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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清晰版 五代 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圖卷

此圖曾入南宋內府、元內府, 後相繼為明代項元汴、清代耿昭忠、索額圖和清內府收藏, 民初被末代皇帝溥儀挾逃出宮, 今藏遼寧省博物館,

是一件流傳有序的國寶。 明代董其昌此卷的引首題:“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真跡。 ”元代鑒定家柯九思在卷後題:“右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圖真跡, 岡巒清潤, 林木秀潤, 漁翁遊客出沒于其間, 有自得之意。 真神品也。 ”元代詩人虞集對畫面作了精彩的描述:

絹本, 設色, 尺寸:49.8×329.4cm。

《夏景山口待渡圖》, 被認為是董源江南風格的典型作品之一。

明代董其昌此卷的引首題:“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真跡。 ”元代鑒定家柯九思在卷後題:“右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圖真跡, 岡巒清潤, 林木秀潤, 漁翁遊客出沒于其間, 有自得之意。 真神品也。 ”元代詩人虞集對畫面作了精彩的描述:

董源夏山何可得, 嘉木千章鐵作畫。 曾巒犬合雨氣潤, 百穀正受川光溢。

犬牙洲渚善蟵洄,滄江散落碣石開。山田何處無耕鑿,尋源不得還徘徊

展卷右起,是平靜的水面,中遠處有一細長的小洲,稍近處浮一漁船,漁人悠閒作業。視線慢慢左移,出現了似“犬牙”的洲渚,坡岸平緩,岡巒起伏,山頭多作圓形,草木蒙茸其上。再往左,呈現出“蟵洄”錯落的洲渚,樹木繁茂,房舍掩映其間,偶見勞作的農人。垂柳依依的灘岸上,一戴青冠的紅衣人正在招呼駛來的渡船。

從近景洲渚往遠看,是一片平灘,平灘後面是更遠的、起伏連綿的洲渚。空氣濕潤,山形朦朧,整個景象與米芾所言“峰巒出沒,雲霧顯晦……溪橋漁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柯九思所說“岡巒清潤,林木秀潤,漁翁遊客出沒于其間,有自得之意”完全相符。

作者選取江南渡口之景,江水蜿蜒而過,在群山中時隱時現。使山體結構變幻無窮,一洗山形的概念化之弊。此圖與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瀟湘圖》在畫法、風格上頗為相似,卷高尺寸完全一樣。有的學者據此推測說,這兩件作品原本是一幅畫,在流傳過程中被後人裁截分開了。遼寧博物館名譽館長、著名書畫鑒定家楊仁愷先生不這麼看,他說的理由是:此圖“自有起訖,首尾完好”,而且二圖有所不同——《夏景山口待渡》的“具體描繪”要比《瀟湘圖》“複雜得多”。他還認為,末代皇帝溥儀“攜逃董氏作品好幾件,以這件《夏景山口待渡圖》最具代表性”[1] 。

此圖中沙灘、山坡、近山、遠山的畫法有別,近樹、遠樹、灌木、柳樹、蘆葦、竹叢的畫法也各不相同,但它們的組合有節奏、有變化,又十分的和諧,真可以稱作一首視覺的“交響曲”。值得重視的是,這些畫法筆墨,都與江南風光的特點很合拍,那麼,是江南山水孕育了它們,還是它們創造了山水的江南風格呢?兩者都是。特定的造化自然是賴以創造特定筆墨技巧的客體根源,特定的筆墨技巧又是創造地域風格的基本手段。但筆墨技巧、風格乃至整個藝術的圖式又是承傳下來的,董源山水畫產生于對李思訓、王維山水畫圖式、技巧的修正改造,但這種修正改造又是在江南真山真水的啟示下完成的。此圖描繪的是江南山水景色。草本豐茂,江水秀潤,雲霧顯晦,在董源之點染皴擦中盡顯,宋人評其畫作時認為“水墨類王維,著色如李思訓”。

此卷描繪江南夏日景色,山勢重疊,緩平綿長。引首有董其昌題識,卷後有元柯九思、虞集、雅琥題跋。曾入南宋內府收藏。鈐有“紹”“興”朱文連珠印記,又入元內府,鈐有“天曆之寶”朱文印記。後歷經明項元汴,清耿昭忠、索額圖、清內府收藏,俱鈐有鑒藏印記。

董源(?-約962年),五代南唐畫家。源-作元,字叔達,江西鐘陵(今江西進賢)人,自稱“江南人”。事南唐主李璟時任北苑副使,故又稱“董北苑”,南唐亡後入宋。據畫史記載,董氏善山水人物、雲龍、牛虎,無所不能,尤以山水畫最為著名,開創南派山水。其山水多以江南真山入畫而不為奇峭之筆,記載說他山水多畫江南景色“平淡天真,唐無此品”。米芾曾盛讚其山水曰:“峰巒出沒,雲霧顯晦,不裝巧趣,皆得天真”。五代的《畫鑒》裡記載:“董源山水有二種:一樣水墨,疏林遠樹,平遠幽深,山石作披麻皴;一樣著色,皴文甚少,用色濃古,人物多用紅青衣,人面亦有粉素者。二種皆佳作也。”北宋沈括在《夢溪筆談》中提到:“董源善畫,龍工秋嵐遠景,多寫江南真山,不為奇山峭之筆”,又稱“其用筆甚草草,近視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擅畫水墨及淡著色山水,喜用狀如麻皮的皴筆表現山巒,上多礬頭(山頂石塊)苔點,多畫叢樹繁密,丘陵起杖,雲霧顯晦和溪橋漁浦、汀渚掩映的江南景色,後人稱其所作平淡天真,為唐代所無。也有設色濃重之作,山石皴紋甚少,景物富麗,近于李思訓格調,而較放縱活潑。兼工龍、牛、虎和人物。他的畫風對元明山水畫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被尊為中國山水畫的鼻祖之一。此畫面以平遠取勢構圖,在平平淡淡的渾樸真實裡"得山川之神氣"[1] 。 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圖卷

犬牙洲渚善蟵洄,滄江散落碣石開。山田何處無耕鑿,尋源不得還徘徊

展卷右起,是平靜的水面,中遠處有一細長的小洲,稍近處浮一漁船,漁人悠閒作業。視線慢慢左移,出現了似“犬牙”的洲渚,坡岸平緩,岡巒起伏,山頭多作圓形,草木蒙茸其上。再往左,呈現出“蟵洄”錯落的洲渚,樹木繁茂,房舍掩映其間,偶見勞作的農人。垂柳依依的灘岸上,一戴青冠的紅衣人正在招呼駛來的渡船。

從近景洲渚往遠看,是一片平灘,平灘後面是更遠的、起伏連綿的洲渚。空氣濕潤,山形朦朧,整個景象與米芾所言“峰巒出沒,雲霧顯晦……溪橋漁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柯九思所說“岡巒清潤,林木秀潤,漁翁遊客出沒于其間,有自得之意”完全相符。

作者選取江南渡口之景,江水蜿蜒而過,在群山中時隱時現。使山體結構變幻無窮,一洗山形的概念化之弊。此圖與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瀟湘圖》在畫法、風格上頗為相似,卷高尺寸完全一樣。有的學者據此推測說,這兩件作品原本是一幅畫,在流傳過程中被後人裁截分開了。遼寧博物館名譽館長、著名書畫鑒定家楊仁愷先生不這麼看,他說的理由是:此圖“自有起訖,首尾完好”,而且二圖有所不同——《夏景山口待渡》的“具體描繪”要比《瀟湘圖》“複雜得多”。他還認為,末代皇帝溥儀“攜逃董氏作品好幾件,以這件《夏景山口待渡圖》最具代表性”[1] 。

此圖中沙灘、山坡、近山、遠山的畫法有別,近樹、遠樹、灌木、柳樹、蘆葦、竹叢的畫法也各不相同,但它們的組合有節奏、有變化,又十分的和諧,真可以稱作一首視覺的“交響曲”。值得重視的是,這些畫法筆墨,都與江南風光的特點很合拍,那麼,是江南山水孕育了它們,還是它們創造了山水的江南風格呢?兩者都是。特定的造化自然是賴以創造特定筆墨技巧的客體根源,特定的筆墨技巧又是創造地域風格的基本手段。但筆墨技巧、風格乃至整個藝術的圖式又是承傳下來的,董源山水畫產生于對李思訓、王維山水畫圖式、技巧的修正改造,但這種修正改造又是在江南真山真水的啟示下完成的。此圖描繪的是江南山水景色。草本豐茂,江水秀潤,雲霧顯晦,在董源之點染皴擦中盡顯,宋人評其畫作時認為“水墨類王維,著色如李思訓”。

此卷描繪江南夏日景色,山勢重疊,緩平綿長。引首有董其昌題識,卷後有元柯九思、虞集、雅琥題跋。曾入南宋內府收藏。鈐有“紹”“興”朱文連珠印記,又入元內府,鈐有“天曆之寶”朱文印記。後歷經明項元汴,清耿昭忠、索額圖、清內府收藏,俱鈐有鑒藏印記。

董源(?-約962年),五代南唐畫家。源-作元,字叔達,江西鐘陵(今江西進賢)人,自稱“江南人”。事南唐主李璟時任北苑副使,故又稱“董北苑”,南唐亡後入宋。據畫史記載,董氏善山水人物、雲龍、牛虎,無所不能,尤以山水畫最為著名,開創南派山水。其山水多以江南真山入畫而不為奇峭之筆,記載說他山水多畫江南景色“平淡天真,唐無此品”。米芾曾盛讚其山水曰:“峰巒出沒,雲霧顯晦,不裝巧趣,皆得天真”。五代的《畫鑒》裡記載:“董源山水有二種:一樣水墨,疏林遠樹,平遠幽深,山石作披麻皴;一樣著色,皴文甚少,用色濃古,人物多用紅青衣,人面亦有粉素者。二種皆佳作也。”北宋沈括在《夢溪筆談》中提到:“董源善畫,龍工秋嵐遠景,多寫江南真山,不為奇山峭之筆”,又稱“其用筆甚草草,近視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擅畫水墨及淡著色山水,喜用狀如麻皮的皴筆表現山巒,上多礬頭(山頂石塊)苔點,多畫叢樹繁密,丘陵起杖,雲霧顯晦和溪橋漁浦、汀渚掩映的江南景色,後人稱其所作平淡天真,為唐代所無。也有設色濃重之作,山石皴紋甚少,景物富麗,近于李思訓格調,而較放縱活潑。兼工龍、牛、虎和人物。他的畫風對元明山水畫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被尊為中國山水畫的鼻祖之一。此畫面以平遠取勢構圖,在平平淡淡的渾樸真實裡"得山川之神氣"[1] 。 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圖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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