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郝平
初冬的白鹿原， 金黃色打底， 電影《紅簪子》已拍攝過半了。 在這個離西安市不太遠也不太近的白鹿原影視城裡， 旅遊的看客們目光聚集在關中風情的街道上，
“哢！”他突然喊了一聲， 站起來小跑到演員面前， 連說帶演， 領著演員一塊兒走戲， 身上和他們一樣， 也是一身兒西北農民的粗布衣裳， 講戲的時候， 身邊時不時有工作人員被逗笑。 在這部戲裡， 他除了做演員， 還要做導演。
是2009年那部大熱電視劇《蝸居》， 讓郝平和海清、張嘉譯等演員一起走到了大眾範疇的視野內， 但實際上從1988年直到現在， 郝平始終沒間斷地工作在舞臺、螢屏和銀幕上， 期間還做過8年配音演員。
這部《紅簪子》劇本出自史建全之手， 對， 就是圈裡人都尊稱為“史爺”的編劇大師，
作為一個從未學習過導演專業的人， 郝平這部從演員正式轉行至導演的電影處女作， 是憑藉什麼得到了內容和製作上的強大支持及認可呢？他具備多大的能力， 或者魅力？
拍那些胡說八道的東西， 我會笑場的！
郝平身上有那種理想主義的演員常常會顯現出來的特質：誠懇、直接、謙和， 也無懼。 描述一場戲的時候， 眼睛裡會閃光， 一種來自演員的細膩生動的深情， 心裡滿當當是戲， 裝著那些靈活的畫面。 但他的理想主義是不止囊括了深情和身體力行， 還包含非常準確清晰的個人指向。
“我拍的永遠是現實主義題材”， 他說， “我永遠不會去拍玄幻的東西， 不接受， 而且是抵觸， 我會笑場的。 ”
他沒有演過任何一部吊鋼絲的戲。
所以史爺的本子徹底打動他， 大情懷之下的小人物， 在特殊的語境和地域性之中說著屬於他們自己的語言， 並且有些話還說得挺狠， 是很多寫電影的人連碰都不敢碰的那些詞兒， 史爺真寫。 《紅簪子》裡有一場戲， 勸人把剛撿回來的小孩兒扔掉，
什麼是應該說的話？就是人性裡特別有味道的那些東西， 愛， 嫉妒， 還有很多小情緒。 北方農村地區對愛的理解， 是有地域性的， 這個故事永遠不可能發生在香港， 或什麼別的地方， 只可能發生在中國北方， 特有的環境下才會出現的人和事， 根植在現實基礎之上的故事， 看似有局限和約束， 反倒是給了郝平一個想像力的支點。
二度創作是一種美《紅簪子》的故事從1936年一直描寫到2017年， 一個龐大的時間跨度， 正好是新中國的發展史， 也是充滿創傷的那些年。 一個女人為了愛， 守候一生， 又歷盡變故和動盪，這難免讓故事顯得殘酷心酸。“但我拍一個電影，真的是為了去呈現那些殘酷的東西嗎？”郝平覺得不要。
“這個故事的時代裡，有一個特別傳統概念裡偉大女人的形象，但這個和我們現在的關係不是特別大，我會在二度創作的時候加進去別的東西，以幽默詼諧為底色，笑中帶淚，淚中帶笑。殘酷性是有的，但不刻意去呈現那種殘酷，反而是幽默和機智的東西會更有力量。”
早先劇本裡，有四個女孩子被嫁給了退伍軍人，幾個老兵，有的在戰爭裡斷了腿，有的瞎了眼，有的缺了胳膊，“一個十八九的小姑娘，扶著一個身體殘缺的老兵，從畫面上首先就只會呈現出兩個字——殘酷，它不可能是美”，郝平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他不要過多的殘酷，他要的是幽默，“我不想過多展現那個年代對人造成的扭曲”，在導演的身份和視角內，他對這份工作並不生疏，也不遲疑，他沒有僥倖，因為凡是導演讓你看到的，就都是他想讓你看到的。
一開始看劇本的時候，郝平不喜歡那個苦勁兒，太苦了，一個女人經歷了一系列特殊年代，“那是否這樣呈現，取決於導演究竟想要什麼。我不想要它的殘酷，我只要它的幽默。”要把一個苦情的劇本拍成風趣的喜劇，可又不是純粹粗暴地去修改劇本，除了史爺自己絕對不同意修改，郝平也不準備把焦點放在如何去修改原劇本上，劇本是既定的，導演的工作是選擇去呈現什麼，才使其成為一個導演作品，“我在這個本子裡看到了很廣闊的空間，而且是我可以如魚得水的空間，雖然每個人創作的時候，想法都不同，但我們能用自己的方式達到某種契合”，既守住劇本本身，也守住導演的表達，這才是二度創作的美和意義。
一聽到那些定義特殊年代的專有名稱，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苦，而且有一種被命運重壓到喘不過氣的感覺，是沒那麼舒服的，但這就是劇本原來的故事線，怎麼拍，一個導演有一個導演的處理方式。
郝平想把特殊年代的戲用一種幽默的方式來做，要好玩，要讓你哈哈大笑的時候，又一下子有點心酸，但很淒慘可憐的時刻，又要一下子被另外的事情打破。這才是喜劇。堅持用幽默去處理殘酷的東西，就像他堅持用幽默去生活，舞臺和現實世界一脈相承，說到底做導演，其實還是在做人，什麼樣的導演就拍什麼樣的電影，是“你選擇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郝平自己的性格，不喜歡苦哈哈的東西，愛開玩笑，愛把現場氣氛搞得其樂融融，愛把玩笑不經意間融入戲裡。“在我這個組裡，不允許出現罵大街的情況，每天創作會的時候我都在說，來到劇組都是親人，都是來幫我們的，一定是這樣能出來好作品，你如果破口大駡，別人壓力一大，一緊張，全完蛋。”
多年演員經歷，郝平出演的大部分是喜劇，從骨子裡他就對悲情或苦大仇深的態度很反感，“幹嘛非要用那種視角去弄呢？現在想想以前演的一些戲，我要是再來一遍，肯定也給它搞成一個喜劇”，他說。悲情的，有別的導演喜歡，那就讓別的導演去拍，郝平絕不，他認定自己了，就是一個喜劇導演，“我只能成為一個導演，就是一個叫郝平的導演。”
於是，他在那個時代的那樣一群人身上，試圖從喜怒哀樂的，有趣的，有關懷的，有猜疑的多面性裡，尋找出每個人物的特質，一種在這裡生存下去的能力，是非常機智且幽默的東西。“我不會出現一句口號，我不想讓它出現口號，就是不要讓它出現，這樣反而好像形成了一種影片的風格，史爺有句話寫得很準確：不管好人還是壞人，是人都得活著。”
這樣的情節，哪裡是寫得出來的？郝平曾經在《毒戰》裡出演“哈哈哥”，一個在碼頭販魚的大哥，原來的劇本裡卻沒有這號人。不，應該說，是沒有原劇本的，杜琪峰拍電影沒有劇本，他沿用了最傳統的戲劇幕表制，一份大綱，沒有臺詞，甚至連大事件都不會有。哈哈哥在大綱裡其實是“蝦蛤哥”，被杜琪峰用不標準的普通話講出來，聽上去就像嘻哈哥，在郝平的提議下，這個人物才變成了最後的哈哈哥。
和杜導聊戲的四五個小時之中，郝平注意到旁邊還有一個人，長髮，在迅速記錄著聊天內容。兩天之後，郝平一看新的劇本，和自己聊的內容一模一樣，也才知道那個長髮的記錄者，是韋家輝。
拍這場戲的時候，本來所有人都以為晚上九十點就能收工，但杜導突然讓大家全回去休息，不卸妝，淩晨四點再過來拍。淩晨四點，從演員到場工全都是迷迷瞪瞪沒睡醒的樣子，導演就是要所有人都有那種眼裡帶著血絲的狀態。
“你讓一個演員演出毒販的樣子，那太難了，演什麼？不用演，那種說不出來的憤怒，混沌，很複雜，但出來以後就是毒販，這一點我太佩服杜導了，我相信這是他特意安排的”，郝平“希望自己也能這樣去創作，這樣出來的東西是最有智慧的靈感的，是編劇沒辦法一開始就寫好的”。
和大師級導演一起工作的經歷讓郝平深信，全員的靈感都要吸收，不管是演員，還是現場攝影團隊，每個人在自己的視角下，想法都不同，有意思的就都要用。“這是這次創作團隊讓我最開心最愉快的地方，我不喜歡他們只是按照劇本工作，沒有創新，我特別不喜歡”。
這個團隊讓我感到很驕傲沒有專門去進行過任何導演專業的學習，但郝平對自己的電影處女作全然有信心。“我幹這個行業很早，經驗太足了，十七八歲就在劇組當場務，算下來做演員也快三十年了，對人跟人之間那種微妙的關係和情感的把握，我相信有些沒做過演員的導演，不一定有我這麼敏銳。”
從細微處著手，再生長出一場戲，這可以說是非常郝平的一種導演手段了，用一個眼神或一個動作來替代其它累贅的表演，並且在拿到劇本的時候，所有角色他都自己預先演一遍。
什麼是好的導演呢，有些導演會非常禁錮在自己的思想裡，一定要演員走到某一個位置，說臺詞。臺詞一句不能改，機位擺好了，演員過來，坐下，說臺詞。“我就覺得為什麼，你都不知道演員會怎麼演，怎麼就要讓人先坐下呢？”郝平會說，我先給您演一遍，您看看這樣好不好。好的東西就是要用啊，輪到他自己做導演的時候，他就是這個態度。
導演郝平與主演魏春光現場歡樂互動
“有些電視劇為了搶戲，一天要拍二十幾場，可以套拍，大家都知道，但只要是稍微好一點的劇本，我還是會糾結的，哪怕你不給我正面呢，就給我一個背影，我沒關係。”
把大家的力量凝聚到一起匯總，吸收，最後做出一桌滿漢全席，這是郝平所認為的導演功課。“我們都說電影是導演中心制，是導演的個人意志，但我不這麼認為，我覺得導演是一個召集者，編劇有編劇的思想，美術有美術的思想，包括服化道，都有他自己的靈感，我把他們的靈感抓到一起，做了一道菜，這是一個好的導演。”
他不信這世界上就有一套一開始就完完全全設計好的劇本，能毫無變動地執行到最後。故事框架一定是準備好的，但每個演員都會有自己的特質，按照每個人的特質去導戲，演員演得爽，觀眾也看得精彩，所謂變化，是個常態。
前幾天，劇裡的女演員在朋友圈裡說，最近突然喜歡上了髒兮兮又帥氣的自己。這讓郝平相當有成就感，“我發現她身上有一種特質，直接，膽大，情感細膩，能立刻進入到情感狀態裡，找到人物的那種感覺，她平時的步態和說話的樣子都變化了，就和戲裡的人物一樣，這個對我來說就是很大的驕傲”。
攝影團隊和郝平也是老相識了，知道他的風格，知道他要什麼，這已經不是頭一次合作了。在郝平心裡，攝影老師們是一種“相互給力”的存在，他們有一種寬容而專業的姿態，“我們攝影師完全不控制演員，不可能為了一個多美的畫面去限制演員表演，我們不是攝影展，控制他幹嘛，就讓他演戲嘛，這麼多年我也遇到過太多這種情況，最後會變成什麼呢，演員會覺得那行吧，就這麼來吧，沒有任何想法，快速演完，可是，這有什麼意義呢？”
最大的難度是經費，沒有這個問題我什麼困難都沒有他說自己還是有點捉襟見肘的，有一場拍攝，他讓道具去村裡買一些鴿子，一問，要不沒有，要不鴿子還挺貴。這意味著你最好只拍一條，一次就成功，但鴿子嘩啦啦飛走了，角度不行，就得再買十隻，然而再拍也不見得就可以，因為你不知道鴿子會往哪裡飛，只能一遍遍去抓，你不可能跟鴿子說，來，我們先走遍戲。
郝平最後扔掉了這個想法，也不給自己添麻煩。但如果經費足，他還是想這麼拍，“吳宇森不就放鴿子嗎，拍六百條，總有一次能撞上，我現在要是拍六百條，製片人該過來喊我走人了”。
拍攝自然災害時期的場景，他需要一片極其荒蕪的環境，但白鹿原附近的農村山地還是會有植物，玉米地，高粱地，種著莊稼，找不到一個地方是完全能避開這些植被的。“我們不是幾個億的大片，要是有幾個億，那我就直接把劇組拉到無人區去拍這一段”，但後來他無意中有了個靈感，不拍大全景，用老鄉們會墊在地上坐的那種玉米皮子，巧合中湊成一個“饑”字的形狀，這種妙趣大概只有中國人最能會心一笑，這不就是我們傳統的“人海戰術嘛，奧運會翻牌子的感覺，很中國的一種方陣”。
投資人其實有一種非常灑脫的心態，一早就告訴郝平，別有顧慮，想到什麼，就盡情去實現。可他自己會想啊，“我不能這麼幹，我肯定會顧及到商業上的事情的，只能是儘量在我能做到的情況下，不損失影片層次和質感，又加入商業片元素，這樣才是個稱職的導演，要不然人家找我，只是讓我過把癮嗎？”他是想成為一個商業導演的，一個商業喜劇片的導演，有可能，是商業裡最文藝的那種。
有多少錢，辦多少事，在允許的情況下儘量去“做夢”，這是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並存的郝平導演，“如果投資人給兩億，我完全可以拍得更好”，他的多年夢想，是拍槍戰片、動作片，他還有一個夢想，搭一處景，讓所有遊客走進來的時候，都換上戲裡的服裝，他設置好鋼索，機位元，全程偷拍，直到影片上映，遊客們都不會知道他什麼時候開的機，讓這些原本置身事外的人，無意中成為電影的一部分。“遊客拿手機拍都沒有關係，我就把這個電影變成一個有超前意識的東西，這種感覺多棒啊！”
最後又說回杜琪峰，說起《槍火》裡那場經典鏡頭，六個兄弟在走廊上的漫長等待，等待隨時沖進房間，去殺死他們的兄弟老七。百無聊賴之中，幾個殺手一來一去地互相踢一個小紙球。這兇殺之前的消遣，安安靜靜地震撼人心。
怎麼寫出來的？他問杜導。杜導說，寫不出來，就是在現場看到了那些無聊的工作人員，正踢一個團成球的通告單，這就是最有力量的戲。不是運氣，郝平覺得，這是一種作為導演的能力，就算杜導當時沒有看到這一幕，但他仍然可以拍出一場好戲。
又歷盡變故和動盪，這難免讓故事顯得殘酷心酸。“但我拍一個電影，真的是為了去呈現那些殘酷的東西嗎？”郝平覺得不要。“這個故事的時代裡，有一個特別傳統概念裡偉大女人的形象，但這個和我們現在的關係不是特別大，我會在二度創作的時候加進去別的東西，以幽默詼諧為底色，笑中帶淚，淚中帶笑。殘酷性是有的，但不刻意去呈現那種殘酷，反而是幽默和機智的東西會更有力量。”
早先劇本裡，有四個女孩子被嫁給了退伍軍人，幾個老兵，有的在戰爭裡斷了腿，有的瞎了眼，有的缺了胳膊，“一個十八九的小姑娘，扶著一個身體殘缺的老兵，從畫面上首先就只會呈現出兩個字——殘酷，它不可能是美”，郝平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他不要過多的殘酷，他要的是幽默，“我不想過多展現那個年代對人造成的扭曲”，在導演的身份和視角內，他對這份工作並不生疏，也不遲疑，他沒有僥倖，因為凡是導演讓你看到的，就都是他想讓你看到的。
一開始看劇本的時候，郝平不喜歡那個苦勁兒，太苦了，一個女人經歷了一系列特殊年代，“那是否這樣呈現，取決於導演究竟想要什麼。我不想要它的殘酷，我只要它的幽默。”要把一個苦情的劇本拍成風趣的喜劇，可又不是純粹粗暴地去修改劇本，除了史爺自己絕對不同意修改，郝平也不準備把焦點放在如何去修改原劇本上，劇本是既定的，導演的工作是選擇去呈現什麼，才使其成為一個導演作品，“我在這個本子裡看到了很廣闊的空間，而且是我可以如魚得水的空間，雖然每個人創作的時候，想法都不同，但我們能用自己的方式達到某種契合”，既守住劇本本身，也守住導演的表達，這才是二度創作的美和意義。
一聽到那些定義特殊年代的專有名稱，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苦，而且有一種被命運重壓到喘不過氣的感覺，是沒那麼舒服的，但這就是劇本原來的故事線，怎麼拍，一個導演有一個導演的處理方式。
郝平想把特殊年代的戲用一種幽默的方式來做，要好玩，要讓你哈哈大笑的時候，又一下子有點心酸，但很淒慘可憐的時刻，又要一下子被另外的事情打破。這才是喜劇。堅持用幽默去處理殘酷的東西，就像他堅持用幽默去生活，舞臺和現實世界一脈相承，說到底做導演，其實還是在做人，什麼樣的導演就拍什麼樣的電影，是“你選擇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郝平自己的性格，不喜歡苦哈哈的東西，愛開玩笑，愛把現場氣氛搞得其樂融融，愛把玩笑不經意間融入戲裡。“在我這個組裡，不允許出現罵大街的情況，每天創作會的時候我都在說，來到劇組都是親人，都是來幫我們的，一定是這樣能出來好作品，你如果破口大駡，別人壓力一大，一緊張，全完蛋。”
多年演員經歷，郝平出演的大部分是喜劇，從骨子裡他就對悲情或苦大仇深的態度很反感，“幹嘛非要用那種視角去弄呢？現在想想以前演的一些戲，我要是再來一遍，肯定也給它搞成一個喜劇”，他說。悲情的，有別的導演喜歡，那就讓別的導演去拍，郝平絕不，他認定自己了，就是一個喜劇導演，“我只能成為一個導演，就是一個叫郝平的導演。”
於是，他在那個時代的那樣一群人身上，試圖從喜怒哀樂的，有趣的，有關懷的，有猜疑的多面性裡，尋找出每個人物的特質，一種在這裡生存下去的能力，是非常機智且幽默的東西。“我不會出現一句口號，我不想讓它出現口號，就是不要讓它出現，這樣反而好像形成了一種影片的風格，史爺有句話寫得很準確：不管好人還是壞人，是人都得活著。”
這樣的情節，哪裡是寫得出來的？郝平曾經在《毒戰》裡出演“哈哈哥”，一個在碼頭販魚的大哥，原來的劇本裡卻沒有這號人。不，應該說，是沒有原劇本的，杜琪峰拍電影沒有劇本，他沿用了最傳統的戲劇幕表制，一份大綱，沒有臺詞，甚至連大事件都不會有。哈哈哥在大綱裡其實是“蝦蛤哥”，被杜琪峰用不標準的普通話講出來，聽上去就像嘻哈哥，在郝平的提議下，這個人物才變成了最後的哈哈哥。
和杜導聊戲的四五個小時之中，郝平注意到旁邊還有一個人，長髮，在迅速記錄著聊天內容。兩天之後，郝平一看新的劇本，和自己聊的內容一模一樣，也才知道那個長髮的記錄者，是韋家輝。
拍這場戲的時候，本來所有人都以為晚上九十點就能收工，但杜導突然讓大家全回去休息，不卸妝，淩晨四點再過來拍。淩晨四點，從演員到場工全都是迷迷瞪瞪沒睡醒的樣子，導演就是要所有人都有那種眼裡帶著血絲的狀態。
“你讓一個演員演出毒販的樣子，那太難了，演什麼？不用演，那種說不出來的憤怒，混沌，很複雜，但出來以後就是毒販，這一點我太佩服杜導了，我相信這是他特意安排的”，郝平“希望自己也能這樣去創作，這樣出來的東西是最有智慧的靈感的，是編劇沒辦法一開始就寫好的”。
和大師級導演一起工作的經歷讓郝平深信，全員的靈感都要吸收，不管是演員，還是現場攝影團隊，每個人在自己的視角下，想法都不同，有意思的就都要用。“這是這次創作團隊讓我最開心最愉快的地方，我不喜歡他們只是按照劇本工作，沒有創新，我特別不喜歡”。
這個團隊讓我感到很驕傲沒有專門去進行過任何導演專業的學習，但郝平對自己的電影處女作全然有信心。“我幹這個行業很早，經驗太足了，十七八歲就在劇組當場務，算下來做演員也快三十年了，對人跟人之間那種微妙的關係和情感的把握，我相信有些沒做過演員的導演，不一定有我這麼敏銳。”
從細微處著手，再生長出一場戲，這可以說是非常郝平的一種導演手段了，用一個眼神或一個動作來替代其它累贅的表演，並且在拿到劇本的時候，所有角色他都自己預先演一遍。
什麼是好的導演呢，有些導演會非常禁錮在自己的思想裡，一定要演員走到某一個位置，說臺詞。臺詞一句不能改，機位擺好了，演員過來，坐下，說臺詞。“我就覺得為什麼，你都不知道演員會怎麼演，怎麼就要讓人先坐下呢？”郝平會說，我先給您演一遍，您看看這樣好不好。好的東西就是要用啊，輪到他自己做導演的時候，他就是這個態度。
導演郝平與主演魏春光現場歡樂互動
“有些電視劇為了搶戲，一天要拍二十幾場，可以套拍，大家都知道，但只要是稍微好一點的劇本，我還是會糾結的，哪怕你不給我正面呢，就給我一個背影，我沒關係。”
把大家的力量凝聚到一起匯總，吸收，最後做出一桌滿漢全席，這是郝平所認為的導演功課。“我們都說電影是導演中心制，是導演的個人意志，但我不這麼認為，我覺得導演是一個召集者，編劇有編劇的思想，美術有美術的思想，包括服化道，都有他自己的靈感，我把他們的靈感抓到一起，做了一道菜，這是一個好的導演。”
他不信這世界上就有一套一開始就完完全全設計好的劇本，能毫無變動地執行到最後。故事框架一定是準備好的，但每個演員都會有自己的特質，按照每個人的特質去導戲，演員演得爽，觀眾也看得精彩，所謂變化，是個常態。
前幾天，劇裡的女演員在朋友圈裡說，最近突然喜歡上了髒兮兮又帥氣的自己。這讓郝平相當有成就感，“我發現她身上有一種特質，直接，膽大，情感細膩，能立刻進入到情感狀態裡，找到人物的那種感覺，她平時的步態和說話的樣子都變化了，就和戲裡的人物一樣，這個對我來說就是很大的驕傲”。
攝影團隊和郝平也是老相識了，知道他的風格，知道他要什麼，這已經不是頭一次合作了。在郝平心裡，攝影老師們是一種“相互給力”的存在，他們有一種寬容而專業的姿態，“我們攝影師完全不控制演員，不可能為了一個多美的畫面去限制演員表演，我們不是攝影展，控制他幹嘛，就讓他演戲嘛，這麼多年我也遇到過太多這種情況，最後會變成什麼呢，演員會覺得那行吧，就這麼來吧，沒有任何想法，快速演完，可是，這有什麼意義呢？”
最大的難度是經費，沒有這個問題我什麼困難都沒有他說自己還是有點捉襟見肘的，有一場拍攝，他讓道具去村裡買一些鴿子，一問，要不沒有，要不鴿子還挺貴。這意味著你最好只拍一條，一次就成功，但鴿子嘩啦啦飛走了，角度不行，就得再買十隻，然而再拍也不見得就可以，因為你不知道鴿子會往哪裡飛，只能一遍遍去抓，你不可能跟鴿子說，來，我們先走遍戲。
郝平最後扔掉了這個想法，也不給自己添麻煩。但如果經費足，他還是想這麼拍，“吳宇森不就放鴿子嗎，拍六百條，總有一次能撞上，我現在要是拍六百條，製片人該過來喊我走人了”。
拍攝自然災害時期的場景，他需要一片極其荒蕪的環境，但白鹿原附近的農村山地還是會有植物，玉米地，高粱地，種著莊稼，找不到一個地方是完全能避開這些植被的。“我們不是幾個億的大片，要是有幾個億，那我就直接把劇組拉到無人區去拍這一段”，但後來他無意中有了個靈感，不拍大全景，用老鄉們會墊在地上坐的那種玉米皮子，巧合中湊成一個“饑”字的形狀，這種妙趣大概只有中國人最能會心一笑，這不就是我們傳統的“人海戰術嘛，奧運會翻牌子的感覺，很中國的一種方陣”。
投資人其實有一種非常灑脫的心態，一早就告訴郝平，別有顧慮，想到什麼，就盡情去實現。可他自己會想啊，“我不能這麼幹，我肯定會顧及到商業上的事情的，只能是儘量在我能做到的情況下，不損失影片層次和質感，又加入商業片元素，這樣才是個稱職的導演，要不然人家找我，只是讓我過把癮嗎？”他是想成為一個商業導演的，一個商業喜劇片的導演，有可能，是商業裡最文藝的那種。
有多少錢，辦多少事，在允許的情況下儘量去“做夢”，這是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並存的郝平導演，“如果投資人給兩億，我完全可以拍得更好”，他的多年夢想，是拍槍戰片、動作片，他還有一個夢想，搭一處景，讓所有遊客走進來的時候，都換上戲裡的服裝，他設置好鋼索，機位元，全程偷拍，直到影片上映，遊客們都不會知道他什麼時候開的機，讓這些原本置身事外的人，無意中成為電影的一部分。“遊客拿手機拍都沒有關係，我就把這個電影變成一個有超前意識的東西，這種感覺多棒啊！”
最後又說回杜琪峰，說起《槍火》裡那場經典鏡頭，六個兄弟在走廊上的漫長等待，等待隨時沖進房間，去殺死他們的兄弟老七。百無聊賴之中，幾個殺手一來一去地互相踢一個小紙球。這兇殺之前的消遣，安安靜靜地震撼人心。
怎麼寫出來的？他問杜導。杜導說，寫不出來，就是在現場看到了那些無聊的工作人員，正踢一個團成球的通告單，這就是最有力量的戲。不是運氣，郝平覺得，這是一種作為導演的能力，就算杜導當時沒有看到這一幕，但他仍然可以拍出一場好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