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中的結局， 雖然知道結果， 但是因為怕大家拋磚， 所以我就不敢劇透了。 但是侯亮平在小說中對自己的恩師說過， 按照相關人士的美人計策劃案， “高小鳳必須在和您討論明朝皇帝與大臣們的對立時， 暈倒在您懷裡……”
人民的名義， 劇照， 圖片來自網路
南山枰比較好奇， 對這個受人指點， 靠臨時惡補才偽裝的“學術女”， 其經典讀物《萬曆十五年》中是個哪個章節提到了明朝皇帝與大臣們的對立呢？
帶著這個問題， 南山枰再次將接近20年前讀過的舊書《萬曆十五年》翻了一下。 這下終於找到了答案， 原來《萬曆十五年》寫張居正那一章， 如果沒有猜錯， 就是這裡所謂集中反映的“皇帝與大臣們的對立”的內容。
萬曆十五年， 圖片來自網路
為了方便朋友們直接看乾貨， 我就從黃仁宇老師的大作《萬曆十五年》中截取這部分內容， 供大家欣賞。 下面是原文——
歷史學家似乎很少注意到， 本朝以詩書作為立政的根本， 其程度之深超過了以往的朝代。 這在開國之初有其客觀上的可能。 洪武皇帝大規模地打擊各省的大地主和大家族， 整個帝國形成了一個以中小地主及自耕農為主的社會。當張居正出任首輔的時候， 本朝已經有了兩百年的歷史。 開國時的理想和所提倡的風氣與今天的實際距離已經愈來愈遠了。 很多問題， 按理說應該運用組織上的原則予以解決， 但事實上無法辦到， 只能代之以局部的人事調整。
張居正， 圖片來自網路
這種積弊的根源在於財政的安排。 在開國之初， 政府厘定各種制度， 其依據的原則是“四書”上的教條， 認為官員們應當過簡單樸素的生活是萬古不磨的真理。 從這種觀念出發而組成的文官集團， 是一個龐大無比的組織， 在中央控制下既沒有重點， 也沒有彈性， 更談不上具有隨著形勢發展而作調整的能力。 各種技術力量， 諸如交通通訊、分析統計、調查研究、控制金融、發展生產等等則更為缺乏。 一個必然的後果， 即政府對民間的經濟發展或衰退，
財政上死板、混亂與缺乏控制， 給予官員的俸祿又微薄到不合實際， 官員們要求取得額外收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上面說過的地方官的“常例”是一種普遍的不成文制度。 亦即在規定的稅額以外抽取附加稅：徵收白銀， 每兩附加幾分幾厘， 稱為“火耗”；徵收實物， 也要加征幾匹幾鬥， 稱為“耗米”、“樣絹”。 除此之外， 一個地方官例如縣令， 其家中的生活費用、招待客人的酒食、饋送上司的禮物， 也都在地方上攤派。 對這種似合法非合法的收入， 中央聽之任之而又不公開承認。 在各地區之間， 這種收入則漫無標準， 因為一個富裕的縣分， 稅收上稍加幾分， 縣令就可以宦囊充裕， 而一個貧窮的縣分要徵收同樣的數字，則已是極為暴虐的苛政了。這些情形使得所謂操守變成毫無實際意義。
更難於判斷的是京官的操守。他們沒有徵收常例的機會，而全靠各省地方官以禮儀為名所贈送的津貼。銀兩源源不斷地流入北京，尤其是在考核地方官的那一年為數更多，這就無怪乎那位獨立特行的海瑞要稱這種年頭為京官的“收租”之年了。考核者既然接受了被考核者的津貼，還哪裡談得上一切秉公辦理呢？
財政上的情況既是如此，在文官體制上，普遍使人感到困難的是各級地方官都沒有實際力量足以應付環境的變化。他們沒有完全駕馭下級的能力，因為各人自抽“常例”，即下級也擁有財政權；人事權則集中於北京，對下級的升降獎罰，上級只能建議而無法直接處理。
體制上有欠周全，文官集團更需要用精神力量來補助組織之上的不足。這有本朝的歷史記載為證。那些孔孟的信徒，在一旦需要的時候，可以不惜犧牲以完成任務。有的文官從來沒有受過軍事訓練，卻可以領導倉猝集合的民兵固守孤城，最後殺身成仁；有的文官不顧溽暑疫疾，和民夫同飲食、共起居，在洪水的威脅下搶救危險的河堤。這些好處當然不應抹殺，然則它們帶有衝動性質，也多個人成分，而且常常和緊急情況一起出現。一個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備體制上技術上的周密，則不致接二連三地在緊急情況下依賴于道德觀念作救命的符塞。說得嚴重一點，後者已不是一種好現象，而是組織機構違反時代，不能在複雜的社會中推陳出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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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關於明代文官的銓選，值得翻翻。
這種局面不打破，文官的雙重性格發展得越來越明顯，這也是精神與物質的分離。一方面，這些熟讀經史的人以仁義道德相標榜，以發揮治國平天下的抱負為國家服務，以自我犧牲自詡；一方面，體制上又存在那麼多的罅隙，給這些人以那麼強烈的引誘。陰與陽的距離越來越遠，找出一個大家都同意的折衷辦法也越來越困難。
以張居正的精明幹練，他沒有能解決這個問題。他的十年首輔生涯，僅僅剛把問題看清楚。他的一套改革辦法使文官們感受到極大的壓力而不能成功，而且招致了死後的被清算。申時行不得不把目標降低。他所說的“使不肖者猶知忌憚，而賢者有所依歸”，就表現了他調和這陰陽兩極的方針。他無意於鼓勵不法，但也不能對操守過於認真。1587年京察之放寬尺度就是這種宗旨的具體說明。在他看來，嫂子已經掉進水裡，決不能再像平常一樣保持遠距離的尊敬，而需要“援之以手”了。
就算是降低了標準，申時行也沒有能達到目的。有一些自命為體現正氣的年少新進，堅持“四書”中所教導的倫理觀念，對1587年京察的做法表示了極大的不滿。其中有一個顧憲成，所提出的抨擊尤為尖銳。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決心要檢舉缺乏能力和操守的官員，而不惜重新撕破申時行所苦心縫補的破綻。申時行的對付辦法就是把他調往外省。
京察，圖片來自網路
所以，在立儲問題還沒有對京官形成普遍壓力的時候，他們的內部關係已經十分緊張了。張居正的強迫命令固然失敗，申時行的調和折衷也同樣沒有成功。在北京的兩千多名文官中間，存在著對倫理道德和對現實生活的不同態度，互相顧忌而又互相蔑視。有的人出身寒微，把做官看作發財致富的機會；有的人家境豐饒，用不著靠做官的收入維持生活，自然就不會同意和允許其他人這樣做。“四書”中的原則，有的人僅僅視為具文，拿來做職業上的口頭禪，有些人卻一絲不苟，身體力行。另外有一些人彷徨於上述兩者之間；也有一些人由於人事的牽涉參與了對立的陣營。
文官之間的衝突，即使起因於抽象的原則，也並不能減輕情緒的激動。一個人可以把他旁邊的另一個人看成毫無人格，他的對方也同樣會認為他是在裝腔作勢地用聖賢之道掩飾他的無能。而眼前更為重要的是，立儲一事絕不是抽象的原則，而是關係到文官們榮辱生死的現實問題。因為，凡是皇帝的繼承權發生爭執並通過一場殘酷的衝突以後，勝利者登上皇帝的寶座，接著而來的就是指斥對方偽造先帝的旨意或是暴戾無道；因為九五之尊必有天命和道德做背景。如果不經過這一番左右輿論的工作，自己的勝利就不能名正言順。而他手下的擁戴者，也總是要請求新皇帝以各種兇狠的手段加之于他們的對方，才能順逆分明；自己流芳百世，政敵則遺臭萬年，各有分曉。
不知道這段文字讓您明白了嗎？更多內容，您還是看黃仁宇老師的書吧，個人感覺《明朝那些事兒》雖然通俗，但是看看《萬曆十五年》，也許你才知道，這是當下最具有示範價值的學術範式之一，難怪高玉良這樣的學者型領導會被一個讀過這個書的年輕妹子“圈粉”，乃至魅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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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上的情況既是如此，在文官體制上，普遍使人感到困難的是各級地方官都沒有實際力量足以應付環境的變化。他們沒有完全駕馭下級的能力，因為各人自抽“常例”，即下級也擁有財政權；人事權則集中於北京，對下級的升降獎罰，上級只能建議而無法直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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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立儲問題還沒有對京官形成普遍壓力的時候，他們的內部關係已經十分緊張了。張居正的強迫命令固然失敗，申時行的調和折衷也同樣沒有成功。在北京的兩千多名文官中間，存在著對倫理道德和對現實生活的不同態度，互相顧忌而又互相蔑視。有的人出身寒微，把做官看作發財致富的機會；有的人家境豐饒，用不著靠做官的收入維持生活，自然就不會同意和允許其他人這樣做。“四書”中的原則，有的人僅僅視為具文，拿來做職業上的口頭禪，有些人卻一絲不苟，身體力行。另外有一些人彷徨於上述兩者之間；也有一些人由於人事的牽涉參與了對立的陣營。
文官之間的衝突，即使起因於抽象的原則，也並不能減輕情緒的激動。一個人可以把他旁邊的另一個人看成毫無人格，他的對方也同樣會認為他是在裝腔作勢地用聖賢之道掩飾他的無能。而眼前更為重要的是，立儲一事絕不是抽象的原則，而是關係到文官們榮辱生死的現實問題。因為，凡是皇帝的繼承權發生爭執並通過一場殘酷的衝突以後，勝利者登上皇帝的寶座，接著而來的就是指斥對方偽造先帝的旨意或是暴戾無道；因為九五之尊必有天命和道德做背景。如果不經過這一番左右輿論的工作，自己的勝利就不能名正言順。而他手下的擁戴者，也總是要請求新皇帝以各種兇狠的手段加之于他們的對方，才能順逆分明；自己流芳百世，政敵則遺臭萬年，各有分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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