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廣州的庭呱畫室。 庭呱， 是清代畫家關聯昌的英文名。 通常， 為了滿足大量的訂單， 畫家都會在畫肆裡請來一些畫師、學徒一同工作。
楊黎光
廣州十三行， 一個非常時期的非常產物。 無論是與外商交往時的溫文有禮、信守誠諾， 還是對貿易全球化的積極參與對國際投資領域的超前性拓展， 又或對西方文化技術的積極引進， 他們在中國與西方發生全面接觸與碰撞初期， 於經濟、外交以及文化思想領域都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在那個世界對中國滿懷誤解與偏見的特定年代， 在那個滿清帝國對世界既輕蔑又疑懼的矛盾年代， 他們站在中國與世界的交匯點上， 小心翼翼地樹立著這個國家的民間形象。 同時， 他們也在努力重塑中國商人的形象， 一點一滴地推動著這個古老帝國向近代轉型。
“金街”大火
1783年9月3日， 美、英兩國簽訂《巴黎條約》， 正式結束了美國獨立戰爭。 僅僅幾個月後， 準確地說是1784年2月22日， “中國皇后”號便從紐約港起錨， 迫不及待地開始了美國對華貿易的歷史性首航。
1783年8月22日， “中國皇后”號抵達澳門。 28日， 在一名引水員的帶領下抵達黃埔。 它一邊緩緩駛向錨地， 一邊與停泊在這裡的法、英、荷、丹麥等國商船以鳴放禮炮的方式互相致意， 隆重地完成了一個對華貿易新成員的入列式。
1783年9月6日， 珠江邊的一所空房子被改造成美國商館。 美國以驚人的速度成為廣州十三行國際商館區的一員。 新加入的美國人帶來了深受中國上層社會歡迎的海豹皮、花旗參、海參和檀香木， 他們也以此成為全球對華貿易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中國皇后”號返回美國後， 為投資者帶來了30727美元的利潤， 略高於本金的四分之一， 雖然不及想像中豐厚， 仍然足以證明此次航行大獲成功。 美國就此打開了通往東方的大門， 預示著對華貿易潛力無窮。 從那之後， 越來越多的美國商人躍躍欲試， 力圖在這場貿易盛宴中分一杯羹。 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注意到十三行在當時國際經濟中的特殊地位， 把這條流淌著機會與財富的街道形象地叫做“金街”。
這條聞名世界的“金街”到底蘊藏了多少真金白銀？如果不是因為一場意外事件， 恐怕人們很難對此作出準確的估計。
1822年11月1日傍晚， 距離十三行商館區約一英里的一家餅店突然起火，
次日早晨8點左右， 熊熊大火開始侵入商館區。 外商在許多中國人的幫助下， 全天都在拼命滅火， 可是杯水車薪， 始終收穫甚微。 這場不受控制的大火把“金街”和廣州城的部分地區燒成一片廢墟， 它所造成的損失， 不同的史料又有著不同的描述。
美國學者說大火從1822年11月1日傍晚燒到3日天明， “數千棟房屋被燒毀， 大約5萬人無家可歸， 多達百人喪生……儘管外國人和行商搶出了一些財物， 他們的損失也很可觀。 商館和倉庫已經蕩然無存， 存放的數萬箱茶葉和數不清的絲綢也盡數燒毀。 英國人估計， 火災損失達400萬元， 美國人也損失了10萬元”。 （《美國和中國的最初相遇—航海時代奇異的中美關係史》184頁， 埃裡克·傑·多林著， 朱穎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
清朝學者錢泳在其《履園叢話》中則這樣寫道：“太平門外火災，焚燒一萬五千餘戶，洋行十一家，以及各洋夷館與夷人貨物，值銀四千余萬兩。”
另一位清朝文人汪鼎的《雨韭庵筆記》則描繪得更為形象，“燒粵省十三行七晝夜，洋銀鎔入水溝，長至一二裡，火熄結成一條，牢不可破”。
一場大火，讓人們實實在在地看到了一條四處流淌著銀錢的“金街”，看到了廣州十三行在國際貿易中的樞紐地位。雖然損失慘重，可是一刻值千金的跨國貿易不等人，在財富的驅使下，各國商館很快在廢墟上重建。“金街”依然是“金街”，而且煥發出更加耀眼的光彩。正如當時的廣州童謠所說的：火燒十三行，越燒越排場。這便是貿易創造的奇跡，資本創造的奇跡。
外銷畫中的1822年十三行火災。十三行屢次被大火燒毀，又屢次按原樣重建。
外銷絲綢、廣彩瓷與外銷畫
鼎盛時期的廣州十三行是全世界的聚寶盆，也是封閉中國與世界僅存的一個交接點。這個華洋雜處的奇妙之地，像磁石一樣吸引著世界，也接受著世界的影響。這種來自異域文明的影響是全方位的，既有生產方式、經營形態的變革，也有先進科學的引進和文化思想的更新。由此，廣州、廣州的十三行就成為古老中國緩慢向近代化轉型的一個歷史性起點，成為近代中國百年變革的發源地。它既是一個展示中國形象的視窗，也是重塑中國形象的發力點。
細究起來，行商對近代工商業的影響絕不僅僅局限於貿易和投資領域，也帶動了生產方式的更新。一度風靡世界的“廣彩瓷”，以及花式歐化的外銷絲綢就是這種創新的結果。
絲綢和陶瓷都是傳統出口商品，它們曾經作為中華文明的象徵輝煌一時。然而，隨著全球貿易的發展，中國傳統樣式的絲綢和陶瓷已無法滿足西方市場的多元化需求。於是，一種新的生產方式便在十三行行商的運作下出現了：按照歐洲商人提供的式樣、圖案加工絲綢和瓷器。據說，這種新式樣的外銷絲綢剛一上市，就受到了英屬東印度公司商人的歡迎：“十三行的絲織品太好了，他們花費了不少心血，按照歐洲的式樣織造絲綢。”比外銷絲綢影響更大，甚至已經發展成為一種新的陶瓷品類的，是更加西化的“廣彩瓷”。民國初年的廣東學人劉子芬在其《竹園陶說》裡寫道：“海通之初，西商之來中國者先至澳門，後則徑趨廣州。清代中葉海舶雲集，商務繁盛。歐土重華瓷，我國商人投其所好，乃於景德鎮燒造白器，運至粵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畫法加以彩繪，于珠江南岸之河南開爐烘染，製成彩瓷，而後售之西商。蓋其器風自景德鎮，彩繪則粵之河南廠所加者也。故有河南彩及廣彩等名稱。此種瓷品始于乾隆，盛於嘉道。”
“廣彩瓷”的熱銷，樹立了中西文化交流與融合的成功範例。景德鎮素胎瓷的古雅、樸拙，與西洋畫風的華貴、絢麗經過十三行匠人的巧妙糅合之後，一種別具一格，中西合璧的陶瓷新品就這樣誕生了。由於它更符合西方消費者的審美情趣，而且款式和花色年年翻新，很快就成為出口瓷的主打商品。
在傳統的基礎上不斷創新，讓市場引導生產，根據市場變化主動對產品進行升級換代，是十三行行商經營理念的一次飛躍。這種根據客商下的訂單，來料加工的外向型生產模式，有計劃、有目的地將中國產品推向世界，一直被沿用至今，甚至一度成為改革開放初期的主要經營模式。
與外銷絲綢、瓷器幾乎同時出現的，是外銷畫。一些廣州畫師接觸到西洋油畫和水彩、水粉畫後，向來華的西方畫家學習，逐漸掌握了西洋繪畫技巧。他們不僅仿製西方名畫，也繪製了許多表現中國風情的油畫，由十三行遠銷歐美，成為獨特的出口商品。
外銷絲綢、瓷器和繪畫的出現，表達了廣州十三行行商與西方文化對接的願望與努力，同時，也帶動了相關行業製造技術與工藝水準的發展。令人欣喜的是，他們的努力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尤其是在美國這個新興市場，十三行通過貿易刮起了一股“中國製造”的旋風：
……美國人的餐廳、客廳、臥室裡紛紛擺上來自東方王國的瓷器、傢俱、絲綢、繪畫、牆紙和古董珍玩。曾有人估計，在19世紀早期的許多波士頓和賽勒姆家庭中，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器物用品都來自中國。這些物品構思精妙，巧奪天工。藝術史家H.A.C·福布斯(Crosby Forbes)稱：“廣州的工匠群體裡，有瓷器和琺瑯畫、油彩和水彩畫工、織工和刺繡工、銀匠和其他金屬工匠、雕刻匠、鍍金匠、細木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製作了許多品質穩定、品位出眾、種類多樣的商品。全世界沒有任何其他工匠群體可以與之比擬。”（《美國和中國的最初相遇—航海時代奇異的中美關係史》98頁，埃裡克·傑·多林著，朱穎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
100多年來，十三行行商們追求著自己的商業成功，也在國際社會樹立著中國形象。他們與聰明勤勞的工匠相結合，發展出了以外銷為主導的製造業，早在19世紀就創造了“中國製造”的奇觀，讓全世界對中國的工藝水準與製造能力刮目相看。
博濟醫院。
消滅天花
為了改變“四民之末”的社會地位，獲得與身家財富相稱的社會認同，凡是成功的中國商人都有兩個喜好，一是投資文化事業，一是捐官。因此，在重點描述行商潘振承生平的《潘氏族譜》和《潘啟傳略》裡，除了炫耀他通商亞歐，開辦同文洋行的經營業績，還用了許多篇幅著意渲染他領銜興辦文瀾書院、“誥封通議大夫”等種種功德：“當時粵垣文風尚未興盛，啟合同志數人在西關創立文瀾書院，延聘學行之士主講，由是文風丕著，冠于全粵。……至國家報效，地方善舉，無不竭力輸將。乾隆間由粵吏保薦，蒙朝旨賞加三品頂戴，誥封通議大夫。”（《廣東十三行考》235頁，梁嘉彬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辦書院、捐善款等行為當然值得嘉許，但若僅限於此，十三行行商便與傳統的舊商人沒什麼顯著區別，也很難取得開拓性的歷史貢獻。行商的特殊之處，在於他們既尊重本國文化，又敢於吸納西方文明成果。
十三行行商身處中西之間。他們與西方人交往越頻繁，越清楚東西方之間的差距，越容易被激起強烈的家國情懷。除了像舊式商人一樣積極參與慈善事業，熱心公益之外，更把引進西方先進技術、科學文化視為己任，並開創了許多全國第一。
在引進西方技術方面，十三行行商做得最成功，也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將預防天花的牛痘接種技術在廣東及全國推廣。這無疑是一項造福國民的偉大創舉！
由於人類經過數個世紀的努力，已經於1980年10月由世界衛生組織對外宣佈，全世界已消滅了“天花”，“牛痘接種”也就取消了，因此上個世紀80年代後出生的人們，恐怕已經不瞭解何為“牛痘接種”了。
說起“牛痘接種”，不能不說“天花”。
“天花”是一種由天花病毒感染人引起的一種烈性傳染病，人被感染後無特效藥可治，死亡率極高，特別是免疫力低的孩子們。患者就是僥倖痊癒了，“天花”也會在臉上留下明顯的疤痕，民間俗稱“麻子”，“天花”也由此得名。全世界的醫生都在尋找治療“天花”的辦法。英國醫師愛德華•詹納經過長期的觀察，發現擠牛奶的婦女感染天花病毒後不會出“天花”，於1796年試用牛痘來預防天花，即將牛痘疫苗接種到人的身上，使人獲得對天花的免疫力，經過試驗，大獲成功，被稱為“牛痘接種技術”。以後牛痘接種技術在世界範圍內推廣，對後來消滅天花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我國也是天花感染大國，在我們父輩爺爺輩的人群中，看到臉上有麻子的人，並不罕見，他們就是天花的感染者。早在宋真宗時代(998-1002)我國即發明了人痘接種法，但此法不安全，有時反而會引起天花，後來就放棄了。西方發明了“牛痘接種技術”，但把它引進中國，卻是十三行行商們的功勞。
道光年間修撰的《南海縣誌》記載：
牛痘之方，英吉利番商多林文于嘉慶十年攜至粵東……時洋行商人鄭崇謙譯刊《種痘奇書》一卷，募人習之。同時習者數人：梁輝、邱熹、張堯、譚國。而粵人未大信，其種遂失傳。迨十五年番商剌佛複由小呂宋載十小兒傳其種至，洋行商人伍敦元、潘有度、盧觀恒，合捐數千金于洋行會館，屬邱、譚二人傳種之。寒暑之交，有不願種者，反給以貲，活嬰無算。（《廣東十三行考》275頁，梁嘉彬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以此為據並綜合《澳門新聞紙》等其他史料，我們可以比較清晰地瞭解到牛痘接種技術進入中國的過程：嘉慶十年（1805），英國商人多林文首先將牛痘疫苗帶入廣東，並由英國醫生皮爾遜（Alexand Pearson,又譯卑臣）傳授接種技術。當時的十三行行商鄭崇謙，將皮爾遜撰寫的《種痘奇書》翻譯、刊印作為教材，召募梁輝、邱熹、張堯、譚國學習。梁輝等人都是與十三行有關的商人或夥計。由於當時廣東百姓缺乏近代醫療知識，不太相信來自西洋的“種痘法”，因此未能普及。次年，廣東地區爆發天花疫情，當初由皮爾遜、梁輝等人在教授、實習過程中接種了牛痘的兒童均得以倖免，人們這才認識到了種痘的奇效，只可惜已經沒有了牛痘疫苗。嘉慶十五年（1810），又有外國商人從小呂宋帶來了牛痘疫苗，行商伍秉鑒、潘有度、盧觀恒當即出資數千元在洋行會館開設診所（又稱“種洋痘局”），讓邱熹、譚國為當地兒童接種牛痘。對那些不願意接種的，以金錢獎勵的辦法進行誘導。這一善舉，使無數兒童免受天花病的侵害，得以健康成長。
十三行行商們不僅首開先河引進西洋“種痘法”，還翻譯出版相關科學文獻、組織人員向英國醫生學習接種技術，又出資開設“種洋痘局”，他們系統地推動了牛痘法在中國傳播。其中，會隆行行商鄭崇謙更被後人尊為在中國推廣牛痘法的鼻祖，寫入近代醫史。
道光八年（1828），廣東鉅賈、潘氏族人潘仕成到北京，利用宣武門外南海會館設立“種痘局”，邀請北京醫生到場觀摩、學習。從此以後，種痘預防天花的醫療技術逐漸傳向全國各地。
開醫局、刊印書
種痘法在中國獲得的成功，讓十三行行商對引進西方醫療技術更有信心，也更加熱心。1834年10月，畢業于美國耶魯大學的新教醫學傳教士伯駕抵達廣州。行商主動支援他在新豆欄街開設“眼科醫局”，這是中國最早的眼科專科醫院，伯駕在這裡施行了第一例白內障手術。由於伯駕醫術精湛而且免費接待貧窮病人，前來就診的病人與日俱增，醫院場地漸漸顯得不敷使用。伍秉鑒見狀，便將自己擁有的一棟樓房免費借給伯駕建立分院，這就是著名的博濟醫院的前身（現為廣州中山大學附屬第二醫院，它是中國也是東方的第一所西醫醫院。學醫的孫中山先生也曾在該院習醫過，後改名為中山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也曾改名為中山醫科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伯駕在博濟醫院施行了中國首例膀胱取石手術、首次在中國運用了乙醚麻醉法，治癒的各類患者不計其數。伯駕和博濟醫院不僅在醫學領域取得了許多開創性的成果，而且對中國近代政治也頗有影響。道光十九年（1839）七月，到廣州禁煙的林則徐因患疝氣，曾派人到博濟醫院取藥求醫，他讚揚這家醫院醫術高明。同治五年（1866），博濟醫院下設“博濟醫學堂”（後改名南華醫學校），孫中山以“孫逸仙”之名在此入學讀書。這所由美國傳教士主辦的西醫學校，無疑對青年孫中山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都曾產生過重要影響，由此也對中國近代史有了一定程度的間接影響。
自印刷術發明以來，刊印書籍便成為傳播文明、表達思想的主要手段。印什麼書，宣揚什麼文明，亦即標示著某種特定的理想與追求。隨著對世界的瞭解，對西方文明認識程度的加深，十三行行商對文化的介入也不再局限于傳統的辦書院、刻古書。潘氏族人潘仕成刊印的《海山仙館叢書》一改以往只重經史詩文的舊習，重點選擇數學、地理、醫學方面的著作，致力於中國的學術更新。這套書的編輯方針，隱約表達了一個文明古國對近代科學的嚮往，也是繼明朝末年的徐光啟等士大夫之後，開始了又一次科學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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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學者錢泳在其《履園叢話》中則這樣寫道：“太平門外火災，焚燒一萬五千餘戶，洋行十一家，以及各洋夷館與夷人貨物，值銀四千余萬兩。”
另一位清朝文人汪鼎的《雨韭庵筆記》則描繪得更為形象，“燒粵省十三行七晝夜，洋銀鎔入水溝，長至一二裡，火熄結成一條，牢不可破”。
一場大火，讓人們實實在在地看到了一條四處流淌著銀錢的“金街”，看到了廣州十三行在國際貿易中的樞紐地位。雖然損失慘重，可是一刻值千金的跨國貿易不等人，在財富的驅使下，各國商館很快在廢墟上重建。“金街”依然是“金街”，而且煥發出更加耀眼的光彩。正如當時的廣州童謠所說的：火燒十三行，越燒越排場。這便是貿易創造的奇跡，資本創造的奇跡。
外銷畫中的1822年十三行火災。十三行屢次被大火燒毀，又屢次按原樣重建。
外銷絲綢、廣彩瓷與外銷畫
鼎盛時期的廣州十三行是全世界的聚寶盆，也是封閉中國與世界僅存的一個交接點。這個華洋雜處的奇妙之地，像磁石一樣吸引著世界，也接受著世界的影響。這種來自異域文明的影響是全方位的，既有生產方式、經營形態的變革，也有先進科學的引進和文化思想的更新。由此，廣州、廣州的十三行就成為古老中國緩慢向近代化轉型的一個歷史性起點，成為近代中國百年變革的發源地。它既是一個展示中國形象的視窗，也是重塑中國形象的發力點。
細究起來，行商對近代工商業的影響絕不僅僅局限於貿易和投資領域，也帶動了生產方式的更新。一度風靡世界的“廣彩瓷”，以及花式歐化的外銷絲綢就是這種創新的結果。
絲綢和陶瓷都是傳統出口商品，它們曾經作為中華文明的象徵輝煌一時。然而，隨著全球貿易的發展，中國傳統樣式的絲綢和陶瓷已無法滿足西方市場的多元化需求。於是，一種新的生產方式便在十三行行商的運作下出現了：按照歐洲商人提供的式樣、圖案加工絲綢和瓷器。據說，這種新式樣的外銷絲綢剛一上市，就受到了英屬東印度公司商人的歡迎：“十三行的絲織品太好了，他們花費了不少心血，按照歐洲的式樣織造絲綢。”比外銷絲綢影響更大，甚至已經發展成為一種新的陶瓷品類的，是更加西化的“廣彩瓷”。民國初年的廣東學人劉子芬在其《竹園陶說》裡寫道：“海通之初，西商之來中國者先至澳門，後則徑趨廣州。清代中葉海舶雲集，商務繁盛。歐土重華瓷，我國商人投其所好，乃於景德鎮燒造白器，運至粵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畫法加以彩繪，于珠江南岸之河南開爐烘染，製成彩瓷，而後售之西商。蓋其器風自景德鎮，彩繪則粵之河南廠所加者也。故有河南彩及廣彩等名稱。此種瓷品始于乾隆，盛於嘉道。”
“廣彩瓷”的熱銷，樹立了中西文化交流與融合的成功範例。景德鎮素胎瓷的古雅、樸拙，與西洋畫風的華貴、絢麗經過十三行匠人的巧妙糅合之後，一種別具一格，中西合璧的陶瓷新品就這樣誕生了。由於它更符合西方消費者的審美情趣，而且款式和花色年年翻新，很快就成為出口瓷的主打商品。
在傳統的基礎上不斷創新，讓市場引導生產，根據市場變化主動對產品進行升級換代，是十三行行商經營理念的一次飛躍。這種根據客商下的訂單，來料加工的外向型生產模式，有計劃、有目的地將中國產品推向世界，一直被沿用至今，甚至一度成為改革開放初期的主要經營模式。
與外銷絲綢、瓷器幾乎同時出現的，是外銷畫。一些廣州畫師接觸到西洋油畫和水彩、水粉畫後，向來華的西方畫家學習，逐漸掌握了西洋繪畫技巧。他們不僅仿製西方名畫，也繪製了許多表現中國風情的油畫，由十三行遠銷歐美，成為獨特的出口商品。
外銷絲綢、瓷器和繪畫的出現，表達了廣州十三行行商與西方文化對接的願望與努力，同時，也帶動了相關行業製造技術與工藝水準的發展。令人欣喜的是，他們的努力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尤其是在美國這個新興市場，十三行通過貿易刮起了一股“中國製造”的旋風：
……美國人的餐廳、客廳、臥室裡紛紛擺上來自東方王國的瓷器、傢俱、絲綢、繪畫、牆紙和古董珍玩。曾有人估計，在19世紀早期的許多波士頓和賽勒姆家庭中，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器物用品都來自中國。這些物品構思精妙，巧奪天工。藝術史家H.A.C·福布斯(Crosby Forbes)稱：“廣州的工匠群體裡，有瓷器和琺瑯畫、油彩和水彩畫工、織工和刺繡工、銀匠和其他金屬工匠、雕刻匠、鍍金匠、細木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製作了許多品質穩定、品位出眾、種類多樣的商品。全世界沒有任何其他工匠群體可以與之比擬。”（《美國和中國的最初相遇—航海時代奇異的中美關係史》98頁，埃裡克·傑·多林著，朱穎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
100多年來，十三行行商們追求著自己的商業成功，也在國際社會樹立著中國形象。他們與聰明勤勞的工匠相結合，發展出了以外銷為主導的製造業，早在19世紀就創造了“中國製造”的奇觀，讓全世界對中國的工藝水準與製造能力刮目相看。
博濟醫院。
消滅天花
為了改變“四民之末”的社會地位，獲得與身家財富相稱的社會認同，凡是成功的中國商人都有兩個喜好，一是投資文化事業，一是捐官。因此，在重點描述行商潘振承生平的《潘氏族譜》和《潘啟傳略》裡，除了炫耀他通商亞歐，開辦同文洋行的經營業績，還用了許多篇幅著意渲染他領銜興辦文瀾書院、“誥封通議大夫”等種種功德：“當時粵垣文風尚未興盛，啟合同志數人在西關創立文瀾書院，延聘學行之士主講，由是文風丕著，冠于全粵。……至國家報效，地方善舉，無不竭力輸將。乾隆間由粵吏保薦，蒙朝旨賞加三品頂戴，誥封通議大夫。”（《廣東十三行考》235頁，梁嘉彬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辦書院、捐善款等行為當然值得嘉許，但若僅限於此，十三行行商便與傳統的舊商人沒什麼顯著區別，也很難取得開拓性的歷史貢獻。行商的特殊之處，在於他們既尊重本國文化，又敢於吸納西方文明成果。
十三行行商身處中西之間。他們與西方人交往越頻繁，越清楚東西方之間的差距，越容易被激起強烈的家國情懷。除了像舊式商人一樣積極參與慈善事業，熱心公益之外，更把引進西方先進技術、科學文化視為己任，並開創了許多全國第一。
在引進西方技術方面，十三行行商做得最成功，也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將預防天花的牛痘接種技術在廣東及全國推廣。這無疑是一項造福國民的偉大創舉！
由於人類經過數個世紀的努力，已經於1980年10月由世界衛生組織對外宣佈，全世界已消滅了“天花”，“牛痘接種”也就取消了，因此上個世紀80年代後出生的人們，恐怕已經不瞭解何為“牛痘接種”了。
說起“牛痘接種”，不能不說“天花”。
“天花”是一種由天花病毒感染人引起的一種烈性傳染病，人被感染後無特效藥可治，死亡率極高，特別是免疫力低的孩子們。患者就是僥倖痊癒了，“天花”也會在臉上留下明顯的疤痕，民間俗稱“麻子”，“天花”也由此得名。全世界的醫生都在尋找治療“天花”的辦法。英國醫師愛德華•詹納經過長期的觀察，發現擠牛奶的婦女感染天花病毒後不會出“天花”，於1796年試用牛痘來預防天花，即將牛痘疫苗接種到人的身上，使人獲得對天花的免疫力，經過試驗，大獲成功，被稱為“牛痘接種技術”。以後牛痘接種技術在世界範圍內推廣，對後來消滅天花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我國也是天花感染大國，在我們父輩爺爺輩的人群中，看到臉上有麻子的人，並不罕見，他們就是天花的感染者。早在宋真宗時代(998-1002)我國即發明了人痘接種法，但此法不安全，有時反而會引起天花，後來就放棄了。西方發明了“牛痘接種技術”，但把它引進中國，卻是十三行行商們的功勞。
道光年間修撰的《南海縣誌》記載：
牛痘之方，英吉利番商多林文于嘉慶十年攜至粵東……時洋行商人鄭崇謙譯刊《種痘奇書》一卷，募人習之。同時習者數人：梁輝、邱熹、張堯、譚國。而粵人未大信，其種遂失傳。迨十五年番商剌佛複由小呂宋載十小兒傳其種至，洋行商人伍敦元、潘有度、盧觀恒，合捐數千金于洋行會館，屬邱、譚二人傳種之。寒暑之交，有不願種者，反給以貲，活嬰無算。（《廣東十三行考》275頁，梁嘉彬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以此為據並綜合《澳門新聞紙》等其他史料，我們可以比較清晰地瞭解到牛痘接種技術進入中國的過程：嘉慶十年（1805），英國商人多林文首先將牛痘疫苗帶入廣東，並由英國醫生皮爾遜（Alexand Pearson,又譯卑臣）傳授接種技術。當時的十三行行商鄭崇謙，將皮爾遜撰寫的《種痘奇書》翻譯、刊印作為教材，召募梁輝、邱熹、張堯、譚國學習。梁輝等人都是與十三行有關的商人或夥計。由於當時廣東百姓缺乏近代醫療知識，不太相信來自西洋的“種痘法”，因此未能普及。次年，廣東地區爆發天花疫情，當初由皮爾遜、梁輝等人在教授、實習過程中接種了牛痘的兒童均得以倖免，人們這才認識到了種痘的奇效，只可惜已經沒有了牛痘疫苗。嘉慶十五年（1810），又有外國商人從小呂宋帶來了牛痘疫苗，行商伍秉鑒、潘有度、盧觀恒當即出資數千元在洋行會館開設診所（又稱“種洋痘局”），讓邱熹、譚國為當地兒童接種牛痘。對那些不願意接種的，以金錢獎勵的辦法進行誘導。這一善舉，使無數兒童免受天花病的侵害，得以健康成長。
十三行行商們不僅首開先河引進西洋“種痘法”，還翻譯出版相關科學文獻、組織人員向英國醫生學習接種技術，又出資開設“種洋痘局”，他們系統地推動了牛痘法在中國傳播。其中，會隆行行商鄭崇謙更被後人尊為在中國推廣牛痘法的鼻祖，寫入近代醫史。
道光八年（1828），廣東鉅賈、潘氏族人潘仕成到北京，利用宣武門外南海會館設立“種痘局”，邀請北京醫生到場觀摩、學習。從此以後，種痘預防天花的醫療技術逐漸傳向全國各地。
開醫局、刊印書
種痘法在中國獲得的成功，讓十三行行商對引進西方醫療技術更有信心，也更加熱心。1834年10月，畢業于美國耶魯大學的新教醫學傳教士伯駕抵達廣州。行商主動支援他在新豆欄街開設“眼科醫局”，這是中國最早的眼科專科醫院，伯駕在這裡施行了第一例白內障手術。由於伯駕醫術精湛而且免費接待貧窮病人，前來就診的病人與日俱增，醫院場地漸漸顯得不敷使用。伍秉鑒見狀，便將自己擁有的一棟樓房免費借給伯駕建立分院，這就是著名的博濟醫院的前身（現為廣州中山大學附屬第二醫院，它是中國也是東方的第一所西醫醫院。學醫的孫中山先生也曾在該院習醫過，後改名為中山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也曾改名為中山醫科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伯駕在博濟醫院施行了中國首例膀胱取石手術、首次在中國運用了乙醚麻醉法，治癒的各類患者不計其數。伯駕和博濟醫院不僅在醫學領域取得了許多開創性的成果，而且對中國近代政治也頗有影響。道光十九年（1839）七月，到廣州禁煙的林則徐因患疝氣，曾派人到博濟醫院取藥求醫，他讚揚這家醫院醫術高明。同治五年（1866），博濟醫院下設“博濟醫學堂”（後改名南華醫學校），孫中山以“孫逸仙”之名在此入學讀書。這所由美國傳教士主辦的西醫學校，無疑對青年孫中山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都曾產生過重要影響，由此也對中國近代史有了一定程度的間接影響。
自印刷術發明以來，刊印書籍便成為傳播文明、表達思想的主要手段。印什麼書，宣揚什麼文明，亦即標示著某種特定的理想與追求。隨著對世界的瞭解，對西方文明認識程度的加深，十三行行商對文化的介入也不再局限于傳統的辦書院、刻古書。潘氏族人潘仕成刊印的《海山仙館叢書》一改以往只重經史詩文的舊習，重點選擇數學、地理、醫學方面的著作，致力於中國的學術更新。這套書的編輯方針，隱約表達了一個文明古國對近代科學的嚮往，也是繼明朝末年的徐光啟等士大夫之後，開始了又一次科學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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