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沈從文不過世的話， 他可以拿到那一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87歲高齡的瑞典作家謝爾·埃斯普馬克（Kjell Espmark）始終這樣認為。 1988年， 沈從文通過初評， 出現在了僅有5個作家名字的諾獎“短名單”上， 然而沈從文在距離當年諾獎揭曉僅剩幾個月時去世了， “有足夠多的資訊和證據表明， 中國作家沈從文是當年最受五位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成員喜愛的候選人。 ”
埃斯普馬克之所以知道這一點， 是因為他彼時擔任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 他在1987年到2004年長達17年時間裡擔任這一職務， 他的團隊曾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給布羅茨基、托妮·莫里森、大江健三郎、薩拉馬戈、高行健、奈保爾、庫切等作家。
本周， 第二屆“中國大學生21國際文學盛典”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辦， 埃斯普馬克成為了今年的致敬文學人物。 他攜夫人到場領獎， 埃斯普馬克稱這一獎項對自己意義重大， 一方面他感到自己的作品著陸在了一個能得到深刻理解的地方， 另一方面， 他認為今天中國文學的創作雄心和價值觀與他本人的非常接近。
埃斯普馬克1981年成為諾獎評委， 1987年起就任評委會主席， 2005年卸任。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院長陳奇佳在盛典上稱， 諾獎委員會在埃斯普馬克任職期間選出的作家， 影響了至少兩到三代的中國藝術家。 每次到中國， 他都難免被人們問到中國作家距離諾獎有多遠、下一位可能的中國獲獎者是誰這類問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 諾貝爾文學獎的評獎機制還處於比較不完善的狀態， 幾乎沒有亞洲作家被提名。 直到1938年， 以中文為母語之一寫作的美國作家賽珍珠憑藉《大地》獲獎。 ”埃斯普馬克曾經表示， 到了上世紀三十年代， 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會開始將目光投向亞洲作家， 最先被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關注的是魯迅。 但當委員會輾轉通過瑞典地理學家斯文·赫定以及中國語言學家劉半農， 以“非官方途徑”詢問魯迅是否願意被提名為候選人時， 魯迅以“配不上諾貝爾獎”為理由婉拒了這項榮譽。 在寫給作家台靜農的一封信中，
老舍也曾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可能性。 埃斯普馬克曾在一次採訪中曾透露，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 諾貝爾獎評委會考慮將這一獎項頒發給一些亞洲作家， 這場激烈的討論持續了六七年。 在此期間一些作家陸續辭世， 其中就包括1966年去世的老舍。 這場大討論的結果是， 1968年的諾獎“花落”日本作家川端康成。
上世紀距離諾獎最近的中國人， 還是沈從文， 他甚至已經名列1988年諾獎短名單， 卻不幸于同年5月離世。 “以湘西鳳凰為文學故鄉、作品充滿濃郁中國情懷的沈從文， 深受評委會成員喜愛， 但諾貝爾文學獎只能頒給依然在世的當代作家。 ”埃斯普馬克對沈從文的才華和博學印象深刻，
2012年，埃斯普馬克帶著自己的長篇系列“失憶的年代”第一卷《失憶》到上海做宣傳，適逢莫言捧得諾獎的消息公佈。根據當時的報導，活動現場不少媒體忘了他的新書書名是什麼，所有提問都聚焦在了中國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身上。2015年，埃斯普馬克在中國人民大學發表演講，現場有人向他求證了文化學者許子東提出的華人作家獲諾獎六要素——要寫鄉土（中國人的文化土壤）；要用現代主義的手法（和世界“純文學” 可以對話）；要有好的英文、法文、瑞典文翻譯（技術上更多評委可看）；要在中國以外獲獎或有好評（參考不同政見的文學評論）等等——聽完之後，埃斯普馬克說，這些都是捕風捉影而已，但一定要有一個好翻譯，“作家和詩人最好的朋友是翻譯家！”
如果有人想要追問，除莫言外中國還有哪位當代作家具備競爭諾獎的實力，埃斯普馬克會聳聳肩，對你說一句“此問題違反諾獎評選的50年保密期規定”。不過，對“到底怎樣才能獲諾獎”這個問題，埃斯普馬克是有確切答案的：當然要尊重諾貝爾遺囑的標準，不過，不同時期的不同標準都是對遺囑的不同的詮釋，“但是說到底，其實就一個標準——你必須是個好作家。”
“中國是我的小說的正確收件地址”埃斯普馬克與中國作家之間的淵源，不僅在於因諾獎產生的關聯。早在30多年前，他就曾到訪中國，結識了巴金、丁玲、艾青等老一輩作家。“其實我很早就對中國以及中國文學感興趣，還曾被派往日本和中國去宣傳瑞典文學，”這位白髮蒼蒼、年近九旬的老人回憶到，這一緣分在新世紀的文學舞臺上仍在繼續。
2012年起，埃斯普馬克的長篇系列小說“失憶的年代”中文版陸續推出，這套書的推薦團隊陣容強大，幾乎囊括了今天中國的文壇明星，莫言、閻連科、余華、賈平凹、韓少功、蘇童等人紛紛寫下推薦詞，為這位從北歐遠道而來、中國讀者並不熟悉的作家鼓呼。在2015年該系列終結篇中文版的發佈會上，賈平凹用陝西話發表了自己對“失憶的年代”的見解，埃斯普馬克上臺緊禁握住賈平凹的雙手說：“你對我的作品的見解，比那些瑞典評論家都要好得多，”緊接著，把自己從瑞典背來的毛毯送給了他。
在長篇系列“失憶的年代”譯介出版前，埃斯普馬克只有一本《諾貝爾文學獎內幕》（李之義 譯，灕江出版社1999）和一本詩歌選集《黑銀河》（李笠 譯，春風文藝出版社2010）在中國出版。自2012年以來，除了“失憶的年代”，他的小說《巴托克：獨自面對第三帝國》《霍夫曼的辯護》也陸續推出中文版。中國國家話劇院還在計畫將《失憶的年代》拍成話劇，搬上舞臺。
在“中國大學生21國際文學盛典”現場發表主題演講時，埃斯普馬克再次提到了自己與中國作家之間的知音之感：“中國作家和批評家可以和我分享共同的看法。”一方面他感到中國是一個能夠深刻理解他的作品的地方，另一方面，他認為今天中國文學的創作雄心和價值觀與他本人的非常接近。一個表現便是，“失憶的年代”系列裡7部小說的主題，是在國家甚至國際層面上的某種失憶。書中的七個人物是有獨特個性的個人，同時也是社會語境的概括：政府官員的形象體現了官僚世界，老建築工人代表著勞工運動，躺在醫院病床上的老女人則凝聚了醫療護理和社會保障方面的種種問題……每一部小說都是埃斯普馬克在試圖審查失憶王國中的特定區域，他發現“失憶”這一主題能夠得到中國作家的共鳴——閻連科曾經譴責“國家贊助的失憶症”，賈平凹也曾指出“失憶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大疾病”。
埃斯普馬克對普遍性失憶症問題的深究，是在一個歷史角度中研究社會生活的所有不同方面。一直以來，他試圖在小說中為人和社會進行X光透視，而採取的方式是波德賴爾所稱的“翻譯靈魂的藝術”，即通過外部世界中視覺的或可觸及的展示來表達感覺和思想。他寫一位躺在醫院裡的老婦人得了懸浮病，如果身體沒有用繩索拴住或靠重物墜著，她就會飄浮起來，與天花板摩擦——“這是她的無價值感能被人看見的激烈方式，”埃斯普馬克說。他接著列舉了閻連科長篇小說《炸裂志》中一個異曲同工的句子：“因為他的心冰冷，外面的地都凍結了”。埃斯普馬克還在其他很多中國文學作品中找到了類似的手法，“中國的唐代詩人早就知道如何借用山水來表達情感了”。
閻連科在《我的現實，我的主義》中提出的“神實主義”也受到了埃斯普馬克的推崇。“神實主義”指的是在創作中摒棄固有真實生活的表面邏輯關係，去探求一種“不存在”的真實、看不見的真實、被真實掩蓋的真實。“神實主義”與現實的聯繫不是生活的直接因果，而更多的是仰仗於人的靈魂、精神和創作者在現實基礎上的特殊臆思。埃斯普馬克評價閻連科以“神實主義”實現了“集體性”意識的具體翻譯，構成當代中國特點的荒誕內在狀態的具體翻譯，“神實主義”要使得這個國家的“荒誕、混沌和無序”——也就是那“隱藏著的百分之九十的冰山”——被人們看見。“我的小說也很適合閻連科對神實主義的定義。在我自己的國家，現在幾乎沒有任何人願意提出這樣的小說觀。”埃斯普馬克由此讚歎道，“中國文化對於我迷戀的這種小說獨具慧眼，我感覺我的著作來到了正確的收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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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埃斯普馬克帶著自己的長篇系列“失憶的年代”第一卷《失憶》到上海做宣傳，適逢莫言捧得諾獎的消息公佈。根據當時的報導，活動現場不少媒體忘了他的新書書名是什麼，所有提問都聚焦在了中國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身上。2015年，埃斯普馬克在中國人民大學發表演講，現場有人向他求證了文化學者許子東提出的華人作家獲諾獎六要素——要寫鄉土（中國人的文化土壤）；要用現代主義的手法（和世界“純文學” 可以對話）；要有好的英文、法文、瑞典文翻譯（技術上更多評委可看）；要在中國以外獲獎或有好評（參考不同政見的文學評論）等等——聽完之後，埃斯普馬克說，這些都是捕風捉影而已，但一定要有一個好翻譯，“作家和詩人最好的朋友是翻譯家！”
如果有人想要追問，除莫言外中國還有哪位當代作家具備競爭諾獎的實力，埃斯普馬克會聳聳肩，對你說一句“此問題違反諾獎評選的50年保密期規定”。不過，對“到底怎樣才能獲諾獎”這個問題，埃斯普馬克是有確切答案的：當然要尊重諾貝爾遺囑的標準，不過，不同時期的不同標準都是對遺囑的不同的詮釋，“但是說到底，其實就一個標準——你必須是個好作家。”
“中國是我的小說的正確收件地址”埃斯普馬克與中國作家之間的淵源，不僅在於因諾獎產生的關聯。早在30多年前，他就曾到訪中國，結識了巴金、丁玲、艾青等老一輩作家。“其實我很早就對中國以及中國文學感興趣，還曾被派往日本和中國去宣傳瑞典文學，”這位白髮蒼蒼、年近九旬的老人回憶到，這一緣分在新世紀的文學舞臺上仍在繼續。
2012年起，埃斯普馬克的長篇系列小說“失憶的年代”中文版陸續推出，這套書的推薦團隊陣容強大，幾乎囊括了今天中國的文壇明星，莫言、閻連科、余華、賈平凹、韓少功、蘇童等人紛紛寫下推薦詞，為這位從北歐遠道而來、中國讀者並不熟悉的作家鼓呼。在2015年該系列終結篇中文版的發佈會上，賈平凹用陝西話發表了自己對“失憶的年代”的見解，埃斯普馬克上臺緊禁握住賈平凹的雙手說：“你對我的作品的見解，比那些瑞典評論家都要好得多，”緊接著，把自己從瑞典背來的毛毯送給了他。
在長篇系列“失憶的年代”譯介出版前，埃斯普馬克只有一本《諾貝爾文學獎內幕》（李之義 譯，灕江出版社1999）和一本詩歌選集《黑銀河》（李笠 譯，春風文藝出版社2010）在中國出版。自2012年以來，除了“失憶的年代”，他的小說《巴托克：獨自面對第三帝國》《霍夫曼的辯護》也陸續推出中文版。中國國家話劇院還在計畫將《失憶的年代》拍成話劇，搬上舞臺。
在“中國大學生21國際文學盛典”現場發表主題演講時，埃斯普馬克再次提到了自己與中國作家之間的知音之感：“中國作家和批評家可以和我分享共同的看法。”一方面他感到中國是一個能夠深刻理解他的作品的地方，另一方面，他認為今天中國文學的創作雄心和價值觀與他本人的非常接近。一個表現便是，“失憶的年代”系列裡7部小說的主題，是在國家甚至國際層面上的某種失憶。書中的七個人物是有獨特個性的個人，同時也是社會語境的概括：政府官員的形象體現了官僚世界，老建築工人代表著勞工運動，躺在醫院病床上的老女人則凝聚了醫療護理和社會保障方面的種種問題……每一部小說都是埃斯普馬克在試圖審查失憶王國中的特定區域，他發現“失憶”這一主題能夠得到中國作家的共鳴——閻連科曾經譴責“國家贊助的失憶症”，賈平凹也曾指出“失憶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大疾病”。
埃斯普馬克對普遍性失憶症問題的深究，是在一個歷史角度中研究社會生活的所有不同方面。一直以來，他試圖在小說中為人和社會進行X光透視，而採取的方式是波德賴爾所稱的“翻譯靈魂的藝術”，即通過外部世界中視覺的或可觸及的展示來表達感覺和思想。他寫一位躺在醫院裡的老婦人得了懸浮病，如果身體沒有用繩索拴住或靠重物墜著，她就會飄浮起來，與天花板摩擦——“這是她的無價值感能被人看見的激烈方式，”埃斯普馬克說。他接著列舉了閻連科長篇小說《炸裂志》中一個異曲同工的句子：“因為他的心冰冷，外面的地都凍結了”。埃斯普馬克還在其他很多中國文學作品中找到了類似的手法，“中國的唐代詩人早就知道如何借用山水來表達情感了”。
閻連科在《我的現實，我的主義》中提出的“神實主義”也受到了埃斯普馬克的推崇。“神實主義”指的是在創作中摒棄固有真實生活的表面邏輯關係，去探求一種“不存在”的真實、看不見的真實、被真實掩蓋的真實。“神實主義”與現實的聯繫不是生活的直接因果，而更多的是仰仗於人的靈魂、精神和創作者在現實基礎上的特殊臆思。埃斯普馬克評價閻連科以“神實主義”實現了“集體性”意識的具體翻譯，構成當代中國特點的荒誕內在狀態的具體翻譯，“神實主義”要使得這個國家的“荒誕、混沌和無序”——也就是那“隱藏著的百分之九十的冰山”——被人們看見。“我的小說也很適合閻連科對神實主義的定義。在我自己的國家，現在幾乎沒有任何人願意提出這樣的小說觀。”埃斯普馬克由此讚歎道，“中國文化對於我迷戀的這種小說獨具慧眼，我感覺我的著作來到了正確的收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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