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短篇小說， 我覺得一個作家在寫作長篇小說的時候， 似乎離寫作這種技術性的行為更遠， 更像是在經歷著什麼， 而不是在寫作著什麼。
換一種說法， 就是短篇小說表達時所接近的是結構、語言和某種程度上的理想， 短篇小說更為形式化的理由是它可以嚴格控制， 控制在作家完整的意圖裡。
長篇小說就不一樣了， 人的命運， 背景的交換， 時代的更替在作家這裡會突出起來， 對結構和語言的把握往往成為了另外一種標準， 也就是人們衡量一個作家是否訓練有素的標準。
這是有道理的。 由於長篇小說寫作時間上的拉長，
當小說中人物的命運往前推進時， 作家自身的生活也在變化著， 這樣的變化會使作家不停地質問自己:正在進行中的敘述是否值得?
因此長篇小說的寫作同時又是對作家信念的考驗， 當然也是對敘述過程的不斷地證明， 證明正在進行中的敘述是否光彩照人。
而接下去的敘述， 也就是在遠處等待著作家的那些意象， 那些片言隻語的對話， 那些微妙的動作和目光， 還有人物命運出現的突變。
這一切是否能夠在很長的時間裡， 保持住對作家的衝擊?
讓作家始終不渝， 就像對待愛一樣對待正在寫作中的長篇小說，
只有足夠的體力， 才可以使作家真正激動起來， 使作家淚流滿面， 渾身發抖。
我注意到蘇童在接受一次訪問時， 解釋他為何喜歡短篇小說， 其中之一的理由就是——他這樣說：
我始終覺得短篇小說使人在寫的時候沒有出現困頓、疲乏階段時它就完成了。
蘇童所說的疲乏， 正是長篇小說寫作中最普遍的困難， 是一種身心俱有的疲乏。
在長篇小說的寫作過程裡， 敘述不會給作家提供很多悔過自新或者重新做人的機會， 敘述一旦走上了邪路。
敘述不僅不會站出來挽救敘述者， 相反還會和敘述者一起自暴自棄。
這就像是請求別人原諒自己是容易的，
因此， 作家必須保持始終如一的誠實， 必須在寫作過程裡集中他所有的美德， 必須和他現實生活中的所有惡習分開。
在現實中， 作家可以謊話連篇， 可以滿不在乎， 可以自私、無聊和沾沾自喜。
可是在寫作中， 作家必須是真誠的， 是認真嚴肅的， 同時又是通情達理和滿懷同情與憐憫之心。
只有這樣， 作家的智慧警覺才能夠在漫長的長篇小說寫作中， 不受到任何傷害。
所以， 當作家坐到寫字桌前時， 首先要做的， 就是問一問自己， 是否具備了高尚的品質?
因為在一開始， 作家就必須將作品的語感、敘述方式和故事的位置確立下來。
也就是說，
當卡夫卡在其《審判》的開始， 讓約瑟夫•K莫名其妙地在一天早晨被員警逮捕， 接著員警又莫名其妙地讓他繼續自由地去工作， 卡夫卡在逮捕與自由這自相矛盾之中， 簽訂了《審判》與現實的合約。
這是一份幽默的合約， 從一開始， 卡夫卡就不準備講述一個合乎邏輯的故事， 他雖然一直在冷靜地敘述著現實的邏輯， 可是在故事發展的關鍵時刻， 他又完全破壞了邏輯。
這就是《審判》從一開始就建立的敘述， 這樣的敘述一直貫穿到作品的結尾。
卡夫卡用人們熟悉的方式講述所有的細節， 然後又令人吃驚地用人們很不習慣的方式創造了所有的情節。
作家納旦尼爾•霍桑， 在《紅字》的開始就把海絲特推到了一個忍辱負重的位置上， 這往往是一部作品結束時的場景。
讓一個女人從監獄裡走出來， 可是迫使她進入監獄的恥辱並沒有離她而去、而是作為了一個標記(紅A字)掛在了她的胸前……
霍桑就是這樣開始了他的敘述， 他從一開始就建立起內心與現實的衝突， 內心的高尚和生活的恥辱重疊到了一起， 同時又涇渭分明。
福克納在其《喧嘩與騷動》的第一頁這樣寫道:
“透過柵欄， 穿過攀繞的花枝的空檔， 我看見他們在打球。 他們朝插著小旗的地方走過來， 我順著柵欄朝前走。 勒斯特在那棵開花的樹旁草地裡找東西。 他們把小旗拔出來， 打球了。接著他們又把小旗插回去，來到高地上，這人打了一下，另外那人也打了一下……”
顯然，作品中的“我”不知道他們是在打高爾夫球，他只知道:“這人打了一下，另外那人也打了一下。”
他也不知道勒斯特身旁的是什麼樹，只知道是一棵開花的樹。
於是我們明白了這是一個十分簡單的頭腦，世界給它的圖像只是“這人打了一下，另外那人也打了一下”。
在這裡，福克納開門見山地告訴了自己，他接下去要描述的是一個空白的靈魂，在這靈魂上面沒有任何雜質，只有幾道深淺不一的皺紋，有時候會像湖水一樣波動起來。
於是在很多年以後，也就是福克納離開人世之後，我有幸讀到了這部偉大的作品中譯本，認識了一個偉大的白癡——班基明。
卡夫卡、霍桑、福克納，在他們各自的長篇小說裡，都是一開始就確立了敘述與現實的關係，而且都是簡潔明瞭，沒有絲毫含糊其詞的地方。
他們在心裡都很清楚這樣的事實，如果在作品的第一頁沒有表達出作家敘述的傾向，那麼很可能在第一百頁仍然不知道自己正在寫些什麼。
打球了。接著他們又把小旗插回去，來到高地上，這人打了一下，另外那人也打了一下……”顯然，作品中的“我”不知道他們是在打高爾夫球，他只知道:“這人打了一下，另外那人也打了一下。”
他也不知道勒斯特身旁的是什麼樹，只知道是一棵開花的樹。
於是我們明白了這是一個十分簡單的頭腦，世界給它的圖像只是“這人打了一下，另外那人也打了一下”。
在這裡，福克納開門見山地告訴了自己，他接下去要描述的是一個空白的靈魂，在這靈魂上面沒有任何雜質，只有幾道深淺不一的皺紋，有時候會像湖水一樣波動起來。
於是在很多年以後，也就是福克納離開人世之後，我有幸讀到了這部偉大的作品中譯本，認識了一個偉大的白癡——班基明。
卡夫卡、霍桑、福克納，在他們各自的長篇小說裡，都是一開始就確立了敘述與現實的關係，而且都是簡潔明瞭，沒有絲毫含糊其詞的地方。
他們在心裡都很清楚這樣的事實，如果在作品的第一頁沒有表達出作家敘述的傾向，那麼很可能在第一百頁仍然不知道自己正在寫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