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路之魂 敦煌藝術大展暨天府之國與絲綢之路文物特展”在成都博物館正轟轟烈烈的進行， 也引發了廣大讀者對四川石窟的極大興趣。
樂山大佛、安嶽石刻、廣元千佛崖、巴中南北龕……四川石窟也名氣在外。 更壯觀的是， 在四川廣袤的土地上， 還分散著數以萬計的散見石窟。 其中造像不乏精美之作。
去年4月開始，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散見唐宋佛道龕窟調查”項目啟動， 計畫在5年內完成全省所有地區的散見石窟調查。
近日， 達州、自貢兩地的調查成果出爐。 達州集中發現唐宋時期的石刻題記、自貢造像主要呈現體量巨大特徵等調查結果，
“智慧拼圖”佐證荔枝道走向
達州萬源杜家灣， 一龕風化嚴重、靜臥田間上千年的唐代摩崖造像， 直到去年才引起專家注意。 調查中， 專家竟然在佛龕崖壁外側發現了唐代開元三年(715年)的題記， 如獲至寶……
省考古院院長高大倫說， 散見石窟的調查， 主要指全國或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之外的石窟。 它們因數量巨大且相對分散， 往往缺乏相應研究， “但只要開啟調查， 就一定能從龕窟中發現古人留下的密碼。 ”
2016年4月， 調查首先從達州開始。
此前一年， 省考古院為配合蜀道申遺， 摸清沿線遺產點分佈， 啟動了荔枝道的調查工作。 “那時我們就發現在萬源、宣漢等地， 有不少連文物點也不算的散見石窟， 孤寂地立於田間地頭。
果然， 在宣漢紅峰鄉唐家壩， 考古人員在一塊立于水田中的巨石上， 看到了3龕摩崖造像。 在第2龕左側外壁上方的十幾行題記中， “惟大唐天寶五載太歲丙戌十月十五日表慶”的字樣清晰可辨。 距離唐家壩十幾公里的橋河村， 另一處造像題記中發現了與唐家壩題記中相同的“羅思監”“羅愛”“羅受”等姓氏。
在宣漢馬渡鄉浪洋寺， 考古人員有了更驚喜的發現。 參與調查的省考古院館員劉睿介紹， 浪洋寺原本是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但由於寺廟盡毀， 如今僅殘存一處摩崖造像，
風吹雨打中的浪洋寺石刻， 觀音、天龍八部等造像精美， 只是四周覆蓋著雜草和青苔。 裸露出來的部分題記因為風化等原因， 識讀相當困難。 然而， 當清理掉窟頂的青苔和雜草， 竟然露出了14處題記。 經過識讀， 考古人員得知浪洋寺建于唐代永泰年間， 因當年物產豐饒而名“豐饒寺”。 當時這裡藤蘿密佈、古木參天， 只不過從唐到北宋不到三百年間， 寺廟衰頹。 於是北宋雍熙年間， 此處僧人才發願修建佛殿。 題記還顯示， 到了北宋時期， 皇帝敕豐饒寺改為龍華寺。 直到明代重修寺院， 因當地有浪洋村， 才改名“浪洋寺”至今。
這些散見龕窟在達州還有很多。 劉睿介紹，目前在達州發現有紀年的唐宋佛、道龕窟就有9處，其中題記有唐開元三年、天寶元年、天寶五年、唐永泰元年、至德元年等，這些題記為達州其它無紀年的造像也提供了重要的斷代依據。此外，考古人員還發現從初唐到盛唐，這裡特別流行天龍八部題材，9個地點就有5個佛龕中有天龍八部。而從中晚唐到宋代，則觀音信仰流行，發現的單尊觀音龕像有10尊之多。
零散的調查資訊，成為考古人員“智慧拼圖”的重要內容。劉睿說，史料記載了唐代開鑿的荔枝道的大致走向，其中四川部分公認經過了達州、巴中等地。但荔枝道更詳細的走向，則缺少記載。此次調查的達州散見龕窟，都開鑿于唐宋年間，且均位於史料記載的荔枝道區域。將其串連成線，對佐證荔枝道的走向便具有了重要參考意義。
自貢“大像”折射富庶鹽業經濟
2016年5月，省考古院等單位組成的考古調查隊，再次展開自貢地區佛教遺存的系統考古調查。16處共335龕唐宋時期佛教造像呈現出兩大規律：自貢佛教造像幾乎集中修建在河流沿岸，並且酷愛開鑿“大像”。
自貢榮縣城東大佛山，世界第二大石刻佛像榮縣大像便坐落在這裡。大佛頭部與山巔齊平，通高36.67米，僅頭部就高8.74米。這尊始建于唐代的大佛雖然不及樂山大佛偉岸，卻仍以其衣紋流暢、慈眉善目、神韻飄然，而享有“樂山大佛雄，榮縣大佛美”的民間讚譽。就在大佛山北麓的真如崖下，榮縣龍洞的石刻造像群中，一尊威風凜凜的毗沙門天王像，也達到了罕見的3.7米高。
自貢段調查領隊、省考古院客座研究員于春介紹，在自貢地區的調查中，統計發現高度在4米以上的大型倚坐彌勒造像就有6尊。不僅體量巨大，此次調查的16處自貢佛教造像還幾乎集中修建於河流沿岸，其中沱江二級河流旭水河及支流沿岸的佛教造像有9處，越溪河及支流沿岸則有5處，沱江沿岸2處。它們中的規模較大者，又集中分佈在榮縣縣城內榮溪河兩岸的崖壁上。而這次調查的335個龕窟，大於4米的特大型龕窟就有19個，2米至4米高的大型龕60個。
為何規模巨大的造像集中在榮縣呢?
原來，在唐宋時期，今榮縣縣城屬當時的榮州治所，是自貢地區的“中心城市”。宋代詩人陸游入榮州境時，曾寫下“處處是道場”的盛況。
不僅如此，據《新唐書》記載，唐宋時期的榮州有鹽和鐵礦。于春說，礦產的富有，一定會令地方經濟發達。榮縣眾多體量巨大的造像集中出現，極可能與榮州有實力雄厚的大家族和繁榮的商業有關。造像大多位於河流沿岸，則是因為當年鹽產應該主要通過水路進行運輸。
這種沿河開鑿石刻造像的情況，在今日自貢市另一處產鹽的貢井區也有體現。
貢井街老街社區下橋北側約300米的河中，俗稱“菩薩石”的一尊巨石半淹沒于旭水河中。於春說，根據造像風格，菩薩石上的摩崖造像應該開鑿于初唐至北宋。貢井產鹽，當年的信眾們便在附近崖壁開龕造像，名為千佛崖。這尊菩薩石原本位於旭水河東岸的坡地，距離千佛崖直線距離僅200多米。直到上世紀初下游修造水壩蓄水供鹽運船隻航行，才將巨石淹沒。
散見石窟構成“金字塔”的基礎
8世紀以來，中國的佛、道摩崖造像“四川最盛”。如果說，樂山大佛從體量而言是四川石窟藝術“金字塔”的塔尖，那這些散落的石刻造像，就是“金字塔”的階石基礎，他們共同構成了研究當時社會發展的密碼。
在去年展開散見石窟調查前，曾有人對此感到不解：把樂山大佛、廣元千佛崖甚至安嶽石窟保護好都是耗時耗力的巨大工程，研究散見石窟，又有何意義呢?
高大倫說，四川廣元、巴中、安岳等成片分佈、並且已經公佈為國保單位元的部分石窟，已經廣為社會各界熟知。去年，國家文物局還將川渝石窟保護納入了十三五規劃，廣元千佛崖也在不斷投入資金加大保護力度，但更多散見於鄉野之間、分佈廣泛的石刻造像，因為數量大、等級低，不僅因為自然原因存在風化等各種病害，有的連基本的安防設施也沒有。“實際上，散見石窟造像和樂山大佛等知名石刻一樣，都是四川石窟藝術、社會發展的一部分。”
然而，散見石窟的保存情況並不樂觀。
達州和自貢兩地的調查中，宣漢紅峰鄉石龍摩崖造像雖然近年有當地人專門修了房子遮風蔽雨，但現存的7龕造像卻風化嚴重，有的僅存輪廓;浪洋寺石窟中，有的造像被青苔覆面，有的碑石字跡出現了砂礫化，無法識別。自貢榮縣大佛雖然巍然矗立，但大佛背後龍洞的龕窟，有的因為風化嚴重像體細節不明，有的乾脆連兩側龕門和龕頂也大部分殘失。對比同一地區保存相對較好的龕窟，可見精緻的樓閣廊橋和寶相莊嚴的造像，不禁令人扼腕。
不僅如此，最近幾十年，不乏散見石窟中的精美造像被切割頭部等盜竊情況發生，令人唏噓。“像那種人跡罕至、保存狀況堪憂的石窟，在我們調查清楚其價值之後，完全可以在不損害文物本體的情況下，有選擇性地進行搬遷。”
高大倫說，對大多數公眾而言，對四川石窟藝術的認識，莫過於樂山大佛。但這些散見石窟，蘊含的資訊十分豐富，“比如以廣元、巴中為中心的川北地區，集中了自北朝晚期到盛唐時期的精美造像。這個區域是四川通往隋唐首都長安的金牛道、米倉道的交通要塞，南來北往頻繁，經濟發達，大家自然要在這些區域開龕造像。”而隨著中國政治中心的南移以及水運交通漸盛，便出現了重慶大足、四川安嶽為中心的川東南地區，高低起伏的丘陵和河岸上隱藏著數百處9至12世紀佛、道造像的盛況。對散見石窟進行調查，不僅可以梳理其基本狀況，為保護提供資料，對其開鑿年代以及題材的梳理，同樣能夠看出唐代佛教從北向四川地區傳播的路徑以及當地語系化演變的過程。
值得一提的是，已經有地方政府意識到了散見石窟同樣是一筆無形的財富。達州萬源杜家灣唐代摩崖造像，去年8月已經被確定為市級文保單位;浪洋寺摩崖石刻在十幾處題記佐證其歷史價值之後，已準備申報新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今年，廣元、巴中段的散見石窟也即將開始調查。它們是否集中開鑿于唐玄宗、唐僖宗入川的年代?是否主要分佈在蜀道的幾條主幹道區域?它們能否豐富蜀道申報世界雙遺產的文化內涵?謎底即將揭曉。
劉睿介紹，目前在達州發現有紀年的唐宋佛、道龕窟就有9處，其中題記有唐開元三年、天寶元年、天寶五年、唐永泰元年、至德元年等，這些題記為達州其它無紀年的造像也提供了重要的斷代依據。此外，考古人員還發現從初唐到盛唐，這裡特別流行天龍八部題材，9個地點就有5個佛龕中有天龍八部。而從中晚唐到宋代，則觀音信仰流行，發現的單尊觀音龕像有10尊之多。零散的調查資訊，成為考古人員“智慧拼圖”的重要內容。劉睿說，史料記載了唐代開鑿的荔枝道的大致走向，其中四川部分公認經過了達州、巴中等地。但荔枝道更詳細的走向，則缺少記載。此次調查的達州散見龕窟，都開鑿于唐宋年間，且均位於史料記載的荔枝道區域。將其串連成線，對佐證荔枝道的走向便具有了重要參考意義。
自貢“大像”折射富庶鹽業經濟
2016年5月，省考古院等單位組成的考古調查隊，再次展開自貢地區佛教遺存的系統考古調查。16處共335龕唐宋時期佛教造像呈現出兩大規律：自貢佛教造像幾乎集中修建在河流沿岸，並且酷愛開鑿“大像”。
自貢榮縣城東大佛山，世界第二大石刻佛像榮縣大像便坐落在這裡。大佛頭部與山巔齊平，通高36.67米，僅頭部就高8.74米。這尊始建于唐代的大佛雖然不及樂山大佛偉岸，卻仍以其衣紋流暢、慈眉善目、神韻飄然，而享有“樂山大佛雄，榮縣大佛美”的民間讚譽。就在大佛山北麓的真如崖下，榮縣龍洞的石刻造像群中，一尊威風凜凜的毗沙門天王像，也達到了罕見的3.7米高。
自貢段調查領隊、省考古院客座研究員于春介紹，在自貢地區的調查中，統計發現高度在4米以上的大型倚坐彌勒造像就有6尊。不僅體量巨大，此次調查的16處自貢佛教造像還幾乎集中修建於河流沿岸，其中沱江二級河流旭水河及支流沿岸的佛教造像有9處，越溪河及支流沿岸則有5處，沱江沿岸2處。它們中的規模較大者，又集中分佈在榮縣縣城內榮溪河兩岸的崖壁上。而這次調查的335個龕窟，大於4米的特大型龕窟就有19個，2米至4米高的大型龕60個。
為何規模巨大的造像集中在榮縣呢?
原來，在唐宋時期，今榮縣縣城屬當時的榮州治所，是自貢地區的“中心城市”。宋代詩人陸游入榮州境時，曾寫下“處處是道場”的盛況。
不僅如此，據《新唐書》記載，唐宋時期的榮州有鹽和鐵礦。于春說，礦產的富有，一定會令地方經濟發達。榮縣眾多體量巨大的造像集中出現，極可能與榮州有實力雄厚的大家族和繁榮的商業有關。造像大多位於河流沿岸，則是因為當年鹽產應該主要通過水路進行運輸。
這種沿河開鑿石刻造像的情況，在今日自貢市另一處產鹽的貢井區也有體現。
貢井街老街社區下橋北側約300米的河中，俗稱“菩薩石”的一尊巨石半淹沒于旭水河中。於春說，根據造像風格，菩薩石上的摩崖造像應該開鑿于初唐至北宋。貢井產鹽，當年的信眾們便在附近崖壁開龕造像，名為千佛崖。這尊菩薩石原本位於旭水河東岸的坡地，距離千佛崖直線距離僅200多米。直到上世紀初下游修造水壩蓄水供鹽運船隻航行，才將巨石淹沒。
散見石窟構成“金字塔”的基礎
8世紀以來，中國的佛、道摩崖造像“四川最盛”。如果說，樂山大佛從體量而言是四川石窟藝術“金字塔”的塔尖，那這些散落的石刻造像，就是“金字塔”的階石基礎，他們共同構成了研究當時社會發展的密碼。
在去年展開散見石窟調查前，曾有人對此感到不解：把樂山大佛、廣元千佛崖甚至安嶽石窟保護好都是耗時耗力的巨大工程，研究散見石窟，又有何意義呢?
高大倫說，四川廣元、巴中、安岳等成片分佈、並且已經公佈為國保單位元的部分石窟，已經廣為社會各界熟知。去年，國家文物局還將川渝石窟保護納入了十三五規劃，廣元千佛崖也在不斷投入資金加大保護力度，但更多散見於鄉野之間、分佈廣泛的石刻造像，因為數量大、等級低，不僅因為自然原因存在風化等各種病害，有的連基本的安防設施也沒有。“實際上，散見石窟造像和樂山大佛等知名石刻一樣，都是四川石窟藝術、社會發展的一部分。”
然而，散見石窟的保存情況並不樂觀。
達州和自貢兩地的調查中，宣漢紅峰鄉石龍摩崖造像雖然近年有當地人專門修了房子遮風蔽雨，但現存的7龕造像卻風化嚴重，有的僅存輪廓;浪洋寺石窟中，有的造像被青苔覆面，有的碑石字跡出現了砂礫化，無法識別。自貢榮縣大佛雖然巍然矗立，但大佛背後龍洞的龕窟，有的因為風化嚴重像體細節不明，有的乾脆連兩側龕門和龕頂也大部分殘失。對比同一地區保存相對較好的龕窟，可見精緻的樓閣廊橋和寶相莊嚴的造像，不禁令人扼腕。
不僅如此，最近幾十年，不乏散見石窟中的精美造像被切割頭部等盜竊情況發生，令人唏噓。“像那種人跡罕至、保存狀況堪憂的石窟，在我們調查清楚其價值之後，完全可以在不損害文物本體的情況下，有選擇性地進行搬遷。”
高大倫說，對大多數公眾而言，對四川石窟藝術的認識，莫過於樂山大佛。但這些散見石窟，蘊含的資訊十分豐富，“比如以廣元、巴中為中心的川北地區，集中了自北朝晚期到盛唐時期的精美造像。這個區域是四川通往隋唐首都長安的金牛道、米倉道的交通要塞，南來北往頻繁，經濟發達，大家自然要在這些區域開龕造像。”而隨著中國政治中心的南移以及水運交通漸盛，便出現了重慶大足、四川安嶽為中心的川東南地區，高低起伏的丘陵和河岸上隱藏著數百處9至12世紀佛、道造像的盛況。對散見石窟進行調查，不僅可以梳理其基本狀況，為保護提供資料，對其開鑿年代以及題材的梳理，同樣能夠看出唐代佛教從北向四川地區傳播的路徑以及當地語系化演變的過程。
值得一提的是，已經有地方政府意識到了散見石窟同樣是一筆無形的財富。達州萬源杜家灣唐代摩崖造像，去年8月已經被確定為市級文保單位;浪洋寺摩崖石刻在十幾處題記佐證其歷史價值之後，已準備申報新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今年，廣元、巴中段的散見石窟也即將開始調查。它們是否集中開鑿于唐玄宗、唐僖宗入川的年代?是否主要分佈在蜀道的幾條主幹道區域?它們能否豐富蜀道申報世界雙遺產的文化內涵?謎底即將揭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