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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故宮修文物:修復的是國之瑰寶,態度是輕鬆日常

“我修過的文物, 我都喜愛。 你必須得喜愛, 要不喜愛, 你就對它不珍惜, 幹出的活也不會太漂亮。 ”因為《我在故宮修文物》, 故宮銅器組現在的非遺傳承人王有亮也意外走紅, 接受媒體採訪時, 他拿出一張近百年的“傳承譜系圖”, 向媒體講述故宮青銅器修復從清代“歪嘴於”起至今的師徒傳承故事。

他近幾年修的一個重量級的文物是春秋蜴形紋青銅卣, 碎得厲害, 幾乎都是蠶豆大小的碎片, “就一點一點弄, 費了挺大勁, 跟師父學的所有的招數都用上了。 ”王有亮今年五十二歲, 自己早已是位師父, 在帶徒弟,

走到哪兒都是受人尊敬的青銅修復專家, 國家級非遺傳承人, 但他仍然不斷提起他的師父, 自己手藝的源頭。 這是個自我的時代, 許多人略有所悟就自立門戶, 展現“我”的聰明及努力, 而王有亮的態度裡有種笨拙的老實、老實的謙遜, 這種風格裡有傳統文化的氣息, 隱隱讓人想起一個在當下已經“過時”的詞—“尊師重道”。 “尤其在過去的民間社會, 不讀書, 不進學校, 自由從師學習百工技藝為專業的人, 終其一生而‘尊師重道’的精神和行為, 比起讀過書, 受過教育的人, 更勝一籌。 ”(南懷瑾)

做派謙遜, 但手藝漂亮, 修復的是國之瑰寶, 態度是輕鬆日常, 輕鬆來自大量的經驗, “反正幹我們這行別偷懶, 你幹得越少越不行。 就得多幹, 你沒悟性的必須得多幹,

才能找出這個感覺來。 ”

故宮收藏青銅器一萬六千多件, 是中國青銅器藏品最多的博物館之一。 中國的青銅時代, 是中華文明的一個發源時期。 最早青銅器的出現, 即歷史上傳說的夏鑄九鼎, 也恰恰是中國進入國家階段的標誌時期。

許多制度、思想, 都是在青銅時代逐漸完善。 中國被稱為禮儀之邦, “禮”指的是周禮, 周禮的一個重要的標誌物就是青銅器。 青銅器不僅承載了中國的文化, 也承載了中國在國家制度化建設方面的理念, 所以青銅文明一直受人尊崇。 而成組合的具有“藏禮”作用的青銅禮器體系, 也是中國青銅文化有別於其他民族青銅文化的突出特徵。

鐵器時代到來, 在一些領域, 青銅器逐漸被鐵器替代。 但是帝王們沒有忘記作為王權象徵的青銅器, 歷代宮廷都有意識地收藏先秦青銅器。 漢代獨尊儒術, 儒家思想在中國思想領域地位確立之後, 人們對青銅器的回憶更加強烈。 到了宋代, 國人對青銅器的態度從盲目崇拜逐漸變成系統研究,

金石學興起。 其中, 宋徽宗起到了推動作用, 他自己收藏大量青銅器, 藏于宣和殿, 據記載宋徽宗收藏的青銅器有三萬多件, 後來他將此編著成書, 流傳於世, 就是《宣和博古圖》, 在它的推動下出現許多金石學家。 宋之前, 民間發現青銅器必須上交, 到宋代這一現象有了改變, 學者開始系統地收藏青銅器, 研究青銅器。 理學家呂大臨撰寫的《考古圖》中記載的大的收藏家就有三十餘位。 許多青銅器是宋代學者定名, 沿用至今。 到了明清兩代, 人們對青銅器的欣賞、甚至是仿製, 一波波地形成高潮。 在此過程中, 金石學也在不斷地發展。

傳統青銅器的修復和複製技術在春秋時期就已經出現, 宋代、元代仿製古代青銅器成為風尚,

杭州、蘇州等地出現了頗有名氣的仿古青銅器作坊;明清及民國時期, 青銅器修復分四大流派:北京, 蘇州, 濰坊, 西安, 這與大的社會背景相關。 吳地自春秋時候就開始冶煉製作青銅器, 北宋時青銅器的仿古技術已達到很高水準。 明清時除了宮廷, 青銅器的製作最發達當屬江浙。 有工藝基礎、又鄰近上海, 需求大, 形成了一個產業;山東濰坊派與大收藏家陳介祺有關。 晚清到民國最大的收藏家陳介祺收藏了很多青銅器, 真品密不示人, 需要大量複製品以應付官員索討觀賞;西安是文物大省, 出土有大量西周青銅器, 青銅器上的文字成為研究重點, 所以西安流派注重青銅器文字的修復、補刻、偽刻。

北京是皇宮所在地。清代,清宮內務府造辦處內有專門機構負責徵召各地能工巧匠仿製、修復青銅器,其技術不斷完善,日趨成熟,形成了一套工藝規範的傳統手工技藝。晚清,皇宮許多包括青銅器在內的文物流散在外,造辦處的匠人也大量遷轉出宮。光緒年間,造辦處一位專事修復青銅器的、綽號“歪嘴于”的工匠出宮後在前門內前府胡同開設“萬龍合”古銅局,以修復青銅、金銀、陶、玉石等器物為業。1911年,于師傅去世,最小的徒弟張泰恩為其發喪,並繼承師父衣缽,改“萬龍合”為“萬隆和”,開創民間“青銅四派”之一的北京“古銅張”派。如今故宮文物科技部銅器室的修復,即是傳承自這一支。

1952年,故宮成立銅器室。古銅張派第三代傳人、當時在天橋開古銅鋪的趙振茂,經人介紹來到故宮,從事青銅器修復工作並將這項傳統工藝又帶回了紫禁城。當時的專家還包括長期從事青銅器修復、複製的趙同仁、李會生、孟海泉及景德泉、古德旺、張聚如等人。

從古銅張傳人進入故宮後,故宮博物院通過“師承制”的方式培養了一批掌握傳統修復和複製技術的專家,先後修復了包括班簋、齊史祖辛觶、司母辛鼎、二祀邲其卣、馬踏飛燕等一大批國寶級文物,複製了蓮鶴方壺、格伯鬲、獸面紋觚、獸面紋瓿、鳶祖辛卣、西周牛尊、西周榮簋等一系列重要文物。

“馬踏飛燕”和“班簋”是趙振茂領銜修復的兩件重器,後者原是清宮舊藏,後流落民間,去向不明。“文革”期間,許多古銅器被送往煉銅廠回爐重鑄。為保護文物,由北京市文物工作者組成的“文物清理揀選小組”負責到各廢品站、銅廠“尋寶”。1972年的一天,文物清理揀選小組來到北京有色金屬供應站,正值中午,一個盛滿廢棄銅鐵麻袋中的一些碎片吸引了在場人的目光。其鐫刻的銘文以及表面的饕餮紋飾都與西周的青銅器不謀而合。專家程常新先生鑒定它是西周班簋,並送往故宮博物院文物修復廠修復。

此時的班簋已經支離破碎,底部破了一個洞,且變形上翹。但大部分紋飾得到保存,特別是腹內銘文,只是因底部出現孔洞而殘缺,修復難度很大。趙振茂用錫補平,並根據《西清古鑒》簋銘拓片,經過整形、翻模補配、修補、對接紋飾、跳焊焊接、鋼鏨雕刻、除鏽等多道程序後終於將其修復成器。如今班簋已是首都博物館鎮館之寶。

青銅器的修復,包括兩個範疇,一為修,一為複。修,就是保護性的修理、復原;複,是複製。在博物館,複製是一個重要內容,許多珍貴文物國家會有嚴格規定,甚至不允許離開故宮,所以需要有惟妙惟肖的替代品。

故宮博物院中,春秋時期的複製品裡最精彩的是蓮鶴方壺,它出土於1923年。河南新鄭李家樓村一個李姓地主打井時無意打到墓葬,發現大量青銅器。他試著賣出其中一小批,驚動了駐紮河南的靳雲鶚師長,追回被賣文物,另派工兵繼續挖掘,出土青銅器一百多件,這當中最出色的當屬蓮鶴方壺。它形體宏偉,高達1.22米,總重量達64千克,裝飾華美,壺身裝飾為虎足龍耳,壺蓋上是盛開的蓮花,雙層鏤空,蓮花正中一隻仙鶴佇立,舒展雙翼,展翅欲飛。雖然是用青銅塑造,但造型靈動。這種清新風格,跟夏商周時期,廟堂上的青銅利器不同,後者追求的是莊重、威嚴、神秘。而蓮鶴方壺清新活潑的風格,傳遞出春秋時期自由革新的精神。

蓮鶴方壺的複製品由趙振茂領銜製作,在使用材料上,舍銅而用錫鋅合金鑄造,以使其重量更接近原件。其表面仿造銅壺的青銅銹,看上去仿如歷經時間氧化斑駁的青銅原件。

有些複製包含更高科技含量。比如少虡劍的複製。少虡劍是複合劍,一把劍上用了兩種合金。古人在戰爭中發現,一把劍含錫高會鋒利異常,失之太脆;含銅量過高,則柔韌有餘而鋒利不足。古人發明了複合劍,劍心用含錫量低的合金,兩刃和鋒部含錫量較高。既銳利,又柔韌。在古代,這是一把科技含量很高的劍。趙振茂複製的少虡劍,令人感歎這一代老師傅的青銅器修復技藝已至爐火純青。

挽救國寶的經歷,趙振茂的徒弟並不怎麼聽師父提起,有的徒弟乾脆是從別的師傅處聽到。即使提及也是從技術角度,口氣平淡:“搞文物修復的人,不是說我修完以後,我再給你講,表現我自己水準有多高。我師父就說這個工作是我幹的,哪兒拿來的,怎麼修的,我幹了哪些工作,他就講這些。他說你們要有認知。”

修復青銅器,動輒與三千年前的古人對話,做舊要退掉新品火氣,做出時間風雨侵蝕感。卓越的工匠工作時不動如山,沉靜似水,世俗的喧囂如水面的漣漪,在日復一日的專注中平靜。他們遵守了匠人無名無我的傳統,國寶上不會留下他們的名字,參觀者也不會知道修復者是誰,他們看似沒有追求實現自我,但這令許多人終身尋找的命題,早已經由每一次焊接、每一次上色而暗中實現。文物是歷史的濃縮物華,是較個體生命遠為廣闊的時間與空間,一流的匠人終日跋涉此間,自我消融於這廣闊之中,不再需借自我炫耀獲得存在感。

書名:我在故宮修文物

作者:蕭寒

出 版 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定價:¥48.00

北京是皇宮所在地。清代,清宮內務府造辦處內有專門機構負責徵召各地能工巧匠仿製、修復青銅器,其技術不斷完善,日趨成熟,形成了一套工藝規範的傳統手工技藝。晚清,皇宮許多包括青銅器在內的文物流散在外,造辦處的匠人也大量遷轉出宮。光緒年間,造辦處一位專事修復青銅器的、綽號“歪嘴于”的工匠出宮後在前門內前府胡同開設“萬龍合”古銅局,以修復青銅、金銀、陶、玉石等器物為業。1911年,于師傅去世,最小的徒弟張泰恩為其發喪,並繼承師父衣缽,改“萬龍合”為“萬隆和”,開創民間“青銅四派”之一的北京“古銅張”派。如今故宮文物科技部銅器室的修復,即是傳承自這一支。

1952年,故宮成立銅器室。古銅張派第三代傳人、當時在天橋開古銅鋪的趙振茂,經人介紹來到故宮,從事青銅器修復工作並將這項傳統工藝又帶回了紫禁城。當時的專家還包括長期從事青銅器修復、複製的趙同仁、李會生、孟海泉及景德泉、古德旺、張聚如等人。

從古銅張傳人進入故宮後,故宮博物院通過“師承制”的方式培養了一批掌握傳統修復和複製技術的專家,先後修復了包括班簋、齊史祖辛觶、司母辛鼎、二祀邲其卣、馬踏飛燕等一大批國寶級文物,複製了蓮鶴方壺、格伯鬲、獸面紋觚、獸面紋瓿、鳶祖辛卣、西周牛尊、西周榮簋等一系列重要文物。

“馬踏飛燕”和“班簋”是趙振茂領銜修復的兩件重器,後者原是清宮舊藏,後流落民間,去向不明。“文革”期間,許多古銅器被送往煉銅廠回爐重鑄。為保護文物,由北京市文物工作者組成的“文物清理揀選小組”負責到各廢品站、銅廠“尋寶”。1972年的一天,文物清理揀選小組來到北京有色金屬供應站,正值中午,一個盛滿廢棄銅鐵麻袋中的一些碎片吸引了在場人的目光。其鐫刻的銘文以及表面的饕餮紋飾都與西周的青銅器不謀而合。專家程常新先生鑒定它是西周班簋,並送往故宮博物院文物修復廠修復。

此時的班簋已經支離破碎,底部破了一個洞,且變形上翹。但大部分紋飾得到保存,特別是腹內銘文,只是因底部出現孔洞而殘缺,修復難度很大。趙振茂用錫補平,並根據《西清古鑒》簋銘拓片,經過整形、翻模補配、修補、對接紋飾、跳焊焊接、鋼鏨雕刻、除鏽等多道程序後終於將其修復成器。如今班簋已是首都博物館鎮館之寶。

青銅器的修復,包括兩個範疇,一為修,一為複。修,就是保護性的修理、復原;複,是複製。在博物館,複製是一個重要內容,許多珍貴文物國家會有嚴格規定,甚至不允許離開故宮,所以需要有惟妙惟肖的替代品。

故宮博物院中,春秋時期的複製品裡最精彩的是蓮鶴方壺,它出土於1923年。河南新鄭李家樓村一個李姓地主打井時無意打到墓葬,發現大量青銅器。他試著賣出其中一小批,驚動了駐紮河南的靳雲鶚師長,追回被賣文物,另派工兵繼續挖掘,出土青銅器一百多件,這當中最出色的當屬蓮鶴方壺。它形體宏偉,高達1.22米,總重量達64千克,裝飾華美,壺身裝飾為虎足龍耳,壺蓋上是盛開的蓮花,雙層鏤空,蓮花正中一隻仙鶴佇立,舒展雙翼,展翅欲飛。雖然是用青銅塑造,但造型靈動。這種清新風格,跟夏商周時期,廟堂上的青銅利器不同,後者追求的是莊重、威嚴、神秘。而蓮鶴方壺清新活潑的風格,傳遞出春秋時期自由革新的精神。

蓮鶴方壺的複製品由趙振茂領銜製作,在使用材料上,舍銅而用錫鋅合金鑄造,以使其重量更接近原件。其表面仿造銅壺的青銅銹,看上去仿如歷經時間氧化斑駁的青銅原件。

有些複製包含更高科技含量。比如少虡劍的複製。少虡劍是複合劍,一把劍上用了兩種合金。古人在戰爭中發現,一把劍含錫高會鋒利異常,失之太脆;含銅量過高,則柔韌有餘而鋒利不足。古人發明了複合劍,劍心用含錫量低的合金,兩刃和鋒部含錫量較高。既銳利,又柔韌。在古代,這是一把科技含量很高的劍。趙振茂複製的少虡劍,令人感歎這一代老師傅的青銅器修復技藝已至爐火純青。

挽救國寶的經歷,趙振茂的徒弟並不怎麼聽師父提起,有的徒弟乾脆是從別的師傅處聽到。即使提及也是從技術角度,口氣平淡:“搞文物修復的人,不是說我修完以後,我再給你講,表現我自己水準有多高。我師父就說這個工作是我幹的,哪兒拿來的,怎麼修的,我幹了哪些工作,他就講這些。他說你們要有認知。”

修復青銅器,動輒與三千年前的古人對話,做舊要退掉新品火氣,做出時間風雨侵蝕感。卓越的工匠工作時不動如山,沉靜似水,世俗的喧囂如水面的漣漪,在日復一日的專注中平靜。他們遵守了匠人無名無我的傳統,國寶上不會留下他們的名字,參觀者也不會知道修復者是誰,他們看似沒有追求實現自我,但這令許多人終身尋找的命題,早已經由每一次焊接、每一次上色而暗中實現。文物是歷史的濃縮物華,是較個體生命遠為廣闊的時間與空間,一流的匠人終日跋涉此間,自我消融於這廣闊之中,不再需借自我炫耀獲得存在感。

書名:我在故宮修文物

作者:蕭寒

出 版 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定價:¥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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