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 故宮博物院獲捐了一幅極富珍貴歷史價值的文物——《絲路山水地圖》。 據說， 該件文物上世紀30年代左右曾流失日本。 這次是由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許榮茂出資1.3億元人民幣從私人收藏家手中收購， 並將之無償捐贈給故宮博物院。
《絲路山水地圖》
《絲路山水地圖》繪於絹本之上， 幅寬0.59米、全長30.12米， 是一幅繪製於明代中後期， 應為內府使用的青綠山水手卷。 它描繪了東起嘉峪關西至天方城（今沙烏地阿拉伯的麥加）的遼闊地域範圍。 全卷共畫出了211個地理座標， 標注了中國的敦煌和伊朗的伊斯法罕等許多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城市。 所有城池名稱均以中文標注， 嘉峪關以西城池名稱譯自突厥、蒙古、波斯、阿拉伯、亞美尼亞語等多種異域語言的漢字。
《絲路山水地圖》局部
故宮單霽翔院長介紹說， 不久前， 來華訪問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到故宮博物院參觀。 參觀的過程中， 《絲路山水地圖》給特朗普總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特朗普總統既感慨于絲綢之路開啟了第一次東西方大規模的商貿交流， 又感動于東西方的文化、藝術、思想等通過絲綢之路相互交流， 對整個世界歷史產生了重要的意義與深遠的影響。
筆者記得， 幾年前， 這件《絲路山水地圖》曾由保利文化公司在“一帶一路”有關活動中進行過介紹和展覽。
據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絲綢之路研究學者林梅村教授考證， 這件《絲路山水地圖》原圖長約40米， 即起止點應為嘉峪關和“魯迷”（林稱即伊斯坦布爾）， 而圖中長約10米、由“天方”到“魯迷”這一段在後來的流傳過程中被人為裁掉了。
有學者通過林梅村教授提供的線索， 經過查閱《西域土地人物圖》， 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地圖所記的確有不少缺失， 天方至魯迷部分被剪去。 地圖最遠處一個叫“魯迷”的地方， 明代西方傳教士艾儒略《職方外記》卷一記載， 小亞細亞有一個“魯密”國， 即“魯模王國”今土耳其的科尼亞。
《絲路山水地圖》局部
明萬曆年間義大利人利瑪竇來到中國， 1584年（萬曆十二年）繪製了《萬國圖志》。 1601年（萬曆二十九年）， 利瑪竇到達北京師奉獻此圖， 後被稱為《坤輿萬國全圖》。 此圖的世界為橢圓形， 附帶一些天文圖和地理圖：右上角有九重天圖， 右下角有天地儀圖，
《絲路山水地圖》局部
而這件《絲路山水地圖》的繪製尚未具有橢圓形地球基本形狀，也沒有比例的計算尺規，是以中國傳統手卷形式繪製。因此，對《絲路山水地圖》的斷代下限應為萬歷朝之前。
該地圖手卷背面有清末民初琉璃廠著名書店“尚友堂”的題簽《蒙古山水地圖》。有學者認為，“尚友堂”的題簽是依據前人習慣而來，這一稱謂實在不符合當時情況。理由之一，明初以後關西七衛管轄遼闊的地域，最遠已達阿富汗、哈薩克、烏茲別克等地區，兔力帖木兒、沙哈魯等人也都歸順明王朝接受冊封；理由之二，永樂至萬曆年間，西域貿易頻繁是有史證的，葡萄牙人鄂本篤的到來說明絲綢之路的繁榮暢通。因此，可以明確定名此圖為《絲路山水地圖》比起《蒙古山水地圖》更為準確。
有人認為，《絲路山水地圖》是明代畫家仇英的作品：與仇英畫作《歸汾圖》所繪臨汾城樓如出一轍，似乎使用的是同一粉本。
仇英畫作《歸汾圖》
著名古代書畫收藏家，古代書畫鑒定研究學者朱紹良先生認為，仇英的繪畫師自周臣，以南宋院體為宗，用方筆來表現自己，他的方筆是側鋒而不是偏鋒，圓筆偶爾用一點。用筆轉角和緩，連續而不停頓，周臣、王翬在尖角處都停頓，仇英的筆墨連續而流暢。仇英《歸汾圖》所繪臨汾城樓，為重簷歇山頂三滴水樓閣式建築，鴟尾內向兩宋以前圖示，“券門”式城門。
而《絲路山水地圖》的嘉峪關城門，城樓是單簷歇山頂兩滴水樓閣式建築，鴟尾外向典型的明清建築特點。“券門”式城門明顯。又如馬兒黑納城樓，重簷歇山十字脊頂三滴水樓閣式建築，鴟尾內向明清建築特點。
因此，很明顯，《絲路山水地圖》的繪畫筆法，建築物的構圖風格，均與仇英不同。
朱紹良先生通過對《絲路山水地圖》筆墨的研究，發現與明中期的“吳派山水”非常接近，精細鮮麗的青綠山水和界畫能力。層層疊疊而不重縱深關係的佈局，山頂平臺，濃密的葉苔小點，棱角清楚的礬頭等具有特色的畫法。這一切非常符合“吳派山水”特點，更接近于文征明的學生謝時臣的繪畫風格。而唐寅、仇英兩人均從南宋院體繪畫入手，並遠追北宋名家，重視主題、結構，講究真景實感。
謝時臣在山水、界畫的繪畫能力很強，如《匡廬瀑布圖》、《溪山霽雪圖》的，礬頭、點子、構圖都與《絲路山水地圖》一致。界畫的繪製特點，除鴟尾外，其他建築特點基本相似。
由此判斷，《絲路山水地圖》創作的時間屬於明嘉靖三年以後，深受“吳派山水”謝時臣風格影響的繪畫筆法繪製的，當是嘉靖時期的作品。
而這件《絲路山水地圖》的繪製尚未具有橢圓形地球基本形狀，也沒有比例的計算尺規，是以中國傳統手卷形式繪製。因此，對《絲路山水地圖》的斷代下限應為萬歷朝之前。
該地圖手卷背面有清末民初琉璃廠著名書店“尚友堂”的題簽《蒙古山水地圖》。有學者認為，“尚友堂”的題簽是依據前人習慣而來，這一稱謂實在不符合當時情況。理由之一，明初以後關西七衛管轄遼闊的地域，最遠已達阿富汗、哈薩克、烏茲別克等地區，兔力帖木兒、沙哈魯等人也都歸順明王朝接受冊封；理由之二，永樂至萬曆年間，西域貿易頻繁是有史證的，葡萄牙人鄂本篤的到來說明絲綢之路的繁榮暢通。因此，可以明確定名此圖為《絲路山水地圖》比起《蒙古山水地圖》更為準確。
有人認為，《絲路山水地圖》是明代畫家仇英的作品：與仇英畫作《歸汾圖》所繪臨汾城樓如出一轍，似乎使用的是同一粉本。
仇英畫作《歸汾圖》
著名古代書畫收藏家，古代書畫鑒定研究學者朱紹良先生認為，仇英的繪畫師自周臣，以南宋院體為宗，用方筆來表現自己，他的方筆是側鋒而不是偏鋒，圓筆偶爾用一點。用筆轉角和緩，連續而不停頓，周臣、王翬在尖角處都停頓，仇英的筆墨連續而流暢。仇英《歸汾圖》所繪臨汾城樓，為重簷歇山頂三滴水樓閣式建築，鴟尾內向兩宋以前圖示，“券門”式城門。
而《絲路山水地圖》的嘉峪關城門，城樓是單簷歇山頂兩滴水樓閣式建築，鴟尾外向典型的明清建築特點。“券門”式城門明顯。又如馬兒黑納城樓，重簷歇山十字脊頂三滴水樓閣式建築，鴟尾內向明清建築特點。
因此，很明顯，《絲路山水地圖》的繪畫筆法，建築物的構圖風格，均與仇英不同。
朱紹良先生通過對《絲路山水地圖》筆墨的研究，發現與明中期的“吳派山水”非常接近，精細鮮麗的青綠山水和界畫能力。層層疊疊而不重縱深關係的佈局，山頂平臺，濃密的葉苔小點，棱角清楚的礬頭等具有特色的畫法。這一切非常符合“吳派山水”特點，更接近于文征明的學生謝時臣的繪畫風格。而唐寅、仇英兩人均從南宋院體繪畫入手，並遠追北宋名家，重視主題、結構，講究真景實感。
謝時臣在山水、界畫的繪畫能力很強，如《匡廬瀑布圖》、《溪山霽雪圖》的，礬頭、點子、構圖都與《絲路山水地圖》一致。界畫的繪製特點，除鴟尾外，其他建築特點基本相似。
由此判斷，《絲路山水地圖》創作的時間屬於明嘉靖三年以後，深受“吳派山水”謝時臣風格影響的繪畫筆法繪製的，當是嘉靖時期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