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錯誤, 也是最主要的訛誤, 則出現在朝鮮人那裡:或是徐有聞錄寫時偏差, 或是《李朝實錄》整理時誤判, 先將原詩中的“睢”,
這是當時朝廷的一件大事:上年夏多雨, 黃河來水甚多, 六月間睢州(今商丘睢縣)下汛即曾迭見險情, 八月二十九日夜睢州上汛先是大水漫溢, 接著沖決大堤, 形成一百五十多丈的口門, 奔騰下泄。 因決口出現在睢州河段, 當地恰有古地名睢口, 河員便以“睢汛”“睢口”稱之。 興工之後, 原擬在年前堵閉, 東河總督司馬騊于臘月間上奏, 稱睢口(睢工大壩口門)雖僅留18丈, 可連日大雪嚴寒, 引河頭堆積大量冰淩, 請求暫緩合龍。 其時上皇因患病不再閱批奏摺, 嘉慶帝作出批諭, 准許等日暖開凍後再行合龍。
一個敞開口子恣肆流淌的黃河, 總是皇帝和樞閣重臣的心腹大患。
和珅絕頂聰明, 絕不是癡人, 但“機關算盡太聰明, 反誤了卿卿性命”, 不少聰明人都是由於過分自信, 才出現致命誤判。 而雖然身陷死牢, 他仍能擇取最恰當的行為:不去跳腳嘶喊, 不去詛咒嚷罵,
這才是和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