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12日， “唐代佛教社會的諸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杭州浙江大學西溪校區舉行。 這次會議聚集了來自中日兩國的二十余位學者， 名家先進與青年新銳同台切磋， 論文議題廣泛而豐富。 此處僅以數篇論文為例， 稍作介紹。
氣賀澤保規：唐代五臺山信仰與“巡禮”活動
日本明治大學東亞石刻文物研究所所長、東洋文庫研究員氣賀澤保規是著名的中古史學者， 近幾年在中國大陸學界頗受年輕學者的追捧。 氣賀澤教授的論文從圓仁《入唐求法巡行記》著手， 梳理與五臺山信仰有關的“巡禮”活動， 同時查索房山石經裡的“巡禮”，
妹尾達彥：隋唐洛陽城的社會構造與宗教空間
妹尾達彥現任日本中央大學教授， 長期從事隋唐長安城市的研究。 這次他報告的主題是隋唐洛陽城。 正如上海師大嚴耀中教授在評議時所說， 妹尾教授的論文既有宏觀把握， 也有微觀透視， 延續了他既往研究的風格。 作者指出， “隋唐洛陽城是瞭解6世紀至12世紀的中國史構造性轉換世像的恰好事例。 ”不過， 與紅紅火火的隋唐長安史研究相比， 隋唐洛陽史長期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 只是近幾年由於考古調查的進一步發展及洛陽周邊大量墓誌的出土， 這個研究局面才得以刷新。
作者首先站在歐亞大陸歷史的高度鎖定洛陽的位置， 認為隋唐至北宋的洛陽城處於歐亞大陸交往頻仍的時期， 而內陸水路（包括大運河及洛陽城內外的水道網路）與海路相聯的地理環境，
氣賀澤保規（左）與妹尾達彥
孫英剛：隋唐建都思想中的中亞佛教因素
浙江大學東亞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孫英剛教授是這次學術研討會的發起人， 近些年他一直致力於佛教與隋唐政治、社會關係的探索， 他的論文《從富樓沙到長安：隋唐建都思想中可能存在的一個佛教因素》仍然延續了這一研究旨趣。 作者坦承， “本文做的是一個個案的研究， 希望探討隋唐長安城建城之初有沒有受到佛教思想或者傳統的影響。 ”基於這一設想， 作者指出， 陰陽術數對長安城的影響， 最顯著的例子便是朱雀街南北六條高坡與八卦的對應關係。 此外， 作者還發現隋朝的國師曇延（516—588）以及自居為佛教轉輪王（Cakravartin）的隋文帝，在大興城上刻下了諸多烙印，比如城門的名稱（延興門、延平門），比如都城從宮殿到寺廟花園的名稱都叫“大興”，這些跡象連道宣都歎為“終古罕類”。通過進一步梳理佛缽信仰、轉輪王信仰等可能留下的歷史印跡和諸多細節，楊堅興建大興城的一些作為表明，“佛教確實在隋唐長安城的設計中扮演了不可缺少的角色”。而這些在“域外”留下的資訊，對理解中國自身的歷史和文明，或不無助益。
馮國棟：佛典如何進入中華知識體系
孫英剛從都城建設的角度考察域外文明對華夏文明的影響，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馮國棟教授則通過目錄學的手段探察佛教知識進入中華知識體系的軌跡。他的論文《從“外典附錄”到“子部釋家”——外典目錄對佛教典籍的容受》開門見山：“作為一種異質文明、知識體系的佛教如何進入中華文化的知識與思想體系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對於這一問題，學界常從儒釋道三教關係角度進行考察與研究。然而，作為可以‘辨析學術’‘考鏡源流’的目錄，實際上常是知識與思想的載體。外典目錄對佛教經典的容受與接納，同樣反映了佛教作為外來知識與文明進入中華文化知識體系的一個側面。因此，從外典目錄對佛教經典的載錄與分類之中，可以窺見佛教知識進入中華知識體系的軌跡。”
通過一番考察，作者認為，至少有三點是值得重視的：第一，佛教經典在外典目錄中的位置，或者說其類目的變化，其背後是目錄家對佛教經典認識的變化。第二，外典目錄對佛教經典收錄標準的變化也頗可尋味，南北朝到隋唐既收印度、西域的經律論，也收錄中土僧俗撰著；自《舊唐書經籍志》開始，外典目錄不再收錄翻譯之作。第三，外典目錄中佛、道先後的問題，反映出中華文化與外來文明的交涉與競爭。
山口正晃：佛名經與“中國佛教”的確立
所謂佛名經，原則上是指以佛名號羅列而構成的佛典。在俗世社會中，就是將無數的佛名一個一個地念誦，從而消滅罪障。形式樸素，通俗易懂，因此廣受庶民大眾的歡迎。日本大手前大學山口正晃根據南北朝至隋唐時期編纂的經錄考察佛名經類的流布狀況，並對照敦煌與日本的佛名經，進而討論所謂“中國佛教”確立期的問題。作者認為，佛典翻譯時屢次借用儒教或老莊辭句和概念，使這種異質文明進入中國。隋到中唐對漢譯佛典的整理並形成了一個“體系”，其目錄即是《開元釋教錄》。由此可知，中國佛教的成立與隋唐王朝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有意思的是，通過考察長安、敦煌及日本的佛名經流布狀況，作者指出，“中國佛教”或者說“東亞佛教界”存在不同的側面。一方面，敦煌、日本的佛名經與長安佛教界有共通的部分，另一方面，在長安所不能確認的佛名經卻共同存在于敦煌和日本，這是一個更接近平民的佛教世界。那麼，該如何解釋這一現象呢？作者並未給出詳實確切的解釋，可見此問題有待深研。
與會學者合影
當然，除了上述論作之外，這次會議還有其他值得關注的議題：文獻方面的考論，如復旦大學陳尚君的《唐五代僧詩校述二題》，其一指出中唐禪宗僧人大梅法常的兩首禪偈在《全唐詩》裡被系於他人名下，其二介紹五代俗講僧人雲辯的生平與作品，更重要的是附錄了他歷時三十六年的工作成績《唐五代詩全編》樣稿一卷；浙江大學王勇的《寶龜年間遣唐使的蒐書活動——解讀》，對中日兩國書籍交流做了深入考析；南京大學卞東波的《日本江戶時代寒山詩日本古注本考論》對四種寒山詩的日本注本做了介紹和分析，並給出了恰當的評判；西安碑林博物館的王其禕從內容和結構上對他搜集的28種唐代《心經》刻石做了梳理和討論，為後續研究提供了基礎，或者說提出了進一步探討的問題，譬如，日本流傳的《心經》262字（中國以260字為通行本），是否意味著兩國各有一套傳承體系？
有的論作偏向社會史層面的探討，如日本大谷大學松浦典弘《唐代的婦女與佛教》，側重研究僧尼與世俗婦女的佛教信仰；陝西歷史博物館楊效俊《隋仁壽舍利崇拜制度與文化統合》，從崇拜制度、中央風格、信仰體系三個層面探討隋仁壽舍利崇拜與文化統合的關係；陝西師大聶順新《會昌法難前後唐代地方諸州的佛教官寺》是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的綜合，主要是想揭示唐代佛教官寺的屬性與特徵；日本國學院大學速水大的《宋初江南歸順與開封繁塔供養人題記》，對開封繁塔內保存的190多名供養人的資訊做了梳理和辨析；清華大學李兮《房山石經題記中所見“逆修”史料初探》利用石刻保存的馬崇賓一家逆修齋供的若干條紀錄，探討唐代的“逆修齋供”風俗；圓明園管理處尤李《舍利供養與佛法》考釋了雲居寺的兩方遼代碑刻。
也有學術史思想史方面的考察，浙江大學劉進寶《東方學背景下的敦煌學》，對最早提出“敦煌學”這一概念的日本學者石濱純太郎作了一些介紹，尤其是對“敦煌學”出現的時代環境和學術背景作了很好的說明，有助於讀者對“敦煌學”的理解；上海師大嚴耀中的《唯識學在十至十三世紀的中國》對五代及宋遼金唯識學在中國的流轉播遷做了梳理和考辨，認為五代兩宋的唯識學發展重心存在由北向南的趨勢；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McMaster University）陳瑞峰《以中古敦煌佛經題記反思中國佛教疑偽經的產生及其與譯經的關係》提出了關於優婆塞戒經的研究構想。
研討會現場
綜觀此次學術研討會，與會者提交的論文雖然選題上有大小之別，角度各異，但都有材料講憑據，而無淩空蹈虛之弊——具體討論或可商榷和質疑，但基本盤面確為“實事求是”。有的論文題旨看似不大，實則寄寓深遠，透露出其背後宏闊的視野與宏大的格局。有的議題則存在一定的重合度，比如楊效俊的“舍利崇拜”與尤李的“舍利供養與佛法”，比如山口正晃與王其禕提出的中日佛教流傳體系的問題，比如馮國棟的外典目錄學與山口正晃的所謂“中國佛教”都涉及中外知識與思想交融的問題，或許可以綜合考量。另外，這次會議相當多論文使用了碑刻材料，顯示石刻研究方興未艾。
作者還發現隋朝的國師曇延（516—588）以及自居為佛教轉輪王（Cakravartin）的隋文帝，在大興城上刻下了諸多烙印，比如城門的名稱（延興門、延平門），比如都城從宮殿到寺廟花園的名稱都叫“大興”，這些跡象連道宣都歎為“終古罕類”。通過進一步梳理佛缽信仰、轉輪王信仰等可能留下的歷史印跡和諸多細節，楊堅興建大興城的一些作為表明，“佛教確實在隋唐長安城的設計中扮演了不可缺少的角色”。而這些在“域外”留下的資訊，對理解中國自身的歷史和文明，或不無助益。馮國棟：佛典如何進入中華知識體系
孫英剛從都城建設的角度考察域外文明對華夏文明的影響，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馮國棟教授則通過目錄學的手段探察佛教知識進入中華知識體系的軌跡。他的論文《從“外典附錄”到“子部釋家”——外典目錄對佛教典籍的容受》開門見山：“作為一種異質文明、知識體系的佛教如何進入中華文化的知識與思想體系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對於這一問題，學界常從儒釋道三教關係角度進行考察與研究。然而，作為可以‘辨析學術’‘考鏡源流’的目錄，實際上常是知識與思想的載體。外典目錄對佛教經典的容受與接納，同樣反映了佛教作為外來知識與文明進入中華文化知識體系的一個側面。因此，從外典目錄對佛教經典的載錄與分類之中，可以窺見佛教知識進入中華知識體系的軌跡。”
通過一番考察，作者認為，至少有三點是值得重視的：第一，佛教經典在外典目錄中的位置，或者說其類目的變化，其背後是目錄家對佛教經典認識的變化。第二，外典目錄對佛教經典收錄標準的變化也頗可尋味，南北朝到隋唐既收印度、西域的經律論，也收錄中土僧俗撰著；自《舊唐書經籍志》開始，外典目錄不再收錄翻譯之作。第三，外典目錄中佛、道先後的問題，反映出中華文化與外來文明的交涉與競爭。
山口正晃：佛名經與“中國佛教”的確立
所謂佛名經，原則上是指以佛名號羅列而構成的佛典。在俗世社會中，就是將無數的佛名一個一個地念誦，從而消滅罪障。形式樸素，通俗易懂，因此廣受庶民大眾的歡迎。日本大手前大學山口正晃根據南北朝至隋唐時期編纂的經錄考察佛名經類的流布狀況，並對照敦煌與日本的佛名經，進而討論所謂“中國佛教”確立期的問題。作者認為，佛典翻譯時屢次借用儒教或老莊辭句和概念，使這種異質文明進入中國。隋到中唐對漢譯佛典的整理並形成了一個“體系”，其目錄即是《開元釋教錄》。由此可知，中國佛教的成立與隋唐王朝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有意思的是，通過考察長安、敦煌及日本的佛名經流布狀況，作者指出，“中國佛教”或者說“東亞佛教界”存在不同的側面。一方面，敦煌、日本的佛名經與長安佛教界有共通的部分，另一方面，在長安所不能確認的佛名經卻共同存在于敦煌和日本，這是一個更接近平民的佛教世界。那麼，該如何解釋這一現象呢？作者並未給出詳實確切的解釋，可見此問題有待深研。
與會學者合影
當然，除了上述論作之外，這次會議還有其他值得關注的議題：文獻方面的考論，如復旦大學陳尚君的《唐五代僧詩校述二題》，其一指出中唐禪宗僧人大梅法常的兩首禪偈在《全唐詩》裡被系於他人名下，其二介紹五代俗講僧人雲辯的生平與作品，更重要的是附錄了他歷時三十六年的工作成績《唐五代詩全編》樣稿一卷；浙江大學王勇的《寶龜年間遣唐使的蒐書活動——解讀》，對中日兩國書籍交流做了深入考析；南京大學卞東波的《日本江戶時代寒山詩日本古注本考論》對四種寒山詩的日本注本做了介紹和分析，並給出了恰當的評判；西安碑林博物館的王其禕從內容和結構上對他搜集的28種唐代《心經》刻石做了梳理和討論，為後續研究提供了基礎，或者說提出了進一步探討的問題，譬如，日本流傳的《心經》262字（中國以260字為通行本），是否意味著兩國各有一套傳承體系？
有的論作偏向社會史層面的探討，如日本大谷大學松浦典弘《唐代的婦女與佛教》，側重研究僧尼與世俗婦女的佛教信仰；陝西歷史博物館楊效俊《隋仁壽舍利崇拜制度與文化統合》，從崇拜制度、中央風格、信仰體系三個層面探討隋仁壽舍利崇拜與文化統合的關係；陝西師大聶順新《會昌法難前後唐代地方諸州的佛教官寺》是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的綜合，主要是想揭示唐代佛教官寺的屬性與特徵；日本國學院大學速水大的《宋初江南歸順與開封繁塔供養人題記》，對開封繁塔內保存的190多名供養人的資訊做了梳理和辨析；清華大學李兮《房山石經題記中所見“逆修”史料初探》利用石刻保存的馬崇賓一家逆修齋供的若干條紀錄，探討唐代的“逆修齋供”風俗；圓明園管理處尤李《舍利供養與佛法》考釋了雲居寺的兩方遼代碑刻。
也有學術史思想史方面的考察，浙江大學劉進寶《東方學背景下的敦煌學》，對最早提出“敦煌學”這一概念的日本學者石濱純太郎作了一些介紹，尤其是對“敦煌學”出現的時代環境和學術背景作了很好的說明，有助於讀者對“敦煌學”的理解；上海師大嚴耀中的《唯識學在十至十三世紀的中國》對五代及宋遼金唯識學在中國的流轉播遷做了梳理和考辨，認為五代兩宋的唯識學發展重心存在由北向南的趨勢；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McMaster University）陳瑞峰《以中古敦煌佛經題記反思中國佛教疑偽經的產生及其與譯經的關係》提出了關於優婆塞戒經的研究構想。
研討會現場
綜觀此次學術研討會，與會者提交的論文雖然選題上有大小之別，角度各異，但都有材料講憑據，而無淩空蹈虛之弊——具體討論或可商榷和質疑，但基本盤面確為“實事求是”。有的論文題旨看似不大，實則寄寓深遠，透露出其背後宏闊的視野與宏大的格局。有的議題則存在一定的重合度，比如楊效俊的“舍利崇拜”與尤李的“舍利供養與佛法”，比如山口正晃與王其禕提出的中日佛教流傳體系的問題，比如馮國棟的外典目錄學與山口正晃的所謂“中國佛教”都涉及中外知識與思想交融的問題，或許可以綜合考量。另外，這次會議相當多論文使用了碑刻材料，顯示石刻研究方興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