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4日訊， 今天的身上， 有著自己的生活影子。
《引爆者》就像是吳宇森的《英雄本色》記者：《引爆者》這部電影的創作靈感來自於哪裡？您想通過這個故事表述什麼？
常征：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最早是我跟一個朋友聊天時發現的， 說是在山西有一個村裡發現煤礦， 大傢伙兒合夥來挖煤， 村長就成了礦長， 有一個村民， 是復原的軍人， 他在礦山當炮工， 但到了年底分紅時， 村長就把利益都占了， 於是礦工就全身綁著炸藥是找村長要說法， 結果最後礦工把自己炸死了。
這是一個非常悲涼的故事。 正好前幾年我有自己的生存危機，
這個故事給我的啟示是， 你是在命運中沉淪， 還是在命運中抗爭？我看中了一點， 就是在商業電影中， 要給出溫暖和希望。 一個底層人物在抗爭後， 最終要取得勝利。
剛巧《引爆者》跟吳宇森導演的《追捕》同一天上映， 在我眼中， 《引爆者》就像是吳宇森導演的《英雄本色》；或者是張徹導演的《獨臂刀》。 這兩部電影中談的也都是底層人物的抗爭和命運。
命運問題構成我的“命運三部曲”記者：您以前拍過家庭倫理片《馬文的戰爭》， 感覺風格跟現在的《引爆者》有很大的不同， 您能講講創作風格上是如何轉變的？
常征：其實這中間有思考， 也有傳承。 年輕導演剛畢業不久， 肯定是從家庭劇入手， 因為成本低， 但其實在《馬文的戰爭》中也體現著我對電影的認識。 隨著一個導演的成熟， 他對於電影應該會有更加深入的認識。 我覺得， 作為一個作者， 電影一定是從自己心裡流淌出來的東西。 《馬文的戰爭》中有一條內在的線， 就是人的命運。
從電影學院畢業這麼多年， 也一直沒有遇到合適的機會， 但我一直在思考， 你對電影有什麼樣的認識？如果有一個機會的話， 你到底想到表達什麼？我在後來漫長的等待的歲月中， 找到了自己創作的母題：就是在變動的社會時代中， 一個小人物的命運， 以及他的抗爭。 當我找到了這個主題後，
記者：是什麼啟發了你想拍“命運三部曲”的想法， 這跟你自己的生命體悟有什麼關係？
常征：“命運三部曲”是一個逐漸融合的過程， 它有感性的認識， 也有理性的思考。 感性的認識就是你對這個時代， 包括對自身的那份觸痛的感知， 這種觸痛其實也來自於你自己的切身感受。
在這個紛繁的時代， 一個剛畢業的學生， 一定是得不到什麼資源， 會有無力感， 你會想， 作為一個導演， 你到底是想幹嘛？或者說你到底能幹嘛？其實你自己跟你筆下的這些人物都是有關聯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 《引爆者》中段奕宏飾演的炮工趙旭東說出的“我的命運我自己說了算， ”這句話其實就是我自己內心的表露。
我認為， 我自己不單單是一個電影導演， 還是一個作者。 我做的事一定是從我心裡長出來的， 這跟一個人的命運和機緣有關。
我在念書的時候， 我是“詩電影”的擁躉， 甚至我覺得， 我只承認詩電影才是電影。 我的精神之父是前蘇聯電影大師安德列·塔爾科夫斯基。 結果發現， 一畢業， 要想在銀幕上寫詩， 現實中是沒有飯吃的， 會很痛苦， 於是就有很漫長的精神危機歲月。 直到兩三年前， 我都覺得， 我可能自己這輩子都完了， 沒有機會拍自己想拍的電影。
很快我發現， 自己創作的“命運三部曲”都有一個共同的主題， 就是指向一個人物的命運。 亞里斯多德曾經說過一句話，
記者：電影中的故事發生在山西大同， 你們還專門去山西采風， 還把晉劇的曲子放到電影中， 您能談談這中間是如何逐漸形成電影的最終風格的？
常征：其實在采風前， 我坐在書桌前， 就清楚地明白， 趙旭東這個人物最後一定要面對惡勢力抗爭， 並且取得勝利。 我希望讓人看到正向的東西。
我們到了煤都山西大同。 大同也是古代王昭君出塞的地方， 這裡有北中國的蕭瑟和凜冽以及背後的那種看似絕望， 又孕育著希望的氣象。 我覺得我們這個國家千百年來之所以歷經苦難而生生不息，這種生命力就來自于人天然的生存欲望以及活下去的堅韌。我要把這種堅韌放到電影中。
采風過程中發現晉劇非常貼合影片的風格，它有高亢的旋律，很符合趙旭東跌宕起伏的心情，於是就嘗試把它用來當背景音樂，很貼合。
每一個演員都是第一人選記者：這部電影的演員如段奕宏、余男、王景春、成泰燊等，都是實力派演員，尤其是段奕宏，剛剛贏得東京電影節最佳男主角，您是如何說服他們來參加演出的？
常征：在選演員上面，我們真的非常幸運。基本上每個演員都是首選。我們製片人問我，趙旭東你想找誰來演，我說，第一人選是老段。女的呢？我說，餘男。結果兩個都嗑著了！
我跟老段不熟悉，最早有印象是他在話劇《戀愛的犀牛》中的表演，他是一個天才演員。後來看電影《白鹿原》，我覺得他演得非常好。一開始找餘男還有些忐忑，因為她的角色並不是“大女主”，她是一個被動的角色。餘男不管是體態還是韻味，都有東方女人很少有的那種風範兒，她有很神秘和性感的一面。她的神采和氣質是能夠壓住片中飾演的蕭紅這個角色的。
非常感謝王景春，他以往演員警很多，他在本片中飾演的徐峰是一個配角，所以他一開始一再地拒絕了我們，但是我們的製片人契而不舍地邀請他出演，可以說是“再三懇求”，最後感動了景春。
我跟成泰燊合作過，是很要好的朋友，所以我知道他的表演尺度有多大。他在生活中是一個修行者。我覺得在表演上，他是在大善和大惡之間轉換做的最好的演員。他自己是中戲導演系畢業的，素養很高。我們在審美上非常接近，都深深喜歡塔爾科夫斯基的《鏡子》，聊起這部電影，我們都是滔滔不絕。我很清楚他表演的邊界在哪裡！
還有餘皚磊。我覺得他是中國電影界演反派的天才演員，也是一個被低估的演員。
記者：既然你把自己看作是電影作者，那你想通過《引爆者》這樣的電影，建立什麼樣的電影美學風格？
常征：《引爆者》之後，我要探討的就是想建立自己的電影美學。我想把“詩意現實主義”跟“中國類型電影”做個融合。如果從文本而言，我覺得“詩電影”才是電影的最佳方式。但現在我也慢慢意識到一點，就是電影並沒有商業電影和藝術電影之分。電影其實就存在一種方式，就是敘事的可能性。如何把故事講的更加精彩，是很重要的，這個精彩程度可以是詩化的，也可以是小說化的。我們知道詩歌其實是意象的連接，這跟電影的蒙太奇剪輯很像。而戲劇則是在敘事上不斷地升級，關鍵是你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講述故事。
總有一天，我們這些導演要跟自己心目中的動作片偶像如吳宇森、杜琪峰等正面對抗。你可以在聲望上差一些，但是在電影的美學和格調上，不能輸。
我是敢於說自己是藝術家的人
記者：你是如何看待“電影奇觀”這個詞，拍攝過程中的難度在哪裡？
常征：電影中的“奇觀”分兩種，一種是視覺奇觀，一種是故事奇觀。我自己認為，《引爆者》在劇作上達到了好萊塢同類題材中等偏上的水準。就是因為我們在“三幕劇”的掌控上還做得比較圓滿。我覺得在國內，這部電影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作品。
在拍攝上，難度當然很大，但我最後都扛下來了。有些難度來自於技術，但這些技術問題，隨著你掌控的資源變大，就變得不是問題了。 拍電影最關鍵還是你的創意，電影永遠都是創意的問題。技術永遠都是服務於你的電影美學的。
這其實涉及到一個問題，就是一個導演的使命是什麼？導演其實是一個提供方向的人，他在電影美學和觀點上應該是自覺的。
在這個時代，大家都很羞澀，很難說出“我其實是一個導演，是一個藝術家”這樣的話，但我是極少數敢於說“我是一個藝術家”的人。或者說我希望自己“成為一個藝術家”的人。前兩天，我重新看了一遍塔爾科夫斯基的電影《雕刻時光》，我依然熱淚盈眶。塔爾科夫斯基說，創作的才能是天賦的，我們每個人都是上帝的僕人。所以我們都希望在藝術中找到自己的信仰。
我覺得，當我看到這句話還能熱淚盈眶的時候，我就還是當年的那個電影少年！
記者：對於有追求的電影導演來說，長期的蟄伏一定是很痛苦的，你也是這樣嗎？
常征：一路走來有太多坎坷！有太多委屈，當然金錢上的窘迫也是非常煎熬的。我基本上是在這幫同學中最窮的，10月12日淩晨，青年導演胡遷自殺，我唏噓不已，他是我的師弟，我們在年少的時候，生活困窘，這是最大的坎。李安當年在家裡做了6年的飯，我幾乎是做了16年的飯。
記者：拍攝《引爆者》這樣的商業動作片，是你對藝術的一個妥協嗎？如果影片票房成功了，你會如何？失敗了，你又會如何？
常征：我在兩三年前就覺得，自己可能一輩子都成為不了像塔爾科夫斯基這樣的電影藝術大師，這個時代也不允許。所以就認清自己的命運，就是當瀝青，做一個中國商業電影的鋪路者。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歷史使命，這個也談不上是妥協。
我希望自己這個階段的創作，能夠在電影工業中贖買未來的創作自由。當有一天我能夠拿到華誼優質的資源，我也許就能拍出自己真正想要的電影。這個只能隨緣。
我記得以前在自己的日記裡寫過一句話，“如果真的一輩子沒有機會，那我就做一個認真的關注者，在底層，肩負起所有的沉重和堅定不移；如果有機會，就好好去拍電影，一步步實現自己的理想。”
我覺得我們這個國家千百年來之所以歷經苦難而生生不息，這種生命力就來自于人天然的生存欲望以及活下去的堅韌。我要把這種堅韌放到電影中。采風過程中發現晉劇非常貼合影片的風格，它有高亢的旋律，很符合趙旭東跌宕起伏的心情，於是就嘗試把它用來當背景音樂，很貼合。
每一個演員都是第一人選記者：這部電影的演員如段奕宏、余男、王景春、成泰燊等，都是實力派演員，尤其是段奕宏，剛剛贏得東京電影節最佳男主角，您是如何說服他們來參加演出的？
常征：在選演員上面，我們真的非常幸運。基本上每個演員都是首選。我們製片人問我，趙旭東你想找誰來演，我說，第一人選是老段。女的呢？我說，餘男。結果兩個都嗑著了！
我跟老段不熟悉，最早有印象是他在話劇《戀愛的犀牛》中的表演，他是一個天才演員。後來看電影《白鹿原》，我覺得他演得非常好。一開始找餘男還有些忐忑，因為她的角色並不是“大女主”，她是一個被動的角色。餘男不管是體態還是韻味，都有東方女人很少有的那種風範兒，她有很神秘和性感的一面。她的神采和氣質是能夠壓住片中飾演的蕭紅這個角色的。
非常感謝王景春，他以往演員警很多，他在本片中飾演的徐峰是一個配角，所以他一開始一再地拒絕了我們，但是我們的製片人契而不舍地邀請他出演，可以說是“再三懇求”，最後感動了景春。
我跟成泰燊合作過，是很要好的朋友，所以我知道他的表演尺度有多大。他在生活中是一個修行者。我覺得在表演上，他是在大善和大惡之間轉換做的最好的演員。他自己是中戲導演系畢業的，素養很高。我們在審美上非常接近，都深深喜歡塔爾科夫斯基的《鏡子》，聊起這部電影，我們都是滔滔不絕。我很清楚他表演的邊界在哪裡！
還有餘皚磊。我覺得他是中國電影界演反派的天才演員，也是一個被低估的演員。
記者：既然你把自己看作是電影作者，那你想通過《引爆者》這樣的電影，建立什麼樣的電影美學風格？
常征：《引爆者》之後，我要探討的就是想建立自己的電影美學。我想把“詩意現實主義”跟“中國類型電影”做個融合。如果從文本而言，我覺得“詩電影”才是電影的最佳方式。但現在我也慢慢意識到一點，就是電影並沒有商業電影和藝術電影之分。電影其實就存在一種方式，就是敘事的可能性。如何把故事講的更加精彩，是很重要的，這個精彩程度可以是詩化的，也可以是小說化的。我們知道詩歌其實是意象的連接，這跟電影的蒙太奇剪輯很像。而戲劇則是在敘事上不斷地升級，關鍵是你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講述故事。
總有一天，我們這些導演要跟自己心目中的動作片偶像如吳宇森、杜琪峰等正面對抗。你可以在聲望上差一些，但是在電影的美學和格調上，不能輸。
我是敢於說自己是藝術家的人
記者：你是如何看待“電影奇觀”這個詞，拍攝過程中的難度在哪裡？
常征：電影中的“奇觀”分兩種，一種是視覺奇觀，一種是故事奇觀。我自己認為，《引爆者》在劇作上達到了好萊塢同類題材中等偏上的水準。就是因為我們在“三幕劇”的掌控上還做得比較圓滿。我覺得在國內，這部電影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作品。
在拍攝上，難度當然很大，但我最後都扛下來了。有些難度來自於技術，但這些技術問題，隨著你掌控的資源變大，就變得不是問題了。 拍電影最關鍵還是你的創意，電影永遠都是創意的問題。技術永遠都是服務於你的電影美學的。
這其實涉及到一個問題，就是一個導演的使命是什麼？導演其實是一個提供方向的人，他在電影美學和觀點上應該是自覺的。
在這個時代，大家都很羞澀，很難說出“我其實是一個導演，是一個藝術家”這樣的話，但我是極少數敢於說“我是一個藝術家”的人。或者說我希望自己“成為一個藝術家”的人。前兩天，我重新看了一遍塔爾科夫斯基的電影《雕刻時光》，我依然熱淚盈眶。塔爾科夫斯基說，創作的才能是天賦的，我們每個人都是上帝的僕人。所以我們都希望在藝術中找到自己的信仰。
我覺得，當我看到這句話還能熱淚盈眶的時候，我就還是當年的那個電影少年！
記者：對於有追求的電影導演來說，長期的蟄伏一定是很痛苦的，你也是這樣嗎？
常征：一路走來有太多坎坷！有太多委屈，當然金錢上的窘迫也是非常煎熬的。我基本上是在這幫同學中最窮的，10月12日淩晨，青年導演胡遷自殺，我唏噓不已，他是我的師弟，我們在年少的時候，生活困窘，這是最大的坎。李安當年在家裡做了6年的飯，我幾乎是做了16年的飯。
記者：拍攝《引爆者》這樣的商業動作片，是你對藝術的一個妥協嗎？如果影片票房成功了，你會如何？失敗了，你又會如何？
常征：我在兩三年前就覺得，自己可能一輩子都成為不了像塔爾科夫斯基這樣的電影藝術大師，這個時代也不允許。所以就認清自己的命運，就是當瀝青，做一個中國商業電影的鋪路者。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歷史使命，這個也談不上是妥協。
我希望自己這個階段的創作，能夠在電影工業中贖買未來的創作自由。當有一天我能夠拿到華誼優質的資源，我也許就能拍出自己真正想要的電影。這個只能隨緣。
我記得以前在自己的日記裡寫過一句話，“如果真的一輩子沒有機會，那我就做一個認真的關注者，在底層，肩負起所有的沉重和堅定不移；如果有機會，就好好去拍電影，一步步實現自己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