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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法不過是神宗手上的一盤棋,難怪王安石會失敗

“爆竹聲中一歲除, 春風送暖入屠蘇。 ”念過語文課本後, 我們都能輕易知道, 這位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滿腹經綸, 於詩詞歌賦上皆有涉獵, 但我們不曾知道的是, 這位大家曾封王拜相, 一度成為北宋朝堂炙手可熱的人物, 但可惜最終仍遭罷黜。 而要追溯這場變劫的根源, 不如從一場變法開講。

西元1067年即治平四年, 英宗駕崩, 太子趙頊繼位, 次年改國號熙寧。 作為一位頗有野心的皇帝, 宋神宗一直致力於恢復漢唐舊疆, 奈何理想很豐滿, 現實很骨感。 此時的大宋內優外患, 危機四伏, 趙頊面對的國情實則是一堆爛攤子。 階級矛盾尖銳, 大地主豪強土地兼併嚴重, 耕者無其田, 農民運動頻繁;民族對立嚴重, 北宋與北方遊牧民族多次發生戰爭;官僚集團內部鬥爭, 改革派和保守派摩擦不斷;三冗危機嚴重, 恩蔭制下的冗官、募兵制下的流民冗兵和議和下的歲幣大大加重了財政支出。

這些問題要怎麼解決呢?其實最根本無外乎西北邊患,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打掉西夏就行了。 可西夏不是撮爾小國, 不是一句話就能滅得掉的。 宋神宗表示, 我很難, 真的很難。 同樣, 時任宰相、一直有著“矯世變俗”之志的王安石, 也在為如何“發富民之藏”以救“貧民”而努力。 王安石表示, 我很愁, 真的很愁。 於是, 兩個人於朝堂相望, 惺惺相惜, 一場上位者需要發奮圖強、政治家需要實現理想抱負的變法一觸即發。

就這樣, 變法轟轟烈烈的開始了。 宋神宗給予王安石足夠的權力和信任, 王安石以此推行一系列財政政策來創造財政盈餘, 並以此為籌碼拉攏官僚階級並改組軍隊, 繼而推行對西北的擴張戰略。

這波交易算得上合情合理, 各取所需, 事實的發展也確實盡得人意。

從宋神宗角度來看, 積貧積弱的局面確實有所改觀, 軍事戰鬥力得以加強, 扭轉了西北邊防長期以來屢戰屢敗的被動局面;社會經濟發展, 人民負擔減輕, 呈現了百年來不曾有過的繁榮景象。 而對王安石來說, 長期在地方的治理經驗讓他改革措施很接地氣, 很多變法內容也按部就班的得以實施, 自己的政治抱負得以實現。 兩個人都表示, 很圓滿。

但是北宋的官場規則裡有這麼一條:極少能有宰相長期居於中樞, 在王安石之前, 北宋名相如趙普、寇准、韓琦這種級別的宰相都是幾進幾出, 連續為相時間很短, 累計時間也通常不超過十年,

王安石當然也不例外。 即便在變法之初, 出於改革延續性的必要, 王安石所主張的新學被定為了官學, 佔據了意識形態主流。 但在變法後期, 保守派洶湧而至, 王安石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排擠, 以至辭相複又罷相。

黨派相爭的失敗, 固然是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導火索, 但如果我們回過頭來, 在合理的區間下解釋這一事件, 用假設用推斷來解釋, 難免會有一種陰謀的論斷。 因為當新法逐步推行, 北宋財政盈餘逐漸增多, 北宋對西北的佈局逐步實現, 作為上位者的宋神宗所想要的一切已然達成, 他的權力逐漸穩固, 平衡各方面政治勢力的手腕逐漸熟悉。 於是, 他需要的一個新的交易對象, 總體要求就是十分聽話, 必須既能支持新法,

又不主導新法。 所以他很自然地選擇踢開昔日夥伴王安石, 自己單幹, 結束這場交易。 王安石下臺後, 長期盤踞相位的不是呂惠卿、章惇這樣的新法幹將, 而是王珪這樣的“三旨相公”便是最好的佐證。

所以從本質上來講, 這場變法的領軍人物王安石, 實則是上位者以天下為盤, 落下的一顆棋。 至於元豐八年, 宋神宗去世, 高太后垂簾聽政, 司馬光上臺, 新法被全盤否定這一事件, 則是這盤棋的全部終結。

黃仁宇說, 如果王安石變法成功, 可以把中國歷史一口氣提前1000年!但歷史沒有如果, 從唯物史觀的角度來看, 既定發生的歷史事件, 也註定著事件主要人物的歷史悲劇。 王安石變法的失敗, 也註定是北宋文官集團改革派夢想的徹底幻滅, 而北宋又再次陷入了黨爭的末代歷史閉環,實乃憾事。

而北宋又再次陷入了黨爭的末代歷史閉環,實乃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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