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澤
無論郭嵩燾， 還是嚴複， 他們在具體情事上或許有自相矛盾的觀察和表達， 但是， 在對於中西文明的認知與安排上，
（一）思想與性格。 一個人的思想與他的性格常常是互相協同的， 有這樣的思想， 然後有這樣的性格；有這樣的性格， 然後有這樣的思想。 郭嵩燾和嚴複， 他們與所置身世界之間的互動， 充滿挫折感和失敗感， 一方面當然與他們天生的氣質才情有關， 他們都是具有“專業”精神的人， 同時， 與他們的思想超前於所屬社會、時代、階層、陣營有關。 郭嵩燾與左宗棠、劉錫鴻的矛盾， 不止是性格趣味上的矛盾， 不止是具體事情處置的分歧，
而郭嵩燾與嚴複的忘年的不顧身份懸殊（他們一個是封疆大吏， 一個是毫無名分的學生）的交情， 很大程度上， 正是出於求知的吸引和相似的對於西方文化的體認。
郭嵩燾曾經略帶諷刺地說過， 李鴻章想派幾十個官費留學生到西洋學習機器製造和使用， 學習開船開炮打仗，
郭嵩燾對比過日本， 日本在英國留學的就有兩百餘人， 學兵法者甚少， “蓋兵者， 末也， 各種創制皆立國之本也”。 西洋的強大， 也並不在他們數十年“憂構兵”， 而是“理勢”的必然， “創制”的結果。 因此， 以中國“萬無可整頓的”軍隊“營制”， 學得“一身之技， 無能及遠”， “殫千金以學屠龍， 技成無所用之。 ”沒有自我更新、自我生長的機制， 僅僅靠培養一個人、一批人， 添置一種設備或多種設備， 能頂多久的用？這些話， 差不多二十年後就印證在甲午戰爭上。
因此， 郭嵩燾更願意看到官學生改習勘察煤礦鐵礦以及煉冶諸法， 學習“興修鐵路及電學， 以求實用。 ”而且， 他並不滿意當時朝廷選派的留學生，
他們最為相通的認知是：洋務是一樁涉及“本”“末”的事， 西洋政教， 有本有末， 不懂“根本”， 只講求“末務”， 不可能改變大局與大勢。
（二）專業主義精神與中國式體制及其倫理主義本位的衝突與對立。 傳統社會， 大一統的政治制度， 一鍋煮的行政體系， 妨礙專業主義精神的發育。 “專業”人士要想融入體制， 要麼喪失專業性格與品質， 要麼被邊緣化。
同時， “知識”與“誠意”是相互促進的， 道德的完善往往伴隨著知識的進化， 道德意識與知識成熟並轡同行， 科學的知識可以克服情感的與道德的扭曲。 然而， 在以道德理想主義統帥政治、左右社會的意識形態體系中，
（三）中國本位，他們都不是“全盤西化”論者。郭嵩燾的遺言是“三日成服，傳知本家及一二至親，並於靈前行禮，其他親友概不通報”，他還把自己有關國務洋務的言論集為一冊《罪言存略》，但只送“一二至好”。由此可見他的灰心與絕望。在郭嵩燾的時代，郭嵩燾幾乎是孤家寡人，因為他意識到，辦理洋務不止是器物的革新，更要緊的是器物背後的政教、文化與風俗——嚴複所謂“無往非精神之所貫注”。而嚴複晚年，“深感大地之上，劫運方殷。複百方思量，總覺二三十年中，無太平希望。羸病餘生，旦暮入地，睹茲世運，惟有傷心無窮而已。”（與熊純如書）
可以想像，嚴複的出現，當年在郭嵩燾內心喚起的波瀾，他們之間的好感，確實不僅是某種骨血裡的親近，更是世界觀以及思想的相通帶來的深情。事實上，郭嵩燾完全算不上是“全盤西化”論者，中國文化與文明的主體性，對於他來說，是毫無疑義的。對於嚴複來說，中國文化與文明的主體性，同樣是確定無疑的，嚴複遺言：“嗟乎，吾受生嚴氏，天秉至高。徒以中年悠忽，一誤再誤，致所成就，不過如此，其負天地父母生成之德，至矣。耳順以後，生老病死，倏然相隨而來，故本呈自閱歷，贈言汝所，其諦聽之：須知中國不滅，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廢；須知人要樂生，以身體健康為第一要義；須勤於所業，知光陰時日機會不復更來；須勤思而加條理；須學問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圓滿；事遇群己對待之時，須念己輕群重，更切毋造孽。”“間嘗自數生平得天不為不厚，而終至無補于時者，正緣少壯之時太主難進易退主義，不肯努力進取，雖浮名滿世，而資力淺薄，終無以為左右時世之資，袖手窮居，坐觀陸沉，是可歎也！今者年近古稀，加以羸病思乏，伸眉仰首，陳力社會，自所不能，而回顧生平，自問未了心願，即亦無幾。”（《與嚴璩書》）
很顯然，無論郭嵩燾，還是嚴複，他們在具體情事上或許有自相矛盾的觀察和表達，但是，在對於中西文明的認知與安排上，他們絕對是不失中國本位的，這也是他們作為最有現代思維的思想前驅，他們一切所言所作的出發點和根本立場所在。
1881年，嚴複通讀了斯賓塞（HerbertSpencer）的《社會學研究》(StudySociology),即《群學肄言》，在“譯餘贅言”中說：“不佞讀此在光緒七、八之交，輒歎得未曾有。生平好為獨往偏至之論，及此始悟其非，以為其書實兼《大學》《中庸》精義，而出之以翔實，以格致誠正為治平根本矣。每持一義，又必使之無過不及之差，于近世新舊兩家學者，尤為對病之藥，雖引喻發揮，繁富吊詭，顧按脈尋流，其意未嘗晦也。其《膳學》以下三篇，真西學正法眼藏，智育之業，舍此莫由。斯賓塞氏此書，正不僅為群學導先路也。”在《與熊純如書》中說：“鄙人行年將近古稀，竊嘗究觀哲理，以為耐久無弊，尚是孔子之書。四子五經，固是最富礦藏，惟須改用新式機器發掘陶煉而已；其次則莫如讀史，當留心細察古今社會異同之點。”在《救亡決論》中，嚴複說：“即吾聖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學之後，以歸求反觀，而後有以窺其精微而服其為不可易也。”
因此，他們的平生學術，骨子裡並沒有不可調和的服膺與選擇，之所以有種種“勢不兩立”的判斷與解釋，一方面在於時代的焦灼與糾結，一方面在於我們自身的分裂與偏執，我們至今沒有獲得具有自我同一性的思想邏輯與價值認同，尤其是對於自身的傳統。
已經超越了傳統體制所能容納的極限，具有顯著的異質性和顛覆性，因此，他們的“不容于世”其實是順理成章的事，他們更適宜生活在一個具有更多專業主義精神的時代與社會。（三）中國本位，他們都不是“全盤西化”論者。郭嵩燾的遺言是“三日成服，傳知本家及一二至親，並於靈前行禮，其他親友概不通報”，他還把自己有關國務洋務的言論集為一冊《罪言存略》，但只送“一二至好”。由此可見他的灰心與絕望。在郭嵩燾的時代，郭嵩燾幾乎是孤家寡人，因為他意識到，辦理洋務不止是器物的革新，更要緊的是器物背後的政教、文化與風俗——嚴複所謂“無往非精神之所貫注”。而嚴複晚年，“深感大地之上，劫運方殷。複百方思量，總覺二三十年中，無太平希望。羸病餘生，旦暮入地，睹茲世運，惟有傷心無窮而已。”（與熊純如書）
可以想像，嚴複的出現，當年在郭嵩燾內心喚起的波瀾，他們之間的好感，確實不僅是某種骨血裡的親近，更是世界觀以及思想的相通帶來的深情。事實上，郭嵩燾完全算不上是“全盤西化”論者，中國文化與文明的主體性，對於他來說，是毫無疑義的。對於嚴複來說，中國文化與文明的主體性，同樣是確定無疑的，嚴複遺言：“嗟乎，吾受生嚴氏，天秉至高。徒以中年悠忽，一誤再誤，致所成就，不過如此，其負天地父母生成之德，至矣。耳順以後，生老病死，倏然相隨而來，故本呈自閱歷，贈言汝所，其諦聽之：須知中國不滅，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廢；須知人要樂生，以身體健康為第一要義；須勤於所業，知光陰時日機會不復更來；須勤思而加條理；須學問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圓滿；事遇群己對待之時，須念己輕群重，更切毋造孽。”“間嘗自數生平得天不為不厚，而終至無補于時者，正緣少壯之時太主難進易退主義，不肯努力進取，雖浮名滿世，而資力淺薄，終無以為左右時世之資，袖手窮居，坐觀陸沉，是可歎也！今者年近古稀，加以羸病思乏，伸眉仰首，陳力社會，自所不能，而回顧生平，自問未了心願，即亦無幾。”（《與嚴璩書》）
很顯然，無論郭嵩燾，還是嚴複，他們在具體情事上或許有自相矛盾的觀察和表達，但是，在對於中西文明的認知與安排上，他們絕對是不失中國本位的，這也是他們作為最有現代思維的思想前驅，他們一切所言所作的出發點和根本立場所在。
1881年，嚴複通讀了斯賓塞（HerbertSpencer）的《社會學研究》(StudySociology),即《群學肄言》，在“譯餘贅言”中說：“不佞讀此在光緒七、八之交，輒歎得未曾有。生平好為獨往偏至之論，及此始悟其非，以為其書實兼《大學》《中庸》精義，而出之以翔實，以格致誠正為治平根本矣。每持一義，又必使之無過不及之差，于近世新舊兩家學者，尤為對病之藥，雖引喻發揮，繁富吊詭，顧按脈尋流，其意未嘗晦也。其《膳學》以下三篇，真西學正法眼藏，智育之業，舍此莫由。斯賓塞氏此書，正不僅為群學導先路也。”在《與熊純如書》中說：“鄙人行年將近古稀，竊嘗究觀哲理，以為耐久無弊，尚是孔子之書。四子五經，固是最富礦藏，惟須改用新式機器發掘陶煉而已；其次則莫如讀史，當留心細察古今社會異同之點。”在《救亡決論》中，嚴複說：“即吾聖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學之後，以歸求反觀，而後有以窺其精微而服其為不可易也。”
因此，他們的平生學術，骨子裡並沒有不可調和的服膺與選擇，之所以有種種“勢不兩立”的判斷與解釋，一方面在於時代的焦灼與糾結，一方面在於我們自身的分裂與偏執，我們至今沒有獲得具有自我同一性的思想邏輯與價值認同，尤其是對於自身的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