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慈黌故居。
傅穎 申明浩
粵商分三大幫：廣商、潮商與客商。 潮汕平原所處地勢為三面背山， 東南臨海， 形成一個既封閉又開放的地理小區域，
近代潮商背井離鄉遠赴東南亞， 泰國往往是首選之地。 在泰國， 不僅首富是潮汕人， 總數超過400萬人的潮人潮裔亦組成了一個在生活和生產各方面都影響巨大的移民社會。 除了泰語， 他們大都會操本族群的方言；抓吃泰國菜的同時， 從不忘記潮汕家鄉風味的傳統美食。
在澄海， 有一座建於20世紀前期、沉浸了一個家族幾代人心血的老宅，
“中國猶太人”
第二次鴉片戰爭， 中國戰敗， 咸豐八年(1858年6月)， 清政府被迫無奈與美國、俄國、英國、法國簽訂了《天津條約》。 條約規定， 增開潮州(汕頭)等9處為對外通商口岸。 對於潮汕人來說， 這是一個睜眼看世界的機會。 口岸對外通商後， 潮汕地區先後有294萬人離開故土， 其中到馬來西亞的約147萬人， 到暹羅(泰國)69萬人， 其餘到達歐美、印度， 越南等地。
歷史上的潮商雖以長途販運起家， 但他們以海為路， 誕生於海上走私活動， 並以海販業為主， 其商業活動並不是在王權和官府的特許和保護下進行的， 因此表現出較為獨立的商人形態特徵， 其商業經營方式也不同于其他傳統商人。 傳統商人多利用資本多的優勢，
清代徐珂在《清稗類鈔》中勾勒出了清末近代早期潮商的典型形象， “潮人善經商， 窶空之子， 只生出洋， 皮枕氌衾以外無長物。 受雇數年， 稍稍謀獨立之業；再越數年， 幾無一不作海外鉅賈矣。 尤不可及者， 為商業冒險進行之精神， 其贏而入”。 正是因為潮商從事的商業活動具有極大風險性， 使其較早形成了風險共擔、利益分享的商業夥伴關係。 例如， 在一條商船中， 船主、商販和水手都是商業夥伴關係， 船主從商販的商業利潤中抽取商銀，
“七兌票”制度
早期潮商經營的企業大多資本薄、現金少， 難免發生互相借貸和賒欠的情況， 有的靠寫個欠條， 有的僅靠口頭協定， 但潮商基本全靠信用維持。 故潮諺有“無賒不成商”之說。 以信用為基礎的商業賒帳， 促進了近代潮汕商貿業的發展， 建立了良好的信用制度， 營造了濃郁的社會信用氛圍， 以致“在信用未墜時期，市上商人一經口頭應諾，雖轉瞬市情丕變，至於傾家蕩產也皆履行諾約，不甘食言”。
最典型的就是近代社會潮商創立的具有鄉土情結基礎的“七兌票”制度，這是潮商在歷史上誠實守信的突出表現。“七兌票”是一種可兌銀紙幣，或稱為“通用銀”，是潮汕商場上習慣行使的通貨單位。1861年汕頭開埠後，潮汕商業經濟日見繁盛。當時市面行使的銀元，來源十分紛雜，重量又不一致，難以作為商場支付的標準。於是，商場複用銀兩為通貨單位，取重量不一的銀圓相配合，用紙封緊，標明重量，並加蓋封銀商號印章，表示負責。這種銀封以每10元重7兩為標準，因此被稱作“七兌票”。
由於潮汕金融界商人資力雄厚，而且內部團結，組織健全，“七兌票”在商場上的信用甚至超過了港幣。發行紙幣一般是依託國家才能成功的事，近代中國遠未建立起全國性的信用體系，然而，潮汕人適應商業經濟的發展，率先創立了具有高度信用的“七兌票”制度，依靠的還是潮汕商人的誠實守信。
慈黌爺起厝
除了誠實守信，潮商的特點在澄海商人陳慈黌的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
澄海文化積澱深厚，特別是樟林古港和鹽鴻（西方傳教士在潮汕較早傳教的地點之一），都是與外來文化交流甚密的商賈之地。鴉片戰爭後，隆都青年陳煥榮曾在紅頭船（清朝廣東的海上漁船及商船，穿透都要油刷成朱紅色，便於與其他省份的船舶相區別，故潮汕一帶稱商船為“紅頭船”）上當舵工。後來，陳煥榮自購紅頭船，自己當上了船主。再加上精于計算，陳煥榮的生意很快做大，江湖人稱“船主佛”。他把泰國的大米運到新加坡、香港、汕頭等地出售，又從汕頭、上海、青島、天津把當地的特產運到新加坡、曼谷售賣。
陳煥榮敏銳抓住了香港開始成為南北洋物產販運中心的契機，1851年，在香港文鹹西街創設第一家南北行—乾泰隆。乾泰隆的成功經營，使陳煥榮完成了從“船主佛”到富商巨賈的角色轉換，也為家族資本的積聚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844年，“船主佛”喜得長子，取名陳慈黌。陳慈黌不到20歲，就接替臥病的父親全面掌管乾泰隆行。19世紀中葉，工業革命顛覆了以往的經濟發展模式。在生產力的新陳代謝中，陳慈黌清醒地意識到，必須轉變家族長期經商的方式。
1871年，陳慈黌到暹羅開基立業，創設陳黌利行。他致力整體推進區域性經營，自設火礱，直接加工生產大米出口。從19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暹羅火礱業的重心，漸次由洋商轉入華商之手。此間，陳慈黌相繼在汕頭設立黌利棧，經營出入口業和錢莊，以“暹米銷汕”為重要項目。在陳慈黌的經營下，陳氏家族財富不斷激增，一時為泰國首富。當時潮汕民間有句俗話：“再富也富唔(不)過慈黌爺。”
隨著巨額財富的積累和資金實力的日益雄厚，黌利在汕頭和各埠廣置房地產，使黌利家族資本的根基更加牢固。黌利家族的造屋史和家族的創業史是同步發展，齊頭並進的。
在澄海，一直流傳著這樣一段“共同富裕”的故事：19世紀90年代，陳慈黌和參股的族人，把19世紀80年代在新加坡合創的“陳生利行”的招牌敲鑼打鼓地扛回鄉裡，大家喜氣洋洋，每位均分得參股本利15萬龍銀，一舉成為前美的新生代富裕戶。在陳慈黌的帶動下，大家紛紛跟著老大在家鄉起大厝，一下子造出一個“新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陳氏家族所建的、被後人譽為“嶺南第一僑宅”的陳慈黌故居，包括4座豪宅：郎中第、壽康裡、善居室、三廬。建築總面積1.6萬多平方米，共有506間廳房。自20世紀初期動工，歷時近30年尚未最後完工。為了修建這4座豪宅，陳家還專門挖了一條小運河，從韓江出海口一直引至村前。所有的紅毛灰、紅毛瓷磚、紅毛玻璃和泰國楠木、柚木等高級建材，就這樣從泰國、西歐、上海等地一船船運進來。
4座豪宅中，以最後修建的陳慈黌幼子陳立桐的“善居室”規模最大、最具代表性。善居室大門右側有一個巨大的蓮花池，傍著蓮花池的是雙層圍屋和高高的望樓。走進大門，迎面是一個大理石鋪地、平整闊大的廣場式陽埕，陽埕之後才是儒雅肅穆、落落大方三進的宅院，中間是高大挺拔的宗祠“傳葉堂”，兩邊有四條巷子，雙層護屋及空中走廊相連包抱，共組成9個院落，裡面複道連廊，周閣相屬，排空接翠，行人在巨宅中信步穿行，能避免日曬雨淋。
有錢的地方就有傳奇。據說，由於陳氏家族經濟力量極其雄厚，建這麼大的工程，居然沒有任何具體的施工方案及圖紙。據當地一些參加過建屋的老人講，當時只請風水先生相地，然後憑慈黌爺的興致和工頭手上的竹竿，丈來量去，建到哪算到哪，稍不合意，即推倒重建。經濟上也毫無預算，該用多少用多少，從南洋和西洋運來的洋貨如磁磚、彩色玻璃、“紅毛灰”，甚至到了堆砌的程度。什麼洋氣用什麼，陳家豪宅還出現了西方紋樣、羅馬柱、大面積玻璃窗等元素。當然，陳家豪宅裡最著名的，還是那些以西洋圖案和瓷磚為外部裝飾，以花崗石為內框，以閃亮的銅柱為窗櫺，以泰國進口楠木為窗扇窗戶，形態各異、數以千計。流傳甚廣的一個段子是，陳家養了一個專職開關窗戶的僕人，一早就挨門挨戶開窗通氣，全部開完已是中午，午後再逐個關上，到晚上吃飯時還常常沒關完。
大老爺陳慈黌對工程的進度毫無要求，對建造者的態度卻極為寬厚和善。當時，無論是何人，只要拿得起工具，都可以到陳家豪宅的工地上幹活，無論幹多幹少，一天一個銀元的工錢絕不少給。另外，還要注意一下工作進度，如果慈黌爺發現你幹快了，就會問你家內是不是有事，有事就先去辦事，工錢照付。幾十年下來，4座巨宅不知養活了多少人。“慈黌爺起厝”也成了澄海的一條熟語，與富而好施、慢工出細活等同。
至今還有人疑惑，陳慈黌早已在泰國建有陳氏家祠和豪宅別墅，為何還要斥鉅資在故里修築家園？對於這個疑問，潮籍著名散文家秦牧曾在一首贈友人的詩中，略窺了陳慈黌的心跡：“萬里穿雲燕，歸巢戀舊枝。家鄉甜井水，何處不相思？”
從集權到分權，從傳統到現代
常說富不過三代，陳家又是如何營造出了一個歷經六代經久不衰的富貴神話？ 這與陳家相容廣納、任人唯賢的經商才略，以及嚴格的家庭制度不無關係。
為防後代產生“大樹底下好乘涼”思想，陳慈黌建立了“延師課讀”家庭制度。二戰前後，在香港讀書的慈黌子孫，一律住在香港“乾泰隆”行裡，往返學校都是自己坐電車或公共汽車。學成之後，必須從家族公司的低層做起，“始視其才而試之以事，驗其成，然後再委之以重任”。
1903年，59歲的陳慈黌將二兒子陳立梅叫到身前，把陳氏家族的事業交給了這位23歲的年輕人。陳立梅是早就選定的家族事業接班人，早在幾年前，陳慈黌就安排陳立梅到黌利行在各埠的分行工作，以便全面瞭解家族事業，做好接班準備。
陳立梅不負眾望，父親回鄉養老起大屋的時候，陳家事業又精進了。陳立梅處事果斷。蒸汽船取代人力帆船後，陳立梅果斷放棄紅頭船，租賃輪船，用於運輸泰國大米。並與挪威BK船務公司合作，成立了中立暹羅船務公司，主管挪威船務。
1930年，陳立梅在曼谷病逝，將家族事業交到了26歲的長子陳守明手中。陳立梅對兒子交代的家族規矩是無論何人、何時都不許變賣家業，包括所有的固定財產、土地、物業；家庭後代必須接受教育，能考上學校的，無論是什麼國家、學校，都必須由家族支付學費；學成回來後，進入家族企業必須從最底層做起，不許越級，拿同等的薪水，嚴防出敗家子。
陳守明少年時代就被陳立梅送回老家隆都前美讀私塾，1920年，16歲的陳守明和弟弟陳守鎮回到泰國，一直跟在陳立梅身邊學習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陳守明樂於接受新思想，富有開拓精神，頗具現代企業家的眼光。
1933年，陳守明創辦了暹羅吞武裡第一家銀行：黌利棧銀行，註冊資金100萬銖，同時在香港、新加坡、汕頭設立分行。陳守明的考慮是：“由於在泰經商多年，商業範圍已擴展到大米出口和航海運輸，當時的外國銀行如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渣打銀行、印支銀行等，越來越多地滲透到泰國的資本領域，尤其是對外貿易方面，作為當時主要大米出口商家的黌利，當然要創辦自家的銀行，以不必依賴外國銀行。”
黌利棧銀行的成立，對泰國的華商社會是一個巨大貢獻：華商可以從中得到資金扶持發展事業，提高華商的整體經濟水準；黌利家族的龐大事業也由傳統的火礱業、運輸業、進出口業等，一步步邁入現代金融業。
後來，陳守明又成立了鑾利保險公司，體現了其強烈的家族觀念和防範風險的意識。在陳守明時代，黌利進入鼎盛時期，成為泰國華工商界執牛耳者，而銀行業與保險公司成為陳氏家族的巨型雙翼。
1945年8月16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17日，陳守明行車至湄南沙河岸英哥泰碼頭時，被搶手殺害。接任者是三弟陳守鎮，這一年，他40歲。
這時的黌利始終處於守業狀態，一個重要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泰國政府對大米貿易實行控制，1947年又頒佈《統制部分貨物出口法令》，對歷來經營火鋸、火礱、米業及出口的商人影響最大，黌利的碾米火礱陸續停產，業務重心從曼谷轉向內地產糧區。
1961年，沉默了20年的黌利家族迎來生機。這一年，泰國政府頒佈“五年期經濟暨社會發展計畫”，致力工業發展，陳守鎮順應時局，開設力成粉絲廠、西羅烘乾廠等企業。同時，在歐美各國留學的黌利家族成員先後返回泰國，掌握現代管理知識和科技知識的年輕一代，為家族企業的轉型和振興發揮了實質性作用。從20世紀60年代後期開始，陳家步入了新黌利時代：除了復興出口貿易業，另外創設各種農產品加工廠，重建農工商貿一條龍；開發房地產業；整頓振興銀行業、保險業、開闢股票市場；投資興建三所黌利大廈。
1982年，陳守鎮逝世。這一時期的黌利家族企業正在進行股份制改造，陳守鎮的去世並未對黌利造成什麼負面影響。隨著家庭最後一位集權家長及精神領袖的失去，陳氏家庭成員皆擁有黌利的股份，因此，對家庭決策大事也都有權過問。這是由集權到分權、由傳統到現代的一個大轉變。黌利這一古老的家庭式集團企業，再次進入了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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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在信用未墜時期，市上商人一經口頭應諾，雖轉瞬市情丕變，至於傾家蕩產也皆履行諾約，不甘食言”。最典型的就是近代社會潮商創立的具有鄉土情結基礎的“七兌票”制度，這是潮商在歷史上誠實守信的突出表現。“七兌票”是一種可兌銀紙幣，或稱為“通用銀”，是潮汕商場上習慣行使的通貨單位。1861年汕頭開埠後，潮汕商業經濟日見繁盛。當時市面行使的銀元，來源十分紛雜，重量又不一致，難以作為商場支付的標準。於是，商場複用銀兩為通貨單位，取重量不一的銀圓相配合，用紙封緊，標明重量，並加蓋封銀商號印章，表示負責。這種銀封以每10元重7兩為標準，因此被稱作“七兌票”。
由於潮汕金融界商人資力雄厚，而且內部團結，組織健全，“七兌票”在商場上的信用甚至超過了港幣。發行紙幣一般是依託國家才能成功的事，近代中國遠未建立起全國性的信用體系，然而，潮汕人適應商業經濟的發展，率先創立了具有高度信用的“七兌票”制度，依靠的還是潮汕商人的誠實守信。
慈黌爺起厝
除了誠實守信，潮商的特點在澄海商人陳慈黌的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
澄海文化積澱深厚，特別是樟林古港和鹽鴻（西方傳教士在潮汕較早傳教的地點之一），都是與外來文化交流甚密的商賈之地。鴉片戰爭後，隆都青年陳煥榮曾在紅頭船（清朝廣東的海上漁船及商船，穿透都要油刷成朱紅色，便於與其他省份的船舶相區別，故潮汕一帶稱商船為“紅頭船”）上當舵工。後來，陳煥榮自購紅頭船，自己當上了船主。再加上精于計算，陳煥榮的生意很快做大，江湖人稱“船主佛”。他把泰國的大米運到新加坡、香港、汕頭等地出售，又從汕頭、上海、青島、天津把當地的特產運到新加坡、曼谷售賣。
陳煥榮敏銳抓住了香港開始成為南北洋物產販運中心的契機，1851年，在香港文鹹西街創設第一家南北行—乾泰隆。乾泰隆的成功經營，使陳煥榮完成了從“船主佛”到富商巨賈的角色轉換，也為家族資本的積聚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844年，“船主佛”喜得長子，取名陳慈黌。陳慈黌不到20歲，就接替臥病的父親全面掌管乾泰隆行。19世紀中葉，工業革命顛覆了以往的經濟發展模式。在生產力的新陳代謝中，陳慈黌清醒地意識到，必須轉變家族長期經商的方式。
1871年，陳慈黌到暹羅開基立業，創設陳黌利行。他致力整體推進區域性經營，自設火礱，直接加工生產大米出口。從19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暹羅火礱業的重心，漸次由洋商轉入華商之手。此間，陳慈黌相繼在汕頭設立黌利棧，經營出入口業和錢莊，以“暹米銷汕”為重要項目。在陳慈黌的經營下，陳氏家族財富不斷激增，一時為泰國首富。當時潮汕民間有句俗話：“再富也富唔(不)過慈黌爺。”
隨著巨額財富的積累和資金實力的日益雄厚，黌利在汕頭和各埠廣置房地產，使黌利家族資本的根基更加牢固。黌利家族的造屋史和家族的創業史是同步發展，齊頭並進的。
在澄海，一直流傳著這樣一段“共同富裕”的故事：19世紀90年代，陳慈黌和參股的族人，把19世紀80年代在新加坡合創的“陳生利行”的招牌敲鑼打鼓地扛回鄉裡，大家喜氣洋洋，每位均分得參股本利15萬龍銀，一舉成為前美的新生代富裕戶。在陳慈黌的帶動下，大家紛紛跟著老大在家鄉起大厝，一下子造出一個“新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陳氏家族所建的、被後人譽為“嶺南第一僑宅”的陳慈黌故居，包括4座豪宅：郎中第、壽康裡、善居室、三廬。建築總面積1.6萬多平方米，共有506間廳房。自20世紀初期動工，歷時近30年尚未最後完工。為了修建這4座豪宅，陳家還專門挖了一條小運河，從韓江出海口一直引至村前。所有的紅毛灰、紅毛瓷磚、紅毛玻璃和泰國楠木、柚木等高級建材，就這樣從泰國、西歐、上海等地一船船運進來。
4座豪宅中，以最後修建的陳慈黌幼子陳立桐的“善居室”規模最大、最具代表性。善居室大門右側有一個巨大的蓮花池，傍著蓮花池的是雙層圍屋和高高的望樓。走進大門，迎面是一個大理石鋪地、平整闊大的廣場式陽埕，陽埕之後才是儒雅肅穆、落落大方三進的宅院，中間是高大挺拔的宗祠“傳葉堂”，兩邊有四條巷子，雙層護屋及空中走廊相連包抱，共組成9個院落，裡面複道連廊，周閣相屬，排空接翠，行人在巨宅中信步穿行，能避免日曬雨淋。
有錢的地方就有傳奇。據說，由於陳氏家族經濟力量極其雄厚，建這麼大的工程，居然沒有任何具體的施工方案及圖紙。據當地一些參加過建屋的老人講，當時只請風水先生相地，然後憑慈黌爺的興致和工頭手上的竹竿，丈來量去，建到哪算到哪，稍不合意，即推倒重建。經濟上也毫無預算，該用多少用多少，從南洋和西洋運來的洋貨如磁磚、彩色玻璃、“紅毛灰”，甚至到了堆砌的程度。什麼洋氣用什麼，陳家豪宅還出現了西方紋樣、羅馬柱、大面積玻璃窗等元素。當然，陳家豪宅裡最著名的，還是那些以西洋圖案和瓷磚為外部裝飾，以花崗石為內框，以閃亮的銅柱為窗櫺，以泰國進口楠木為窗扇窗戶，形態各異、數以千計。流傳甚廣的一個段子是，陳家養了一個專職開關窗戶的僕人，一早就挨門挨戶開窗通氣，全部開完已是中午，午後再逐個關上，到晚上吃飯時還常常沒關完。
大老爺陳慈黌對工程的進度毫無要求，對建造者的態度卻極為寬厚和善。當時，無論是何人，只要拿得起工具，都可以到陳家豪宅的工地上幹活，無論幹多幹少，一天一個銀元的工錢絕不少給。另外，還要注意一下工作進度，如果慈黌爺發現你幹快了，就會問你家內是不是有事，有事就先去辦事，工錢照付。幾十年下來，4座巨宅不知養活了多少人。“慈黌爺起厝”也成了澄海的一條熟語，與富而好施、慢工出細活等同。
至今還有人疑惑，陳慈黌早已在泰國建有陳氏家祠和豪宅別墅，為何還要斥鉅資在故里修築家園？對於這個疑問，潮籍著名散文家秦牧曾在一首贈友人的詩中，略窺了陳慈黌的心跡：“萬里穿雲燕，歸巢戀舊枝。家鄉甜井水，何處不相思？”
從集權到分權，從傳統到現代
常說富不過三代，陳家又是如何營造出了一個歷經六代經久不衰的富貴神話？ 這與陳家相容廣納、任人唯賢的經商才略，以及嚴格的家庭制度不無關係。
為防後代產生“大樹底下好乘涼”思想，陳慈黌建立了“延師課讀”家庭制度。二戰前後，在香港讀書的慈黌子孫，一律住在香港“乾泰隆”行裡，往返學校都是自己坐電車或公共汽車。學成之後，必須從家族公司的低層做起，“始視其才而試之以事，驗其成，然後再委之以重任”。
1903年，59歲的陳慈黌將二兒子陳立梅叫到身前，把陳氏家族的事業交給了這位23歲的年輕人。陳立梅是早就選定的家族事業接班人，早在幾年前，陳慈黌就安排陳立梅到黌利行在各埠的分行工作，以便全面瞭解家族事業，做好接班準備。
陳立梅不負眾望，父親回鄉養老起大屋的時候，陳家事業又精進了。陳立梅處事果斷。蒸汽船取代人力帆船後，陳立梅果斷放棄紅頭船，租賃輪船，用於運輸泰國大米。並與挪威BK船務公司合作，成立了中立暹羅船務公司，主管挪威船務。
1930年，陳立梅在曼谷病逝，將家族事業交到了26歲的長子陳守明手中。陳立梅對兒子交代的家族規矩是無論何人、何時都不許變賣家業，包括所有的固定財產、土地、物業；家庭後代必須接受教育，能考上學校的，無論是什麼國家、學校，都必須由家族支付學費；學成回來後，進入家族企業必須從最底層做起，不許越級，拿同等的薪水，嚴防出敗家子。
陳守明少年時代就被陳立梅送回老家隆都前美讀私塾，1920年，16歲的陳守明和弟弟陳守鎮回到泰國，一直跟在陳立梅身邊學習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陳守明樂於接受新思想，富有開拓精神，頗具現代企業家的眼光。
1933年，陳守明創辦了暹羅吞武裡第一家銀行：黌利棧銀行，註冊資金100萬銖，同時在香港、新加坡、汕頭設立分行。陳守明的考慮是：“由於在泰經商多年，商業範圍已擴展到大米出口和航海運輸，當時的外國銀行如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渣打銀行、印支銀行等，越來越多地滲透到泰國的資本領域，尤其是對外貿易方面，作為當時主要大米出口商家的黌利，當然要創辦自家的銀行，以不必依賴外國銀行。”
黌利棧銀行的成立，對泰國的華商社會是一個巨大貢獻：華商可以從中得到資金扶持發展事業，提高華商的整體經濟水準；黌利家族的龐大事業也由傳統的火礱業、運輸業、進出口業等，一步步邁入現代金融業。
後來，陳守明又成立了鑾利保險公司，體現了其強烈的家族觀念和防範風險的意識。在陳守明時代，黌利進入鼎盛時期，成為泰國華工商界執牛耳者，而銀行業與保險公司成為陳氏家族的巨型雙翼。
1945年8月16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17日，陳守明行車至湄南沙河岸英哥泰碼頭時，被搶手殺害。接任者是三弟陳守鎮，這一年，他40歲。
這時的黌利始終處於守業狀態，一個重要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泰國政府對大米貿易實行控制，1947年又頒佈《統制部分貨物出口法令》，對歷來經營火鋸、火礱、米業及出口的商人影響最大，黌利的碾米火礱陸續停產，業務重心從曼谷轉向內地產糧區。
1961年，沉默了20年的黌利家族迎來生機。這一年，泰國政府頒佈“五年期經濟暨社會發展計畫”，致力工業發展，陳守鎮順應時局，開設力成粉絲廠、西羅烘乾廠等企業。同時，在歐美各國留學的黌利家族成員先後返回泰國，掌握現代管理知識和科技知識的年輕一代，為家族企業的轉型和振興發揮了實質性作用。從20世紀60年代後期開始，陳家步入了新黌利時代：除了復興出口貿易業，另外創設各種農產品加工廠，重建農工商貿一條龍；開發房地產業；整頓振興銀行業、保險業、開闢股票市場；投資興建三所黌利大廈。
1982年，陳守鎮逝世。這一時期的黌利家族企業正在進行股份制改造，陳守鎮的去世並未對黌利造成什麼負面影響。隨著家庭最後一位集權家長及精神領袖的失去，陳氏家庭成員皆擁有黌利的股份，因此，對家庭決策大事也都有權過問。這是由集權到分權、由傳統到現代的一個大轉變。黌利這一古老的家庭式集團企業，再次進入了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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