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1月21日,紀錄片《二十二》的導演郭柯參加了清華大學“文新論壇”， 講述自己創作《二十二》的過程， 和自己的感受。 以中國內地倖存的22位“慰安婦”的遭遇作為大背景的紀錄片《二十二》創造了票房奇跡， 影片的社會價值尤其受到了廣泛讚譽。 此文根據郭柯在“文新論壇”中與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梁君健的對談整理完成。 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郭柯2014年的紀錄片《三十二》
關於《二十二》的拍攝：沒有遇到想像中的尖銳和不友好
《三十二》是我第一次接觸紀錄片， 裡面還有太多的人為痕跡， 擺拍、設計，
唯一的一點遺憾， 是臨近拍攝的前三天有一位老人去世了。 因為我們還是要按照正常的統籌計畫，
2015年的韋紹蘭老人
其實拍攝的時候沒有遇到像我們想像的尖銳和不友好的情況出現。 《二十二》裡只有一位老人拒絕拍攝。 她是山西的劉風孩。 她非常溫柔地說你們今天能不能不拍我？我說為什麼， 她說你看你們來那麼多人， 車外面停幾輛， 到時候兒子看見了怕對他的影響不好， 因為這個事情已經過去很多年了， 都不提。 現在那麼多人來看她， 她怕她的家人又會想起以前的事情， 我說好的， 我們趕緊把車撤走了， 然後我們幾個人就陪老人聊了很久。
我當時拍的時候，
韋紹蘭老人洗衣服
關於影片的影響：現在來看， 覺得對老人的身心還是有幫助的
社會上對“慰安婦”的認知可能有點問題， 我記得我當時找了一個製片人， 跟他談這部片子， 我拿了非常厚的一本策劃案， 花了一百多塊錢列印出來， 找到他， 他看都沒看就說他們公司跟“慰安婦”掛在一起不合適， 如果做抗戰老兵馬上投你錢。 其實大家可能在回避這個問題， 大家有時候還會說這是敏感話題， 但是它為什麼敏感？她們是受害者， 為什麼還敏感？她又不是妓女， 如果她是妓女可能會有一些敏感， 但是她是受害者，
片子上映以後， 據我瞭解， 老人們現在並沒有什麼困擾， 韋紹蘭老人是應酬不斷， 現在有很多同學， 大學生， 基本上是到週末就會去她家裡， 然後去陪她吃飯， 給她送一些小禮物， 冬天了又給她送衣服去。 我跟她的外孫溝通過， 他們還是很高興的， 就是有那麼人關注這些老人。 以前有一個階段我會想， 會不會人太多了打擾到她們， 但是看到韋紹蘭老人的狀態其實還好， 其實她從內心來說還是很高興， 因為大家也是去了以後停留幾個小時， 然後吃個飯， 大家就會回到自己的地方。 其實現在來看， 我覺得對老人的身心還是有幫助的。
唯一一個有些負面的插曲發生在山西。 《二十二》公映時，老人李愛連的家人打電話說，她的大兒子在公路段工作，工作比較體面，接觸的人還是比較多。他的同事問他，“你媽媽最近有一部片子啊，你媽媽是‘慰安婦’啊？”我就跟這個大哥說，這些同事一定沒有看過《二十二》，如果看過《二十二》就不會這麼說了。當然最後我也尊重了他的建議，給他所在的山西武鄉的院線打電話把這個片子下了，第二天就沒有了。明年1月份我要去她們家裡，也要把這個事情再解釋一下。
李愛連老人
關於影片的堅守：即便是借助商業的模式，但不要消費“慰安婦”這三個字
要說這部片子一點都沒有消費這些被拍攝物件也不太對，它肯定是在消費，你把她們呈現出來一點都沒有消費嗎？絕對是消費了，但是這種消費怎麼回歸很重要，大家其實能夠體會《二十二》裡我們把消費減少到最低，不對老人做傷害，然後把票房上我能得到的收益都捐出來，再用到這些老人上面，再用到“慰安婦”這些問題的研究上。
我個人只能做到這一步了，其他的我無法控制，包括我也不能讓我的合作方也把錢捐出來，因為人家是投資行為。我覺得我可能跟傳統做紀錄片的導演不一樣，一些做紀錄片的導演，他們比較純粹。但是我在劇組裡摸爬滾打很多年，商業市場必須商業面對，必須談生意，你把“慰安婦”題材的紀錄片推到商業院線，難道還要堅持自己當初的狀態？我覺得不行，因為院線要盈利。銀幕、聘人、租場地都是花了錢的，你把片子做好了以後，要讓更多人看見，就得接受這個市場，這是很正常的、自然而然的。其實《二十二》完全是借助了商業的模式往外推廣，包括做路演、海報、預告片，但是我們只要堅守住一點：不要消費“慰安婦”這三個字。
我只是一個橋樑而已，我只是把大家的關愛轉化，因為大家的關愛直接就是票房，票房就是錢，我就把這種錢轉化給他們，而且這個錢確實數量比較大，我不可能一大筆全給他們，所以還要做一個規劃，最後還是要讓蘇教授每年以比較合理的方式給她們。但是這次我會相對比較俗氣、激情一點，給他們稍微多一點。這22位老人，去世的就給家人；還在的就一定把這個錢交給家人，希望老人晚年能過得好一點，有什麼病希望趕緊找醫生來看，不行就給我們打電話，我們也有很多志願者幫她們看。因為90多歲的老人現在有個狀況，很多當地的醫生不敢看，怕真的出什麼問題負不了責，這也是今年我想去跟家人溝通的，我們不要打擾她們，但是我覺得在真的他們解決不了問題的時候，我們能第一時間站出來解決，比如在海南，如果真的沒有醫生看，我們就第一時間找到海口的醫生去，我們帶著去給她們檢查，至少你要知道老人為什麼身體出現狀況。
希望接下來盡綿薄之力，其他我們真的也改變不了什麼，雖然有時候錢對她們不重要，但是我也真的想不到更好的方式。你說我們每年組織志願者陪她看她，意義其實真的不是很大，她們晚年還是無聊、平靜為大部分時間。也是經過這麼多年的體會，希望能夠做一些正確的，對她們理性的關注。
關於影片的價值：能改變自己，能給觀影者帶來感受，這個片子就已發揮價值了
時間真的不多了，我希望一年能有兩次看她們的機會，現在我們是一年一次，在春節前，因為蘇教授會把慰問金送過去，我自己毛遂自薦把這些錢親自帶過去，因為老人捨不得花錢，五千塊錢她們會給子女存起來，特別是山西又冷，在窯洞裡。現在我就會拿這些錢給她們買柴米油鹽，再把被子檢查一下更換一下。再過幾年想做這樣的事情都沒了。
另外我得收回成本才能捐出錢，做不了那麼純粹。所以希望把這些錢捐出來，說實話沒想那麼多，說想對“慰安婦”的問題上推動。如果是想推動的話，我想這種觀點的拍攝是不一樣的。我覺得也推動不了什麼吧，因為這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事情，我是一個小老百姓，自己的位置很重要，曾經我回答過這個問題，我想起來我要瞭解自己的位置，就是拍片子的人，一個片子能改變什麼？一點改變不了，能改變自己，能給觀影者帶來感受，這個片子已經發揮價值了。如果《二十二》能夠促進日本道歉也有點滑稽，不太可能。我曾經試圖報了日本的電影獎，顯然被刷下來了，東京國際電影節、大阪國際電影節、福岡電影節、山形電影節，都報了，都被刷下來了，但是我還是想試試。
李愛連老人
關於老人們：剪片子一定要溫柔一點，不要再傷害她們
《二十二》裡我是刻意回避使用歷史資料的。第一是在這麼多年拍戲的過程中，我接受了一種思維，就是只用畫面說，不要去用輔助的手段，能用畫面說的就不要用臺詞。其次，我覺得如果用歷史畫面跟老人們的現狀銜接在一起是對她們的傷害。假如畫面是她坐在門口，你突然接一個當年日本人進村的畫面，你想想她是什麼感受？我當時的出發點是這個片子拍出來，一定要讓她的家人和老人自己接受，換位思考我自己不想看到當年的畫面。在2013年，《三十二》剪完的時候，我在電腦上放給韋紹蘭老人看，她認真看完，臉上沒有任何表情。我覺得這樣挺好。
在紀錄片中，你的被拍物件出來的情緒和感情其實是跟你有直接關係的，也可以這麼說，你看到這個被拍物件她為什麼尖銳？也許是你的問題引導了她。她為什麼那麼平靜？其實也是你的狀態影響了她。韋紹蘭老人她給我的記憶也好、內心的感受也好都是美好的，我覺得我們剪片子一定要溫柔一點，不要再傷害她們。像我這樣的晚輩跟這樣的長輩，還可以說得矯情一點，她跟我同一個屬相，她是1920年，我是1980年，我們剛好一個甲子，她都到了60歲了我才出生，然後再過30年，我們倆在這個時間相遇了，我覺得太神奇了，那麼深的緣份，所以時時刻刻想到這些，就覺得不重要了，什麼劇情不重要，結構不重要，就是展現她們的生活就可以了。
郭柯與韋紹蘭老人合影（2016），兩人都屬猴，正逢本命年。
關於《二十二》之後：這方面題材的紀錄片不會再拍了
我認為《二十二》不能成為紀錄片界裡的一個標杆或者標準。但是好的票房給我帶來的是跟觀眾交流的機會，這個是很難得的。將來我也借鑒不了《二十二》的運作模式，從它的運作中我可能體會到的主要是堅持初心吧。從2015年10月10日獲得了公映許可證到2017年8月14日公映期間遇到的各種問題怎麼堅守住，這是我在這個片子當中應該記住的。其他的包括運營、宣傳，是依靠了社會的有些偶然的力量，是很難再複製了。當然將來肯定還會有這樣的社會現象出現，因為中國真的有太多值得我們關注和關愛的人和事。
《二十二》肯定達到了我預期的效果。我當時跟發行團隊的預期是20萬觀影人次，但是最終我們有500多萬，超出了預期。我想取得這樣的成績的原因其實還是尊重了觀眾吧，跟觀眾的內心產生了直接的聯繫。比如她是個白領，她可能對那段歷史不是那麼敏感，她看到的是原來這些受過傷害的老人現在是這樣的生活，如果是學歷史的學生，他可能就會從歷史的角度往裡深入的鑽研。這個片子對大家認知歷史並沒有太大的幫助，更多的是大家對這些老人的情感反應。我也會看一些影評和大家的回饋，大部分還是提到老人現在過得怎麼樣，關心他們的情感和晚年的生活，我覺得這是積極的現象。
今後，關於這方面題材的紀錄片我不會再拍了，特別是對於她們這個群體，我覺得2014年已經記錄得很全面了，現在拍到的老人只剩下8位，2015年、2016年、2017年這三年又發現了一些老人，現在全國也只有14位老人。她們年紀真的都很大了，我2014年拍有的老人80多歲，現在都90歲以上了，所以各方面來說都沒有必要來拍了。韋紹蘭老人92歲的時候她還沒有拄拐棍，現在她97歲了拄著拐棍，她的身體機能在慢慢下降。當時她看見小水溝就能跳過去，現在不行了。
《二十二》 是我的跳板嗎？我覺得是，其實也沒有必要回避，跳進去就行了。接下來我面臨的合作方式已經非常商業化。但是你能拒絕嗎？沒有辦法拒絕，也沒必要拒絕。
關於未來：希望《二十二》能讓投資者給紀錄片導演更多機會
未來我希望我們的投資能給紀錄片導演更多機會，給他們配備更加專業的團隊，不能說就兩三個人，導演還扛著機器，背著答錄機舉著杆就拍一個院線片出來。觀眾也不傻，投入到底是多少很重要。現在在紀錄片裡能拉三百萬投資進來，對於獨立紀錄片真的很難。我現在看到各種創投會對紀錄片的支持，最多的30萬，怎麼拍啊？因為紀錄片的時間很長，基本以年為單位，你怎麼能讓這些人去維持一年，包括租機器，吃住行。所以我希望《二十二》能讓更多的老闆把這些資金引入到紀錄片行業裡面，給紀錄片導演一些機會，也能把我們劇情片的一些工作人員、從業人員帶入紀錄片這個行業，其實拍劇情片的人很有情懷，但是他們沒有辦法，沒有機會，因為現在很多是速食文化，大片、文藝片也是一個圈子，那些導演和攝影合作很多年了，新的團隊很難進入他們。我也能體會到劇情片的團隊進入到紀錄片裡面來，其實對他們也是一次充電，也是新的提升，因為在紀錄片裡出現的我們所謂的劇情也好、調度也好，可不是你想出來的、虛構出來的，那是老天爺給你的，所以我覺得對於從業人員來說也是非常好的一次學習的機會。
最近我去美國參加了亞洲國際電影展。我又發現了一個比較有意思的人，一個90後女孩，中國西安的，她在美國做了兩年多的音樂治療，就是臨終關懷，她用音樂舒緩人們的情緒，用她的音樂送走了很多故去的人，我覺得這個人很有意思，我想瞭解一下。其實我在這麼一年多的時間，我跟她見過幾次。這次我想借著這個機會到美國去找她，我想把她的故事想好了以後再帶給大家，讓大家去體會一下另外一個我們可能平時很少接觸到的群體，但可能會用劇情的方式，說的簡單一點有點像《岡仁波齊》的方式還原她的生活，讓中國觀眾看看在國外怎麼面對死亡，一個女孩90後面對死亡是怎麼樣的成長，這個題材我個人很想瞭解。
嘉賓簡介
郭柯：導演，其紀錄片作品《三十二》獲得了2013年中國紀錄片學院獎最佳攝影，2014年鳳凰視頻紀錄片大獎、英國萬象國際華語電影節、濱海國際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等各類大獎。執導紀錄電影《二十二》，用二十二天的時間突破1.7億票房，成為中國紀錄片的奇跡。該片也在各大電影節上屢創佳績，先後獲得倫敦華語視像藝術節評審團傑出獎和最受觀眾歡迎獎、雅爾達國際電影節評委會特別獎、第十四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特別獎等。
梁君健：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導演，其作有《喜馬拉雅天梯》《戲末》《向左看齊》等，講授課程新聞攝影，影視製作等。他多年來從事電影藝術創作與研究，對紀錄片、電影製作都有著深入研究。
清華大學“文新論壇”是由校黨委研究生工作部主辦、清華大學研究生會承辦的論壇活動，旨在傳承先輩“ 中西融合，古今貫通”之風，博彩各家之長，重塑人文日新之路。“文新論壇”自2005年推出以來已為清華在校學生帶來近百場講座，成為清華大學影響力最大的文化類論壇之一。
《二十二》公映時，老人李愛連的家人打電話說，她的大兒子在公路段工作，工作比較體面，接觸的人還是比較多。他的同事問他，“你媽媽最近有一部片子啊，你媽媽是‘慰安婦’啊？”我就跟這個大哥說，這些同事一定沒有看過《二十二》，如果看過《二十二》就不會這麼說了。當然最後我也尊重了他的建議，給他所在的山西武鄉的院線打電話把這個片子下了，第二天就沒有了。明年1月份我要去她們家裡，也要把這個事情再解釋一下。李愛連老人
關於影片的堅守：即便是借助商業的模式，但不要消費“慰安婦”這三個字
要說這部片子一點都沒有消費這些被拍攝物件也不太對，它肯定是在消費，你把她們呈現出來一點都沒有消費嗎？絕對是消費了，但是這種消費怎麼回歸很重要，大家其實能夠體會《二十二》裡我們把消費減少到最低，不對老人做傷害，然後把票房上我能得到的收益都捐出來，再用到這些老人上面，再用到“慰安婦”這些問題的研究上。
我個人只能做到這一步了，其他的我無法控制，包括我也不能讓我的合作方也把錢捐出來，因為人家是投資行為。我覺得我可能跟傳統做紀錄片的導演不一樣，一些做紀錄片的導演，他們比較純粹。但是我在劇組裡摸爬滾打很多年，商業市場必須商業面對，必須談生意，你把“慰安婦”題材的紀錄片推到商業院線，難道還要堅持自己當初的狀態？我覺得不行，因為院線要盈利。銀幕、聘人、租場地都是花了錢的，你把片子做好了以後，要讓更多人看見，就得接受這個市場，這是很正常的、自然而然的。其實《二十二》完全是借助了商業的模式往外推廣，包括做路演、海報、預告片，但是我們只要堅守住一點：不要消費“慰安婦”這三個字。
我只是一個橋樑而已，我只是把大家的關愛轉化，因為大家的關愛直接就是票房，票房就是錢，我就把這種錢轉化給他們，而且這個錢確實數量比較大，我不可能一大筆全給他們，所以還要做一個規劃，最後還是要讓蘇教授每年以比較合理的方式給她們。但是這次我會相對比較俗氣、激情一點，給他們稍微多一點。這22位老人，去世的就給家人；還在的就一定把這個錢交給家人，希望老人晚年能過得好一點，有什麼病希望趕緊找醫生來看，不行就給我們打電話，我們也有很多志願者幫她們看。因為90多歲的老人現在有個狀況，很多當地的醫生不敢看，怕真的出什麼問題負不了責，這也是今年我想去跟家人溝通的，我們不要打擾她們，但是我覺得在真的他們解決不了問題的時候，我們能第一時間站出來解決，比如在海南，如果真的沒有醫生看，我們就第一時間找到海口的醫生去，我們帶著去給她們檢查，至少你要知道老人為什麼身體出現狀況。
希望接下來盡綿薄之力，其他我們真的也改變不了什麼，雖然有時候錢對她們不重要，但是我也真的想不到更好的方式。你說我們每年組織志願者陪她看她，意義其實真的不是很大，她們晚年還是無聊、平靜為大部分時間。也是經過這麼多年的體會，希望能夠做一些正確的，對她們理性的關注。
關於影片的價值：能改變自己，能給觀影者帶來感受，這個片子就已發揮價值了
時間真的不多了，我希望一年能有兩次看她們的機會，現在我們是一年一次，在春節前，因為蘇教授會把慰問金送過去，我自己毛遂自薦把這些錢親自帶過去，因為老人捨不得花錢，五千塊錢她們會給子女存起來，特別是山西又冷，在窯洞裡。現在我就會拿這些錢給她們買柴米油鹽，再把被子檢查一下更換一下。再過幾年想做這樣的事情都沒了。
另外我得收回成本才能捐出錢，做不了那麼純粹。所以希望把這些錢捐出來，說實話沒想那麼多，說想對“慰安婦”的問題上推動。如果是想推動的話，我想這種觀點的拍攝是不一樣的。我覺得也推動不了什麼吧，因為這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事情，我是一個小老百姓，自己的位置很重要，曾經我回答過這個問題，我想起來我要瞭解自己的位置，就是拍片子的人，一個片子能改變什麼？一點改變不了，能改變自己，能給觀影者帶來感受，這個片子已經發揮價值了。如果《二十二》能夠促進日本道歉也有點滑稽，不太可能。我曾經試圖報了日本的電影獎，顯然被刷下來了，東京國際電影節、大阪國際電影節、福岡電影節、山形電影節，都報了，都被刷下來了，但是我還是想試試。
李愛連老人
關於老人們：剪片子一定要溫柔一點，不要再傷害她們
《二十二》裡我是刻意回避使用歷史資料的。第一是在這麼多年拍戲的過程中，我接受了一種思維，就是只用畫面說，不要去用輔助的手段，能用畫面說的就不要用臺詞。其次，我覺得如果用歷史畫面跟老人們的現狀銜接在一起是對她們的傷害。假如畫面是她坐在門口，你突然接一個當年日本人進村的畫面，你想想她是什麼感受？我當時的出發點是這個片子拍出來，一定要讓她的家人和老人自己接受，換位思考我自己不想看到當年的畫面。在2013年，《三十二》剪完的時候，我在電腦上放給韋紹蘭老人看，她認真看完，臉上沒有任何表情。我覺得這樣挺好。
在紀錄片中，你的被拍物件出來的情緒和感情其實是跟你有直接關係的，也可以這麼說，你看到這個被拍物件她為什麼尖銳？也許是你的問題引導了她。她為什麼那麼平靜？其實也是你的狀態影響了她。韋紹蘭老人她給我的記憶也好、內心的感受也好都是美好的，我覺得我們剪片子一定要溫柔一點，不要再傷害她們。像我這樣的晚輩跟這樣的長輩，還可以說得矯情一點，她跟我同一個屬相，她是1920年，我是1980年，我們剛好一個甲子，她都到了60歲了我才出生，然後再過30年，我們倆在這個時間相遇了，我覺得太神奇了，那麼深的緣份，所以時時刻刻想到這些，就覺得不重要了，什麼劇情不重要，結構不重要，就是展現她們的生活就可以了。
郭柯與韋紹蘭老人合影（2016），兩人都屬猴，正逢本命年。
關於《二十二》之後：這方面題材的紀錄片不會再拍了
我認為《二十二》不能成為紀錄片界裡的一個標杆或者標準。但是好的票房給我帶來的是跟觀眾交流的機會，這個是很難得的。將來我也借鑒不了《二十二》的運作模式，從它的運作中我可能體會到的主要是堅持初心吧。從2015年10月10日獲得了公映許可證到2017年8月14日公映期間遇到的各種問題怎麼堅守住，這是我在這個片子當中應該記住的。其他的包括運營、宣傳，是依靠了社會的有些偶然的力量，是很難再複製了。當然將來肯定還會有這樣的社會現象出現，因為中國真的有太多值得我們關注和關愛的人和事。
《二十二》肯定達到了我預期的效果。我當時跟發行團隊的預期是20萬觀影人次，但是最終我們有500多萬，超出了預期。我想取得這樣的成績的原因其實還是尊重了觀眾吧，跟觀眾的內心產生了直接的聯繫。比如她是個白領，她可能對那段歷史不是那麼敏感，她看到的是原來這些受過傷害的老人現在是這樣的生活，如果是學歷史的學生，他可能就會從歷史的角度往裡深入的鑽研。這個片子對大家認知歷史並沒有太大的幫助，更多的是大家對這些老人的情感反應。我也會看一些影評和大家的回饋，大部分還是提到老人現在過得怎麼樣，關心他們的情感和晚年的生活，我覺得這是積極的現象。
今後，關於這方面題材的紀錄片我不會再拍了，特別是對於她們這個群體，我覺得2014年已經記錄得很全面了，現在拍到的老人只剩下8位，2015年、2016年、2017年這三年又發現了一些老人，現在全國也只有14位老人。她們年紀真的都很大了，我2014年拍有的老人80多歲，現在都90歲以上了，所以各方面來說都沒有必要來拍了。韋紹蘭老人92歲的時候她還沒有拄拐棍，現在她97歲了拄著拐棍，她的身體機能在慢慢下降。當時她看見小水溝就能跳過去，現在不行了。
《二十二》 是我的跳板嗎？我覺得是，其實也沒有必要回避，跳進去就行了。接下來我面臨的合作方式已經非常商業化。但是你能拒絕嗎？沒有辦法拒絕，也沒必要拒絕。
關於未來：希望《二十二》能讓投資者給紀錄片導演更多機會
未來我希望我們的投資能給紀錄片導演更多機會，給他們配備更加專業的團隊，不能說就兩三個人，導演還扛著機器，背著答錄機舉著杆就拍一個院線片出來。觀眾也不傻，投入到底是多少很重要。現在在紀錄片裡能拉三百萬投資進來，對於獨立紀錄片真的很難。我現在看到各種創投會對紀錄片的支持，最多的30萬，怎麼拍啊？因為紀錄片的時間很長，基本以年為單位，你怎麼能讓這些人去維持一年，包括租機器，吃住行。所以我希望《二十二》能讓更多的老闆把這些資金引入到紀錄片行業裡面，給紀錄片導演一些機會，也能把我們劇情片的一些工作人員、從業人員帶入紀錄片這個行業，其實拍劇情片的人很有情懷，但是他們沒有辦法，沒有機會，因為現在很多是速食文化，大片、文藝片也是一個圈子，那些導演和攝影合作很多年了，新的團隊很難進入他們。我也能體會到劇情片的團隊進入到紀錄片裡面來，其實對他們也是一次充電，也是新的提升，因為在紀錄片裡出現的我們所謂的劇情也好、調度也好，可不是你想出來的、虛構出來的，那是老天爺給你的，所以我覺得對於從業人員來說也是非常好的一次學習的機會。
最近我去美國參加了亞洲國際電影展。我又發現了一個比較有意思的人，一個90後女孩，中國西安的，她在美國做了兩年多的音樂治療，就是臨終關懷，她用音樂舒緩人們的情緒，用她的音樂送走了很多故去的人，我覺得這個人很有意思，我想瞭解一下。其實我在這麼一年多的時間，我跟她見過幾次。這次我想借著這個機會到美國去找她，我想把她的故事想好了以後再帶給大家，讓大家去體會一下另外一個我們可能平時很少接觸到的群體，但可能會用劇情的方式，說的簡單一點有點像《岡仁波齊》的方式還原她的生活，讓中國觀眾看看在國外怎麼面對死亡，一個女孩90後面對死亡是怎麼樣的成長，這個題材我個人很想瞭解。
嘉賓簡介
郭柯：導演，其紀錄片作品《三十二》獲得了2013年中國紀錄片學院獎最佳攝影，2014年鳳凰視頻紀錄片大獎、英國萬象國際華語電影節、濱海國際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等各類大獎。執導紀錄電影《二十二》，用二十二天的時間突破1.7億票房，成為中國紀錄片的奇跡。該片也在各大電影節上屢創佳績，先後獲得倫敦華語視像藝術節評審團傑出獎和最受觀眾歡迎獎、雅爾達國際電影節評委會特別獎、第十四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特別獎等。
梁君健：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導演，其作有《喜馬拉雅天梯》《戲末》《向左看齊》等，講授課程新聞攝影，影視製作等。他多年來從事電影藝術創作與研究，對紀錄片、電影製作都有著深入研究。
清華大學“文新論壇”是由校黨委研究生工作部主辦、清華大學研究生會承辦的論壇活動，旨在傳承先輩“ 中西融合，古今貫通”之風，博彩各家之長，重塑人文日新之路。“文新論壇”自2005年推出以來已為清華在校學生帶來近百場講座，成為清華大學影響力最大的文化類論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