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小剛以及“小時代”的局限：雖然青春吐芳華滴滴鮮血染紅

近期，《芳華》在經歷了改期風波之後順利公映。作為一部講述當代史的電影，導演馮小剛傾注了巨大的情感，試圖為自己的同代人書寫一曲“青春”讚歌（電影的英文名是“Youth”），

只是這種小人物被時代碾壓的故事，與其說是對時代和個人悲劇的控訴，不如說更表達了一種苟活於亂世的卑微和渺小。換句話說，《芳華》是馮小剛版的“致青春”和“小時代”。

“小時代”的青春故事

電影從“文革”前活雷鋒劉峰把何小萍領進文工團始，到“文革”後文工團解散終，隨後是復員、轉業、走向社會，就像很多青春片一樣，校園故事是純潔的友誼和年少無知的猜疑，而一旦進入社會就是一個物欲的、現實的時代。在這個意義上，這部電影把攜帶著政治符號、時代痕跡的部隊文工團表現為了一個青春校園故事。

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把革命年代的青春故事講述為有悔的“青春祭”，上世紀90年代展示的是無悔的“陽光燦爛的日子”，

那麼《芳華》則只剩下一些鮮活的身體，如電影前半部分所呈現的練功房裡性感女兵們的芭蕾舞姿，她們是片尾曲《絨花》所演唱的“世上有朵美麗的花/那是青春吐芳華”。這裡既沒有對政治的話語反諷，也沒有青春期的反叛或者理想主義，雖然這些靚男倩女們被時代裹挾、隨波逐流，但是他們從始至終都有自己的小確幸、小悲歡。

可以說，《芳華》的青春更像“小時代”裡的青春，個人遭遇的不是政治的迫害和人性的折磨，而是女生與女生之間的小摩擦、小誤會。即便1976年發生政治地震，對於“舞照跳、歌照唱”的文工團來說，生活並沒有太多變化，每一個人都有情有愛、有自己的小心思，活雷鋒劉峰也不例外。

也許，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芳華”，青春不過是年齡的標記。

另一種的“傷痕”

《芳華》突破了題材“禁忌”，直接表現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國家戰爭。相比文工團的戰士們在游泳池邊遊玩嬉鬧，就像生活在不食人間煙火的大觀園，電影的後半段戰爭戲開始之後，這種無憂無慮的青春故事迅速變成一種血肉橫飛的人間慘劇。因作風問題被“下放”，後來去了作戰部隊的劉峰在對越自衛反擊戰中丟掉了一隻胳膊，而被領導“穿小鞋”的何小萍成為野戰醫院的護士，親眼目睹了年輕的戰士被戰火吞噬了身體，留下了精神創傷，他們代表著《絨花》的另一面“錚錚硬骨綻花開/滴滴獻血染紅它”。

隨著戰爭結束，

文工團解散。故事進入新時期，一直照顧大家的暖男劉峰沒有享受到戰鬥英雄的待遇，反而生活在社會底層。在觀看戰友慰問演出中恢復記憶的何小萍雖然走出了精神病院，卻生活在精神、物質的困頓之中。而其他的戰友也韶華易逝。儘管後半段的歷史只是截取了幾個年份，沒有充分展開，但也呈現了一種與“文工團”歲月截然不同的人生際遇。在這種人生悲寂的氛圍中，片尾曲響起， “青春吐芳華”的主題再次凸顯出來。

相比《陽光燦爛的日子》結尾處長大的“大院子女”變成了成功人士，《芳華》則格外強調了另一種“傷痕”，不再是上世紀50年代到70 年代所帶來的時代創傷，更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一種人生降落、失敗。就像馮小剛所扮演的電影《老炮兒》中的“六爺”，

在“三環十二少”小飛（富二代）的步步緊逼之下如鴕鳥般失魂落魄地逃亡在北京街頭。

斷裂的時代

與近些年流行的青春片不同，《芳華》表現的是上世紀70年代中期到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大時代，結尾部分還延伸到了上世紀90年代乃至當下。這種隨著時代變遷而無力左右個人命運的故事看起來很“80年代”，是一種用個人遭遇來反思或批判大時代、大歷史的暴力，可是《芳華》又呈現了一個與上世紀80年代不同的個人與時代的故事。我把《芳華》的故事總結為“舊青春”與“新傷痕”。

之所以說是“舊青春”，是因為馮小剛並沒有逃脫以王朔為代表的“大院子女”對革命歲月的青春化敘述，這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把革命故事洗“白”、變得可以被講述的重要方式。這種青春期的、充滿欲望張力的青春敘述把上世紀50到70年代從上世紀80年代的傷痕敘述中拯救了出來，其問題則在於擱置了那個時代的政治和歷史，就像《芳華》中所表現的只是一些個人的小政治和小糾葛。

不過，《芳華》的另一面則是呈現了一種“新傷痕”，這與“活雷鋒”劉峰的“人設”有關。每個歷史節點上，劉峰都會出現。他是一個任勞任怨、為所有人服務的人。這種人在新時期以來的文化表述中經常被作為傻子或者精神病患者，如《離開雷鋒的日子》中的喬安山、《求求你，表揚我》中的楊紅旗、《硬漢》中的退役老兵老三等。劉峰與他們相似，也不再是嫉惡如仇的戰士，而是只做好事、照顧他人的暖男，只是與前述影片不同的是，劉峰的扮演者黃軒更加帥氣，精神也正常，他成為始終如一、“不忘初心”的時代和歷史的“見證者”。

正是在這種“新傷痕”的敘述中，那個文工團的時代被賦予一種“芳華”的光環，而這種“新傷痕”的出現顯然與文工團的解體及其產生文工團氛圍的時代有著直接關係。悖論或者糾結在於，這種“小時代”的青春想像恰好是瓦解那個孕育“芳華”的罪魁禍首。這是馮小剛的限度，也是我們這個“小時代”的限度。

文| 張慧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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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青春期的、充滿欲望張力的青春敘述把上世紀50到70年代從上世紀80年代的傷痕敘述中拯救了出來，其問題則在於擱置了那個時代的政治和歷史，就像《芳華》中所表現的只是一些個人的小政治和小糾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