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義輕財，粵商陳炳謙在上海

宋鑽友

1938年8月，澳門鏡湖，纏綿病床數月的陳炳謙已進入彌留之際，此時離國軍撤離上海已過去8個多月，他在上海的大部分地產已成戰區。

一生辛勞所得毀於一旦，陳炳謙的失落、沮喪不難想像。

8月7日，這位旅滬廣東富商撒手人寰，享年77歲。數月後消息傳到上海。 12月25日，上海44家商界團體聯合在湖社為陳炳謙舉行了頗具規模的追悼會。上海成為孤島後，上海商界領袖虞洽卿已很少公開露面，但摯友的追悼會，他還是來了。此外，沈聯芳、楊信之等上海商界多位重量級領袖均親自到場，轟動一時。 1939年8月9日陳炳謙逝世周年時，上海各界再次為其舉行紀念大會，陳炳謙的非凡影響力於此可見。

創辦中國公立醫院，消滅鼠疫

陳炳謙， 1862年出生於澳門鏡湖，香山先下恭都黃茅斜村人（今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梅溪村）。少年時代隨兄長陳輔臣來滬謀生，勤奮加上天分，

幫他打開命運之門。他是英國在華五大洋行之一的祥茂洋行的買辦，該行經營範圍從進出口到保險、地產，無所不包。陳炳謙在推銷祥茂的英國肥皂上顯示了出眾的才能，注意廣告宣傳，注重品牌經營，負責推銷肥皂期間，印有精美圖案的祥茂肥皂廣告紙遍及上海的街巷，是力士肥皂之前最暢銷的英國肥皂。陳炳謙為人誠實，有著良好的信譽，代理祥茂火險生意期間，數次據實賠付鉅款，從不藉口拖延抑或抵賴，早年的《申報》曾多次登載投保者獲得賠款後對陳炳謙的致謝詞。陳炳謙的誠信不僅為自己也為洋行贏得了客戶的信任。致富後，陳炳謙與其兄長涉足地產投資，昆仲均為滬上英國地產商業廣告公司的董事。

據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征信調查稱，其個人資產在100萬-200萬之間。

陳炳謙雖為富商，但重義輕財，他的一生，主要以參與大量社會活動和慈善公益事業而為世所重。

1910年，祥茂洋行買辦陳炳謙首次真正進入上海市民的視線。這一年10月，虹口發現鼠疫，消息傳出，震驚了租界當局。歷史上，香港的一次鼠疫奪去了大量民眾的生命，為防範鼠疫在上海出現，租界當局多次頒佈法令，嚴密防範。虹口出現鼠疫的消息被確認後，租界衛生署立即啟動滅疫措施，派出大批防疫人員開往虹口。多年來，租界當局一直把上海的鼠疫歸之于華人不講衛生，歷次防疫法令也多針對華人。受此影響，防疫人員在虹口的檢疫行動粗魯無禮，如強闖民宅包括女眷住宅，

對行路華人不問青紅皂白，生拉硬拽，激怒了當地華民，遭到憤怒的華人圍毆。針對虹口華人的激烈反應，租界揚言將採取斷然措施，一場華洋衝突即將上演。

為了敉平風波，上海商界與租界當局進行了多次磋商，租界堅持把染疫病人送到租界醫院強制隔離，虹口的中國市民誓死不從，如何破解這一難題？從情理上說，不隔離病人，鼠疫極可能大範圍傳播，上海的華洋社會無一人可以倖免。然而深刻的隔閡，使得虹口的中國人無法接受租界的措置。

從一開始，陳炳謙就參加了上海商界領袖與租界當局的談判，一直在思考合適的解決辦法。他多次不顧危險，出入疫區，細心調查，對疫情有著真切瞭解。

數次會談後，他向租界當局鄭重建議，鼠疫雖然可怕，但疫情並不像租界工部局想像的那麼嚴重，可以考慮由中國人自己設立一座傳染病醫院，將染疫病人送到該院隔離，由中國醫院自己聘請醫生進行醫療，租界給以適當指導。工部局沒有否定陳炳謙的建議，但提出必須在四天內建成，否則仍須將病人送進租界醫院隔離。

一場一觸即發的鼠疫與人戰就此安然渡過。

據中國公立醫院的征信錄，醫院的出讓金及建院經費由上海各業領袖捐贈，陳炳謙先後捐款3萬元，在世時又多次向中國公立醫院捐款，用作常年經費。對陳炳謙在創辦中國公立醫院中的作用知之甚悉的沈仲禮公正指出，醫院“賴其商榷扶護之力居多”。

維穩上海金融，抵制停兌令

閘北有自來水和電源，始於清末，當時閘北基本沒有什麼近代市政設施，租界伺機越界豎立電線杆，敷設水管，向與租界毗連之地區居民和商家供應水電。1910年，李平書等以租界此舉侵犯主權，經與政府協商，由官商合組閘北水電公司，1914年4月收歸省辦，改名為省立上海閘北水電廠。1922年，因閘北市面日漸繁盛，電機容量漸感不敷所需，有商人向工部局提出，由工部局電力廠向閘北輸送部分電力，為避免主權紛爭，名曰“分饋”。計畫曝光後，閘北不少公團提出所謂“分饋”，有損主權，提出改歸商辦，重振閘北水電事業。

1923年秋，江蘇省議會通過了閘北水電改歸商辦的決議，次年省長韓國鈞發現閘北商界雖然一再要求商辦，已有籌資甚少，距離擴建資本400萬元尚遠，推翻了前議。儘快籌集更多的資金成為獲取官方批准商辦的關鍵。為此閘北地方公團代表多次上門，希望陳炳謙率先投資，帶動其他商人。在官商雙方長達一年的博弈中，陳炳謙一直在暗中觀察，他意識到隨著閘北近代經濟的加速發展，人口的增長，擴建閘北水電廠確已迫在眉睫，經慎重考慮，1924年6月，他宣佈投資20萬元，參與閘北水電廠的擴建，占擴建總資本的5%。陳炳謙的行動影響了許多商人，面對擴建資本的落實，韓國鈞無法堅持原議，8月，閘北水電廠改歸商辦才塵埃落定，商辦閘北水電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除此之外，陳炳謙在上海近代史上影響最大的一項行動，是1916年助力中國銀行上海分行抵制北京政府的停兌令。

1915年底，袁世凱復辟稱帝，國民黨籍人士擔任督軍的雲南、廣西、廣東、浙江等地紛紛宣佈獨立。為籌集剿滅義軍軍餉，袁世凱採納梁士詒獻策，將中國、交通兩家銀行合併，以集中現金，並發行一種不兌現鈔票。消息傳出，存戶紛紛要求兌現，“國務院”有備在先，立即下令兩行停兌鈔票，止付存款。命令傳到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總經理張公權以信用為現代銀行之生命，信用一失，命脈立絕，他與總經理宋漢章商量，決定抵制北京政府的停兌令。

決定見報次日，存戶紛紛湧往中國銀行取款，銀行承受了空前的壓力。在這一關鍵時刻，陳炳謙以“中國銀行系滬上華資銀行之中堅，該行動搖，上海的金融勢將不穩”為由，聯絡10餘名上海最具實力的實業家、銀行家，將各人存款轉入上海分行，以示支持。滙豐銀行等滬上多家外國銀行一致表示支援張公權、宋漢章的決定，滙豐還與該行簽訂了巨額借款協定。

擠兌潮在各方的斡旋下終於得以平息。數年後中、交兩行決定提取一筆資金購置位於上海華山路上的一塊土地，獎勵在抵制停兌令事件中起過關鍵作用的人物，受獎者名單上就有陳炳謙。按照雙方的協議，受獎者可在這塊土地上建造住宅，這就是滬上著名“範園”的來歷。幫助中交兩行抵制停兌令，使陳炳謙成為上海商界聞人，也是1920－1930年代旅滬廣幫商人的代表。

威海路771號,陳炳謙舊居，現上海第二工業大學。

再建同鄉醫院，特設產科

近代上海的公共領域充分發展，各類社會團體承擔了大量牽涉全市性的公共事務。但本質上，上海仍是一個由不同地緣群體構成的同鄉社會，同鄉社群一直是商界精英社會公益的事業重點。陳炳謙擔任廣肇公所董事多年，發起創辦粵僑商業聯合會，擔任會長，對於旅滬廣東同鄉的慈善救助不遺餘力。

1923年落成的粵商醫院，是他繼中國公立醫院之後建立的第二座頗具規模的公益醫院。早在19世紀末廣肇公所即設立廣肇醫院，唐茂枝、趙岐峰等旅滬廣東紳商還設立了一家元濟善堂，實際也是醫療機構，但規模較小，隨著同鄉的大量湧入，難以適應需求。1919年粵僑商業聯合會成立，陳炳謙率先提出要建造一家規模更大，設施更全的同鄉醫院。經過四年籌建，同鄉醫院于1923年落成。據粵商醫院征信錄，陳炳謙、簡照南、趙灼臣等旅滬廣東富商總共為這家醫院捐資20余萬鉅資，陳炳謙個人捐資3萬元。

同鄉醫院坐落于廣東商民麇集的閘北天通庵路，占地20餘畝，有100多間房間，設立多種專科，分屬中西醫部。還特設產科，以緩解區內孕婦生育困難。為確保這家公益機構長期運作，粵商醫院董事會規定，每名董事年捐100元，年捐總收入在6000-8000元之間。粵商不僅為同鄉服務，也向非粵籍市民開放。由於設施佳、醫務力量強，該院的設立一定程度改變了閘北地區的看病難問題。

拯救廣州四鄉米荒

陳炳謙少年時代即離開家鄉，雖旅滬數十年，桑梓之情無一日稍減。每當家鄉遭受自然災害，總是盡其所能予以救助。1919年，他和南洋煙草公司簡照南昆仲聯手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糧食平調，體現了他對家鄉的忠誠。

1919年年初，廣州四鄉遭遇百年未遇之嚴峻米荒，省城附近的鄉民扶老攜幼，絡繹於道，“群向城中求粥，冀圖一飽”；“四鄉更有行數十裡，欲求粒米而不可得者。嗷嗷待哺，奄奄待斃者，觸目皆是。”粵僑商業聯合會接到粵中慈善機構的告急電報後，陳炳謙立即召集會議，決定籌資組織大規模糧食平調。他的想法得到南洋煙草公司創辦人簡照南的全力支援，雙方約定，分頭在滬粵兩地組織糧食平調工作。簡照南和買辦陳廉伯發起成立廣東糧食救濟會，很快籌集了50萬墊款、20萬元捐款，其中南洋煙草公司貸款10萬元，捐款5萬元，簡氏昆仲各自另捐一萬元。廣東滙豐銀行墊款5萬元，陳廉伯墊款10萬元。粵僑商業聯合會數日內籌集了借款40萬元，捐款數萬元。總計滬粵兩地籌集資金百萬元。

由於災情嚴峻，這次平調只能向蕪湖米市購米，按照以往的經驗，米糧採辦達到一定規模就會影響當地的米價，常受當地官府和米商的阻攔，此外還要徵調多艘輪船組織運輸，須取得輪船公司和海關的配合。簡照南很清楚，這些棘手的事只有陳炳謙才能辦妥，遂將廣東糧食救濟會的米糧購辦和運輸委託陳炳謙代辦。

粵僑商業聯合會經慎重考慮，決定由會員穗生源的聯號利源長負責在蕪湖採辦大米。該號在蕪湖的聯號經理李聯明，從事米業數十年，在蕪湖同業中地位很高。利源長接受任務後，即以“公爾忘私”的精神，“停辦己貨”，完滿完成了任務。

為及時運出糧食，陳炳謙又親自前往輪船招商局租定“圖南號”，後又雇三北公司之惠順、太古公司之“杭州號”，陸續開往蕪湖載米赴粵。

根據陳炳謙的提議，第一批蕪米裝船往出，廣東糧食救濟會即在廣州各大報紙上刊登廣告，告知災民，平調米數日內將運抵省城。有報導稱：“粵省米價自粵僑商業聯合會前次起運之第一批蕪米道粵平調後，已稍見平落。”

總計這次大規模糧食平調行動，上海粵僑商業聯合會先後採辦了數十萬擔大米，分14批運往廣州，最終解除了這次百年未遇的米荒，拯救了無數生靈。

從紳商到商紳

陳炳謙是個買辦商人，一生雖然投資過無數工商企業、銀行，大都礙于朋友面子，屬於掛名董事，並沒有留下一家獨創的大企業，卻在社會領域留下了良好的名聲。如何看待這一現象？其實置於20世紀一二十年代的上海社會，就不難理解。

上海開埠之後，隨著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商人的社會地位同步上升，“紳商”一詞，至清末民初嬗變為“商紳”，士紳固然仍屬社會精英地位，但置於商人之後，商人才是真正的社會領袖，正是這一點，驅使一大批富商擔負起地方社會的領導責任。

同為買辦的甬商領袖虞洽卿涉足社會活動領域之廣、之深廣為人知，對陳炳謙大量從事社會公益活動，應同樣作如是觀。而虞洽卿、陳炳謙等人之所以能發揮獨特的作用，與他們與上海租界當局、外僑社會以及各界華商的深厚關係密不可分。上海社會華洋雜居，20世紀上半葉，華人的民族主義上升，多次引發華洋衝突，如何協調雙方的矛盾、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關係到上海社會經濟文化活動能否正常進行。

1910年的鼠疫事件爆發後，陳炳謙發起建立中國公立醫院，以巧妙的方式化解了一場迫在眉睫的大衝突。1916年，他又助力中國銀行上海分行抵制停兌令，是其充分調動其資金實力，以及與上海各幫商業領袖、外資銀行的良好關係，拯救上海金融秩序的壯舉。這一舉動，不能當作一般的善行等閒視之，作為一介商人，陳炳謙有大局，有遠略。

在處理與上海各幫的關係上，陳炳謙也不落窠臼。早在清末輪船招商局時代，廣幫即與江浙商人有矛盾。隨著浙江經濟勢力的上升，改善雙方的關係有利於粵商在上海的經濟活動。陳炳謙進入商界後，主動緩和與甬商的關係，在總商會內與甬商領袖虞洽卿親密合作，頗得虞洽卿的好感。

上海廣東同鄉社會表面上披著一層鄉情鄉誼的外衣，同樣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團。1918年，廣肇公所新舊董事發生衝突，三分之二的“舊董”因不滿激進派，憤而退出公所，另組粵僑商業聯合會，並在上海歷史上第一次實現了廣肇和潮汕商幫的大聯合。粵僑商業聯合會成立後，陳炳謙為彌合“舊董”與激進派的矛盾，做了大量工作，後又率舊董返回公所，一如既往關心公所的事務。

數十年間，陳炳謙就這樣不知疲倦地奔波、調解在華洋之間、不同商幫之間、同鄉社會內不同集團之間，以一己之力，同時守望著家鄉和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