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邁入大監管時代

11月17日，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外匯局出臺《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徵求意見稿）》，意見稿長達1萬字，分29條，信息量可謂巨大。值得注意的是，這是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正式成立後，多部門聯合發佈的首個監管政策。這一意見稿被稱為史上最嚴的資產管理意見，從始至終貫徹了“金融大監管”的理念。它的出臺，既意味著金融業吃著火鍋唱著歌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更意味著資產管理將結束規模大躍進時代，步入品質提升“新時代”。

實際上，近一個月來，央行行長周小川早已接連就金融杠杆接受採訪，

並在央行網站發表署名文章《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這一次，周小川措辭嚴厲，認為“高杠杆是宏觀金融脆弱性的總根源”，系統性闡述了當前金融風險的內涵、成因以及應對方式。在此之前，今年7月，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在京舉行。除了明確金融監管的方向和底線，更明確提出“加強宏觀審慎管理制度建設，加強功能監管，更加重視行為監管”；10月18日，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到了“健全金融監管體系，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而本月國務院金融穩定會第一次會議，則提出了金融監管的“統籌、協調”—統籌金融改革發展與監管，協調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相關事項，

統籌協調金融監管重大事項，協調金融政策與相關財政政策、產業政策等。

杠杆問題，一直是金融監管的重中之重。在中國，去杠杆還是中央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下的重要一環。無論是2015年股市異常波動、樓市的房價泡沫，還是傳統去產能行業的過高負債率，無疑都是高杠杆的禍。

這是一個變化的過程。 2016年初，在G20央行行長會議以及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周小川有關“個人住房加杠杆邏輯是對的”“中國的國民儲蓄率高”的發言，頻給市場加溫。周小川所說“從全國總平均來看，房地產仍舊面臨著比較大的去庫存壓力”，也再次提升了房地產市場的溫度。當時，中國經濟正處於下行區間，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大量積壓，

一二線城市樓市也維持低迷，地方財政運轉困難。在此背景下，樓市去庫存被當作“穩增長”的重要手段提出，配合支持個人購房的政策，如降低稅收、放鬆貸款等相繼推出，周小川當時的表態，符合去年年初樓市去庫存的大背景。隨後，中國樓市經歷了一輪快速上漲，而在去年“9·30”一二線城市房地產調控政策出臺之後，三四線城市再度接過樓市上漲的接力棒，銷售火爆，價格攀升。短短一年內，中國房地產市場實現了由市場過冷到過熱的轉變。與此同時，伴隨海外經濟環境明顯轉好，以及增長新動能的出現，今年前三季度，中國消費、投資、淨出口三駕馬車罕見地同時發力，這意味著穩增長的必要性已經大大降低，而防風險、降杠杆成為經濟工作的重點。

雖然從今年年初開始，中國已經進入去杠杆階段， M2增速持續減緩，當前已低於9%，整體杠杆率開始出現下降，但企業部門債務占GDP的比例還是居高不下，而且居民部門的債務增長很快。從英國脫歐到朝鮮核子試驗危機，黑天鵝事件在不斷上演，同時股市之動盪、比特幣之“鬱金香神話”、房地產之泡沫的灰犀牛也頻頻出現在我們視線，全球金融市場的“明斯基時刻”似乎近在咫尺。

從黑天鵝到灰犀牛再到明斯基時刻，此次意見稿的出臺屬於靴子落地，符合市場預期。意見稿裡的資管產品統一監管框架，覆蓋了信託、銀行、保險、基金子公司等金融機構發起的全部資管產品，分類型統一了監管標準，

旨在消除監管套利、實施穿透式監管、消除多層嵌套等，充分體現了不留監管死角的強監管理念，系統性和監管力度均超過市場預期。在下決心處置風險的同時，意見稿還充分考慮了市場承受能力，合理設置了過渡期，過渡期為自意見稿發佈實施後至2019年6月30日。

周小川曾直言，我國金融監管是“鐵路員警，各管一段”，也就是說，中央和地方金融監管職能不清晰，在監管真空下，一些金融活動游離在金融監管之外。同時，統計資料和基礎設施尚未集中統一，加大了系統性風險研判難度。此次統一資管業務監管標準，正是為了堵住這樣的金融監管漏洞。以此為開端，我國將步入由宏觀審慎和微觀審慎為主導、行為監管和功能監管相結合、全方位監管的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