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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一大灣區會在中國嗎?最權威的看法在這裡

世界灣區經濟一直是帶動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和引領技術變革的領頭羊, 更是全球科技、創新、金融和產業集聚中心。

當前, 世界上最為知名的是紐約灣區, 三藩市灣區和東京灣區。 2017年, 中國提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並將灣區規劃發展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

接下來, 粵港澳灣究竟該如何建?它會成為世界第一大灣區嗎?在廣州舉行的國際金融論壇第14屆全球年會上, 外國前政要、經濟學家、企業家給出了各自的看法。

崔楠 攝

外國前政要:灣區建設對世界有利

當前, 世界經濟增長動力不足, 全球經貿投資規則和經濟治理體系進入深度調整期, 亟需培

養新的增長極和動力源。 粵港澳大灣區經濟實力雄厚、區位優勢明顯、創新能力突出, 它不僅關乎中國經濟的發展, 也對全球經濟發展至關重要。

澳大利亞前總理 陸克文:

陸克文 崔楠 攝

中國經濟的未來不僅關係到中國, 也影響全世界。 過去五年, 全球經濟面臨許多不利因素, 世界經濟需要新的增長級和動力源, 粵港澳大灣區就可以提供這樣的增長級和動力源。

粵港澳大灣區是繼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東京灣區之後的世界第四大灣區,

是中國建設世界級城市群參與全球競爭的重要空間載體, 同時也是“一帶一路”倡議輻射亞太面向全球的重要支撐區。

韓國前總理、第56屆聯合國大會主席韓升洙:

韓升洙 崔楠 攝

廣州是中國通向世界的門戶, 也是中國最繁榮和最開放的城市之一,

加上香港和澳門, 粵港澳大灣區將成為中國的金融中心, 可以與世界上的其他灣區一起競爭, 同時也對世界的發展有利。

當前, 全球正在迎接第四次產業革命, 粵港澳大灣區將會引領中國進一步有更多的創新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還是新動力、新增長、新格局, 還有新的開始。

巴基斯坦前總理阿齊茲:

阿齊茲 崔楠 攝

粵港澳大灣區的確具有遠遠超越今天成就的潛力, 這個地區的發展將會連接全世界其他的地區, 可以為我們帶來新的創業機會。

我們必須以全球化的意識來思考, 而不是一種狹隘的地區性、國家性的思考方式, 就像“一帶一路”倡議一樣, 它將會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一大動力引擎。

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

鳩山由紀夫 崔楠 攝

從人口、開發面積、GDP總值和貿易總量來看,粵港澳大灣區都應該是世界最大的灣區,希望它能夠形成幾個其他地區無法達到的一些巨大功能。

比如,作為巨大的貿易港口,通過海上可以連接世界,同時也可以進一步通過航空引進更多的世界客人,進行航空物流、海上物流,這也包括陸上的高鐵。如果這些能夠得到貫通,將成為海陸空貫通的重要交通樞紐。

經濟學家:凝聚共識,互聯互通

粵港澳大灣區是由9個城市和2個特別行政區構成的城市群,其中,這些城市有著各自的優勢,同時也有著不同的經濟文化。如何利用各自的優勢形成合力,如何讓人員、資本、資訊流通更加自由,是擺在灣區建設上的一道難題。

西班牙對外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夏樂:

在未來灣區的建設和發展模式上,依然要保留一定的競爭和開放。此外,除了傳統的資本、人員要素,對於資訊的流動也一定要加以足夠的注意。由於灣區戰略上升為國家戰略,其中重要的一點是人心相通,要想做到人心相通,需要整個大灣區戰略能夠保證帶來的經濟利益可以被整個社會分享。

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 邢自強:

第一,繼續在公共資源的均等化層面,對粵港澳大灣區作出一些相關的傾斜和支撐。

第二,要實現基建的互聯互通。

第三,人才的流動應更自由。廣州和香港的人才優勢儲備比較大,深圳又恰恰需要很多人才支撐其研發和企業的創新,所以應進一步讓人才的雇傭流動更加自由。

第四,作為政策的決策者,要鼓勵新經濟的發展,因為新經濟在整個大灣區的建設以及中國經濟轉型中起到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世界銀行前高級經濟學家 王燕:

耐心資本是中國人比較熟悉的一個觀念,我們通常用耐心資本來培育一種關係,即投資人和被投資的物件形成一種合作夥伴關係。耐心資本需要特殊的金融機構把它動員起來,把它投入到實體經濟裡面。

我建議粵港澳大灣區可以建立一個大灣地區開發銀行,把所有的耐心資本用機構動員起來,利用這些耐心資本進行長期的投資,投資於基礎設施等,這非常適合於加強粵港澳大灣區的一體化。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 張燕生:

粵港澳大灣區的合作應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進行制度的創新,這樣才能夠形成一個合力。在這方面,粵港澳大灣區要推動跨境金融、跨境創新和跨境人才網路的合作。其中,推動跨境的一體化合作是至關重要的。

其次,粵港澳大灣區要想打造世界級的城市群,需要解決如何讓城市發揮各自的優勢來形成首位城市的合力問題,這對其下一步發展非常重要。

最後,粵港澳大灣區還要同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和東京灣區之間建立起合作夥伴關係,因為需要向這三個世界級灣區互學互鑒。

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副行長 祝憲:

在“一國兩制”的體制下,港澳和廣東有關城市在制度、文化和企業運作許多方面存在不少差異,如何通過頂層設計和凝聚共識實現體制機制的創新,加強政策和規劃的協調對接,讓兩種制度的互補性帶來的收益最大化,把差異性帶來的成本最小化,這可能是灣區融合在制度上非常關鍵的挑戰。

此外,要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可預見性。大灣區相關的各級政府應該盡可能地分清政府和市場的邊界,改變傳統的優惠政策一事一議的舊有模式。

企業家:加強開放與合作

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給全球的企業家帶來了發展機遇。但同時也應該認識到,吸引中國乃至其他國家的企業家來到大灣區,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南豐集團行政總裁、香港特別行政區前財政司司長 梁錦松:

第一,要素流動。粵港澳大灣區要讓人、貨物、服務、資金、資訊的流動更加暢通。

第二,建議各個行業的專家組都能夠組織專家來研究,比如生物科技、大資料、金融分工合作等下一步該怎麼走。

第三,重點研究如何培養人才與吸引人才,因為沒有人才很難發展創新經濟。

第四,協調推進。大灣區是兩個特區,三個海關的關稅區,而且文化管制都不一樣。除了各地政府的協調之外,希望能成立各行各業比較專業的官方組織,協助政府做決定。

美國史帶金融財團全球合夥人、史帶戰略控股集團總裁/CEO 鈕小鵬:

差異化是灣區建設當中非常重要的問題,任何從西方發達國家過來的投資者,都會問入住灣區和其他地方的區別,紐約灣區和三藩市灣區非常具有特色的地方就是明顯的差異化。

此外,中國還應非常清晰地將差異化與世界溝通。因為在中國的國情和體制下產生的差異化,與西方企業和政府溝通所理解的不一樣。如何在中西的溝通上把很好的政策細節講出去,也很重要。

Allegiant資本首席執行官 Randy Reiff:

粵港澳大灣區專案的投融資模式,關鍵看誰來參與,由於這個專案規模很大,我覺得每個人都要參與。在基礎設施項目建設方面,私募基金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儘管以前基礎設施都是由政府來供資,但是現在我們也看到,私募基金也在積極地參與全球基礎設施的建設。

新加坡Meinhardt集團CEO Omar Shahzad:

粵港澳大灣區要形成低成本的競爭力,提高城市的互聯互通,加強金融的流動性。整個大灣區應該把自己打造成一個服務於中國和國際企業的金融中心,這樣企業願意到這裡來。

此外,還要進一步開放。世界上最發達的經濟體都是開放的,現在有些國家的民族主義抬頭,給大灣區帶來一個機會,讓它變成能夠吸引全球人才、全球企業的核心。

HFZ 資本集團董事會主席 Ziel Feldman:

要鼓勵城市之間的競爭。比如說紐約和新澤西之間就不斷地在競爭,通過這樣的競爭可以激發新的發展動力。通過在各種稅收方面的優惠創造,可以推動城市之間的競爭,進一步吸引人才。

來自:國是直通車

作者:孫秋霞

編輯:張文絞 許桂寶

鳩山由紀夫 崔楠 攝

從人口、開發面積、GDP總值和貿易總量來看,粵港澳大灣區都應該是世界最大的灣區,希望它能夠形成幾個其他地區無法達到的一些巨大功能。

比如,作為巨大的貿易港口,通過海上可以連接世界,同時也可以進一步通過航空引進更多的世界客人,進行航空物流、海上物流,這也包括陸上的高鐵。如果這些能夠得到貫通,將成為海陸空貫通的重要交通樞紐。

經濟學家:凝聚共識,互聯互通

粵港澳大灣區是由9個城市和2個特別行政區構成的城市群,其中,這些城市有著各自的優勢,同時也有著不同的經濟文化。如何利用各自的優勢形成合力,如何讓人員、資本、資訊流通更加自由,是擺在灣區建設上的一道難題。

西班牙對外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夏樂:

在未來灣區的建設和發展模式上,依然要保留一定的競爭和開放。此外,除了傳統的資本、人員要素,對於資訊的流動也一定要加以足夠的注意。由於灣區戰略上升為國家戰略,其中重要的一點是人心相通,要想做到人心相通,需要整個大灣區戰略能夠保證帶來的經濟利益可以被整個社會分享。

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 邢自強:

第一,繼續在公共資源的均等化層面,對粵港澳大灣區作出一些相關的傾斜和支撐。

第二,要實現基建的互聯互通。

第三,人才的流動應更自由。廣州和香港的人才優勢儲備比較大,深圳又恰恰需要很多人才支撐其研發和企業的創新,所以應進一步讓人才的雇傭流動更加自由。

第四,作為政策的決策者,要鼓勵新經濟的發展,因為新經濟在整個大灣區的建設以及中國經濟轉型中起到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世界銀行前高級經濟學家 王燕:

耐心資本是中國人比較熟悉的一個觀念,我們通常用耐心資本來培育一種關係,即投資人和被投資的物件形成一種合作夥伴關係。耐心資本需要特殊的金融機構把它動員起來,把它投入到實體經濟裡面。

我建議粵港澳大灣區可以建立一個大灣地區開發銀行,把所有的耐心資本用機構動員起來,利用這些耐心資本進行長期的投資,投資於基礎設施等,這非常適合於加強粵港澳大灣區的一體化。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 張燕生:

粵港澳大灣區的合作應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進行制度的創新,這樣才能夠形成一個合力。在這方面,粵港澳大灣區要推動跨境金融、跨境創新和跨境人才網路的合作。其中,推動跨境的一體化合作是至關重要的。

其次,粵港澳大灣區要想打造世界級的城市群,需要解決如何讓城市發揮各自的優勢來形成首位城市的合力問題,這對其下一步發展非常重要。

最後,粵港澳大灣區還要同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和東京灣區之間建立起合作夥伴關係,因為需要向這三個世界級灣區互學互鑒。

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副行長 祝憲:

在“一國兩制”的體制下,港澳和廣東有關城市在制度、文化和企業運作許多方面存在不少差異,如何通過頂層設計和凝聚共識實現體制機制的創新,加強政策和規劃的協調對接,讓兩種制度的互補性帶來的收益最大化,把差異性帶來的成本最小化,這可能是灣區融合在制度上非常關鍵的挑戰。

此外,要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可預見性。大灣區相關的各級政府應該盡可能地分清政府和市場的邊界,改變傳統的優惠政策一事一議的舊有模式。

企業家:加強開放與合作

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給全球的企業家帶來了發展機遇。但同時也應該認識到,吸引中國乃至其他國家的企業家來到大灣區,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南豐集團行政總裁、香港特別行政區前財政司司長 梁錦松:

第一,要素流動。粵港澳大灣區要讓人、貨物、服務、資金、資訊的流動更加暢通。

第二,建議各個行業的專家組都能夠組織專家來研究,比如生物科技、大資料、金融分工合作等下一步該怎麼走。

第三,重點研究如何培養人才與吸引人才,因為沒有人才很難發展創新經濟。

第四,協調推進。大灣區是兩個特區,三個海關的關稅區,而且文化管制都不一樣。除了各地政府的協調之外,希望能成立各行各業比較專業的官方組織,協助政府做決定。

美國史帶金融財團全球合夥人、史帶戰略控股集團總裁/CEO 鈕小鵬:

差異化是灣區建設當中非常重要的問題,任何從西方發達國家過來的投資者,都會問入住灣區和其他地方的區別,紐約灣區和三藩市灣區非常具有特色的地方就是明顯的差異化。

此外,中國還應非常清晰地將差異化與世界溝通。因為在中國的國情和體制下產生的差異化,與西方企業和政府溝通所理解的不一樣。如何在中西的溝通上把很好的政策細節講出去,也很重要。

Allegiant資本首席執行官 Randy Reiff:

粵港澳大灣區專案的投融資模式,關鍵看誰來參與,由於這個專案規模很大,我覺得每個人都要參與。在基礎設施項目建設方面,私募基金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儘管以前基礎設施都是由政府來供資,但是現在我們也看到,私募基金也在積極地參與全球基礎設施的建設。

新加坡Meinhardt集團CEO Omar Shahzad:

粵港澳大灣區要形成低成本的競爭力,提高城市的互聯互通,加強金融的流動性。整個大灣區應該把自己打造成一個服務於中國和國際企業的金融中心,這樣企業願意到這裡來。

此外,還要進一步開放。世界上最發達的經濟體都是開放的,現在有些國家的民族主義抬頭,給大灣區帶來一個機會,讓它變成能夠吸引全球人才、全球企業的核心。

HFZ 資本集團董事會主席 Ziel Feldman:

要鼓勵城市之間的競爭。比如說紐約和新澤西之間就不斷地在競爭,通過這樣的競爭可以激發新的發展動力。通過在各種稅收方面的優惠創造,可以推動城市之間的競爭,進一步吸引人才。

來自:國是直通車

作者:孫秋霞

編輯:張文絞 許桂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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