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祚來
編者按 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 中國文化的主體性與文化自信也得到弘揚， 尤其是以儒釋道為主體的傳統文化重回公眾視野並成為近年來的熱門話題。 但如何更新或者重新認識傳統文化價值並使之煥發生機正成為當下學者討論的焦點。 鑒於此， 本報文化版特辟出“文化復興與再造”專欄， 來討論中國文化主體或母體對東亞文明的影響與價值輸出及對現代人生活、倫理的再造與影響。
孔子的文化自信來自哪裡？
首先來自他的信仰之源， 就是西周， 就是鬱鬱乎文哉的周公時代。
其次來自他的終身學習之道， 不知老之將至， 仍然向學， 仍然孜孜以求於道， 朝聞道， 夕可死也；再次， 就是他對藝術的認知力與感受力， 子在齊聞韶， 三月不識肉味， 詩三百篇， 皆可弦歌之， 而孔子是詩三百篇的選編者與刪節者。
孔子身後五百年的漢武時代， 他的思想成為國家指導思想，
一個人文精神勃興的時代
當代人說“文化自信”這個概念的時候， 是在強調自己國家民族的文化主體性與文化的多元價值屬性。 世界各國各民族， 在經濟競爭與互惠的時代， 文化也在互相學習與欣賞， 文化自信不是盲目的迷信自己的文化優越性， 而是通過回望自己的文化歷史與特有的文化傳統、文化創造， 重新發現傳統文化的價值與特色，
西方文化言必稱希臘， 而中國文化甚至東亞文明， 言必稱孔子， 我們在美國中小學教科書中， 或者西方出版的世界文明史書中， 只要翻開東方文明篇章， 看到的， 必然有老子與孔子的一頁， 對於一種文化主體或母體， 這是一種榮耀， 當然也會增加中國人的文化自信。
一個有趣的話題是， 孔子會對自己所處的時代文化有自信麼？回答可能是否定的， 孔子給自己的時代的文化一個“差評”：禮崩樂壞。
我曾寫文章談過， 老子、孔子時代， 是中國第一次文藝復興、第一次人文啟蒙， 那麼文藝初興在什麼時代， 西周是《詩經》的源頭， 也是禮樂之治與文化繁榮的源頭， 孔子夢想的典範制度就是西周時代，
其一， 是人的主體性確立， 子不語怪力亂神， 孔子強調個人的努力與作為對整個社會的決定性作用， 強調個人的尊嚴與價值， 尊重人的生命， 強調愛與正義， 這是文藝復興第一主題。
第二是強調禮樂之治， 相當於當代人強調道義與人文精神， 社會秩序必須要有規則， 如果亂了規則， 亂了禮法， 整個社會就會沒有底線；孔子從來沒有講過依法治國， 他宣導的是依禮治國， 以樂和人， 即社會秩序靠禮制或禮法， 而人的幸福與人際和諧， 靠的是音樂或文化藝術。 老子與孔子在自己的時代裡， 致力構建的是理想的國與理想的人格， 老子從自然天道的精神出發，
第三是百家爭鳴， 不同的聲音都可以平等自由發出， 儘管孔子認為自己的時代禮崩樂壞， 但當時的自由度卻使整個社會能夠發出不同的聲音， 產生百家爭鳴， 社會的理性與反思能力得到提升， 整個社會得到啟蒙， 知識精英階層開始出現， 特別是孔子興辦私學， 直接受影響的學生達三千人， 這些人又去影響更多的人， 為什麼半個世紀之後的漢武帝要獨尊儒術？因為儒家的思想經過幾百年的傳播已深入到廣泛的精英階層， 成為統治者精神與文化倚靠的重要力量。
孔子的文化信仰來自西周
當代中國人追求實現“中國夢”， 面向的是未來， 當時的孔子呢， 他的夢是周公夢， 夢周公，面向的是復古複禮。孔子六十多歲的時候常感歎自己老了，許久都沒有夢見周公了，周公是他的人文信仰、精神支柱。
孔子所崇尚的西周文明（它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國），最核心的政治文化，就是禮樂之治（不是法治，也不是人治），禮規定的等級秩序，而樂，則使人際和諧。孔子所處的時代，周王室已然敗落，各邦國統治者或擴軍求霸主地位或沉湎於奢華享樂，禮樂之制，不再被遵守，孔子自己像個“喪家犬”一樣，四處奔走，沒有幾個國君會聆聽孔子的教誨？是的，這是一個最糟糕的時代，但也是一個最美好的時代，糟糕在於，禮崩樂壞，人心不古，動盪不安；而其美好在於，孔子這樣的思想者覺醒，自由的思考並傳播觀念，這個時代因此成為百家爭鳴的時代，儒道墨名法，陰陽縱橫雜，構成中國文明早期的第一理性啟蒙時代。現在回望這個時代，是一個思想薈萃、群星燦爛的時代，並達到一個高不可及的巔峰。
“是可忍，孰不可忍”現在已成為一個典故，如果這個都可以容忍，還有什麼不可容忍的呢？意思是決不能容忍。對孔子來說，“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宮廷樂舞制，按照周禮制定的禮法要求，應該是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 季氏，即季孫氏，魯國三桓之首，卻故意打破老規矩，偏要設置六十四人的大型舞樂隊。
地方官享有了國家級文化待遇，這就破壞了規矩，破壞了禮法，某種意義上，就是犯上或不敬。對於講究禮法規矩的孔子來說，當然無法忍受，因為官員破壞了禮法規則，後續就會有一連串的事態發生，最終必然會突破人倫底線，造成社會無序與動盪。
孔子也曾有過這樣的感歎：從來沒有看到過，有好德者如好色者，道德精神就是約束自己或有奉獻精神，而好色則完全是追求感官享受。這是孔子把道德理性或禮法看重的根本原因，《論語》中記錄：齊人送給魯國一批歌舞女，季桓子接受了，三天都沒有上朝理政，孔子看到這樣的情形，就離開魯國了。
孔子的文化自信來自于他對周朝禮樂文明的認識，孔子的文藝復興，就是複周禮，以再現文質彬彬的人文盛世之景。即便在落難之時，他也不會精神淪落。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孔子在匡地被困，他說：文王去世了，但其人文精神會失傳嗎？天意是要滅絕人文精神嗎？天意不會滅絕來自周朝的人文傳承的，匡人能將我怎麼樣？
孔子在自己的時代就已深刻地洞察到，法律法治的有限作用，“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政治講大道理，對百姓用刑罰懲誡，只會使人們規避刑罰，並沒有從內心改變人的道德律，所以應該“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即，以德治為根本，以禮法為規範，使百姓有恥感，建立道德人格，這才是社會和諧根本之策。
為什麼說儒家最終建立起來的社會，是政教合一的政制，原因在此，儒教更重視內心的建設，把對人的教化、感化、儒化，看成根本，而將法治看成末節與表層，刑罰是不得已而為之。
禮樂之治，並不是教條式的禮教，“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鐘鼓雲乎哉？”（《論語·陽貨》）
禮法之制，它不是簡單的饋贈玉帛等貴重禮品，禮樂之樂，也不是擊鼓鳴鐘，禮的精神來自道德性，而樂的價值與情感心靈有關。後世的文以載道之說，在孔子的《論語》中，已有論述或談及。
文以載道，似乎文是工具，但孔子並不這麼簡單地認為，孔子說的“興於《詩》，立于禮，成于樂”，樂的境界或狀態，才是最高的境界，快樂的、自由的、審美的狀態，才是理想之境。
文字的文學性或審美價值
孔子宣導“文”，即文字的文學性或審美價值， 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如果文字沒有文字性或審美價值，那麼就無法實現傳播，無論道理怎麼深刻，無論怎麼符合禮制或道德精神，“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習“詩”（《詩經》），就難以有交流的話題，因為在當時，《詩經》是重要的文學文本。有趣的是，中國的《詩經》時代，與《荷馬史詩》時代相仿，而老子、孔子時代，也與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等人的時代相仿。只是，中國的《詩經》經過了孔子刪節，成為三百篇，而《荷馬史詩》則沒有經過刪節，所以內容有太多的血腥還有充滿成人的情色內容。
學習《詩經》為什麼重要？因為《詩經》或文學作品具有多重社會功能：《論語·陽貨》：“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因為《詩經》三百篇，皆可以弦歌之，是可以直接吟唱的歌詞，因此，《詩經》可以興發意志，可以觀世風人情，可以凝聚人心，還可以表達哀怨。而在人際關係層面，學了《詩經》，在當時相當於就等於接受了一定的教育，既可以事奉父輩，甚至還可以供職于宮廷，成為有用於家國的人才。一個人的文化自信，在孔子看來，是通過持續的學習，以獲得豐富的知識與反思能力。
人們通過詩或《詩經》獲得文化啟蒙或喚醒審美的情感，但必須經過禮或理性來確立，確立人文精神，人文就是告別自然情欲或粗鄙低趣，使人的精神在愉悅過程中得到提升，這就是成于樂，樂，才是完成時，才是最高的藝術與生活之境，孔子為什麼不知老之將至，因為學習使他快樂，孔子為什麼春三月更願意與弟子一起去沂水中游泳？追求的是生活的快意。
孔子宣導的是詩教、文化（以文化育）、禮教與樂教，以達到個人的理性與感性的統一，使社會秩序與個體自由獲得和諧，一個國家的文化教養，就是一個國家的文化自信。 “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溫柔敦厚，《詩》教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孔子一直宣導弟子們讀《詩經》，因為《詩經》是經過孔子刪節的，“詩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理想的音樂，具有淨化心靈的作用，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使人的心性中正平和，子在齊聞《韶》，三月不識肉味，美食給人的快感，是暫時的，而音樂給孔子帶來的審美快感，也可以經久回味。
孔子說《韶》樂，盡善盡美，而《武》樂，盡美卻不盡善（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能夠從音樂裡不僅能感受到美妙快意，還能感受到音樂的仁愛與善意，這是針對藝術作品，有趣的是，孔子還強調審美主體性，接受美的音樂與詩句，應該有一顆美好的心靈，如果沒有審美的心態，沒有仁愛的情懷，禮與樂對一個人可能就沒有什麼意義了：“人而無仁，如禮何，人而無仁，如樂何？”
人可以得到自由與快樂，但應該遵守這樣的順序：
“志於道，據於德，依于仁，游於藝。”（《論語·述而》）
理想的社會或個人，都應該有志於道，道是真理，是自然規則，甚至含有天意，德則自律與理性、符合禮法的生活方式，仁則是愛與友善，游於藝，則包括禮、樂、射、禦、書、數等六藝，既是愛好，也是技能，體現人的生活趣味與自由。
孔子不是一個道德禁錮（禁欲）主義者，他既享有學習之樂，不知老之將至，又能追求陽光春日，與弟子們在沂水中沐浴，在暖風中歌舞而歸的生活享受。
(作者為著名文化學者)
夢周公，面向的是復古複禮。孔子六十多歲的時候常感歎自己老了，許久都沒有夢見周公了，周公是他的人文信仰、精神支柱。孔子所崇尚的西周文明（它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國），最核心的政治文化，就是禮樂之治（不是法治，也不是人治），禮規定的等級秩序，而樂，則使人際和諧。孔子所處的時代，周王室已然敗落，各邦國統治者或擴軍求霸主地位或沉湎於奢華享樂，禮樂之制，不再被遵守，孔子自己像個“喪家犬”一樣，四處奔走，沒有幾個國君會聆聽孔子的教誨？是的，這是一個最糟糕的時代，但也是一個最美好的時代，糟糕在於，禮崩樂壞，人心不古，動盪不安；而其美好在於，孔子這樣的思想者覺醒，自由的思考並傳播觀念，這個時代因此成為百家爭鳴的時代，儒道墨名法，陰陽縱橫雜，構成中國文明早期的第一理性啟蒙時代。現在回望這個時代，是一個思想薈萃、群星燦爛的時代，並達到一個高不可及的巔峰。
“是可忍，孰不可忍”現在已成為一個典故，如果這個都可以容忍，還有什麼不可容忍的呢？意思是決不能容忍。對孔子來說，“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宮廷樂舞制，按照周禮制定的禮法要求，應該是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 季氏，即季孫氏，魯國三桓之首，卻故意打破老規矩，偏要設置六十四人的大型舞樂隊。
地方官享有了國家級文化待遇，這就破壞了規矩，破壞了禮法，某種意義上，就是犯上或不敬。對於講究禮法規矩的孔子來說，當然無法忍受，因為官員破壞了禮法規則，後續就會有一連串的事態發生，最終必然會突破人倫底線，造成社會無序與動盪。
孔子也曾有過這樣的感歎：從來沒有看到過，有好德者如好色者，道德精神就是約束自己或有奉獻精神，而好色則完全是追求感官享受。這是孔子把道德理性或禮法看重的根本原因，《論語》中記錄：齊人送給魯國一批歌舞女，季桓子接受了，三天都沒有上朝理政，孔子看到這樣的情形，就離開魯國了。
孔子的文化自信來自于他對周朝禮樂文明的認識，孔子的文藝復興，就是複周禮，以再現文質彬彬的人文盛世之景。即便在落難之時，他也不會精神淪落。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孔子在匡地被困，他說：文王去世了，但其人文精神會失傳嗎？天意是要滅絕人文精神嗎？天意不會滅絕來自周朝的人文傳承的，匡人能將我怎麼樣？
孔子在自己的時代就已深刻地洞察到，法律法治的有限作用，“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政治講大道理，對百姓用刑罰懲誡，只會使人們規避刑罰，並沒有從內心改變人的道德律，所以應該“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即，以德治為根本，以禮法為規範，使百姓有恥感，建立道德人格，這才是社會和諧根本之策。
為什麼說儒家最終建立起來的社會，是政教合一的政制，原因在此，儒教更重視內心的建設，把對人的教化、感化、儒化，看成根本，而將法治看成末節與表層，刑罰是不得已而為之。
禮樂之治，並不是教條式的禮教，“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鐘鼓雲乎哉？”（《論語·陽貨》）
禮法之制，它不是簡單的饋贈玉帛等貴重禮品，禮樂之樂，也不是擊鼓鳴鐘，禮的精神來自道德性，而樂的價值與情感心靈有關。後世的文以載道之說，在孔子的《論語》中，已有論述或談及。
文以載道，似乎文是工具，但孔子並不這麼簡單地認為，孔子說的“興於《詩》，立于禮，成于樂”，樂的境界或狀態，才是最高的境界，快樂的、自由的、審美的狀態，才是理想之境。
文字的文學性或審美價值
孔子宣導“文”，即文字的文學性或審美價值， 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如果文字沒有文字性或審美價值，那麼就無法實現傳播，無論道理怎麼深刻，無論怎麼符合禮制或道德精神，“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習“詩”（《詩經》），就難以有交流的話題，因為在當時，《詩經》是重要的文學文本。有趣的是，中國的《詩經》時代，與《荷馬史詩》時代相仿，而老子、孔子時代，也與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等人的時代相仿。只是，中國的《詩經》經過了孔子刪節，成為三百篇，而《荷馬史詩》則沒有經過刪節，所以內容有太多的血腥還有充滿成人的情色內容。
學習《詩經》為什麼重要？因為《詩經》或文學作品具有多重社會功能：《論語·陽貨》：“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因為《詩經》三百篇，皆可以弦歌之，是可以直接吟唱的歌詞，因此，《詩經》可以興發意志，可以觀世風人情，可以凝聚人心，還可以表達哀怨。而在人際關係層面，學了《詩經》，在當時相當於就等於接受了一定的教育，既可以事奉父輩，甚至還可以供職于宮廷，成為有用於家國的人才。一個人的文化自信，在孔子看來，是通過持續的學習，以獲得豐富的知識與反思能力。
人們通過詩或《詩經》獲得文化啟蒙或喚醒審美的情感，但必須經過禮或理性來確立，確立人文精神，人文就是告別自然情欲或粗鄙低趣，使人的精神在愉悅過程中得到提升，這就是成于樂，樂，才是完成時，才是最高的藝術與生活之境，孔子為什麼不知老之將至，因為學習使他快樂，孔子為什麼春三月更願意與弟子一起去沂水中游泳？追求的是生活的快意。
孔子宣導的是詩教、文化（以文化育）、禮教與樂教，以達到個人的理性與感性的統一，使社會秩序與個體自由獲得和諧，一個國家的文化教養，就是一個國家的文化自信。 “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溫柔敦厚，《詩》教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孔子一直宣導弟子們讀《詩經》，因為《詩經》是經過孔子刪節的，“詩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理想的音樂，具有淨化心靈的作用，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使人的心性中正平和，子在齊聞《韶》，三月不識肉味，美食給人的快感，是暫時的，而音樂給孔子帶來的審美快感，也可以經久回味。
孔子說《韶》樂，盡善盡美，而《武》樂，盡美卻不盡善（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能夠從音樂裡不僅能感受到美妙快意，還能感受到音樂的仁愛與善意，這是針對藝術作品，有趣的是，孔子還強調審美主體性，接受美的音樂與詩句，應該有一顆美好的心靈，如果沒有審美的心態，沒有仁愛的情懷，禮與樂對一個人可能就沒有什麼意義了：“人而無仁，如禮何，人而無仁，如樂何？”
人可以得到自由與快樂，但應該遵守這樣的順序：
“志於道，據於德，依于仁，游於藝。”（《論語·述而》）
理想的社會或個人，都應該有志於道，道是真理，是自然規則，甚至含有天意，德則自律與理性、符合禮法的生活方式，仁則是愛與友善，游於藝，則包括禮、樂、射、禦、書、數等六藝，既是愛好，也是技能，體現人的生活趣味與自由。
孔子不是一個道德禁錮（禁欲）主義者，他既享有學習之樂，不知老之將至，又能追求陽光春日，與弟子們在沂水中沐浴，在暖風中歌舞而歸的生活享受。
(作者為著名文化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