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葉然（方塘書社主筆）
1、建築預言歷史和文化
一個地方， 看一下他們是如何保護他們的建築和歷史文化的， 就知道這個地方行不行了。
“建築是石頭的編年史。 ”這是歐洲關於建築的一個說法。 在人類的發端， 石頭往往被作為取火的最常用工具， 逐漸地， 也成為了人們用來修飾房屋的建築材料之一。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 歐洲的這種說法也部分強調了建築的歷史性和文化特質。
歷史文化的守衛狀態， 是國家文化覺醒程度的直接承載者。
而在一座建築上， 通常可以較為直觀、真實， 甚至細緻深入地讀出一段歷史來， 也可感知到未曾感知過的傳統文化來。 而此種以建築讀史的方式， 通常會講究部分與整體之間的協調性：單個建築與整體建築、建築與城市規劃之間的關係， 等等。
如果這種協調性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 不僅建築本身， 在城市整體容貌上，
在梁思成時代， 這樣的建築與城市之間的融合關係， 可大概形容為建築形體的某種自然生長過程， 即建築在各自既定的環境中， 自然選擇的結果。
梁思成在《中國古建築之特徵》的描述中， 有上文此類語言的描述：“建築之始， 產生於實際需要， 受制于自然物理， 非著意創制形式， 更無所謂派別......古代原始建築......莫不各自在其環境中產生......隨其國其俗， 思想制度， 政治經濟之趨向；更同其時代之藝文，
所以， 不論之後的梁思成處在什麼樣的時代環境中， 它對古建築的研究， 以及後來的北京重建所提出的方案， 在歷史尊重和文化守護上， 都表現出極其高漲的熱情。
而這種高漲熱情的存在， 除了是基於城市規劃和建築設計的考慮， 在鴉片戰爭之後， 他同中國的許多憂國憂民的知識份子一樣， 始終在政治上相信， 一個統一和強大的民族——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根本力量：在文化方面。
時間走到今天， 仿佛一切預言都得以實現。 憂國憂民的知識份子的難能可貴的情懷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 兩種感情交織在一起， 便促使了梁思成一生的建築事業， 也試圖想通過“中國人自己寫的”的中國建築史， 證明中國古典建築與希臘、羅馬和哥特式等建築體系一樣， 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極高的文化品質， 是世界建築文化中的一個重要部分， 包括從美學價值上， 還是從生活需求與城市規劃層面上。 《梁思成與他的時代》裡如是說。
2、梁思成的建築啟蒙
當然， 這種說法的存在，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 中國史學首當其衝， 受到了影響， 開始從重視史觀的改造到重視史學方法論的改造。 這一新文化運動的存在， 直接將中國的一批知識份子， 推向了“明星”地位。 當時的胡適是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一個， 王國維以及晚些年的傅斯年， 梁思成的父親——梁啟超， 他們四人成為了這一時期和國家大趨勢中的重要史學代表人物。
根據《梁思成與他的時代》裡的資料記載， 當時的胡適影響了一批中國史家，梁思成的父親——梁啟超在史學上的改變以及後來對建築與城市規劃逐漸產生了興趣，便是從此開始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梁啟超前往歐美考察，也是在這一時期，他親眼目睹了一戰之後，西方文明的衰落，進而恢復了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自信心。
時代檢驗文化能否復興，而國家穩定，則在很大程度上檢驗了文化的凋零程度。在文化復興與凋零之間，文化能否長存，則是時代與國家共同促使而成。
回國後的梁啟超深受胡適的啟發，開始重視史學方法的更新。從此，傳統文化成了梁啟超的思想支撐，包括清朝末期，與梁啟超有關的一系列的變革與維新，都可看到傳統文化的影子。正因為此，新中國成立後，在那段特殊的歷史政變中，梁啟超被認為是“保皇派”之人物，而梁思成的人生狀態的幾度大變，也總是逃不脫父親的影子。
時代思想與個人思想的延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總是被無形地放大，也以不同的時代新需求給予不同程度的價值：好的，壞的。這些不可抹去的歷史影響或讓人陷入人生黑暗中無法解救，或大放異彩。
受到胡適影響的梁啟超，對史學資料熱衷的同時，也在此基礎上，給予史學以更明細的領域劃分，尤其在對城市和建築的研究上，表現明顯。所以，在重拾中國傳統文化自信和對史學方法論的更新的前提下，撰寫並分析了眾多城市和建築的資料與思想理論。而梁思成對中國建築的研究，嚴格意義上來說，便是發端在此的。
一直以來，“建築首先應存在於人們的生活需要當中”的觀點，在梁思成對建築歷史、文化以及建築本身的研究過程中，始終一以貫之。建築的歷史性和生活性，以及建築與國家、民族復興都在他的理論研究中，可以一瞥它們的重要性。
不論是站在中國歷史的角度，還是站在世界的角度，提起建築，總是繞不開梁思成，梁思成時代，他的建築思想和理論研究給予中國建築以新的定義。然而，一如上文提到的，不同的政治和歷史背景總是會讓時代中的人物凸顯出他最偉大的價值，而人價值的存在，總是在躲開那段複雜的歷史之後，才能重新看到他的身影和思想的延續——“在神話終結處，歷史的幽靈探出頭來......”
3、梁思成時代的“新中國建築運動”
梁思成在出國留學前的建築設計與城市規劃的思想，大部分來自父親梁啟超，即在古建築和基於歷史文化而有的從生活到具體的建築事業。
而1950年代，是中國和世界動盪不安的年代，梁思成的建築理論也因此受到的影響最大，這在中國整個歷史上均為罕見。用《梁思成與他的時代》的作者的一席說：“如果說1920年代，在歐洲崛起的現代主義建築運動是靠一系列建築師宣言推動的，那麼1950年代的‘新中國建築運動’則是靠一篇篇建築師的檢討展開的。在眾多建築師的檢討中，梁思成，這個‘新中國運動’的中心人物，寫得最多，也最深刻、全面......”
在朱濤所著的《梁思成與他的時代》中，作者基於梁思成，明顯給予了常人所未能觸及到的層面：以一個建築師的身份或知識份子的身份，作學術研究或建築設計與城市規劃，在專業和情感訴求上，提出任何符合人情關懷和維護歷史建築的情感的提議，都是合乎情理的。然而，在中國的1950年代，中國的知識份子卻成了最無能為力改變現狀的一批人。他們是最刻骨，有著後來知識份子所沒有的最偉大的愛國情懷。美國學者費正清先生，曾對梁思成抗戰時期的工作作過評價：“‘二戰’中，我們在中國的西部再度重逢，但仍在不顧一切地、在極度艱苦的條件下致力於學術。
但是，生在一個特殊的年代，知識份子的學術研究理論和方向始終都與國家大勢密不可分，也因此，梁思成時代的“新中國建築運動”，也變得最動盪和最徹底。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許紀霖曾就《梁思成與他的時代》，表達觀點，他認為，知識份子接受思想改造是“自覺而不自願”的。學者之所以自覺接受思想改造，問題還是出在學術上。
梁思成曾在中國建築民族形式上的探索，有著更高漲的熱情。但是，許紀霖也表示，梁思成的這種對中國建築民族形式的探索追尋，是他在戰爭年代異域求學時深植於內心的家國情懷，而缺乏核心價值觀和世界觀，也容易被意識形態影響。因此，戰爭年代的梁思成，被形容成為了“沒有世界觀的大匠”。
而我認為，之所以有這樣的觀點，以及在書中，作者透過各種資料素材和基於歷史事實，進行解讀與許紀霖教授有著相似的觀點，在客觀事實上看，並沒有什麼不妥，甚至合乎情理。所以，作者在整本書中，除了闡釋了梁思成在特殊年代受到大勢影響，而有的坎坷經歷，以及建築理論思想受到極大的影響，也有著明顯的個人觀點的傾向，認為梁思成並沒有過多地考慮到當時的經濟背景。
所以，當時的“梁陳方案”之所以最後不了了之，未被採納，作者認為，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新中國剛剛建立，經濟體量還遠未能有更多的資金在老城之外，新建一個政治中心的能力。而此時的梁思成卻並沒有站在國家經濟的角度來考量。
但是，不論是專業知識分子和公共知識份子，在面對國家動亂之境況時，長期的動亂已經讓人的情感訴求、安全感與歸屬感支離破碎，所以，他們有著比尋常人更深刻的家國情懷。從這點來看，將其放在歷史背景下，這種情感的存在並沒有什麼不妥。而且，最重要的是，梁思成從小生在父親的思想包裹下，雖然有著出國留學的經歷，但是因為父親的影響，和自己在建築理論上，長期對中國古建築有著極高的研究熱情，對傳統文化的擁護以及所表露出的高漲的熱情，都並沒有什麼不妥。
如果在這兩者之間，還有什麼問題存在，那便是，特殊的時代背景並不總是可以讓人在家國情懷和個人理想之間，得到雙重的滿足。平衡國家與個人兩者之間的關係，對於當時的梁思成而言，很明顯，選擇了國家。但是，遺憾的是，在選擇家國情懷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自己從一開始就堅持的建築研究方向。
偉大的人，從他開始走上偉大之路的那刻起，個人理想主義便不再屬於自己了，甚至自己的父親。當梁思成在接受思想洗禮，將父親赤裸裸地放在一面眾人圍觀的大鏡子下，批判自己和極不情願地批判自己的父親時，那個曾經為自己的建築事業和在建築上建立本國的民族性的熱血青年，就已經不再只是為自己而活。
4、中國建築的美學與木結構
在建築設計和城市規劃上，一開始從未受到過正規訓練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他們的思想理論和對中國建築的研究幾乎都來自西方的出版讀物。但是，在對基本建築理論有所瞭解後的他們，便開始深入到對中國古建築的研究。
而從起初的建築啟蒙，以及後來的長期接收西方建築和城市規劃思想理論上看，後期若試圖改變這樣的固有思維模式，並不是易事，但特殊歷史背景下的梁思成，卻偏偏憑著一篇篇檢討，讓自己盡力與當時的國家政府保持思想一致。不論當時的國家所走之路是否正確，在梁思成看來，唯有跟著當時的國家執政人走，自己才是愛國的，也才能為國家建設提出自己的理論觀點，個人理想也才能更有可能實現。
然而，世事難料，一段歷史問題的存在，有時並不能促使國家一段時期的進步。所以，“新中國建築運動”既沒有在歐洲，憑著一群歐洲建築師的宣言而建立的，屬於他們的現代主義建築運動之後，完成中國建築運動，也沒有因此，讓梁思成實現屬於他的，甚至包括林徽因的中國建築與世界其他建築完全不同的，有著中國建築本身的美學價值的理想。
但是，冥冥之中，林徽因卻似乎一語道破了，今天都在向日本或韓國探索原本屬於中國建築美學和木制結構的現象背後的事實。
與梁思成有著同樣建築愛好的林徽因，有著同樣的建築研究熱情。在林徽因的建築研究中，她始終認為：“中國建築為東方最顯著的獨立系統，源遠流長，而演進程式簡純，歷代繼承，線索不紊，基本結構上又絕未因受外來影響激起複雜變化者......在世界東西各建築派系中，相較起來，也是個極特殊的直貫系統。”
林徽因在承認中國建築與世界建築有重合之處的同時，也給予了外國人除了在建築裝飾和色彩上的欣賞之外，並沒有更深入的價值發現的批判。林徽因對於中國建築價值的價值有兩點最為深刻：“中國‘建築之精神’在於亮點，純粹的木框架結構，以及與之密切配合的美學表達。”她首次以“結構理性主義”的標準，解讀了中國木結構建築的所有重要特徵，用作者所述語言簡而言之，即強調了合理結構對建築形式的決定性，提倡美學與結構的高度統一。
中國之建築，為漢民族所創建。當我們為之欣慰和驕傲的同時，卻也為之悲傷，研究出這一結果的並不是中國之建築師，而是出於日本，對中國古建築的木結構和美學長期研究的伊東忠太。他肯定了日本建築和木結構的源頭為中國的事實，但是，這一建築的延續和木結構的持續使用，卻首先在日本延續。
從這點來說，中國雖然創建了具有更深價值的建築派系和結構，然而因為歷史文化自信隨著戰爭的開始而逐漸喪失，這一建築理論和思想卻也隨之消失。所以，新中國建立後，做城市建設時，當時的梁思成以及陳占祥都在保護歷史文化和北京歷史建築遺產上，有著極大的熱情。也便因此有了，後來的梁思成面對大拆大建的北京城，“五十年後，歷史將證明我是對的。”的語言。
五十年過去已久，歷史證明了梁思成的判斷，也給人留下了更深刻的反思。林徽因的建築理論與思想和梁思成有著高度的相似甚至吻合之處。他們的建築研究也在訴說著一個更深刻、無以爭辯的事實：中國建築的美學與木結構之建築，來源於中國，也應在中國得到延續和傳承。
而在面對現代城市建築的衝擊時，丟掉中國原始建築的理論思想和結構之源頭，便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中國建築所獨有的美學價值和建築所承載的歷史文化遺產。
5、從“首都計畫”到“梁陳方案”
其實，論起歷史文化的傳承和中國建築的研究，還有另一個人不得不提——陳占祥。在做“梁陳方案”之前，留學國外的陳占祥首先被南京國民政府邀聘回來，支援北平城市規劃工作。然而，內戰的開始，讓陳占祥的北平城市規劃的計畫被擱置。後來的他，被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內政部任命他為營造司簡派正工程師。
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在這之前，有過一次規模宏大的“首都”建設計畫，國家建設“行政中心”普遍之思想都以全國城市之模範和世界城市之比肩的大城市。當時的南京亦難逃之魔咒。
1927年定都南京的國民政府，請來當時享譽世界的美國建築師茂飛與他的同事古力治，負責規劃工作，以及參與規劃的呂彥直，一併執行這一宏大的工程。具有西方現代大城市規劃經驗的城市規劃師，再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助力和有著中國規劃設計經驗的中國城市規劃師，南京政府也對此有著極大的期待。
計畫之要求：“不僅需要現代化的建築安置政辦公，而且需要新的街道、供水、交通設施、公園、林蔭道以及其他與20世紀城市相關的城市。”總之，一場最具有現代城市規劃、建設的城市建設工程，在民國時期的南京國民政府這裡首先發生，也因此有了最重要的文字理論《首都計畫》的撰寫和存在。
在《首都計畫》中，對建築之形式給予明確的規定：要以“中國固有之形式”，提出“本諸歐美科學之原則”、“吾國美術之優點”的原則，宏觀借助歐美，微觀建築形式則採用中國傳統建築。一半歐美，一半中國之特色成了首都計畫的一大亮點，也是將南京建成兩家城市特質、建築形式之融合關係最為融洽的城市之目的之一。
發揚本國傳統文化為之根本，是首都計畫實施的原因之一，也因此，在《首都計畫》中，解釋道：“一國必有一國之文化，中國為世界最古國家之一，數千多年，皆以文化國家見稱於世界......國都為全國文化薈萃之區，不能不借此表現，一方以觀外人之耳目，一方以策國民之興奮。”現代建築具有中國特色，便成了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做城市規劃設計和建設的其中目標之一。
而這計畫的實施和實地操作的存在，直接影響了之後的陳占祥和梁思成。內戰時期，未能如願規劃北平的陳占祥，於1946年後，逐漸完成了在明故宮遺址上規劃的國民政府“行政中心”的方案。而當時的梁思成受“首都計畫”的影響比陳占祥可謂更為深刻。在“首都計畫”與“梁陳方案”之間，還有一個明顯有著“首都計畫”影子的，由梁思成一首規劃設計的，天津城市的規劃建設——“梁張方案”。
1930年的“梁張方案”，是梁思成首次比較全面又系統地參與到中國城市建設的重要規劃任務，與時任市政專家張銳一起參與規劃設計。在這一方案中，諸多細節都與之前的“首都計畫”有著諸多重合之處，借鑒甚至模仿之痕跡較為明顯。預留足夠用地、與市民保有直接或間接聯繫，交通便利，“與主要之幹道接近，而又不至沖過，以免發生擠擁之弊以及有較大面積的林蔭覆蓋，等等。
曾經的“首都計畫”對國家級“中央政治區”和市級的“市行政區”的選址上，給予了不同的方案。國家級的“中央政治區”需在舊城之外，另辟新區；而市級的“市行政區”則可以在舊城內改造而成。梁思成在“市行政區”和建設用地的規劃設計上，在“梁張方案”中，可以說得到了充分的應用，尤其在梁思成的“公共建築物”的規劃建設用地上，可以明顯看到其中之痕跡。
首次嘗試城市規劃設計和建築構建的梁思成，之後在北京城市規劃設計上，則顯得更積極，自我也有了比以往較為自由的規劃設計的主動權。
因為內戰的結束，國民政府相繼失去了大陸的主動權，以失敗而結束了長達八年的內戰。當時的陳占祥也因此在城市規劃設計上受到了影響，短暫地停滯了自己的規劃設計之路。身在北京，活躍在京津冀一帶的梁思成在反復的被批評和一篇篇的檢討書中，迎來了短暫的春天。
新中國成立後，北京城的修復和重建工作開始展開，梁思成與相關人員開始進入工作狀態當中。而因為陳占祥在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和規劃設計之理論與自己有很多的共識之處，便一拍即合，將其從南方引來，與其一起參與到北京的修復和重建當中。此時的陳占祥恰逢“壯志未酬”之際，便辭去正在任職的工作，一路北上，開始了他們的“梁陳方案”的規劃和設計。
在“梁陳方案”中，不僅陳占祥的思想與之前的“首都計畫”和自己所規劃設計的“行政中心”方案有極大的相似之處，需要對北京舊城的歷史建築予以修復和保留，梁思成也與之前的兩個方案有著極大的借鑒和重疊之處。
在這裡，需要解釋的是，上面提到的“首都計畫”和後來被質疑的經濟體量不符合重建新城的條件的說法，並不是沒有一定的道理，“首都計畫”的實施，在內戰前的時間背景下，國家整體的經濟體量與內戰之後的經濟水準相比較，其實還算比較富裕。
但是，戰後的中國，尤其是北京城，幾乎消耗了大量的財力和物力，已經拿不出足夠的資金在一片曾經荒蕪人煙的地方重新起一座城。在當時的時間背景下看，“梁陳方案”提出的建新城的建議，並不是十分合理，上文提到的關於梁思成缺乏一定的世界觀，也似乎有了一定的道理。然而，其中提到的保護北京的歷史古建築的建議，卻成了方案的重中之重，也成了後來人每提到“梁陳方案”時，必提及的觀點之一。
6、北京“總規”能否彌補“梁陳方案”？
在舊城之外幾公里處，重新建設中央行政中心，最大程度地保持舊城原貌，是“梁陳方案”的最重要觀點。雖然當時的執政人並不十分喜悅離開北京舊城中心的事實，但反對的聲音並沒有過分強烈，事情真正到了不可扭轉的局面，是在當時的蘇聯專家學者前來考察時期。
到來的蘇聯考察團隊，曾和梁思成一行人就是否在新地方建新城和保持北京舊城容貌上，展開激烈的辯論。曾經的蘇聯方認為，當時的中國已經進入新民主主義，然而中國的城市建設卻依然停留在封建、半封建的落後狀態，他們認為，中國需要儘快進入現代城市建設的步伐當中。
正是因為蘇聯語言和理論的存在，讓當時的執政人在決定上有了最大的動力。這讓本身並沒有得到認同的“梁陳方案”，更加有了被採取的難度。而當時的執政人出於對個人辦公地方的考慮以及國家整體經濟體量的考慮，雖然沒有給出明確的判斷和下達過任何執行的命令，但是，當時眾人皆已心知肚明，“梁陳方案”已經沒有被採取的可能，而是默認了蘇聯給予的建設方案。
梁思成與陳占祥二人，早前提交給當時的中央政府和市級政府，一直沒有得到回復，據《梁陳方案與北京》書中的記載，沒有收到回復的梁思成曾分別上信周恩來總理和當時的聶榮臻大將，以及北京市政府。但是，結果一如起初，始終不見回復。隨後，朝鮮發生戰爭，中國開始了一個時期的抗美援朝，從此，“梁陳方案”便不了了之，梁思成一行，始終沒有收到任何回復。
在方案中，梁思成之所以建議斥鉅資建設新城，從而保證舊城的城市機理，他在“梁陳方案”中，明確表示，一旦舊城的拆遷和修復大規模的開始，隨之而發生的大量的人口安置問題便最大程度的暴露在人面前。他認為，建一座新城比讓舊城裡的人搬遷以及重新安置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要更大。而且之後幾年，明顯的城市擁堵會以最不可預知的速度出現在城市當中。
對於建築的取捨。在上文提到林徽因關於建築的闡釋，它是彰顯中國美學和木結構建築的最直接表達者，對中國歷史文化有著最直接的表達。拆掉舊城古建築意味著，歷史文化名城的稱呼成為了名不副實的簡單的稱號，這將有悖於歷史文化的繼承和傳播。
所以，提到基於對古建築而有的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改變形狀或者拆遷重建而成為新的仿古建築，都將是對歷史文化的褻瀆，在失去文化原味的同時，也破壞了建築美學和原始木結構的建築自然之形態。從這點來說，不論是基於梁思成所提出的保護歷史文化遺產還是林徽因提到的建築之“結構理性主義”的標準的定義，都破壞了保護的初衷。
今天，提出北京“總規”的建設規劃。規劃強調了北京作為首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的四個中心定位，也同時劃定了北京的城市發展新目標——“要立足北京實際，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建設國際一流的和諧宜居之都”。
事實上，“總規”的提出，在建設一座現代之都的同時，也意在緩解北京的“大城市病”——交通擁堵的壓力。而這一交通壓力，繼“梁陳方案”之後，以另一種方式來解決，幾十年前便可以避免的問題，今天以另一種規劃和方案來重新緩解和解決，這其中所有意味，讓人無法言語。
在“總規”中，控制規模，可以說是諸多功能中，最不可忽視的一個，另一個便是對逐漸消失不見的歷史文化遺產給予保護。那麼，從這一點上，北京“總規”的提出，便適當彌補了當時“梁陳方案”未曾完成的遺憾。
在歷史、時代的進程中，以何種方式和結果，進行它的進程，似乎總是有它發生的道理。只是，很多時候，發生的或太早，又或者太遲。但是，我們始終無法篤定地說，被延遲的規劃和治理，就是錯的，從專業的角度和更大的時代角度，對待同一個問題時，它的解決方案總是不能完全相同。
梁思成的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延遲，以及借助北京城而有的京津冀城市群的雛形的初步制定，以達到各個城市有各個城市的使命的目標，在今天以另一種方案和形式實現，或許，無形中便肯定了那段特殊的歷史的存在。今天北京經濟體量的達標，讓北京城有了更堅定的信心和更夯實的基礎完成遲來的“梁陳方案”和更趨成熟的北京“總規”。
當時的胡適影響了一批中國史家，梁思成的父親——梁啟超在史學上的改變以及後來對建築與城市規劃逐漸產生了興趣，便是從此開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梁啟超前往歐美考察，也是在這一時期，他親眼目睹了一戰之後，西方文明的衰落，進而恢復了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自信心。
時代檢驗文化能否復興，而國家穩定，則在很大程度上檢驗了文化的凋零程度。在文化復興與凋零之間，文化能否長存，則是時代與國家共同促使而成。
回國後的梁啟超深受胡適的啟發，開始重視史學方法的更新。從此，傳統文化成了梁啟超的思想支撐，包括清朝末期，與梁啟超有關的一系列的變革與維新，都可看到傳統文化的影子。正因為此，新中國成立後，在那段特殊的歷史政變中，梁啟超被認為是“保皇派”之人物，而梁思成的人生狀態的幾度大變，也總是逃不脫父親的影子。
時代思想與個人思想的延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總是被無形地放大，也以不同的時代新需求給予不同程度的價值：好的，壞的。這些不可抹去的歷史影響或讓人陷入人生黑暗中無法解救，或大放異彩。
受到胡適影響的梁啟超，對史學資料熱衷的同時，也在此基礎上，給予史學以更明細的領域劃分，尤其在對城市和建築的研究上，表現明顯。所以，在重拾中國傳統文化自信和對史學方法論的更新的前提下，撰寫並分析了眾多城市和建築的資料與思想理論。而梁思成對中國建築的研究，嚴格意義上來說，便是發端在此的。
一直以來，“建築首先應存在於人們的生活需要當中”的觀點，在梁思成對建築歷史、文化以及建築本身的研究過程中，始終一以貫之。建築的歷史性和生活性，以及建築與國家、民族復興都在他的理論研究中，可以一瞥它們的重要性。
不論是站在中國歷史的角度，還是站在世界的角度，提起建築，總是繞不開梁思成，梁思成時代，他的建築思想和理論研究給予中國建築以新的定義。然而，一如上文提到的，不同的政治和歷史背景總是會讓時代中的人物凸顯出他最偉大的價值，而人價值的存在，總是在躲開那段複雜的歷史之後，才能重新看到他的身影和思想的延續——“在神話終結處，歷史的幽靈探出頭來......”
3、梁思成時代的“新中國建築運動”
梁思成在出國留學前的建築設計與城市規劃的思想，大部分來自父親梁啟超，即在古建築和基於歷史文化而有的從生活到具體的建築事業。
而1950年代，是中國和世界動盪不安的年代，梁思成的建築理論也因此受到的影響最大，這在中國整個歷史上均為罕見。用《梁思成與他的時代》的作者的一席說：“如果說1920年代，在歐洲崛起的現代主義建築運動是靠一系列建築師宣言推動的，那麼1950年代的‘新中國建築運動’則是靠一篇篇建築師的檢討展開的。在眾多建築師的檢討中，梁思成，這個‘新中國運動’的中心人物，寫得最多，也最深刻、全面......”
在朱濤所著的《梁思成與他的時代》中，作者基於梁思成，明顯給予了常人所未能觸及到的層面：以一個建築師的身份或知識份子的身份，作學術研究或建築設計與城市規劃，在專業和情感訴求上，提出任何符合人情關懷和維護歷史建築的情感的提議，都是合乎情理的。然而，在中國的1950年代，中國的知識份子卻成了最無能為力改變現狀的一批人。他們是最刻骨，有著後來知識份子所沒有的最偉大的愛國情懷。美國學者費正清先生，曾對梁思成抗戰時期的工作作過評價：“‘二戰’中，我們在中國的西部再度重逢，但仍在不顧一切地、在極度艱苦的條件下致力於學術。
但是，生在一個特殊的年代，知識份子的學術研究理論和方向始終都與國家大勢密不可分，也因此，梁思成時代的“新中國建築運動”，也變得最動盪和最徹底。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許紀霖曾就《梁思成與他的時代》，表達觀點，他認為，知識份子接受思想改造是“自覺而不自願”的。學者之所以自覺接受思想改造，問題還是出在學術上。
梁思成曾在中國建築民族形式上的探索，有著更高漲的熱情。但是，許紀霖也表示，梁思成的這種對中國建築民族形式的探索追尋，是他在戰爭年代異域求學時深植於內心的家國情懷，而缺乏核心價值觀和世界觀，也容易被意識形態影響。因此，戰爭年代的梁思成，被形容成為了“沒有世界觀的大匠”。
而我認為，之所以有這樣的觀點，以及在書中，作者透過各種資料素材和基於歷史事實，進行解讀與許紀霖教授有著相似的觀點，在客觀事實上看，並沒有什麼不妥，甚至合乎情理。所以，作者在整本書中，除了闡釋了梁思成在特殊年代受到大勢影響，而有的坎坷經歷，以及建築理論思想受到極大的影響，也有著明顯的個人觀點的傾向，認為梁思成並沒有過多地考慮到當時的經濟背景。
所以，當時的“梁陳方案”之所以最後不了了之，未被採納，作者認為，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新中國剛剛建立，經濟體量還遠未能有更多的資金在老城之外，新建一個政治中心的能力。而此時的梁思成卻並沒有站在國家經濟的角度來考量。
但是，不論是專業知識分子和公共知識份子，在面對國家動亂之境況時，長期的動亂已經讓人的情感訴求、安全感與歸屬感支離破碎，所以，他們有著比尋常人更深刻的家國情懷。從這點來看，將其放在歷史背景下，這種情感的存在並沒有什麼不妥。而且，最重要的是，梁思成從小生在父親的思想包裹下，雖然有著出國留學的經歷，但是因為父親的影響，和自己在建築理論上，長期對中國古建築有著極高的研究熱情，對傳統文化的擁護以及所表露出的高漲的熱情，都並沒有什麼不妥。
如果在這兩者之間，還有什麼問題存在，那便是，特殊的時代背景並不總是可以讓人在家國情懷和個人理想之間，得到雙重的滿足。平衡國家與個人兩者之間的關係，對於當時的梁思成而言，很明顯，選擇了國家。但是，遺憾的是，在選擇家國情懷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自己從一開始就堅持的建築研究方向。
偉大的人，從他開始走上偉大之路的那刻起，個人理想主義便不再屬於自己了，甚至自己的父親。當梁思成在接受思想洗禮，將父親赤裸裸地放在一面眾人圍觀的大鏡子下，批判自己和極不情願地批判自己的父親時，那個曾經為自己的建築事業和在建築上建立本國的民族性的熱血青年，就已經不再只是為自己而活。
4、中國建築的美學與木結構
在建築設計和城市規劃上，一開始從未受到過正規訓練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他們的思想理論和對中國建築的研究幾乎都來自西方的出版讀物。但是，在對基本建築理論有所瞭解後的他們，便開始深入到對中國古建築的研究。
而從起初的建築啟蒙，以及後來的長期接收西方建築和城市規劃思想理論上看，後期若試圖改變這樣的固有思維模式，並不是易事，但特殊歷史背景下的梁思成，卻偏偏憑著一篇篇檢討，讓自己盡力與當時的國家政府保持思想一致。不論當時的國家所走之路是否正確，在梁思成看來，唯有跟著當時的國家執政人走，自己才是愛國的，也才能為國家建設提出自己的理論觀點，個人理想也才能更有可能實現。
然而，世事難料，一段歷史問題的存在，有時並不能促使國家一段時期的進步。所以，“新中國建築運動”既沒有在歐洲，憑著一群歐洲建築師的宣言而建立的，屬於他們的現代主義建築運動之後，完成中國建築運動，也沒有因此，讓梁思成實現屬於他的，甚至包括林徽因的中國建築與世界其他建築完全不同的，有著中國建築本身的美學價值的理想。
但是，冥冥之中，林徽因卻似乎一語道破了，今天都在向日本或韓國探索原本屬於中國建築美學和木制結構的現象背後的事實。
與梁思成有著同樣建築愛好的林徽因，有著同樣的建築研究熱情。在林徽因的建築研究中，她始終認為：“中國建築為東方最顯著的獨立系統，源遠流長，而演進程式簡純，歷代繼承，線索不紊，基本結構上又絕未因受外來影響激起複雜變化者......在世界東西各建築派系中，相較起來，也是個極特殊的直貫系統。”
林徽因在承認中國建築與世界建築有重合之處的同時，也給予了外國人除了在建築裝飾和色彩上的欣賞之外，並沒有更深入的價值發現的批判。林徽因對於中國建築價值的價值有兩點最為深刻：“中國‘建築之精神’在於亮點，純粹的木框架結構，以及與之密切配合的美學表達。”她首次以“結構理性主義”的標準，解讀了中國木結構建築的所有重要特徵，用作者所述語言簡而言之，即強調了合理結構對建築形式的決定性，提倡美學與結構的高度統一。
中國之建築，為漢民族所創建。當我們為之欣慰和驕傲的同時，卻也為之悲傷，研究出這一結果的並不是中國之建築師，而是出於日本，對中國古建築的木結構和美學長期研究的伊東忠太。他肯定了日本建築和木結構的源頭為中國的事實，但是，這一建築的延續和木結構的持續使用，卻首先在日本延續。
從這點來說，中國雖然創建了具有更深價值的建築派系和結構，然而因為歷史文化自信隨著戰爭的開始而逐漸喪失，這一建築理論和思想卻也隨之消失。所以，新中國建立後，做城市建設時，當時的梁思成以及陳占祥都在保護歷史文化和北京歷史建築遺產上，有著極大的熱情。也便因此有了，後來的梁思成面對大拆大建的北京城，“五十年後，歷史將證明我是對的。”的語言。
五十年過去已久，歷史證明了梁思成的判斷，也給人留下了更深刻的反思。林徽因的建築理論與思想和梁思成有著高度的相似甚至吻合之處。他們的建築研究也在訴說著一個更深刻、無以爭辯的事實：中國建築的美學與木結構之建築，來源於中國，也應在中國得到延續和傳承。
而在面對現代城市建築的衝擊時，丟掉中國原始建築的理論思想和結構之源頭，便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中國建築所獨有的美學價值和建築所承載的歷史文化遺產。
5、從“首都計畫”到“梁陳方案”
其實，論起歷史文化的傳承和中國建築的研究，還有另一個人不得不提——陳占祥。在做“梁陳方案”之前，留學國外的陳占祥首先被南京國民政府邀聘回來，支援北平城市規劃工作。然而，內戰的開始，讓陳占祥的北平城市規劃的計畫被擱置。後來的他，被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內政部任命他為營造司簡派正工程師。
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在這之前，有過一次規模宏大的“首都”建設計畫，國家建設“行政中心”普遍之思想都以全國城市之模範和世界城市之比肩的大城市。當時的南京亦難逃之魔咒。
1927年定都南京的國民政府，請來當時享譽世界的美國建築師茂飛與他的同事古力治，負責規劃工作，以及參與規劃的呂彥直，一併執行這一宏大的工程。具有西方現代大城市規劃經驗的城市規劃師，再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助力和有著中國規劃設計經驗的中國城市規劃師，南京政府也對此有著極大的期待。
計畫之要求：“不僅需要現代化的建築安置政辦公，而且需要新的街道、供水、交通設施、公園、林蔭道以及其他與20世紀城市相關的城市。”總之，一場最具有現代城市規劃、建設的城市建設工程，在民國時期的南京國民政府這裡首先發生，也因此有了最重要的文字理論《首都計畫》的撰寫和存在。
在《首都計畫》中，對建築之形式給予明確的規定：要以“中國固有之形式”，提出“本諸歐美科學之原則”、“吾國美術之優點”的原則，宏觀借助歐美，微觀建築形式則採用中國傳統建築。一半歐美，一半中國之特色成了首都計畫的一大亮點，也是將南京建成兩家城市特質、建築形式之融合關係最為融洽的城市之目的之一。
發揚本國傳統文化為之根本，是首都計畫實施的原因之一，也因此，在《首都計畫》中，解釋道：“一國必有一國之文化，中國為世界最古國家之一，數千多年，皆以文化國家見稱於世界......國都為全國文化薈萃之區，不能不借此表現，一方以觀外人之耳目，一方以策國民之興奮。”現代建築具有中國特色，便成了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做城市規劃設計和建設的其中目標之一。
而這計畫的實施和實地操作的存在，直接影響了之後的陳占祥和梁思成。內戰時期，未能如願規劃北平的陳占祥，於1946年後，逐漸完成了在明故宮遺址上規劃的國民政府“行政中心”的方案。而當時的梁思成受“首都計畫”的影響比陳占祥可謂更為深刻。在“首都計畫”與“梁陳方案”之間，還有一個明顯有著“首都計畫”影子的，由梁思成一首規劃設計的，天津城市的規劃建設——“梁張方案”。
1930年的“梁張方案”，是梁思成首次比較全面又系統地參與到中國城市建設的重要規劃任務，與時任市政專家張銳一起參與規劃設計。在這一方案中，諸多細節都與之前的“首都計畫”有著諸多重合之處，借鑒甚至模仿之痕跡較為明顯。預留足夠用地、與市民保有直接或間接聯繫，交通便利，“與主要之幹道接近，而又不至沖過，以免發生擠擁之弊以及有較大面積的林蔭覆蓋，等等。
曾經的“首都計畫”對國家級“中央政治區”和市級的“市行政區”的選址上，給予了不同的方案。國家級的“中央政治區”需在舊城之外，另辟新區；而市級的“市行政區”則可以在舊城內改造而成。梁思成在“市行政區”和建設用地的規劃設計上，在“梁張方案”中，可以說得到了充分的應用，尤其在梁思成的“公共建築物”的規劃建設用地上，可以明顯看到其中之痕跡。
首次嘗試城市規劃設計和建築構建的梁思成，之後在北京城市規劃設計上，則顯得更積極，自我也有了比以往較為自由的規劃設計的主動權。
因為內戰的結束，國民政府相繼失去了大陸的主動權，以失敗而結束了長達八年的內戰。當時的陳占祥也因此在城市規劃設計上受到了影響，短暫地停滯了自己的規劃設計之路。身在北京，活躍在京津冀一帶的梁思成在反復的被批評和一篇篇的檢討書中，迎來了短暫的春天。
新中國成立後，北京城的修復和重建工作開始展開，梁思成與相關人員開始進入工作狀態當中。而因為陳占祥在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和規劃設計之理論與自己有很多的共識之處，便一拍即合，將其從南方引來，與其一起參與到北京的修復和重建當中。此時的陳占祥恰逢“壯志未酬”之際，便辭去正在任職的工作，一路北上，開始了他們的“梁陳方案”的規劃和設計。
在“梁陳方案”中，不僅陳占祥的思想與之前的“首都計畫”和自己所規劃設計的“行政中心”方案有極大的相似之處，需要對北京舊城的歷史建築予以修復和保留，梁思成也與之前的兩個方案有著極大的借鑒和重疊之處。
在這裡，需要解釋的是，上面提到的“首都計畫”和後來被質疑的經濟體量不符合重建新城的條件的說法，並不是沒有一定的道理，“首都計畫”的實施，在內戰前的時間背景下，國家整體的經濟體量與內戰之後的經濟水準相比較，其實還算比較富裕。
但是，戰後的中國，尤其是北京城，幾乎消耗了大量的財力和物力，已經拿不出足夠的資金在一片曾經荒蕪人煙的地方重新起一座城。在當時的時間背景下看，“梁陳方案”提出的建新城的建議，並不是十分合理，上文提到的關於梁思成缺乏一定的世界觀，也似乎有了一定的道理。然而，其中提到的保護北京的歷史古建築的建議，卻成了方案的重中之重，也成了後來人每提到“梁陳方案”時，必提及的觀點之一。
6、北京“總規”能否彌補“梁陳方案”？
在舊城之外幾公里處，重新建設中央行政中心，最大程度地保持舊城原貌，是“梁陳方案”的最重要觀點。雖然當時的執政人並不十分喜悅離開北京舊城中心的事實，但反對的聲音並沒有過分強烈，事情真正到了不可扭轉的局面，是在當時的蘇聯專家學者前來考察時期。
到來的蘇聯考察團隊，曾和梁思成一行人就是否在新地方建新城和保持北京舊城容貌上，展開激烈的辯論。曾經的蘇聯方認為，當時的中國已經進入新民主主義，然而中國的城市建設卻依然停留在封建、半封建的落後狀態，他們認為，中國需要儘快進入現代城市建設的步伐當中。
正是因為蘇聯語言和理論的存在，讓當時的執政人在決定上有了最大的動力。這讓本身並沒有得到認同的“梁陳方案”，更加有了被採取的難度。而當時的執政人出於對個人辦公地方的考慮以及國家整體經濟體量的考慮，雖然沒有給出明確的判斷和下達過任何執行的命令，但是，當時眾人皆已心知肚明，“梁陳方案”已經沒有被採取的可能，而是默認了蘇聯給予的建設方案。
梁思成與陳占祥二人，早前提交給當時的中央政府和市級政府，一直沒有得到回復，據《梁陳方案與北京》書中的記載，沒有收到回復的梁思成曾分別上信周恩來總理和當時的聶榮臻大將，以及北京市政府。但是，結果一如起初，始終不見回復。隨後，朝鮮發生戰爭，中國開始了一個時期的抗美援朝，從此，“梁陳方案”便不了了之，梁思成一行，始終沒有收到任何回復。
在方案中，梁思成之所以建議斥鉅資建設新城，從而保證舊城的城市機理，他在“梁陳方案”中，明確表示，一旦舊城的拆遷和修復大規模的開始，隨之而發生的大量的人口安置問題便最大程度的暴露在人面前。他認為，建一座新城比讓舊城裡的人搬遷以及重新安置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要更大。而且之後幾年，明顯的城市擁堵會以最不可預知的速度出現在城市當中。
對於建築的取捨。在上文提到林徽因關於建築的闡釋，它是彰顯中國美學和木結構建築的最直接表達者，對中國歷史文化有著最直接的表達。拆掉舊城古建築意味著，歷史文化名城的稱呼成為了名不副實的簡單的稱號，這將有悖於歷史文化的繼承和傳播。
所以，提到基於對古建築而有的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改變形狀或者拆遷重建而成為新的仿古建築，都將是對歷史文化的褻瀆，在失去文化原味的同時，也破壞了建築美學和原始木結構的建築自然之形態。從這點來說，不論是基於梁思成所提出的保護歷史文化遺產還是林徽因提到的建築之“結構理性主義”的標準的定義，都破壞了保護的初衷。
今天，提出北京“總規”的建設規劃。規劃強調了北京作為首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的四個中心定位，也同時劃定了北京的城市發展新目標——“要立足北京實際，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建設國際一流的和諧宜居之都”。
事實上，“總規”的提出，在建設一座現代之都的同時，也意在緩解北京的“大城市病”——交通擁堵的壓力。而這一交通壓力，繼“梁陳方案”之後，以另一種方式來解決，幾十年前便可以避免的問題，今天以另一種規劃和方案來重新緩解和解決，這其中所有意味，讓人無法言語。
在“總規”中，控制規模，可以說是諸多功能中，最不可忽視的一個，另一個便是對逐漸消失不見的歷史文化遺產給予保護。那麼，從這一點上，北京“總規”的提出，便適當彌補了當時“梁陳方案”未曾完成的遺憾。
在歷史、時代的進程中，以何種方式和結果，進行它的進程，似乎總是有它發生的道理。只是，很多時候，發生的或太早，又或者太遲。但是，我們始終無法篤定地說，被延遲的規劃和治理，就是錯的，從專業的角度和更大的時代角度，對待同一個問題時，它的解決方案總是不能完全相同。
梁思成的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延遲，以及借助北京城而有的京津冀城市群的雛形的初步制定，以達到各個城市有各個城市的使命的目標，在今天以另一種方案和形式實現，或許，無形中便肯定了那段特殊的歷史的存在。今天北京經濟體量的達標，讓北京城有了更堅定的信心和更夯實的基礎完成遲來的“梁陳方案”和更趨成熟的北京“總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