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來說， 馮玉祥將溥儀逐出宮去， 與1924年的“北京政變”密切相關， 同時也是馮玉祥一貫痛恨封建帝制， 決心“以全力行其素志、徹底將最後一個封建帝王拉下馬的”直接結果。
（一）歷史源淵：辛亥革命勝利， 清帝退位獲優待
清末民初南京臨時政府與清政府議和代表商定的有關清帝退位的條件。 經過南北議和代表的磋商， 南京臨時政府方面於1912年2月9日向清政府致送有關清帝退位優待條件的修正案。 12日隆裕太后代表清廷認可了這一條件， 並於次日公佈， 宣佈清帝退位。
優待條件包括對皇帝、對皇族、對滿族三項內容， 其中關於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優待之條件》共8款， 內容如下：
1、清帝尊號仍存不廢， 中華民國待以各外國君主之禮；
2、清帝歲用400萬兩由民國政府撥發；
3、清帝暫居宮禁， 日後移居頤和園， 侍衛人等照常留用；
4、清帝宗廟陵寢永遠奉祀， 民國政府酌設立衛兵保護；
5、光緒陵寢如制妥修， 民國政府支付實用經費；
6、宮內各執事人員可照常留用， 惟不得再招閹人；
7、清帝私產由民國政府特別保護；
8、原禁衛軍歸民國陸軍部編制， 額數、俸餉仍如其舊。
（二）驅帝出宮：馮玉祥政變成功， 徹底廢除帝制
1924年9月17日， 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
北京政變勝利後， 馮玉祥立即採取斷然措施， 要將清帝溥儀驅逐出宮， 並提請攝政內閣討論。 議案尚未交付閣議， 北京警備總司令部發現清室已預知其事。 為防生變， 內閣連夜開會， 擬定了修改後的皇室優待條件， 具體內容包括：
第一條， 大清宣統帝從即日起永遠廢除皇帝尊號， 與中華民國國民在法律
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權利；
第二條， 民國政府每年補助清室家用五十萬元， 並特支出二百萬元開辦北
京貧民工廠， 儘先收容旗籍貧民；
第三條， 清室即日移出宮禁， 以後得自由選擇住居， 但民國政府仍負保護
責任；
第四條， 清室之宗廟陵寢永遠奉祀， 由民國酌設衛兵妥為保護；
第五條， 清室私產歸清室完全享有， 民國政府當為特別保護，
當天， 馮玉祥就令北京警備總司令鹿鐘麟和員警總監張璧執行， 將宮內太
監470余人、宮女百余人分別給資遣散， 又用汽車5輛， 送溥儀及清室“後
妃”移居什刹海“醇王府”。
（三）事件意義：革命更徹底，徹底打破封建思想枷鎖
1912年的清室優待條件，是當時南方革命黨在自身實力不足的情況下，同清朝皇室進行妥協的產物，清帝皇帝尊號的保留與民國共和制的本身相悖，為了解決這一法律矛盾，對清帝以外國君主之禮對待,這在事實上讓民國初年的紫禁城成了超出國家主權的特例，它的存在是辛亥革命對舊社會改革不徹底性的一個表現。
直到1924年修正清室優待條例以後，溥儀才從事實上成為法律上的一個普通公民，文秀的離婚訴訟也是以此為基礎，而且對於清除人們頭腦中的封建意識和保護歷史珍貴文物也有重要意義。
（四）歷史影響：改觀革命形勢，促進民族、民權運動興起
其一，造成了有利於革命的客觀形勢。北京政變導致曹錕、吳佩孚政權的垮臺，直系在北方的勢力受到沉重打擊，這種形勢不僅有利於北方革命的發展，也有利於南方革命勢力的鞏固。
其二，客觀上促進了民族、民權運動的興起，為爭取國民會議的召開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北京政變以後，直系政權垮臺，馮玉祥電邀孫中山北上主持大計，共商國是。孫中山行前發表《北上宣言》，沿途廣為宣傳，使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群眾性運動蓬勃展開。
其三，對以後的工人運動和北伐戰爭起了積極作用。北京政變後，馮玉祥改組成立了中華民國國民軍，從軍閥中分化出來的國民軍，紀律較嚴，政治上傾向革命。所有這些為工人運動由“二七”慘案以來的低潮走向以“五卅運動”為標誌的高潮創造了極有利的條件。在北伐戰爭中，馮玉祥在五原誓師，平定陝西，南下河南，在戰略上策應了北伐軍。
（三）事件意義：革命更徹底，徹底打破封建思想枷鎖
1912年的清室優待條件，是當時南方革命黨在自身實力不足的情況下，同清朝皇室進行妥協的產物，清帝皇帝尊號的保留與民國共和制的本身相悖，為了解決這一法律矛盾，對清帝以外國君主之禮對待,這在事實上讓民國初年的紫禁城成了超出國家主權的特例，它的存在是辛亥革命對舊社會改革不徹底性的一個表現。
直到1924年修正清室優待條例以後，溥儀才從事實上成為法律上的一個普通公民，文秀的離婚訴訟也是以此為基礎，而且對於清除人們頭腦中的封建意識和保護歷史珍貴文物也有重要意義。
（四）歷史影響：改觀革命形勢，促進民族、民權運動興起
其一，造成了有利於革命的客觀形勢。北京政變導致曹錕、吳佩孚政權的垮臺，直系在北方的勢力受到沉重打擊，這種形勢不僅有利於北方革命的發展，也有利於南方革命勢力的鞏固。
其二，客觀上促進了民族、民權運動的興起，為爭取國民會議的召開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北京政變以後，直系政權垮臺，馮玉祥電邀孫中山北上主持大計，共商國是。孫中山行前發表《北上宣言》，沿途廣為宣傳，使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群眾性運動蓬勃展開。
其三，對以後的工人運動和北伐戰爭起了積極作用。北京政變後，馮玉祥改組成立了中華民國國民軍，從軍閥中分化出來的國民軍，紀律較嚴，政治上傾向革命。所有這些為工人運動由“二七”慘案以來的低潮走向以“五卅運動”為標誌的高潮創造了極有利的條件。在北伐戰爭中，馮玉祥在五原誓師，平定陝西，南下河南，在戰略上策應了北伐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