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於自序篇我的自序
雖然因緣而起， 開始讀這本書， 可在知識量達不到的情況下， 書中內容會有很多遺漏， 這是我在七年後重讀此書的目的。 當然， 此時重讀， 更是對自己七年自學的一個檢驗。 難讀的書， 多讀幾遍， 就會明白總結出更多簡單的道理， 我想這才是我所最需要的。
二、藏策的自序， 開啟了一個大門
藏策在《超隱喻與話語流變》的自序， 雖然只有11頁， 可涉及的知名人物、專業術語卻眾多。 粗略整理如下：
1、主要學者人物：
西方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人物：索緒爾、羅蘭.巴特、德里達、福柯、雅克.拉康、阿爾圖塞；美國解構注意大師保羅.德曼；中國前駐法大使館商務一等秘書、南開大學外國語學院退休教師張智庭教授（早期研究法國符號學理論的學者）；美國文學理論家和文化批評家、新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克•傑姆遜；北京大學碩士，
2、重要專業術語：
“俗套研究”、“語言學轉向”、“文化轉向”、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邏各斯”、“菲勒斯中心”、“主體”、文本、“互文”、“對話”。
整理出這些學者人物和專業術語， 是給出一個淵源和方向。 不難看出其理論淵源來自于自索緒爾後的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解構主義）， 研究重點是在中心與邊緣的消解中， 找出“俗套”即超隱喻， 確立文本解讀的理論批判。
需要指出的是， 西方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人物中， 按照結構到後結構的順序排列的。 首先、沒有索緒爾結構主義的大門無法開啟。 其次， 羅蘭.巴特用符號的觀點， 將結構主義推向深處。 然後德里達、福柯、雅克.拉康、阿爾圖塞均為後結構主義的代表人物， 開始走向解構。 在重要術語中， “邏各斯”、“菲勒斯中心”分別代表語音中心和男權中心；因索緒爾的語言學直至後結構主義， 西方傳統哲學步入西方20世紀哲學， 也就是語言學轉向， 繼而走向文化轉向， 語言成為主客兩分到主客合一的重要載體；而物化的“文本”在“互文”關係中， 最終走向對話關係。
臧策的自序中， 其實就是隱藏著上述所說的大門， 一旦開啟， 受益終身。
三、從“糟粕”中吸取“精華”
《人類簡史》的作者尤瓦爾·赫拉利認為， 所有的科學和文化現象， 都是在證明我們的無知。 因為無知， 所以才有科學研究去證明誰對誰錯；因為無知， 文化才在對歷史的傳承中去尋找新的理論和觀念。 我們今天的“精華”都是在踐踏前人的研究上取得的， 而後人仍將繼續踐踏著我們。
就如同雅克.拉康“踐踏”了佛洛德， 才有了他的精神分析學說；結構主義的人物是“踐踏”了薩特的存在主義， 才帶來了新的生機；而後結構主義又同樣“踐踏”了結構主義， 才有了今天的西方哲學。 後人都是在“糟粕”中吸收著營養， 創建自己的“精華”。 我們應當感謝前人的“精華”， 也應當期望如今的“精華”早日淪為“糟粕”， 這本身就是文化的演繹規律。
1、“精華”何時會淪為“糟粕”？
藏策從中國漢語言實際出發， 在自序中寫到：我沒有從中國文化的“內容”上入手， 而是從其“形式”， 亦即修辭方式上切入。 因為在我看來， “內容”的最深層次其實是“形式”， 而“形式”的最深層次則正是所謂的“內容”。 他指出：這種特別的修辭方式是“超隱喻”......同時“超隱喻”也是一種“俗套”， 是一種特殊意識形態的“俗套”。 一旦這種“精華”成為眾所周知的“俗套”， 其實也就成為了“糟粕”。
2、如何將“糟粕”變為“精華”？
說道“糟粕”， 必須要提到傳統。 因為當“精華”變成“糟粕”， 已經是歷時的了， 也就是過去時。 可文化的演變就是這麼不可思議， 大家都公認了， 歷時的“糟粕”就成為了文化傳統。
關於此點， 臧策寫道：有學者將傳統文化分成了“傳統文化”與“文化傳統”兩個層面——其實也就是“內容”與“形式”兩個層面——主張繼承“傳統文化”而批判“文化傳統”。
自序最後， 藏策簡單介紹了關於我國20世紀50-60年代的“工人文學”， 用它獨特的眼界對已經邊緣的“工人文學”進行了“深層文學”考察， 並完成了近三萬字的長篇論文《話語流變中的“工人文學”》。 此論文發表後， 被《人大複印資料》全文轉載。 在下一章節中， 我將繼續。 （作者：印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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