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春：中國經濟呈現超預期復蘇態勢

智庫觀點 本報記者 范思立

“2017年中國宏觀經濟在世界經濟同步復蘇、穩增長政策持續發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全面推進、經濟新動能快速成長、市場預期不斷改善等因素的作用下出現了觸底企穩基礎上的反彈， 宏觀景氣、微觀績效、結構調整以及新動力培育都出現持續改善的局面， 整體經濟呈‘穩中求進， 進中向好’的超預期復蘇的態勢， 中國宏觀經濟調整取得階段性勝利。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元春11月26日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未來經濟呈現八大運行規律

劉元春表示， 2018年中國宏觀經濟將保持相對平穩的發展態勢。 預計2018年GDP實際增速為6.7%， 比2017年小幅下滑0.1個百分點。

根據中國人民大學宏觀經濟課題組同日發佈的《新常態邁向新階段的中國宏觀經濟》報告顯示， 未來一段時期的中國經濟新常態將面臨與過去5年不同的新環境、新問題和新矛盾， 並呈現八大運行特徵和運行規律。

經濟增速將從“快速下滑的低迷期”轉向“穩中趨緩的調整期”， 增速換擋的力量將從“趨勢性力量”與“週期性力量”的疊加轉向“政策性退出”與“趨勢性力量”的疊加。 結構調整將從“政府主導型”和“外部衝擊型”調整向市場主導型和內生主導型的調整轉變。 動能轉換將從過去的“政府扶持與市場發展”二元並行的局面過渡到“以市場為主、政府為輔”階段，

動能轉換步入關鍵期。 經濟政策將從“持續擴張期”步入到“漸進退出期”。 世界經濟將從過去10年的“長期停滯期”步入到“低速復蘇與政策退出期”， 中國貿易順差將從過去的“快速下滑期”步入到“低水準穩定期”， 資本帳戶將從“恐慌性流出期”步入到“相對平衡的波動期”。 金融週期將步入下行期， 風險釋放更具有突發性和隱蔽性。 改革將步入攻關期和新制度紅利的構建期， 改革的模式將從以往簡單的“就市場改市場、就經濟改經濟”轉向國家治理體系的全面建構， 通過權力重構、行政體系改革和社會改革來奠定經濟改革的權力基礎、行政基礎和社會基礎，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在行政體制改革加速和社會改革的加速中得到深化。 經濟發展將迎來“高成本期”， 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可能是未來需要高度重視的問題。

調控核心應適度轉向“控風險”基礎上的“促改革”

劉元春認為， 必須加強對中國經濟中期視角的認識和判斷。 對新常態步入新階段的新矛盾、新問題、新運行機制以及新規律進行深入研究， 以深化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經濟新常態理論， 為未來幾年的經濟工作提出理論參考。

課題組根據研究預測， 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議。

2018年的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目標的核心應當從“穩增長”適度轉向“控風險”基礎上的“促改革”。 報告提出， 一是要抓緊梳理黨的十九大提出的改革任務和舉措， 按照黨中央確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

提出新常態新階段的改革計畫。 二是必須清晰看到新時期全面深化改革必須跳出過去改革的範式， 應當從政府體制改革、社會改革等方面進行破題， 從而為經濟體制改革打下全力基礎、行政實施基礎和社會基礎。 三是市場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消除各種“軟約束”， 特別是政府與銀行、政府與企業、銀行與國有企業之間的各種軟約束。 四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進一步深化和擴容， 但應當在執法和規則化進程中為基礎性和關鍵性改革服務， 要防止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泛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虛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從而錯失新時期在全面從嚴治黨取得壓倒性勝利和經濟企穩的大好基礎上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視窗期。

2018年穩增長的核心在於“穩投資”， 但“穩投資”的政策方向和政策工具必須作出大幅度的調整：其中最為重要的是通過產權的可保護性、資本投資的新空間、投資成本的降低以及投資產業需求的擴展等方面的措施來啟動民間資本。 報告建議出臺2018年民間投資啟動的系統方案， 要認識到實體投資回報率過低不僅僅是一個週期性現象， 更重要的是源自系列重大改革的缺位元。 啟動民間資本的系統方案必須包含大量基礎性的、中期導向的重大改革：一是政府必須從目前的投資型政府逐步轉向民生型政府；二是國有企業投資體系和利潤使用應當進行戰略性重新定位改革， 非主營業務投資必須嚴格限制；三是各類管制要從新梳理；四是事業單位和公共服務體系的市場化改革必須深化；五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降成本”方面應當進一步強化。

報告認為，“完善促進消費的體制機制，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不能就消費刺激消費，而必須從更宏觀和更動態的視角來考慮消費促進。一要實施與消費相匹配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中國中高端消費品的供給和需求能力的釋放，可以考慮出臺與扶貧補貼戰略相對應的中高端消費促進戰略。二要大力控制房價，多管道和多主體提供房地產供給，全面解決住有所居的問題，減少居民收入在房地產領域中的過度支出，從而減少居民剛性住房性儲蓄的水準，釋放收入用於消費。三要加大公共服務，加速民生建設，減少居民為養老、醫療、教育等服務而進行審慎性儲蓄的水準，從而提升消費率。四要加大各類企業紅利的分配，特別是國有企業利潤的紅利分配，防止企業利潤自動轉化為投資基金，使企業儲蓄大大擠佔消費基金。五要積極轉換政府職能，使目前政府在各類產業的投資大幅度減少，更多用於公共服務和民生工程的建設。

劉元春表示，在金融整頓和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的進程中，2018年中國貨幣政策應當延續2017年的定位，但操作方式可以適度偏松。宏觀審慎監管必須從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指標監管向一些結構性因素監管傾斜，加大對於重點城市、重點省份、重點行業和重點企業債務可持續性風險的監控。

非主營業務投資必須嚴格限制；三是各類管制要從新梳理；四是事業單位和公共服務體系的市場化改革必須深化；五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降成本”方面應當進一步強化。

報告認為，“完善促進消費的體制機制，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不能就消費刺激消費，而必須從更宏觀和更動態的視角來考慮消費促進。一要實施與消費相匹配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中國中高端消費品的供給和需求能力的釋放，可以考慮出臺與扶貧補貼戰略相對應的中高端消費促進戰略。二要大力控制房價，多管道和多主體提供房地產供給，全面解決住有所居的問題，減少居民收入在房地產領域中的過度支出，從而減少居民剛性住房性儲蓄的水準，釋放收入用於消費。三要加大公共服務，加速民生建設，減少居民為養老、醫療、教育等服務而進行審慎性儲蓄的水準，從而提升消費率。四要加大各類企業紅利的分配，特別是國有企業利潤的紅利分配，防止企業利潤自動轉化為投資基金，使企業儲蓄大大擠佔消費基金。五要積極轉換政府職能，使目前政府在各類產業的投資大幅度減少，更多用於公共服務和民生工程的建設。

劉元春表示，在金融整頓和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的進程中，2018年中國貨幣政策應當延續2017年的定位，但操作方式可以適度偏松。宏觀審慎監管必須從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指標監管向一些結構性因素監管傾斜，加大對於重點城市、重點省份、重點行業和重點企業債務可持續性風險的監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