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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剛之問”:從雷布斯,到賈布斯,中國的約伯斯到底在哪裡?

從雷布斯, 到賈布斯, 中國的約伯斯到底在哪裡?當這個問題以“提案”的方式出現在“兩會”時, 一語中的, 戳中了中國企業家和中國實體經濟最攸關的命脈。

提出這個問題的人來自實業界——伊利集團董事長兼總裁潘剛, 也因為此, 由一份提案引發的“潘剛之問”成為熱議的話題, 也成為兩會引發企業家和媒體高度關注的焦點。

3月2日, 全國政協委員潘剛提前抵達北京, 作為全球乳業8強、亞洲乳業第一、伊利集團的掌門人, 潘剛帶了兩份提案:一份是中國實體經濟方向, 討論如何著力振興實體經濟, 一份是農業農頭企業的發展方向,

如何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兩份提案回歸初心, 直面中國實體經濟走向何方。

實業界的約伯斯在哪裡?

一到北京, 面對央視、新華社等媒體採訪, 潘剛反而提出了更多問題, 其中, 追問“中國的約伯斯在哪裡?”引起了所有人的高度關注。

從實業出身的潘剛, 背後執掌的伊利集團, 在2015年營業總收入突破600億大關, 蟬聯亞洲第一乳企。 在荷蘭合作銀行2016年度“全球乳業20強”榜單, 伊利排名躍升至全球乳業8強。 今年年初, 伊利登上英國著名品牌評定機構Brand Finance 2017年度全球品牌500強榜單, 成為中國乳業唯一上榜品牌。

然而, 在潘剛眼裡, 伊利只是中國實體企業的一個縮影, 中國實體經濟到底遇到了哪些“痛點”, 還有哪些“刮骨療傷”的療法, 要走向何方?以及需要什麼樣的實業精神和企業家精神都是需要深思的。

潘剛在提案中指出, 我國實體經濟目前面臨創新能力不足、綜合成本持續上升以及部分資本對實業的負面衝擊等問題和挑戰, 嚴重制約了我國實體經濟的持續發展和轉型升級。

為此, 他建議, 國家亟需出臺一籃子政策, 從創新扶持、降低企業成本、完善資本市場法律法規等方面, 促進實體企業的健康發展, 振興中國實體經濟。

具體再到農業, 潘剛認為, 當前, 農業供給側改革面臨著品質提升難度大、成本上升、企業抗風險能力弱等深層次問題。 要解決這些問題, 落實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的有關精神, 就需要大力培育和扶植農業龍頭企業。

“約伯斯精神”與中國實業

在潘剛看來, “約伯斯精神”濃縮為兩點就是品質精神和創新精神。

以目前我國農業為例, 農業企業首先規模較小, 同時, 過度分散, 在品質上無法做到極致的品質精神。

經濟日報《2017年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指數調查報告》顯示,

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總資產價值平均為746.17萬元, 其中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的總資產平均為6393.54萬元。 這一數字與其他行業的企業相比相去甚遠。

同時, 在實體經濟上, 創新不足更是目前實體經濟的第一制約因素, 資料顯示, 2015年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研發投入約占銷售收入的0.9%, 而發達國家企業的這一比例平均為2%。 科技成果轉化率方面, 我國大致在30%左右, 科技對於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50%, 而這兩個指標先進國家高達60%-70%之間。

潘剛認為, 美國約伯斯的出現, 也正是始終都堅守品質和創新兩大主題, 也正是不斷追求創新, 並堅守品質, 才成就了約伯斯。

所以, 對於中國實業, 要在實業中成就中國式約伯斯, 必須堅守品質, 並不斷追求創新。

供給側與成本“加減法”

除了“約伯斯”式的堅持, 中國實體經濟的出路之一則是通過供給側改革。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究員劉英曾指出,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解決農業的結構性、體制性矛盾。 從依靠資源投入的發展方式向綠色生態可持續發展方式轉變。 從滿足量的角度向提升質的要求轉變, 從供給側角度來解決農業、農村、農民的結構性問題, 達到提高農民收入, 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保障農村的綠色生態發展。

而在本次提案中, 潘剛建議, 要推動農業供給側改革, 就要大力培育和扶持農業龍頭企業, 龍頭企業同時會在技術創新方面大大領先, 在這方面可以做到“雙管齊下”, 一方面由政府主導, 聯合各行業的龍頭企業和民間資本,在全國各地共同設立一些產業創新研發中心,重點突破那些具有行業共性的關鍵性技術。

除此之外,對於實體經濟未來,如何做好成本的加減法,同樣是實體經濟尋找出路的另外一個方向。

首先,對於政府的各類行政性收費,應該需要做減法,通過全面清理整頓行政事業性收費,同時繼續加大對各種違規收費查處力度,有效降低企業運營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加法"則可以理解為“積極發展直接融資管道”,包括:推進資產證券化創新發展,規範發展區域性股權市場,加強債券市場“矩陣式”發展,積極發展項目收益債及可轉換債券、永續票據等股債結合產品,簡化境內企業境外融資核准等等,“這樣也可以説明實體企業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融資成本。”

聯合各行業的龍頭企業和民間資本,在全國各地共同設立一些產業創新研發中心,重點突破那些具有行業共性的關鍵性技術。

除此之外,對於實體經濟未來,如何做好成本的加減法,同樣是實體經濟尋找出路的另外一個方向。

首先,對於政府的各類行政性收費,應該需要做減法,通過全面清理整頓行政事業性收費,同時繼續加大對各種違規收費查處力度,有效降低企業運營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加法"則可以理解為“積極發展直接融資管道”,包括:推進資產證券化創新發展,規範發展區域性股權市場,加強債券市場“矩陣式”發展,積極發展項目收益債及可轉換債券、永續票據等股債結合產品,簡化境內企業境外融資核准等等,“這樣也可以説明實體企業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融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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