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仍具備中長期競爭優勢
□中國人保資產管理公司 蔡紅標
近年來有研究認為中國經濟正處於“L型”增長， 確實中國經濟毫無疑問已是中速增長。 今年7月， 筆者基於名義GDP增長的10年移動平均線(簡稱“10年增長均線”)對中國經濟週期進行了分析；鑒於今年前三季度名義GDP(下同)增逾11%， 明顯高於2015年。 本文通過對全球前四大經濟體的歷史比較分析， 試圖進一步厘清中國經濟的中長期發展趨勢。
中國名義GDP增長率與美、德、日和中國10年增長均線
美國經濟 告別高增長
美國國會近日通過了特朗普減稅方案，
綜觀美國過去近70年的經濟， 呈現如下特徵：從10年增長均線看， 美國經濟顯著地呈現“倒V型”特徵：其中有1962年-1981年間長達20年、年均增長9%(名義GDP)的高景氣期， 儘管期間經歷了越戰、兩次石油危機等事件， 經濟雖有起伏， 總體上仍是令人難忘的黃金時期。 1982年開始， 由於嚴重的通貨膨脹， 因此當時的美聯儲採取了激進的緊縮貨幣政策， 導致經濟增長持續放緩，
如果說過去20年美國經濟有亮點， 那麼一是1997年-2000年間連續四年的名義GDP增速始終高於10年增長均線；二是2010年以來， 名義GDP增速基本上和10年增長均線較為貼近， 即使低也低的有限， 其中的2012年、2014年、2015年均高於過去10年平均增速， 尤其是2017年特朗普當選總統後， 基於對其改革的良好期望， 美國經濟總體上好於過去八年。 筆者估計， 2018年-2019年美國經濟當好於2017年， 因此美國的10年增長均線有較大概率會止跌回穩， 名義GDP增速也會站在10年增長均線之上。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 美國經濟無疑已經告別高增長。 儘管如此， 以美國今天的經濟體量(2016年GDP是20年前的2.29倍；是50年前的22.78倍)，
德國經濟 傲立歐元區潮頭
綜觀“二戰”以來的全球經濟， 德國的成就值得肯定， 幾乎抓住了過去70年每次重大的發展機遇。 二戰後， 借助馬歇爾計畫率先復蘇， 通過軍需品的龐大訂單， 迅速恢復德國製造的品牌。 通過產業立國， 抓住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機會， 從而實現了接近20年的高速增長(1951年-1966年年均增長10.7%， 高出美國1.7個百分點)。 成立歐元區後， 迅速成為歐洲龍頭。 儘管2009年受到了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 但其後立即成為歐洲資金的避風港， 其經濟地位在歐洲大為提升。 特別是英國脫歐後， 成為當之無愧的歐洲核心。
目前德國經濟仍處於良性發展的正確軌道上。
受惠于在歐元區的獨特地位， 且經濟結構合理， 德國經濟的增長應可延續。 但必須看到， 德國在1996年-2017年的21年間的名義GDP平均不到2.5%， 而同期美國卻達到4.2%， 其中應該有東西德合併代價、原東德經濟基礎薄弱等影響， 但無疑德國和美國的差距在擴大， 德國試圖恢復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的路還較長。
日本經濟 “三支箭”仍待觀察
1951年以來， 日本經濟經歷了四個階段：第一， 創造經濟奇跡。 以名義GDP計， 日本在1951年-1974年的25年間平均增幅高達16.1%(日本國內稱1955年-1973年的經濟增長為“神戶景氣”)；第二， 1973年後兩次石油危機、日元不斷升值、美元與黃金脫鉤以及美元的主動貶值等， 引發日本的泡沫經濟， 即便是名義GDP， 也開始出現明顯的下臺階。 1975年-1990年的16年， 名義GDP年均僅為7.7%(不足“神戶景氣”的一半)；第三， 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經濟徹底陷入“零增長怪圈”，1993年-2012年的20年，日本名義GDP年均增長竟然為-0.12%，實際上2012年日本名義GDP為473萬億日元，比1993年還減少10萬億日元；第四，2012年12月安倍二次上臺後，實行了“三支箭”的刺激經濟政策，日本經濟開始告別衰退，名義GDP已連續6年實現正增長。
應該看到，日本經濟的本輪復蘇，有日本實行量化寬鬆和積極財政政策的功勞，但實際上主要是和國際大環境的回暖有關，日本過度的QE對經濟的長期傷害很難消除。總體而言，雖然日本仍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目前仍比位居第四的德國有一定優勢，但日本的經濟結構決定了日本經濟在很長時間內尚難有根本好轉，尤其是製造業出現種種問題後更是如此。日本的經驗表明，不管歷史上曾經多麼輝煌的經濟奇跡，一旦內在的增長動力消失，而外在大環境又嚴重惡化，那麼經濟增長不是下不下臺階的問題，而是低谷徘徊的時間有多長，日本經濟從中速增長一下子陷入零增長的教訓非常深刻。
中國經濟 保持“橫盤”就是勝利
從美、德、日三大經濟體的發展趨勢分析可以看出，各國均有20年左右的黃金髮展期，這是一個國家傲立世界潮頭的基礎。例如美國1981年-1962年的20年名義GDP增長了5.7倍；日本名義GDP在1955年-1974年增長了17.24倍，當然其中也有二戰恢復前低基數原因；德國名義GDP在1951年-1973年的23年增長了10.6倍。沒有一個快速發展期，這些國家很難進入全球經濟的第一梯隊。黃金期後，不可避免地進入中速發展期。其中既有德國的溫和放緩，也有日本的硬著陸，美國經濟則波動頻繁。長期中高速發展後，在沒有取得生產力的革命性解放前，低速增長就是全球的新常態，甚至日本有“失去的20年”。長期看，筆者認為德國模式相對較為理想，如果長期增長率下降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那麼就盡可能地平穩發展，此時避免大起大落當是首選。為了一時的面子而過分刺激經濟，就會出現如日本經濟那樣的長期低迷。
對中國而言，單純以名義經濟增速而言，改革的最大紅利主要體現在1981年-1994年，此後，中國借助加入WTO的開放紅利而有了1999年-2007年的增長週期。和1978年相比，2007年的名義GDP是1978年的73.45倍(如以週期而言，則1981年-2009年間增長70.72倍)。和美、德、日相比，中國的黃金期成果更為驚人。當然，如果考慮匯率因素，則情況略有不同，因為日元自1971年至今升值約3倍，而德國馬克在歐元誕生前的30年升值一倍多。
筆者認為，2017年名義GDP增長大概率是雙位數。由於10年增長均線自2012年出現拐點後持續下行，這意味著潛在增長率的下降，因此預計中國未來3-4年的名義GDP增長率仍會在10年增長均線下方運行。如果自2015年開始的經濟週期為6年，則2021年的名義GDP增長率很可能會低於8%，甚至不排除雙底可能，這同時也符合下降週期持續9年的規律。如能像德國那樣，1983年-1998年的16年間10年增長均線基本在5%-6%之間橫盤，對於告別了高速增長的大型經濟體而言也是十分理想的。
總之，我們已經告別了“能快則快”的高速增長期。對中國而言，當前以及中長期的首要任務是如何避免日本那樣的“高速—中速—零”三階段式的“硬著陸”。中國經濟只要能保持中速的“L型”橫盤增長就是巨大勝利。應該看到，儘管科技日新月異，創新也為各國所推崇，但今天仍難見到上世紀90年代“資訊公路”那樣的巨大推動力。有理由相信，在革命性的科技創新出現前，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增速仍將不溫不火，否則很難解釋當前美國的低失業率、低增長、低通脹的格局(至少過去70年未出現過)。筆者仍然認為，如果我們能夠在未來10-15年保持名義GDP在8%-10%的增長，那就非常了不起。如果國際大環境允許，那麼不妨把額外得來的經濟增速轉化為杠杆的減低、財政赤字的減少和經濟品質的提升，這無疑會延長中國經濟的長期競爭優勢。
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經濟徹底陷入“零增長怪圈”，1993年-2012年的20年，日本名義GDP年均增長竟然為-0.12%，實際上2012年日本名義GDP為473萬億日元，比1993年還減少10萬億日元；第四，2012年12月安倍二次上臺後，實行了“三支箭”的刺激經濟政策，日本經濟開始告別衰退，名義GDP已連續6年實現正增長。應該看到，日本經濟的本輪復蘇，有日本實行量化寬鬆和積極財政政策的功勞，但實際上主要是和國際大環境的回暖有關，日本過度的QE對經濟的長期傷害很難消除。總體而言，雖然日本仍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目前仍比位居第四的德國有一定優勢，但日本的經濟結構決定了日本經濟在很長時間內尚難有根本好轉，尤其是製造業出現種種問題後更是如此。日本的經驗表明，不管歷史上曾經多麼輝煌的經濟奇跡，一旦內在的增長動力消失，而外在大環境又嚴重惡化，那麼經濟增長不是下不下臺階的問題，而是低谷徘徊的時間有多長，日本經濟從中速增長一下子陷入零增長的教訓非常深刻。
中國經濟 保持“橫盤”就是勝利
從美、德、日三大經濟體的發展趨勢分析可以看出，各國均有20年左右的黃金髮展期，這是一個國家傲立世界潮頭的基礎。例如美國1981年-1962年的20年名義GDP增長了5.7倍；日本名義GDP在1955年-1974年增長了17.24倍，當然其中也有二戰恢復前低基數原因；德國名義GDP在1951年-1973年的23年增長了10.6倍。沒有一個快速發展期，這些國家很難進入全球經濟的第一梯隊。黃金期後，不可避免地進入中速發展期。其中既有德國的溫和放緩，也有日本的硬著陸，美國經濟則波動頻繁。長期中高速發展後，在沒有取得生產力的革命性解放前，低速增長就是全球的新常態，甚至日本有“失去的20年”。長期看，筆者認為德國模式相對較為理想，如果長期增長率下降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那麼就盡可能地平穩發展，此時避免大起大落當是首選。為了一時的面子而過分刺激經濟，就會出現如日本經濟那樣的長期低迷。
對中國而言，單純以名義經濟增速而言，改革的最大紅利主要體現在1981年-1994年，此後，中國借助加入WTO的開放紅利而有了1999年-2007年的增長週期。和1978年相比，2007年的名義GDP是1978年的73.45倍(如以週期而言，則1981年-2009年間增長70.72倍)。和美、德、日相比，中國的黃金期成果更為驚人。當然，如果考慮匯率因素，則情況略有不同，因為日元自1971年至今升值約3倍，而德國馬克在歐元誕生前的30年升值一倍多。
筆者認為，2017年名義GDP增長大概率是雙位數。由於10年增長均線自2012年出現拐點後持續下行，這意味著潛在增長率的下降，因此預計中國未來3-4年的名義GDP增長率仍會在10年增長均線下方運行。如果自2015年開始的經濟週期為6年，則2021年的名義GDP增長率很可能會低於8%，甚至不排除雙底可能，這同時也符合下降週期持續9年的規律。如能像德國那樣，1983年-1998年的16年間10年增長均線基本在5%-6%之間橫盤，對於告別了高速增長的大型經濟體而言也是十分理想的。
總之，我們已經告別了“能快則快”的高速增長期。對中國而言，當前以及中長期的首要任務是如何避免日本那樣的“高速—中速—零”三階段式的“硬著陸”。中國經濟只要能保持中速的“L型”橫盤增長就是巨大勝利。應該看到，儘管科技日新月異，創新也為各國所推崇，但今天仍難見到上世紀90年代“資訊公路”那樣的巨大推動力。有理由相信，在革命性的科技創新出現前，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增速仍將不溫不火，否則很難解釋當前美國的低失業率、低增長、低通脹的格局(至少過去70年未出現過)。筆者仍然認為，如果我們能夠在未來10-15年保持名義GDP在8%-10%的增長，那就非常了不起。如果國際大環境允許，那麼不妨把額外得來的經濟增速轉化為杠杆的減低、財政赤字的減少和經濟品質的提升，這無疑會延長中國經濟的長期競爭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