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軍隊趕赴淞滬會戰前線增援的照片。 新華網 資料圖
提及淞滬抗戰， 一般人們認為是指1932年的一·二八淞滬抗戰和1937年的八·一三淞滬抗戰。
本次研討會由中共上海市委黨校黨史研究室、上海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研究會主辦， 與會學者們就近年來淞滬抗戰研究的成果、進展與反思展開交流。
第88師524團團長謝晉元部在四行倉庫與日軍激戰的照片。 新華網 資料圖
淞滬抗戰研究不局限於兩次戰爭
“上海14年抗戰應該說是我們上海史學界的研究重點。 未來學術界能否取得共識， 使得我們對淞滬抗戰的研究不再局限於兩次戰爭？”在唐培吉看來， 廣義上的淞滬抗戰是上海軍民堅持14年的對日鬥爭， 具有激烈性和殘酷性、艱險性和持久性、全民性和多樣性的特徵。
“在政治上， 上海是抗日救亡運動前期中心。 在軍事上， 它是抗日戰爭的重要戰略陣地。 在經濟上，
“除了兩次戰爭， 上海14年抗戰史還有很多內容值得深入。 比如日軍暴行。 ”唐培吉說， “這方面上海的研究成果還不是很多， 但實際上日軍在上海的暴行非常殘酷。 日本法西斯自發動侵華戰爭後暴行無數， 對上海尤甚。 因為日本軍國主義入侵中國以來， 在上海遇到了最頑強的抵抗，
此外， 唐培吉總結上海抗戰有三個亮點：一是上海抗戰與新四軍在華中抗戰的密切關係， 兩者同處於華中抗日戰爭的統一體內， 相互依存， 相互支持， 共同對抗日本侵略者；二是上海抗戰時期是猶太難民的一 葉方舟， 歐洲猶太人四處出逃沒有去處， 而上海人民卻伸出了溫暖之手， 讓他們在上海躲過了戰爭的劫難；三是上海抗戰的國際性， 幾乎一切反法西斯國家、團體與人民都積極支援上海抗戰， 各國人士都親身參加了上海抗戰。 這些都值得關注與研究。
“可以說， 上海不僅有著震驚國際社會的兩次淞滬抗戰的著名戰役， 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了14年的抗日鬥爭。 雖然在日本侵略者的殘暴統治下， 不少抗日志士英勇犧牲， 但上海人民仍堅強不屈， 而且越戰越勇、越戰越強。 上海人民的力量在抗日鬥爭中得到了發展， 迎接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 上海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著名英雄城市， 聞名於世。 ”
研討會現場。澎湃新聞記者 羅昕 攝
上海抗戰凸顯海派文化內涵
上海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研究會會長、國防大學教授張雲從海派文化的視角出發，分析了上海抗戰的特徵。在他看來，上海抗戰是以兩次淞滬抗戰為主體的武裝抗戰和以民眾為主流的上海抗日救亡運動，這是上海抗戰中兩個既各具特色又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上海抗戰的這兩翼，不僅系統而全方位地凸顯了上海和上海抗戰在中國抗戰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重要的歷史作用和地位，更重要的還在於生動而深刻地折射了海派文化的內涵和特性。 ”
張雲認為，所謂海派文化是以中華傳統文化特別是上海區域性文化為基礎，揚棄並吸收以近代西方工業文明為特徵而形成的一種文化流派。“海派文化提倡的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正是上海抗日軍民始終貫徹的一條主線；海派文化展示的 ‘海納百川、相容並蓄’的城市風範，為上海抗戰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樹立了一個聯合抗敵的樣板；海派文化的創新、智慧、靈活等品性在上海抗戰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應驗。”
他舉例，在靈活性上，上海抗日救亡運動在鬥爭的方式方法上就採取了多種形式，包括合法的和非法的、和平的與武裝的、公開的與隱蔽的、紅色的與灰色的，甚至還有直接打入日偽內部等靈活形式開展鬥爭。以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著名的紅色情報專家潘漢年為例，從九·一八事變後，潘漢年就利用上海得天獨厚的人文地理環境，編織了巨大的情報網絡，派遣了像袁殊這樣的多種身份在日本特務機關、汪偽漢奸、國民黨軍統、國民黨中統和國際情報系統周旋應對，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特殊的貢獻。
又比如在創新性上，上海於九·一八事變後成立了各種抗日救亡的團體。至八·一三淞滬抗戰期間，全市已經組建了180多個抗日救亡團體。這種抗日救亡運動的團體大部分由共產黨人參與組織與領導，許多是全國首創的，因而得到全國各地的紛紛效仿。
而上海的不少抗日救亡運動形式也開全國先例，特別在文化藝術和社會科學領域，展開了時評、文學、詩歌、小說、曲藝、篆刻等各種形式。《義勇軍進行曲》《大刀進行曲》等在上海的誕生，更是轟動全國，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抗日救亡運動新局面。
張雲表示：“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是中國革命的第一塊聖地。民族抗戰精神薰陶下海派文化以維新之命，為新時代上海的新發展注射新的活力。”
研討會現場。澎湃新聞記者 羅昕 攝
未來研究要在“以全出新”“以專求深”“以往鑒今”上下功夫
在研討會現場，國防大學政治學院講師韓洪泉對上海抗戰研究的歷史脈絡進行了考察，指出80多年來該課題的研究積累了十分豐富的學術成果。
據他統計，截至2017年底，著作資料（含內部編印的重要文獻）達1300餘種，論文資料（含部分重要的內部資料及論文集載文）達4000餘篇，即使排除部分文獻影印及修訂再版和部分論文重複發表收錄等情況，數量仍相當可觀。
韓洪泉認為，上海抗戰研究具有特定的時空時限和內容體系，學術界關於上海抗戰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總體研究、一·二八淞滬抗戰、八·一三淞滬抗戰、抗日救亡運動、上海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日偽統治與暴行、相關人物、相關專題等方面。他同時指出，迄今為止關於本課題的研究中還存在著“不夠系統、不夠均衡、不夠深入”的缺憾。
比如，在研究的時間和內容上都存在“冷熱不均”的問題。就時間而言，抗日戰爭爆發或勝利逢五逢十周年紀念時一般會形成研究的熱潮，其他時間段則相對遇冷，不過這一現象近年來有所改觀。就內容而言，各個專題或領域的研究存在發展不均衡的問題，比如關於兩次淞滬抗戰的研究比較深入，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研究成果較多，而關於日軍暴行、日本侵略、日偽統治的研究還需要加強，關於接收、審判、肅奸等善後問題的研究還相對薄弱，關於抗戰時期上海與世界的關聯與互動的研究還有待深化，等等。
韓洪泉最後建議：“今後繼續深化上海抗戰的研究，還需要以史料整理和通史撰著為立足點，努力在 ‘以全出新’上下功夫；以專題研究和軍事考察為突破點，努力在 ‘以專求深’上下功夫；以遺產保護和資源利用為著眼點，努力在 ‘以往鑒今’上下功夫。”
復旦大學教授余子道表示，目前淞滬會戰的研究在以下三個方面呈現新的進展：一是全面記敘淞滬會戰的通論性史學著作有新的成果；二是研究淞滬會戰的舊專題性學術論文數量可觀，學術深度有所加強，體裁趨於多樣化，更加兼具學術性和可讀性，內容廣涉戰史、軍史、中外關係史、國共關係史、歷史人物研究等；三是八一三會戰的史學作品中，史料類的成果在數量上居於首位，成果顯著，蔚為壯觀。
但餘子道也提出研究還存在幾個問題。一是關於淞滬會戰的歷史地位問題；二是淞滬會戰與這一時期上海民眾抗日救亡運動之間的關係問題；三是中國政府當局發動淞滬會戰的緣由和意圖問題；四是淞滬會戰的發動和展開在軍事戰略上是不是為了主動引誘日軍的戰略作戰方向從北向南改變為由東向西；五是淞滬會戰的時間和空間範圍的界定問題。
此外，還有關於蔣介石在淞滬會戰功過是非、虹橋機場事件是不是淞滬會戰的導火線、淞滬會戰過程中的階段劃分、留駐四行倉庫孤軍是不是為掩護大軍西撤、南翔以東大規模反擊戰應不應該舉行、金山衛登陸、川沙口登陸戰中漢奸活動是否起了關鍵性作用等問題。“我們應該本著尊重歷史事實，遵循科學的精神，繼續進行深入研究和探討。”
餘子道說：“淞滬會戰研究是抗日戰爭史研究中的一個大課題，無論是從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歷史的視野來看，還是從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進程來看，都有其重要意義。我們目前已有的研究進程與淞滬會戰的偉大歷史意義相比，還是遠遠不夠的。我們應當再接再厲，繼續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績。”
研討會現場。澎湃新聞記者 羅昕 攝
上海抗戰凸顯海派文化內涵
上海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研究會會長、國防大學教授張雲從海派文化的視角出發，分析了上海抗戰的特徵。在他看來，上海抗戰是以兩次淞滬抗戰為主體的武裝抗戰和以民眾為主流的上海抗日救亡運動，這是上海抗戰中兩個既各具特色又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上海抗戰的這兩翼，不僅系統而全方位地凸顯了上海和上海抗戰在中國抗戰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重要的歷史作用和地位，更重要的還在於生動而深刻地折射了海派文化的內涵和特性。 ”
張雲認為，所謂海派文化是以中華傳統文化特別是上海區域性文化為基礎，揚棄並吸收以近代西方工業文明為特徵而形成的一種文化流派。“海派文化提倡的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正是上海抗日軍民始終貫徹的一條主線；海派文化展示的 ‘海納百川、相容並蓄’的城市風範，為上海抗戰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樹立了一個聯合抗敵的樣板；海派文化的創新、智慧、靈活等品性在上海抗戰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應驗。”
他舉例，在靈活性上，上海抗日救亡運動在鬥爭的方式方法上就採取了多種形式，包括合法的和非法的、和平的與武裝的、公開的與隱蔽的、紅色的與灰色的，甚至還有直接打入日偽內部等靈活形式開展鬥爭。以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著名的紅色情報專家潘漢年為例，從九·一八事變後，潘漢年就利用上海得天獨厚的人文地理環境，編織了巨大的情報網絡，派遣了像袁殊這樣的多種身份在日本特務機關、汪偽漢奸、國民黨軍統、國民黨中統和國際情報系統周旋應對，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特殊的貢獻。
又比如在創新性上，上海於九·一八事變後成立了各種抗日救亡的團體。至八·一三淞滬抗戰期間，全市已經組建了180多個抗日救亡團體。這種抗日救亡運動的團體大部分由共產黨人參與組織與領導，許多是全國首創的，因而得到全國各地的紛紛效仿。
而上海的不少抗日救亡運動形式也開全國先例，特別在文化藝術和社會科學領域，展開了時評、文學、詩歌、小說、曲藝、篆刻等各種形式。《義勇軍進行曲》《大刀進行曲》等在上海的誕生，更是轟動全國，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抗日救亡運動新局面。
張雲表示：“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是中國革命的第一塊聖地。民族抗戰精神薰陶下海派文化以維新之命，為新時代上海的新發展注射新的活力。”
研討會現場。澎湃新聞記者 羅昕 攝
未來研究要在“以全出新”“以專求深”“以往鑒今”上下功夫
在研討會現場，國防大學政治學院講師韓洪泉對上海抗戰研究的歷史脈絡進行了考察，指出80多年來該課題的研究積累了十分豐富的學術成果。
據他統計，截至2017年底，著作資料（含內部編印的重要文獻）達1300餘種，論文資料（含部分重要的內部資料及論文集載文）達4000餘篇，即使排除部分文獻影印及修訂再版和部分論文重複發表收錄等情況，數量仍相當可觀。
韓洪泉認為，上海抗戰研究具有特定的時空時限和內容體系，學術界關於上海抗戰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總體研究、一·二八淞滬抗戰、八·一三淞滬抗戰、抗日救亡運動、上海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日偽統治與暴行、相關人物、相關專題等方面。他同時指出，迄今為止關於本課題的研究中還存在著“不夠系統、不夠均衡、不夠深入”的缺憾。
比如，在研究的時間和內容上都存在“冷熱不均”的問題。就時間而言，抗日戰爭爆發或勝利逢五逢十周年紀念時一般會形成研究的熱潮，其他時間段則相對遇冷，不過這一現象近年來有所改觀。就內容而言，各個專題或領域的研究存在發展不均衡的問題，比如關於兩次淞滬抗戰的研究比較深入，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研究成果較多，而關於日軍暴行、日本侵略、日偽統治的研究還需要加強，關於接收、審判、肅奸等善後問題的研究還相對薄弱，關於抗戰時期上海與世界的關聯與互動的研究還有待深化，等等。
韓洪泉最後建議：“今後繼續深化上海抗戰的研究，還需要以史料整理和通史撰著為立足點，努力在 ‘以全出新’上下功夫；以專題研究和軍事考察為突破點，努力在 ‘以專求深’上下功夫；以遺產保護和資源利用為著眼點，努力在 ‘以往鑒今’上下功夫。”
復旦大學教授余子道表示，目前淞滬會戰的研究在以下三個方面呈現新的進展：一是全面記敘淞滬會戰的通論性史學著作有新的成果；二是研究淞滬會戰的舊專題性學術論文數量可觀，學術深度有所加強，體裁趨於多樣化，更加兼具學術性和可讀性，內容廣涉戰史、軍史、中外關係史、國共關係史、歷史人物研究等；三是八一三會戰的史學作品中，史料類的成果在數量上居於首位，成果顯著，蔚為壯觀。
但餘子道也提出研究還存在幾個問題。一是關於淞滬會戰的歷史地位問題；二是淞滬會戰與這一時期上海民眾抗日救亡運動之間的關係問題；三是中國政府當局發動淞滬會戰的緣由和意圖問題；四是淞滬會戰的發動和展開在軍事戰略上是不是為了主動引誘日軍的戰略作戰方向從北向南改變為由東向西；五是淞滬會戰的時間和空間範圍的界定問題。
此外，還有關於蔣介石在淞滬會戰功過是非、虹橋機場事件是不是淞滬會戰的導火線、淞滬會戰過程中的階段劃分、留駐四行倉庫孤軍是不是為掩護大軍西撤、南翔以東大規模反擊戰應不應該舉行、金山衛登陸、川沙口登陸戰中漢奸活動是否起了關鍵性作用等問題。“我們應該本著尊重歷史事實，遵循科學的精神，繼續進行深入研究和探討。”
餘子道說：“淞滬會戰研究是抗日戰爭史研究中的一個大課題，無論是從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歷史的視野來看，還是從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進程來看，都有其重要意義。我們目前已有的研究進程與淞滬會戰的偉大歷史意義相比，還是遠遠不夠的。我們應當再接再厲，繼續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