的研究已有30多年，隨著藝術與文學實踐的不斷發展、現代性研究的深入、文化研究的轉向和視覺時代的圖像轉向，我國學界對文學和藝術的終結研究給予極大的關注。但就整體而言，無論就廣度還是深度來說都還不夠。
首先，缺乏對話爭辯。當米勒在我國拋下文學終結論後，旋即引起熱議。但隨著相互間的進一步對話，雖然我國學者以及米勒本人的觀點都得到了修正與深化，然而遺憾的是這種對話沒有堅持多久，而且對一些有爭議性的問題也缺乏針對性的思想交鋒與對話。很多研究者往往任意地選擇自己所需的觀點，或者對文學和終結的內涵進行隨意解讀，甚至無視他者的觀點而自說自話。學界的討論雖然眾聲喧嘩，但並沒有加深對問題的研究和理解，反而愈辯愈亂。一般來說，對他者的結論下判詞是容易的，然而要使自己的結論讓他者信服卻並不容易，只有經歷一場思想的交鋒，才能使各自的觀點隨辨析深入和明析，最終推進研究的深化。
其次，理論的背後缺乏本土經驗的支撐。在西方，黑格爾和丹托等學者的藝術終結論都是基於哲學的立場而提出來的，黑格爾將藝術視為向宗教和哲學轉化的一個中間環節，丹托更多是在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歷史語境中提出藝術的終結論，而米勒提出文學終結論有其特定的歷史語境。但回過頭來看我們國內學界對終結論問題的爭議，更多是游離于文學與藝術的實踐之外，停留在抽象的理論層面。這些討論基本上脫離於中國的本土文學和藝術經驗，即便有一些個案，往往也是將西方的個案挪用到國內，或者用西方的個案去針對傳統藝術。無疑，沒有本土經驗和批評實踐的理論往往是無根之木，泛而無物。這也就形成了中國話語在與西方話語對話時的錯位交流。在這個意義上，只有加強本土的文學和藝術批評實踐經驗的積累，加強文學批評的實踐性和現實性，才能突破理論與文本的錯位對接。
最後，缺乏本質主義的關懷。理論的建構需要有對理論本質內涵的解讀。就藝術終結論和文學終結論而言，我們必須要探討我們觀念中的文學和藝術是什麼。只有先弄清楚了文學的本質或藝術的本質，才有可能建構終結論的理論話語基礎和立場。但縱觀國內學界，往往有著“理論之後”或“後理論”的理論預設立場，或者跟在西方思想的背後妄言理論消亡、理論退場和理論終結。這樣的理論立場使得國內學界或者對於文學藝術的本質避而不談，或者因為在新的時代語境中覺得此問題無法入手而避重就輕，或者甚至認為在消費時代和圖像時代，再討論本質問題已不合時宜。但不弄清文學和藝術本質是什麼，抽象地爭議文學的終結和藝術的終結，這終歸是緣木求魚，而很難有實質性的理論突破。只有真正弄清文學和藝術的本質，才會使文論在新時代境遇的挑戰下不斷走向深入，最終實現文論的話語空間建構。
新時代情境中的文學意義生長
文學終結的命題背後需要我們反思的是：文學的未來在哪裡？文學何去何從？在文學終結論的背後，我們也看到了傳統文學在遭遇網路時代和技術時代所面臨的困境和危機。事實上，任何文學或藝術創作都是歷史、傳統、時代、人性、審美的綜合體現。只有以此為基點，文學在時代變化的語境下，才不會終結或消亡，反而會在新的時代情境中轉型，尋求適應時代發展但又不失人文內涵的意義生長點。
文學的當下越界生存意味著傳統文學的文學性的消解或彌散，意味著文學的非文學性的衍生或文學樣式在新的語境中的轉型。在當下的文學或藝術話語場域中，非藝術、反藝術、非文學和泛文學的東西逐漸佔領原本的藝術或文學陣地，成為新的文學或藝術存在形式。以此來看文學的終結話題，事實上可以說是在討論文學的轉型話題。隨著網路文化的發展，傳統的一部分文學樣式逐漸沒落和消亡，全新的文學時代也慢慢地浮現出來，而當下文學的發展中也逐漸湧現出不同的文學新貌。在商業化的消費時代，文學的商業化、時尚化與泛化也確實是當下文學所面臨的尷尬處境，而這也是文學在傳統與現代、精英與大眾、雅與俗之間的悖論性生存。
（作者單位：浙江傳媒學院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