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文人的精神特質是如何養成的？

文/唐寶民

癡迷于學問的大師

陳寅恪治學常常沉浸在一種癡迷狀態， 據學者岳南在《傅斯年與陳寅恪》一書中披露， “任教于燕京大學的名教授洪業， 在回憶自己留學生活時， 也曾提及一件小事， 說的是1916年暑期到麻州海濱度假， 途經康橋， 順便到哈佛去一瞻留學生中的英雄豪傑。 在哈佛校園中見一中國人襯衣整個都露在褲子外面。 當時的美國人多把襯衣的下擺系於腰帶以內， 呈貴族狀搖頭擺尾， 故作瀟灑。 此舉自然被真鬼子和假洋鬼子看作是一種不禮貌、非常可笑的行為。 但對方不管周圍投來的異樣的目光，

仍‘維德宿舍前大聲朗誦中國詩詞， 旁若無人’， ‘過一會兒， 他激動地站起來， 在樹下踱著方步， 後面托著在初秋風中晃著的襯衫胸角’， 洪業覺得這人真是怪模怪樣， 不禁啞然失笑， 友人陳宏振把他拉到一邊， 告訴他說：‘是大家最欽佩的人。 他留洋多年， 精通多國語言， 但不要學位。 ’這個怪模怪樣的人正是陳寅恪。 洪業得知， 不禁倒吸一口涼氣， 遂不再認為其‘怪’， 而是敬佩有加了。 ”

胡適任民國政府駐美大使時， 北平圖書館有數百部善本書托美國國會圖書館代為保存， 當書籍運到華盛頓時， 美國國務院和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努索•埃文斯特請胡適前往察看並派人陪同， 胡適準時赴約， 這批書籍在國會圖書館開箱、查驗、入庫，

然而， 胡適一進書庫， 就再也沒有出來， 美方人員覺得奇怪， 就派人進庫房尋找， 結果發現胡適席地而坐， 正旁若無人地在那兒看書， 看得津津有味， 十分癡迷。 就這樣一個多小時過去了， 那些陪同胡適前來的圖書館館長等美方人員在書庫的走廊上踱著步焦急地等待著， 可胡適對此渾然不覺， 依然沉迷於書的境界中不能自拔。 直到後來， 他過足了書癮， 才從書庫裡出來， 眾人無不搖頭苦笑。 胡適在美國做寓公時， 住在一間公寓裡， 每天的任務， 就是讀書、寫作， 有一回， 胡夫人江冬秀出門去了， 胡適一人在家， 他在爐子上燒了一壺水， 便回到屋子裡繼續讀書。 但讀得太癡迷了， 竟然忘記了燒水的事， 直到水燒幹了， 壺冒起了濃煙， 濃煙很快飄滿了整個房間， 他才發覺， 於是連忙將火關掉， 避免了一場火災。

陳寅恪出生於書香世家， 他之所以對做學問如此癡迷， 與家庭對他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胡適的出身雖然算不上是書香世家， 但在安徽績溪， 胡家也是個大家族， 特別是胡適的母親， 對他影響特別大， 無論家境如何艱難， 胡適的母親都堅持讓胡適讀書、學習， 並教會他傳統禮儀， 使他從少年時代就變得知書達理、好學上進。 由此可見， 家族的文化淵源， 對孩子的日後成長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不生氣”的人格修為

羅家倫身上有一種氣質， 就是“不生氣”的修養， 作為一個大學校長、一個著名學者， 他經常會受到各種各樣的攻擊， 但羅家倫卻不去計較、不放在心上，

表現出了大師級學者難能可貴的大度風範。 毛子水教授曾回憶過這樣一件事：有一回， 中國語文學會開會， 胡適先生和羅家倫先生都參加了會議， 胡適先生還發表了演講， 胡適先生演講完畢， 有一位與會者提出了簡體字問題， 大家就開始討論， 羅家倫先生只是靜靜地聽， 並沒有說什麼。 然而， 因為羅家倫先生此前對簡體字研究很感興趣， 在場的幾名教授便舊事重提， 對羅家倫先生破口大駡。 毛子水很為羅家倫鳴不平， 就想反擊那幾位罵羅家倫的教授， 但他看到羅家倫面對辱駡卻什麼也沒有說， 依然靜靜地聽。 因為羅家倫不接招， 那幾個人罵了一會以後， 也就不再罵了， 事態也就平息下來了。

梅貽琦校長身上也擁有“不生氣”的氣質，

據鄭天挺回憶說， 1941年5月， 鄭天挺和羅常培、梅貽琦一同前往聯大敘永分校和李莊北大文科研究所看望那裡的人員， 在返回途中， 羅常培因為什麼事大發雷霆， 對梅貽琦說了很多難聽的話， 鄭天挺擔心梅貽琦會因生氣而與羅常培吵起來， 然而， 面對怒火沖天的羅常培， 梅貽琦卻並沒有生氣， 表現得異常平靜， 他靜靜地聽羅常培說， 直到羅常培把話全說完了、發足了火以後， 他才慢條斯理地說：“我倒想跟你一起（發火）， 但那也無濟於事啊。 ”梅校長平和、懇切的態度， 讓羅常培立即火氣全消， 事情就這樣平息了。 這只是梅校長與人相處的一個片斷， 類似的事， 在八年聯合辦學中肯定還發生過不少， 但因為有了梅校長這種“不生氣”的處世方法，所以才保證了三所學校之間能相處融洽、毫無芥蒂。

羅家倫其實是一個很有個性的人物，從他在五四運動中的表現就可見一斑，也就是說，他並非天生就是一個好脾氣，他後來之所以能養成不生氣的品格，是與他走上社會後所處的環境有很大關係，羅家倫長期在高校工作，一開始也是血氣方剛，但整天面對那些學生、教授，在校園那種知識份子成堆的環境中，他的性格便漸漸平和了，所以，在別人吵他甚至罵他的時候，他都能做到心平氣和、不生氣。與羅家倫不同，梅貽琦天生就是一個好脾氣，但所處的環境對他的影響也不可低估，他長期擔任清華大學校長，學術機構本來就是人文色彩濃重的地方，梅貽琦身在其中，每天與學生、教授打交道，處理各種各樣的事務，他的性格就變得更加平和了，也因而，在別人沖他發火的時候，他才能做到不生氣。

大師們的率真

蔣夢麟先生在自傳中記述了一件關於吳稚暉先生的往事，讓我們看到了吳稚暉率真的一面:民國十一年的時候，蔣夢麟到法國里昂，當時，里昂有一所中法大學，吳稚暉在那兒任校長。蔣夢麟應邀到這所大學演講，講什麼呢？蔣夢麟考慮：在國外留學的人，讀中國書的機會不多，於是，就在演講中講了一些鼓勵學生們多讀些中國書的話。蔣夢麟剛剛講完，吳稚暉就急匆匆地大踏步走上講臺，他眼睛裡噴著怒火，大聲說：蔣夢麟先生的話，真是亡國之談！這次世界大戰以後，沒有坦克大炮，還可以立國嗎？那些古老的書還可以救國麼？望你們快把那些線裝書統統丟到毛廁裡去！吳稚暉與蔣夢麟在五、六年前就結識了，在學問方面互相佩服，這次請蔣夢麟來演講，他又是東道主，因此，按理說，即使對蔣夢麟的觀點不贊同，也應該私下裡交流一下，不應該在講臺上公開批評蔣夢麟的觀點，因為那樣會使蔣夢麟很尷尬。但吳稚暉卻全然不考慮這些，而是直言不諱地公開表達了對蔣夢麟的不滿，這就是其性格率真的一面。當吳稚暉講完了、走下講臺之時，蔣夢麟謙恭地站起來向他表示服罪之意，吳稚暉卻笑眯眯地說：“沒有什麼，不過隨便說說罷了！”

蔣夢麟在自傳中還記述了一件事，是關於他自己的，時間是在1950年12月20日，那天，蔣夢麟主持的農得會召開了一次會議，傅斯年先生應邀前來參加會議，在討論過程中，傅斯年貢獻了許多寶貴的經驗，使在座人士十分欽佩。但傅斯年有個習慣，就是講話太多，那天開了兩個鐘頭的會，他講話最多，幾乎是滔滔不絕，“他（指傅斯年）忽爾講中國話，忽爾講英國話，莊諧雜出，莊中有諧，諧中有莊，娓娓動聽，我們開了兩個鐘頭的會，他講的話，比任何人多。”這樣一來，別人講話的機會就被剝奪了，於是，蔣夢麟就不客氣地對他說：“孟真你說得太多了，請你停止吧！”傅斯年聽罷，一點也沒有生氣，一面笑、一面就停止了。那天，農復會的美國顧問、康奈爾大學農業社會學教授安得生也參加了會議，他感覺蔣夢麟的做法有失禮貌，會後就對蔣夢麟說：“你太不客氣了，你為何那樣直率地停止他說話？”蔣夢麟回答說：“不要緊，我們老朋友，向來如此。”

率真這種品性，只有在純粹的人文環境中才能產生。民國時期的人文環境，堪比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時代，那個時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比較純粹，即使是為別人提意見，也是就事論事，所以，大師們之間，才會養成有話就說的習慣，而不必考慮什麼顧忌。現在的學人之間，為什麼極少有這種率真的品格了呢？因為人文環境變了，人與人之間相處、交流，都加著十二分的小心，這樣的環境中，人們還敢隨便給別人提意見嗎？當然不敢了，即使真想提意見，也說得極其含蓄、婉轉，沒有了那種率真的性情。

但因為有了梅校長這種“不生氣”的處世方法，所以才保證了三所學校之間能相處融洽、毫無芥蒂。

羅家倫其實是一個很有個性的人物，從他在五四運動中的表現就可見一斑，也就是說，他並非天生就是一個好脾氣，他後來之所以能養成不生氣的品格，是與他走上社會後所處的環境有很大關係，羅家倫長期在高校工作，一開始也是血氣方剛，但整天面對那些學生、教授，在校園那種知識份子成堆的環境中，他的性格便漸漸平和了，所以，在別人吵他甚至罵他的時候，他都能做到心平氣和、不生氣。與羅家倫不同，梅貽琦天生就是一個好脾氣，但所處的環境對他的影響也不可低估，他長期擔任清華大學校長，學術機構本來就是人文色彩濃重的地方，梅貽琦身在其中，每天與學生、教授打交道，處理各種各樣的事務，他的性格就變得更加平和了，也因而，在別人沖他發火的時候，他才能做到不生氣。

大師們的率真

蔣夢麟先生在自傳中記述了一件關於吳稚暉先生的往事，讓我們看到了吳稚暉率真的一面:民國十一年的時候，蔣夢麟到法國里昂，當時，里昂有一所中法大學，吳稚暉在那兒任校長。蔣夢麟應邀到這所大學演講，講什麼呢？蔣夢麟考慮：在國外留學的人，讀中國書的機會不多，於是，就在演講中講了一些鼓勵學生們多讀些中國書的話。蔣夢麟剛剛講完，吳稚暉就急匆匆地大踏步走上講臺，他眼睛裡噴著怒火，大聲說：蔣夢麟先生的話，真是亡國之談！這次世界大戰以後，沒有坦克大炮，還可以立國嗎？那些古老的書還可以救國麼？望你們快把那些線裝書統統丟到毛廁裡去！吳稚暉與蔣夢麟在五、六年前就結識了，在學問方面互相佩服，這次請蔣夢麟來演講，他又是東道主，因此，按理說，即使對蔣夢麟的觀點不贊同，也應該私下裡交流一下，不應該在講臺上公開批評蔣夢麟的觀點，因為那樣會使蔣夢麟很尷尬。但吳稚暉卻全然不考慮這些，而是直言不諱地公開表達了對蔣夢麟的不滿，這就是其性格率真的一面。當吳稚暉講完了、走下講臺之時，蔣夢麟謙恭地站起來向他表示服罪之意，吳稚暉卻笑眯眯地說：“沒有什麼，不過隨便說說罷了！”

蔣夢麟在自傳中還記述了一件事，是關於他自己的，時間是在1950年12月20日，那天，蔣夢麟主持的農得會召開了一次會議，傅斯年先生應邀前來參加會議，在討論過程中，傅斯年貢獻了許多寶貴的經驗，使在座人士十分欽佩。但傅斯年有個習慣，就是講話太多，那天開了兩個鐘頭的會，他講話最多，幾乎是滔滔不絕，“他（指傅斯年）忽爾講中國話，忽爾講英國話，莊諧雜出，莊中有諧，諧中有莊，娓娓動聽，我們開了兩個鐘頭的會，他講的話，比任何人多。”這樣一來，別人講話的機會就被剝奪了，於是，蔣夢麟就不客氣地對他說：“孟真你說得太多了，請你停止吧！”傅斯年聽罷，一點也沒有生氣，一面笑、一面就停止了。那天，農復會的美國顧問、康奈爾大學農業社會學教授安得生也參加了會議，他感覺蔣夢麟的做法有失禮貌，會後就對蔣夢麟說：“你太不客氣了，你為何那樣直率地停止他說話？”蔣夢麟回答說：“不要緊，我們老朋友，向來如此。”

率真這種品性，只有在純粹的人文環境中才能產生。民國時期的人文環境，堪比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時代，那個時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比較純粹，即使是為別人提意見，也是就事論事，所以，大師們之間，才會養成有話就說的習慣，而不必考慮什麼顧忌。現在的學人之間，為什麼極少有這種率真的品格了呢？因為人文環境變了，人與人之間相處、交流，都加著十二分的小心，這樣的環境中，人們還敢隨便給別人提意見嗎？當然不敢了，即使真想提意見，也說得極其含蓄、婉轉，沒有了那種率真的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