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實驗學校初中部 朱君祥
最近， 筆者有幸拜讀了重慶市中學語文特級教師王君發表在《語文學習》2009年第三期的課堂教學實錄《我的叔叔于勒》， 在深受啟發的同時， 引發了諸多疑問， 猶如重重的迷霧。
疑問一：于勒真的是一個騙子嗎？
王老師的課， 從破解於勒的命運之謎入手， 很能吸引人。 但她的破解， 由於她的推測有太多的主觀臆斷， 從一開始就陷入了牽強的境地。
王老師在實錄中引導學生重點來研究第二封信， 想以此來作為走進人物心靈的突破口。 筆者也以圍繞這封信的相關情節為例：
兩年後又接到第二封信，
王老師啟發學生：大家發覺這封信有什麼破綻？
實錄引用了四個學生的發言。 王老師在肯定四個學生的發言後， 總結說， 天啊， 於勒居然是個騙子！
我們來分析四個學生發言的合理性。
一個學生答：有破綻。 於勒開頭說他買賣也好， 可是後面又說“我發了財就會回哈佛爾”的， 還說“希望為期不遠”， 這是矛盾的， 我們可以看出他根本就沒有發財。
于勒的來信有矛盾嗎？筆者覺得沒矛盾。 “買賣也好”跟“發了財”並不是同義詞， 在於勒的心目中， 買賣好， 說明生意較順， 發了財， 那叫富有了。 現實生活中， 那些生意人也常常有這樣的表述。 再看， “買賣也好”這話是跟在“我身體很好”後， 難道就不能是對哥哥嫂嫂的一個寬慰性的說辭嗎？更何況他在第一封信中提到“他賺了點錢， 並且希望能夠賠償我父親的損失”。 大家注意， 他提到的是賺了點錢， 從這個“點”字上， 說明於勒並沒有在自吹自己發財了。 “發財說”本身就是師生們給他安的一個假命題。
第二個同學答：按照常規， 如果一個商人生意真的很好的話， 他是不會丟下生意去作長期旅行的。
根據這個同學的說辭， 如果於勒沒有根據常規出牌，
第三個同學答：如果他生意很好又有長期旅行的時間和經濟條件， 他為什麼不可以回哈佛爾的家一趟看看哥哥嫂子， 了卻自己的一樁心願呢？
筆者認為， 不急急忙忙地來看自己的哥嫂， 是不可以成為于勒這封信是假的依據的。 哥哥嫂子並不是于勒熱切盼見之人， 因此， 回哈佛爾並不見得是於勒最熱盼的事情。
第四個同學答：就算是旅行， 也可以寫信啊。 為什麼要幾年不寫信呢？
難道幾年不寫信就可以成為於勒在說謊的理由嗎？成人之間往往表現較為含蓄，
王君老師錯誤地解讀出了信中的破綻然後又引導學生簡單化地把他們帶到了于勒是騙子的陷阱。
筆者僅僅通過這封信， 就斷定於勒說謊了， 未免武斷。 事實是， 從旁人的佐證來看， 於勒的生活確實曾經好過一段日子。 文章的開頭：“有一位船長又告訴我們， 說於勒已經租了一所大店鋪， 做著一樁很大的買賣。 ”說明了這一點。 而在哲爾賽島上的那個船長的口裡， 也證實了這一點。 船長說：“……聽說他在那邊闊綽過一個時期……”說明於勒曾經有一段時間過得很不錯。
筆者在這裡還想表達的是， 於勒在信裡說謊沒有任何意義。 從心理學的角度講， 一個人做事說話總有相應的目的， 如果於勒確實說謊了， 那麼他的說謊， 對他有何意義呢？他想再一次回到哥嫂的身邊來嗎？船長告訴了我們於勒的真實想法， 於勒是不願回到哥嫂的身邊的， 因為他還欠著他們的錢。 於勒是知道自己是怎麼樣被哥嫂打發到美洲去的， 當然， 他也知道， 一旦他再回到哥嫂的身邊， 意味著什麼。
在這一環節的最後， 王老師用“滿紙荒唐言”給這封信給這個人定了性。 信顯荒唐， 人是騙子。
於勒， 你冤嗎？
疑問二：於勒真的是一個直面人生的人嗎？
王老師在引導學生認定信件有假， 於勒是個騙子後， 峰迴路轉， 說於勒是一個有溫度的騙子，是一個善良的人。
她出示幻燈：他當初行為不正，糟蹋錢。在窮人家，這是最大的罪惡。在有錢的人家，一個人好玩樂無非算作糊塗荒唐，大家笑嘻嘻地稱他一聲“花花公子”。在生活困難的人家，一個人要是逼得父母動老本，那就是壞蛋，就是流氓，就是無賴了。于勒叔叔把自己應得的部分遺產吃得一乾二淨之後，還大大佔用了我父親應得的那一部分。
緊接著，王老師引導學生閱讀文本的後半部分，並引導學生討論于勒變成了怎樣的人？
於是，閱讀又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
實錄引錄了四個學生的發言，學生們分別把于勒標籤成一個自力更生、正直、直面人生、有責任心的人。
遺憾的是，面對學生簡單的解讀，臉譜化的處理，老師沒有做任何的引領。
我們從其中一個學生的說法“他從一個遊戲人生的人變成一個直面人生的人。”來簡單地評述其說法的不合理性。
什麼叫直面人生？直面人生，那就是敢於笑對困難，敢於挑戰命運，決不向厄運低頭，決不向困難折腰。但於勒是這樣的嗎？按理說，他曾經闊綽過一段時間，應該有相應的膽識與魄力。哪怕再落魄再潦倒，但內心的支柱不會轟然倒塌。但“我”所見到的於勒呢，他的衣服是襤褸的，他的手滿是皺紋的，他的臉是又老又窮苦的，滿臉的愁容，狼狽不堪的。當“我”給了他十個銅子的小費時，他“趕緊”謝我，基本是一付失去自尊的社會最底層的人的模樣。他只能算是一個令人同情的普通人，又怎麼能稱得上是一個直面人生的有責任心的漢子呢？
筆者以為：面對學生臉譜化的處理，作為老師，應該要加以引導指正的。但令人遺憾的是，王老師用“是的，於勒變化了”來肯定所有學生的發言。因為在王老師的心目中，此時的於勒本身就是一個直面人生、有責任性的人。
學生給于勒穿新靴戴高帽了，王老師個人也覺得於勒的這種穿戴挺時髦、挺新潮。
於勒，你臉紅了嗎？
疑問三：文章想告訴我們的只是生活的殘酷嗎？
關於這篇文章的主題，現在比較流行的有兩種說法，一種是揭示資本主義社會中異化的人和人的關係，另一種是展現小人物生活的辛酸的。王君老師綜合了兩者。
但筆者以為，僅僅停留在這裡還不夠。
就像王老師在上課時一再提到的那樣，當我們分析一個人物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了他的起點。那麼，我們在分析一篇文章的寫作目的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了當時的寫作背景。
這篇文章寫於19世紀後半期。當時，歐洲正在經歷第二次工業革命引發的社會巨變。生產力的迅速增長並沒有給人們帶來普遍幸福，仁慈、寬容的道德取向被現實主義的赤裸裸的“生存競爭”所取代。以斯賓塞為代表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為這種社會思潮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斯賓塞在《社會學原理》等著作中運用進化論“生存鬥爭”、“適者生存”的原理來說明社會歷史。斯賓塞認為，生存競爭不僅在自然界，而且在人類社會中也一樣存在，是一種進步力量。社會中那些弱小成員，貧窮、染病和無業者將在生存競爭中被淘汰。只有最健康、強壯的社會成員才有機會成熟長大、繁衍後代。這項原則也適用於大範圍的群體，任何幫助社會最弱者的努力，從長遠來講只能使個人變得更壞。任何國家向窮人提供住房、教育、失業救濟只能進一步刺激他們生育，從而損害社會。
這種思潮彌漫著當時的歐洲。
敏銳的莫泊桑感知到了這種思潮對社會道德、社會倫理的破壞作用。從1872年起，莫泊桑定居巴黎，為了謀生，先後在海軍部和教育部任職，長達數十年，這些經歷使他對小職員的生活狀況和精神境界有了深刻的認識，《我的叔叔于勒》就是這段經歷的結晶。他想通過這篇小說，呼喚社會關注窮人的生存，呼籲國家完善有利於全體社會人的社會秩序。
窮人不是壞人，像于勒。他並不是那麼的無情的，他到美洲之後，經濟上略有好轉就寫信回來，表示願意賠償哥嫂的損失，表達他對哥嫂的懷念之情。不想讓哥嫂擔心他的健康和生活。他還希望賺了錢之後，再回到自己的家鄉，和哥嫂過好日子，他的內心深處充滿著對親情的渴望。後來，於勒窮愁潦倒，無法回到哥嫂身邊來，因為他不願意成為他們生活的負擔，這與同處在社會下層的“我的父母”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窮人應該被同情與幫助，像於勒。是那個經濟的世界和金錢的關係把他推向了人生悲劇的深淵，使他失去了親人的愛和關心。那麼，那個經濟的世界是不是應該擔當起它應有的作用呢？
莫泊桑先生的這篇文章的生命力，不是僅告訴你“生活是殘酷的”，而是想讓那些主流精英意識到面對這種殘酷的生活應該做些什麼，應該為那些窮人添加些和諧因素。
金錢是重要的，金錢觀是可以理解的。但王君老師後面的總結性的一聲歎息，“生活就是這樣的殘酷。”在某些層面上是掩飾了政府的不做為、赤裸裸的金錢觀的合理性。
面對殘酷的生活，我們該怎麼辦？當我們想試著撥開重重迷霧，試著想走進人物心靈時，我們也不妨叩問一下自己的靈魂！
說於勒是一個有溫度的騙子，是一個善良的人。她出示幻燈：他當初行為不正，糟蹋錢。在窮人家，這是最大的罪惡。在有錢的人家，一個人好玩樂無非算作糊塗荒唐，大家笑嘻嘻地稱他一聲“花花公子”。在生活困難的人家，一個人要是逼得父母動老本，那就是壞蛋，就是流氓，就是無賴了。于勒叔叔把自己應得的部分遺產吃得一乾二淨之後，還大大佔用了我父親應得的那一部分。
緊接著，王老師引導學生閱讀文本的後半部分，並引導學生討論于勒變成了怎樣的人？
於是，閱讀又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
實錄引錄了四個學生的發言，學生們分別把于勒標籤成一個自力更生、正直、直面人生、有責任心的人。
遺憾的是，面對學生簡單的解讀，臉譜化的處理，老師沒有做任何的引領。
我們從其中一個學生的說法“他從一個遊戲人生的人變成一個直面人生的人。”來簡單地評述其說法的不合理性。
什麼叫直面人生？直面人生，那就是敢於笑對困難，敢於挑戰命運，決不向厄運低頭，決不向困難折腰。但於勒是這樣的嗎？按理說，他曾經闊綽過一段時間，應該有相應的膽識與魄力。哪怕再落魄再潦倒，但內心的支柱不會轟然倒塌。但“我”所見到的於勒呢，他的衣服是襤褸的，他的手滿是皺紋的，他的臉是又老又窮苦的，滿臉的愁容，狼狽不堪的。當“我”給了他十個銅子的小費時，他“趕緊”謝我，基本是一付失去自尊的社會最底層的人的模樣。他只能算是一個令人同情的普通人，又怎麼能稱得上是一個直面人生的有責任心的漢子呢？
筆者以為：面對學生臉譜化的處理，作為老師，應該要加以引導指正的。但令人遺憾的是，王老師用“是的，於勒變化了”來肯定所有學生的發言。因為在王老師的心目中，此時的於勒本身就是一個直面人生、有責任性的人。
學生給于勒穿新靴戴高帽了，王老師個人也覺得於勒的這種穿戴挺時髦、挺新潮。
於勒，你臉紅了嗎？
疑問三：文章想告訴我們的只是生活的殘酷嗎？
關於這篇文章的主題，現在比較流行的有兩種說法，一種是揭示資本主義社會中異化的人和人的關係，另一種是展現小人物生活的辛酸的。王君老師綜合了兩者。
但筆者以為，僅僅停留在這裡還不夠。
就像王老師在上課時一再提到的那樣，當我們分析一個人物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了他的起點。那麼，我們在分析一篇文章的寫作目的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了當時的寫作背景。
這篇文章寫於19世紀後半期。當時，歐洲正在經歷第二次工業革命引發的社會巨變。生產力的迅速增長並沒有給人們帶來普遍幸福，仁慈、寬容的道德取向被現實主義的赤裸裸的“生存競爭”所取代。以斯賓塞為代表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為這種社會思潮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斯賓塞在《社會學原理》等著作中運用進化論“生存鬥爭”、“適者生存”的原理來說明社會歷史。斯賓塞認為，生存競爭不僅在自然界，而且在人類社會中也一樣存在，是一種進步力量。社會中那些弱小成員，貧窮、染病和無業者將在生存競爭中被淘汰。只有最健康、強壯的社會成員才有機會成熟長大、繁衍後代。這項原則也適用於大範圍的群體，任何幫助社會最弱者的努力，從長遠來講只能使個人變得更壞。任何國家向窮人提供住房、教育、失業救濟只能進一步刺激他們生育，從而損害社會。
這種思潮彌漫著當時的歐洲。
敏銳的莫泊桑感知到了這種思潮對社會道德、社會倫理的破壞作用。從1872年起，莫泊桑定居巴黎，為了謀生，先後在海軍部和教育部任職，長達數十年，這些經歷使他對小職員的生活狀況和精神境界有了深刻的認識，《我的叔叔于勒》就是這段經歷的結晶。他想通過這篇小說，呼喚社會關注窮人的生存，呼籲國家完善有利於全體社會人的社會秩序。
窮人不是壞人，像于勒。他並不是那麼的無情的，他到美洲之後，經濟上略有好轉就寫信回來，表示願意賠償哥嫂的損失，表達他對哥嫂的懷念之情。不想讓哥嫂擔心他的健康和生活。他還希望賺了錢之後，再回到自己的家鄉，和哥嫂過好日子，他的內心深處充滿著對親情的渴望。後來，於勒窮愁潦倒，無法回到哥嫂身邊來，因為他不願意成為他們生活的負擔，這與同處在社會下層的“我的父母”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窮人應該被同情與幫助，像於勒。是那個經濟的世界和金錢的關係把他推向了人生悲劇的深淵，使他失去了親人的愛和關心。那麼，那個經濟的世界是不是應該擔當起它應有的作用呢？
莫泊桑先生的這篇文章的生命力，不是僅告訴你“生活是殘酷的”，而是想讓那些主流精英意識到面對這種殘酷的生活應該做些什麼，應該為那些窮人添加些和諧因素。
金錢是重要的，金錢觀是可以理解的。但王君老師後面的總結性的一聲歎息，“生活就是這樣的殘酷。”在某些層面上是掩飾了政府的不做為、赤裸裸的金錢觀的合理性。
面對殘酷的生活，我們該怎麼辦？當我們想試著撥開重重迷霧，試著想走進人物心靈時，我們也不妨叩問一下自己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