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消息， 文藝復興科技公司創始人， 華爾街億萬富翁吉姆·西蒙斯利用自己掌握的數學知識成為了金融大鱷。 史上可能沒有哪家對沖基金可以和文藝復興一樣，
西蒙斯在23歲拿到數學博士學位， 26歲編寫代碼攻破國家安全局， 30歲領導一個大學的數學系， 37歲贏得了幾何界的最高獎項美國數學協會的Oswald Veblen幾何學獎。 西蒙斯年近40才“半路出家”， 他面對媒體一貫低調， 外界對其文藝復興科技公司知之甚少。 其中關於他們最多的猜測是使用了隱瑪律可夫模型(HMM)， 主要依據是他們的主要成員的背景。
據NewYorker網站報導， 現在， 他又成立了研究機構Flatiron Institute， 期望用資料分析和研究中心的巨大算力和精妙演算法來複製自己在金融業的成功之道， 推動基礎科學發展。 現將原文編譯如下：
就媒體而言， 對科研中心的訪問往往會會從其中的一個著名實驗室開始， 這個實驗室通常會有一位明星教授， 還有十幾個合作的博士後。 但在9月份當我正式造訪位於紐約曼哈頓下城的研究機構Flatiron Institute時， 卻被首先帶到了機房， 其間唯一的聲音來自空氣調節系統。 我被一排排從地板到天花板的黑色金屬籠包圍著， 黑色的金屬架子裡配滿了黑色的伺服器：每台伺服器上都閃爍著燈光， 背後是一排排彩色電線。 技術人員已經為每根線打上了標籤。
一直以來， 西蒙斯都在思考如何致富。 在伯克利的時候， 他買過大豆期貨，
他聘請了在國防部共事時的另一位數學家， 他們開始開發預測貨幣價格方向的模型。 西蒙斯告訴我說， 他開始招募合作者成立“瘋狂的對沖基金”， 這也是文藝復興科技公司的前身。 西蒙斯的搭檔不是金融家， 而是物理學家， 天文學家和數學家。 他還為此投入了大量的電腦設備以及維保人員。 他說：“如果你要分析資料， 那麼它確實必須是純淨的。 假設這是一系列的股票價格。 31， 62， ……。 等等， 股票在一天內不會翻倍， 所以資料有錯誤！有各種方法可以從資料中發現錯誤， 這很重要， 因為一個小錯就可以把你搞砸。
他鼓勵研究人員之間的交流和辯論。 他說：“文藝復興科技公司時期都在於合作， 或者是其中的一大部分。這是一個非常開放的氛圍。”前同事們同意西蒙斯是一個特殊的領導者。他瞭解科學家喜歡什麼，並經常安排各種古怪的組合練習：文藝復興科技公司的員工爭先恐後看到誰能以最慢的速度在規定路線上騎自行車，而不會摔倒。
文藝復興科技公司的表現是史無前例的。彭博市場去年在一篇文章中稱，該公司的代表性產品大獎章基金Medallion Fund“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賺錢機器”。近30年來，它平均每年上漲80%。相比之下，文藝復興科技公司其他更大規模的基金表現就沒有那麼好。西蒙斯解釋稱，這是規模的負面影響：大規模資金不能迅速交易，長期交易使得演算法的用處不大。他說：“就像天氣一樣，距離越近，確定性越高。
西蒙斯早在40多歲就賺了100萬美元，到他60歲時已經獲得了10億美元的收益。他說：“賺錢很有趣，”71歲的時候，西蒙斯退休了，把基金的管理權交給了他在1993年挖來的兩位語音辨識專家彼得·布朗（Peter Brown）和羅伯特·默瑟（Robert Mercer）。西蒙斯告訴我，“語言非常具有預見性，”他堅信布朗和默瑟可以把他們的技能運用到金融市場上。現任文藝復興科技公司首席執行官的布朗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表示：“在其他公司之前，吉姆的天才就已經看到了定量交易的可能性，並成立了一家公司，為傑出的科學家提供資源，環境和產出激勵“。布朗還指出：”他的作用更多的是公司的發展方向而不是技術的發展。“
西蒙斯沒有預測到的一件事是，默瑟將成為美國政治中最具分裂性的人物之一。在2016年的美國大選中，極右保守派的默瑟花費了2000多萬美元，最終把自己的籌碼押在了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身上。他或許也是特朗普Twitter背後“非主流右派”(alt-right)最大捐助者，也曾向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運營的輿論網站Breitbart提供數百萬美元的資金。西蒙斯把默瑟的政治行為描述為令他驚訝的轉變。西蒙斯說：“我已經跟他談過幾次了，但他和我很不一樣，我也不能改變他，”他補充說，“但我喜歡他。”
10月份，文藝復興科技公司董事會非執行主席西蒙斯（Simons）約談默瑟辭去公司管理職位。默瑟也這麼做了。西蒙斯說，這個決定是實用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默瑟的行為“對士氣不太好”，他解釋說，“我們最好的一名員工剛剛說過他要辭職，”他指出，“而另外一名優秀員工似乎瀕臨崩潰。”西蒙斯最近和公司的成員進行了會面，他相信他得到了他想要的資料：士氣有所提高。 “我想我是對的，”他說。
西蒙斯本人在2016年的美國大選中貢獻了2600萬美元——這是其秉持的自由主義使然。他告訴我，由於對窮人的承諾，他一直是民主黨人。他認為，在支持一個希望自己交更多錢的黨派同時，盡可能少繳納稅款並不會相互脫節。他說：“我很高興成為富有人士之一，但我認為政府應盡可能地幫助普通人民過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作為一名優秀數學家，西蒙斯說近幾十年來美國富豪積聚財富的多樣性使他感到迷惑不解。他說：“我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傾斜。我不是經濟學家，我也沒有研究過這個問題，但是我覺得這種平衡或者失衡是不對的。”經過一番反思之後，他告訴我他會支持一個上調至最高的稅收架構。我幾乎可以聽到他頭腦中有關他財產淨值的數字在反復計算。他說：“從百分之四十上調到百分之五十不會是一個悲劇。而取決於政府如何花錢。”
雖然西蒙斯似乎決心把他的大部分財富都帶走，但他對於自己的奢侈生活並不感到尷尬。他在紐約有一幢4800萬美元的公寓，俯瞰著整個中央公園，他擁有一架價值6500萬美元的飛機，當他不使用時就租給別人。他還有一艘220英尺的遊艇，被命名為阿基米德（Archimedes），他有時用它來把他的老朋友們帶到特別的地方。他最近在法屬波利尼西亞和兩個石溪分校同事傑夫齊格（Jeff Cheeger）和托尼菲力浦斯（Tony Phillips）一同旅遊。菲力浦斯回憶道：“傑夫對於Pontryagin極大值類總有奇怪固執的想法。在旅行中就變得令人討厭。他一直想談論這個問題。“西蒙斯告訴我，他自己在遊艇旅行過程中做了很多的思考，他說，”我曾經在船上證明過一個很好的定理。
20世紀90年代，吉姆和瑪麗蓮·西蒙斯成為主要的慈善捐助者。他們資助了石溪分校的數學中心和伯克利的電腦科學中心。這個基金會還為自閉症研究提供了資金，此外還贊助了智利的一個巨型望遠鏡，後者旨在從宇宙大爆炸中尋找引力波。迄今為止他們的捐助一共價值25億美元。但是西蒙斯在這些項目中扮演的角色相對有限，退休後他發現自己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管理慈善資產和評估申請上來。在此期間，他的親人感覺到自己並不是那麼開心。 “他喜歡工作，”瑪麗蓮說。他的堂弟盧裡告訴我說：“他說他投資很多項目，但沒有掌控一個項目。”
西蒙斯回應說他很好，他的確很忙，也沒有再去找新的工作。但他確實想提高基金會對科學的影響。?2012年，他和瑪麗蓮在紐約州北部的巴特米爾克瀑布酒店召開了非正式會議。與會者被要求確定那些目標驅動的純粹專案，且沒有得到其他來源的資助。這是他經常使用的一種技巧：徵求消息靈通人士的意見，然後用自己的直覺做出決定。“科學的嗅覺是非常重要的，”西蒙斯告訴我，“為了區分什麼是好問題和什麼問題，沒有人會關心真正的答案——這就是品味。而且我覺得我有很好的品味。“
西蒙斯的知識份子聲譽確保他在會議上擁有最高的思維主導權。“他不是那個億萬富翁，他是數學界的傳奇人物，”主持會議的是諾貝爾獎得主，加州理工大學前總裁大衛巴爾的摩（David Baltimore）。包括遺傳學家埃裡克藍德（Eric Lander）在內的許多物理學家，數學家，生物學家和天文學家都出席了會議。
對於一些參與者來說，這次聚會提供了一個機會，讓他們能夠把雄心勃勃科學的專案放在潛在的資助者身上，這代表了科學方式的回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幾年裡，像曼哈頓洛克菲勒大學這樣的私人機構以及由班貝格的百貨公司繼承人所資助的高級研究學院已經成熟發展。但到了50年代，為絕大多數科學研究付費的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國家科學基金會和其他政府組織。半個世紀以來，政府仍然是主要的資助者。但在早期的聯邦資金開始減少後，慈善事業在矽谷的億萬富豪帶領下開始重新煥發出力量。2015年，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第一次，包括企業捐款在內的私人資金為基礎科學研究所提供的資金已經超過了美國政府組織。
國家科學基金會等政府資助機構傾向于為增量研究提供資金。有持續往績記錄的人往往會受到更多青睞;從國立衛生研究院獲得投資的科學家平均年齡是43歲，且普遍具有博士學位。而那些投機專案也往往會被政府規避。在西蒙斯所主持的會議上，與會者被鼓勵提出很多可能不會立即得到回報的專案。巴爾的摩提出如何探索免疫系統工程；天文學家建議調查暗物質世界，而一位古生代學家提出了一個通過時間映射人類基因組進化的例子。
一位出席的學者，杜克大學數學教授英格麗·多貝西(Ingrid daubechies)特別計算了西蒙斯可能會發現什麼類型的項目會有特別的吸引力。她知道西蒙斯是怎麼發財的，她也知道科學界的資料量已經爆炸了。多貝西在會議上建議，基金會不應該為新的研究提供資金，而應該為解釋現有資料提供更好的機制。一個新的研究中心可能會“尋找提取有趣的資料集，以致於不因為資料太過複雜而沒有希望”。
西蒙斯知道，科學家正在被資料淹沒。像光遺傳學這樣的新技術——使用光來啟動活體組織中的細胞——已經產生了大量有關人類大腦的資訊。紅外成像，引力波探測裝置和射電望遠鏡都帶來了關於宇宙的恒定資料流程。研究人員經常會在一次實驗中獲得數百TB的資料。雖然收集資料有革命性的發展，多貝西說，完善資料計算方法的努力相對較少。
她的提議引起了西蒙斯的共鳴。他回到紐約市後，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我越想越喜歡。”他告訴我，“而瑪麗蓮也喜歡它。”當西蒙斯選擇多貝西的項目時，巴爾的摩並不感到驚訝。他說：“我是一名生命科學家，但是吉姆是一名數學家。 多貝西曾建議將研究中心設在杜克大學，但西蒙斯有一個不同的想法：在曼哈頓基金會附近建立一個中心。他們互相問：“為什麼不在基金戶內呢？”
西蒙斯希望Flatiron Institute能夠擁有貝爾實驗室的廣闊創意氛圍，貝爾實驗室是當時電話行業的傳奇分支，其鼎盛發展時期從40年代中期一直延續到80年代。貝爾實驗室的研究人員被要求繼承實驗室的激情，結果是八個諾貝爾獎的誕生和電晶體的發明。西蒙斯在防務分析研究所有著同樣田園般的經驗，在那裡他花一半的時間破解代碼，另一半則追求自己的數學興趣。在創立文藝復興科技公司時，西蒙斯告訴我，他確信自己的公司儘管壓力非常大，但是一個愉快和刺激的工作場所，員工經常會參與各種演講和郊遊。文藝復興科技公司首席執行官彼得·布朗（Peter Brown）回憶說：“為吉姆工作，你感覺你最好努力產出效益，因為他幾乎把所有不產出效益的藉口都拿走了。
分享是文藝復興公司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西蒙斯說：“每個人都知道別人在做什麼。他們可以說，'試試看！'”他希望資訊也能在研究團隊的各個團隊之間流動，所以走廊裡有很多白板，而公共區域——咖啡角，排成一列的坐墊——研究人員 “坐在旁邊閒聊”。他觀察到，“一種對神經元spike sorting技術很有效的演算法——有些版本可能對星級排序有異，而另一個版本卻對其他東西有好處。”6月份的一天，我走過研究所的一塊白板，上面展示著天文學部門負責人大衛·斯佩爾（David Spergel）寫的一個方程式。它表明，超新星爆炸產生星系風的方式也能夠捕捉到海洋中波浪運動，並解釋道細胞中液體的運動。
今年秋天我再次訪問研究院時，在電腦螢幕上看到很多視覺化的資訊，著重強調了研究人員不同資料集之間的共同點。生物學演算法的視覺化介面展示了蛋白質的球狀氨基酸，而同樣的圖像可能會出現在天文學家的電腦上：這讓我想起了正在誕生的行星。而用於映射基因突變之間聯繫的優美風車狀圖案，看起來像是一個經典的軌道行星系統。這種基因資料分析程式能夠對輸入的基因資料進行分析，然後將與該基因密切相關的疾病進行排序。整個通過機器學習的專案收集了來自患者和實驗室培養的一萬五千個基因樣本，研究人員希望將這個集合擴展到數以百萬計的基因樣本。
我和一位年輕的天文學家克里斯多夫·海沃德（Christopher Hayward）坐在一起，他來自哈佛，擁有博士學位。他正在對宇宙誕生十億年後的情形進行模擬，彼時小星系正在彙聚成更大的星系。他向我展示了那個時期的宇宙形象，其中包括天文館所熟悉的旋轉氣體球。然後他點擊了視覺背後的演算法：在Linux代碼的簡單字體中出現難以理解的數字。海沃德告訴我，這個星系模擬項目在兩個月前就開始了，並且還將持續兩個月，因為他和其他研究人員試圖瞭解恒星形成與黑洞形成之間的回饋迴圈。他說：“Flatiron Institute的獨特之處在於，我可以隨時且立即啟動新的模擬。 “即使在哈佛大學，你通常都需要排隊等候。”
西蒙斯告訴我，2013年，在伊薩卡黃油牛奶瀑布州立公園會議後不久，他決定組建一個小型“內部團隊”來探索“科學資料分析”。他很快找到了一個“非常有資格”的人來領導這個團隊：曾在紐約大學數學科學研究所任所長的萊斯利·格林加德（Leslie Greengard）。格林加德還擁有醫學學位，他想研究生物學方面的問題。當然，他無法在一個數學研究所完成自己的願望。西蒙斯給了他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薪酬，格林加德接受了。他很快召集組建了一個小組，其中包括系統生物學家，基因組學家，神經科學家，以及兩位元編碼者——Carriero和Fisk。
該小組開發了一系列軟體程式，包括MountainSort（自動輸出多電極記錄的分析程式）和CaImAn（一種檢測神經元中鈣元素釋放量的機器學習演算法）。西蒙斯對這些結果感到非常滿意，因此決定繼續研究。為了確保能夠獲得頂尖人才，他給員工提供的加薪，幅度高達50%，並且每週只需工作三天，這將幫助他們保持與自己所在實驗室的聯繫。在普林斯頓任職的天文學家斯佩格爾（Spergel）正在招募組建一個二十人的團隊。他這樣勾畫前景：“你要形成計算天體物理的方向。如果你來這裡的話，能夠掌控整個天體物理學領域。“他向12為博士後候選人發出的Offer中，有八個接受了。他說：“我們甚至還沒有網頁！”
在其中一個開放專案中，天文學團體已經使用了高性能的統計分析來挑戰現有的宇宙模型。銀河系的恒星測繪項目發現了數量驚人的雙子星。這一發現表明，與許多天文學家認為的相反，暗物質並非主要由黑洞構成，因為黑洞的引力將迫使許多雙星分開。
當西蒙斯需要找到量子物理學領域的領導者時，他採取了類似於電影《十一羅漢》Ocean’s Eleven的方法。他就這個問題舉辦了一個研討會，並密切關注與會者。其中一位是幾年前遇到的法國物理學家，給西蒙斯留下的印象特別深刻。西蒙斯指出：“當他張嘴說話的時候，每個人都會注意聽他說什麼，”他說，“我對此印象非常深刻。”這位學者是法蘭西學院的安東莞·喬治（Antoine Georges）。當得知喬治的一個項目：超導材料的性質研究之後，西蒙斯更為興奮。科學家早就夢想創造一種在室溫下工作的超導體。對於常人來說這可能聽起來並不像是一個計算問題，但確實如此。分析材料，特別是合成材料的電子特性，“可能需要非常複雜的演算法和大量的計算，”西蒙斯解釋說。如果能夠實現這一突破，那麼許多工程上的限制就會消失：電力可以毫無損失地傳播，懸浮列車將變得司空見慣。西蒙斯說：“這將是價值數萬億美元的應用。”
西蒙斯喜歡說，Flatiron Institute是“拋開一切”，但這種說法有時看起來似乎是一時的，就像一個酒鬼推開一杯飲料。“不，我們不是為了錢”，他有一次對我說，“好吧，我們不排斥錢。但是，我們並不是僅僅為了錢。“他承認超導體研究的誘惑。他告訴我：“如果你對材料有足夠的瞭解，就可能解決這個問題，可能為這個基金會賺很多錢。”就喬治而言，他似乎擔心西蒙斯過於專注一個極其困難的問題。 “這種常溫超導體絕對不是我想要承諾的，”喬治告訴我，他解釋稱如果他的計算能幫助科學家創造一個更好的磁鐵，他會很高興。在同意移居美國之前，他要求西蒙斯對計算科學作出明確的承諾。西蒙斯公司的董事會通過了一項決議，保證至少在五十年內會為該研究所提供資金。喬治接受了這個提議。
Flatiron Institute研究所的研究人員不必教學，而且他們不需要申請資助，因為這兩項工作可能都會消耗大部分學者的時間。在西蒙斯的研究所中，幾乎所有的高級雇員都來自附近的大學，這引起了一些社會不滿。斯佩格爾說：“人們覺得我們擁有如此多的資源，甚至於認為我們要接管這個世界。”在一封電子郵件中，一個競爭對手向斯佩格爾投訴說Flatiron Institute是“一隻1000磅的大猩猩”，並補充說，他最近試圖招募的人中，所有人都有“來自你的聘用通知”。另一位研究人員指出，雖然計算科學越來越強大，但從根本上它依然依賴於研究所並不資助的那種實驗科學。研究人員在電子郵件中指出：“計算的預測最多只能和實驗生成的資料一樣好。”
此外，西蒙斯願意付出的報酬甚至要比最精英的學術機構更多，這也讓很多人感到不安。負責運營波士頓學院法學院慈善和公益事業論壇的雷·馬多夫（Ray Madoff）指出：“這讓很多人懷疑，那就是富人是按照自己的規則行事的。有錢人正在辦事，我們只是去看看他們的世界。“就在不久前，私人基金會也只能通過國會審批後才可以創立，部分原因就是因為他們被認為對民主有害。?1913年，國會拒絕了約翰·洛克菲勒設立基金會的請求。他不得不去紐約州立法機關申請特許執照。
伯克利大學天文和物理系負責人烏羅什·塞利亞克(Uros Seljak)警告說，私人基金會可能反復無常。 “是的，當然，他們有很多錢，他們可以投入很多錢，但他們也可以隨時把它拿走，用在別的地方。” 領導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數十年的湯姆·伊塞爾（Tom Insel）則有不同的擔憂。他說：“我擔心吉姆·西蒙斯的慷慨將使我們其他人擺脫道德困境。我們是否會認定對科學的投資是一種私人行為，並因此而喪失了我們花納稅人的錢時為科學所做的承諾？我們是否會忘記科學是投資，而不是成本開銷？
西蒙斯基金會（Simons Foundation）已經將數億美元的資金投入自閉症研究，僅今年就花費了7500萬美元。這並不是巧合，因為西蒙斯有一位家庭成員就是自閉症。此外，拋卻研究的重要性不談，在另一種綜合症投資這麼多錢是否一定會見效？對病症研究的選擇要麼是因為它影響了更多的人，要麼是因為它可能更容易解決。但西蒙斯並不這麼認為。他相信自己的口味。他說：“我們真的改變了這個領域。”他指出，他所資助的一些工作“已經採用了非常數學的方法來尋找新的基因”。
今年秋天的一個下午，研究所三個部門的負責人和西蒙斯坐在會議桌前。所有的與會者都是帶著眼鏡的禿頭男人，談話很快，輕輕微笑，並且相互非常瞭解。你能夠感覺到各種活躍思維展現在面前。西蒙斯看起來悠然自得：他可能已經回到了自己在石溪分校或文藝復興科技公司工作的時期。
這些人聚集在一起，討論增加第四個部門。西蒙斯徵求了副手們的意見。斯佩格爾建議是計算流行病學和公共健康。但格林加德反問道，這個領域真的是“Flatiron Institute準備好的”嗎？斯佩格爾反駁說，這是一個“一些聰明人確實可以產生影響”的領域。西蒙斯回應稱：如果找不到一個權威人士來“主持”這個領域，他們就應該放棄。
第二個前景是計算神經科學。一位傑出的紐約州立大學研究人員已經定在冬天向研究所推介專案，但西蒙斯對這一領域表示疑惑。他說：“神經科學是一個龐大的學科領域。我不知道我們是否可以在相關問題上有重要的影響。‘大腦如何運作’與‘宇宙如何形成’都是一樣的難題。“這也被擱置在了一邊。
接下來是地球科學。西蒙斯興奮起來。他喜歡待解決問題的複雜性。該研究所可以通過研討會對這個想法進行實地測試，其中包括大氣科學和海洋科學，這樣就可以與氣候變化研究聯繫起來。他說：“我猜想這個領域已經有研究的空間。”但其他人警告說，目前由數千名研究人員都在研究氣候變化問題。西蒙斯反駁道：“好吧，如果你加入一個真正的大氣學科通，呃，這不會有什麼傷害。”其他人表示贊同。西蒙斯很高興，如果沒有感到驚訝，整個事態已經按照他的方式發展。為了他對地球科學的熱忱，西蒙斯投了決定性的投票。
11月3日，加州理工學院的一位生物地球學家約翰·格勒青格（John Grotzinger）和西蒙斯夫婦，兩位元部門負責人、電腦負責人等進行了會面。他抱怨了整個學術界在建造新望遠鏡方面的困難。 “這不只是加州理工的困難，”他說。 “這是每個人的困難。”
西蒙斯提到他在智利幫助資助的望遠鏡將花費約4000萬美元。他說：“我們正在阿塔卡馬沙漠建造這個大型天文臺，它將會非常美麗。我們要研究的是宇宙微波背景輻射。”
“哇，”格羅青格感歎道。
提供建議的格羅青格並不是來找工作，而是通過解決氣候模型相關問題來優雅地指導團隊。 Flatiron工作人員很熟悉這個問題。格羅青格解釋說：“大部分數據實際上被忽略了。”此外還有跨學科合作的問題。他是歷史氣候變化方面的專家，比如說科學家在研究是什麼導致了二疊紀大滅絕，幾乎所有物種都死亡。為了正確評估這場災難，必須要瞭解岩石記錄和海洋的組成，但格羅青格說，“地質學家沒有與物理海洋學家交往的歷史”。他談到他最好的合作是和海洋學家一起吃午飯，從側面表示跨學科之間的合作是多麼罕見。他說，氣候模型是一個從本質上難以解決的問題，因為學術界存在結構性分歧。格羅青格說：“ 他們將在未來五十年內摸索出解決方案。但是，如果你把所有東西都放在一起，我想這可能會帶來重大的突破。”
西蒙斯和他的團隊對此非常感興趣。似乎Flatiron已經為此準備好了。科學家們問格羅青格需要多少人，以及這樣一個團隊需要多少計算能力。格羅青格估計，這個部門至少需要五十名研究人員才能起效。
“我會多派一些程式師，”西蒙斯插話道。
會後西蒙斯說，他希望在明年9月份之前在這裡建立第四部門。我問他：為什麼要在那裡停下來？為什麼不是八個？為什麼不成立西蒙斯大學？畢竟，他有錢。但他堅持認為，如果他既要一流的工作效率，又要良好協作的氛圍，他只能應對四個部門。他補充說，他需要用自己輕巧的處理能力管理這一切。
西蒙斯明白，無論他設立什麼樣的結構，最終都需要在沒有他監督的情況下運作良好。基金會已經在研究所的大樓上簽了三十五年的租約，可以再續簽十五個年。只要稅法沒有發生巨大的變化，西蒙斯的財富就可以使研究所永久化。但他意識到，人類不是機器。“我希望這能夠持續一百年，”他告訴我，“但我已經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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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斯早在40多歲就賺了100萬美元，到他60歲時已經獲得了10億美元的收益。他說：“賺錢很有趣，”71歲的時候，西蒙斯退休了，把基金的管理權交給了他在1993年挖來的兩位語音辨識專家彼得·布朗（Peter Brown）和羅伯特·默瑟（Robert Mercer）。西蒙斯告訴我，“語言非常具有預見性，”他堅信布朗和默瑟可以把他們的技能運用到金融市場上。現任文藝復興科技公司首席執行官的布朗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表示：“在其他公司之前，吉姆的天才就已經看到了定量交易的可能性，並成立了一家公司，為傑出的科學家提供資源，環境和產出激勵“。布朗還指出：”他的作用更多的是公司的發展方向而不是技術的發展。“
西蒙斯沒有預測到的一件事是，默瑟將成為美國政治中最具分裂性的人物之一。在2016年的美國大選中，極右保守派的默瑟花費了2000多萬美元，最終把自己的籌碼押在了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身上。他或許也是特朗普Twitter背後“非主流右派”(alt-right)最大捐助者，也曾向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運營的輿論網站Breitbart提供數百萬美元的資金。西蒙斯把默瑟的政治行為描述為令他驚訝的轉變。西蒙斯說：“我已經跟他談過幾次了，但他和我很不一樣，我也不能改變他，”他補充說，“但我喜歡他。”
10月份，文藝復興科技公司董事會非執行主席西蒙斯（Simons）約談默瑟辭去公司管理職位。默瑟也這麼做了。西蒙斯說，這個決定是實用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默瑟的行為“對士氣不太好”，他解釋說，“我們最好的一名員工剛剛說過他要辭職，”他指出，“而另外一名優秀員工似乎瀕臨崩潰。”西蒙斯最近和公司的成員進行了會面，他相信他得到了他想要的資料：士氣有所提高。 “我想我是對的，”他說。
西蒙斯本人在2016年的美國大選中貢獻了2600萬美元——這是其秉持的自由主義使然。他告訴我，由於對窮人的承諾，他一直是民主黨人。他認為，在支持一個希望自己交更多錢的黨派同時，盡可能少繳納稅款並不會相互脫節。他說：“我很高興成為富有人士之一，但我認為政府應盡可能地幫助普通人民過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作為一名優秀數學家，西蒙斯說近幾十年來美國富豪積聚財富的多樣性使他感到迷惑不解。他說：“我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傾斜。我不是經濟學家，我也沒有研究過這個問題，但是我覺得這種平衡或者失衡是不對的。”經過一番反思之後，他告訴我他會支持一個上調至最高的稅收架構。我幾乎可以聽到他頭腦中有關他財產淨值的數字在反復計算。他說：“從百分之四十上調到百分之五十不會是一個悲劇。而取決於政府如何花錢。”
雖然西蒙斯似乎決心把他的大部分財富都帶走，但他對於自己的奢侈生活並不感到尷尬。他在紐約有一幢4800萬美元的公寓，俯瞰著整個中央公園，他擁有一架價值6500萬美元的飛機，當他不使用時就租給別人。他還有一艘220英尺的遊艇，被命名為阿基米德（Archimedes），他有時用它來把他的老朋友們帶到特別的地方。他最近在法屬波利尼西亞和兩個石溪分校同事傑夫齊格（Jeff Cheeger）和托尼菲力浦斯（Tony Phillips）一同旅遊。菲力浦斯回憶道：“傑夫對於Pontryagin極大值類總有奇怪固執的想法。在旅行中就變得令人討厭。他一直想談論這個問題。“西蒙斯告訴我，他自己在遊艇旅行過程中做了很多的思考，他說，”我曾經在船上證明過一個很好的定理。
20世紀90年代，吉姆和瑪麗蓮·西蒙斯成為主要的慈善捐助者。他們資助了石溪分校的數學中心和伯克利的電腦科學中心。這個基金會還為自閉症研究提供了資金，此外還贊助了智利的一個巨型望遠鏡，後者旨在從宇宙大爆炸中尋找引力波。迄今為止他們的捐助一共價值25億美元。但是西蒙斯在這些項目中扮演的角色相對有限，退休後他發現自己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管理慈善資產和評估申請上來。在此期間，他的親人感覺到自己並不是那麼開心。 “他喜歡工作，”瑪麗蓮說。他的堂弟盧裡告訴我說：“他說他投資很多項目，但沒有掌控一個項目。”
西蒙斯回應說他很好，他的確很忙，也沒有再去找新的工作。但他確實想提高基金會對科學的影響。?2012年，他和瑪麗蓮在紐約州北部的巴特米爾克瀑布酒店召開了非正式會議。與會者被要求確定那些目標驅動的純粹專案，且沒有得到其他來源的資助。這是他經常使用的一種技巧：徵求消息靈通人士的意見，然後用自己的直覺做出決定。“科學的嗅覺是非常重要的，”西蒙斯告訴我，“為了區分什麼是好問題和什麼問題，沒有人會關心真正的答案——這就是品味。而且我覺得我有很好的品味。“
西蒙斯的知識份子聲譽確保他在會議上擁有最高的思維主導權。“他不是那個億萬富翁，他是數學界的傳奇人物，”主持會議的是諾貝爾獎得主，加州理工大學前總裁大衛巴爾的摩（David Baltimore）。包括遺傳學家埃裡克藍德（Eric Lander）在內的許多物理學家，數學家，生物學家和天文學家都出席了會議。
對於一些參與者來說，這次聚會提供了一個機會，讓他們能夠把雄心勃勃科學的專案放在潛在的資助者身上，這代表了科學方式的回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幾年裡，像曼哈頓洛克菲勒大學這樣的私人機構以及由班貝格的百貨公司繼承人所資助的高級研究學院已經成熟發展。但到了50年代，為絕大多數科學研究付費的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國家科學基金會和其他政府組織。半個世紀以來，政府仍然是主要的資助者。但在早期的聯邦資金開始減少後，慈善事業在矽谷的億萬富豪帶領下開始重新煥發出力量。2015年，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第一次，包括企業捐款在內的私人資金為基礎科學研究所提供的資金已經超過了美國政府組織。
國家科學基金會等政府資助機構傾向于為增量研究提供資金。有持續往績記錄的人往往會受到更多青睞;從國立衛生研究院獲得投資的科學家平均年齡是43歲，且普遍具有博士學位。而那些投機專案也往往會被政府規避。在西蒙斯所主持的會議上，與會者被鼓勵提出很多可能不會立即得到回報的專案。巴爾的摩提出如何探索免疫系統工程；天文學家建議調查暗物質世界，而一位古生代學家提出了一個通過時間映射人類基因組進化的例子。
一位出席的學者，杜克大學數學教授英格麗·多貝西(Ingrid daubechies)特別計算了西蒙斯可能會發現什麼類型的項目會有特別的吸引力。她知道西蒙斯是怎麼發財的，她也知道科學界的資料量已經爆炸了。多貝西在會議上建議，基金會不應該為新的研究提供資金，而應該為解釋現有資料提供更好的機制。一個新的研究中心可能會“尋找提取有趣的資料集，以致於不因為資料太過複雜而沒有希望”。
西蒙斯知道，科學家正在被資料淹沒。像光遺傳學這樣的新技術——使用光來啟動活體組織中的細胞——已經產生了大量有關人類大腦的資訊。紅外成像，引力波探測裝置和射電望遠鏡都帶來了關於宇宙的恒定資料流程。研究人員經常會在一次實驗中獲得數百TB的資料。雖然收集資料有革命性的發展，多貝西說，完善資料計算方法的努力相對較少。
她的提議引起了西蒙斯的共鳴。他回到紐約市後，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我越想越喜歡。”他告訴我，“而瑪麗蓮也喜歡它。”當西蒙斯選擇多貝西的項目時，巴爾的摩並不感到驚訝。他說：“我是一名生命科學家，但是吉姆是一名數學家。 多貝西曾建議將研究中心設在杜克大學，但西蒙斯有一個不同的想法：在曼哈頓基金會附近建立一個中心。他們互相問：“為什麼不在基金戶內呢？”
西蒙斯希望Flatiron Institute能夠擁有貝爾實驗室的廣闊創意氛圍，貝爾實驗室是當時電話行業的傳奇分支，其鼎盛發展時期從40年代中期一直延續到80年代。貝爾實驗室的研究人員被要求繼承實驗室的激情，結果是八個諾貝爾獎的誕生和電晶體的發明。西蒙斯在防務分析研究所有著同樣田園般的經驗，在那裡他花一半的時間破解代碼，另一半則追求自己的數學興趣。在創立文藝復興科技公司時，西蒙斯告訴我，他確信自己的公司儘管壓力非常大，但是一個愉快和刺激的工作場所，員工經常會參與各種演講和郊遊。文藝復興科技公司首席執行官彼得·布朗（Peter Brown）回憶說：“為吉姆工作，你感覺你最好努力產出效益，因為他幾乎把所有不產出效益的藉口都拿走了。
分享是文藝復興公司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西蒙斯說：“每個人都知道別人在做什麼。他們可以說，'試試看！'”他希望資訊也能在研究團隊的各個團隊之間流動，所以走廊裡有很多白板，而公共區域——咖啡角，排成一列的坐墊——研究人員 “坐在旁邊閒聊”。他觀察到，“一種對神經元spike sorting技術很有效的演算法——有些版本可能對星級排序有異，而另一個版本卻對其他東西有好處。”6月份的一天，我走過研究所的一塊白板，上面展示著天文學部門負責人大衛·斯佩爾（David Spergel）寫的一個方程式。它表明，超新星爆炸產生星系風的方式也能夠捕捉到海洋中波浪運動，並解釋道細胞中液體的運動。
今年秋天我再次訪問研究院時，在電腦螢幕上看到很多視覺化的資訊，著重強調了研究人員不同資料集之間的共同點。生物學演算法的視覺化介面展示了蛋白質的球狀氨基酸，而同樣的圖像可能會出現在天文學家的電腦上：這讓我想起了正在誕生的行星。而用於映射基因突變之間聯繫的優美風車狀圖案，看起來像是一個經典的軌道行星系統。這種基因資料分析程式能夠對輸入的基因資料進行分析，然後將與該基因密切相關的疾病進行排序。整個通過機器學習的專案收集了來自患者和實驗室培養的一萬五千個基因樣本，研究人員希望將這個集合擴展到數以百萬計的基因樣本。
我和一位年輕的天文學家克里斯多夫·海沃德（Christopher Hayward）坐在一起，他來自哈佛，擁有博士學位。他正在對宇宙誕生十億年後的情形進行模擬，彼時小星系正在彙聚成更大的星系。他向我展示了那個時期的宇宙形象，其中包括天文館所熟悉的旋轉氣體球。然後他點擊了視覺背後的演算法：在Linux代碼的簡單字體中出現難以理解的數字。海沃德告訴我，這個星系模擬項目在兩個月前就開始了，並且還將持續兩個月，因為他和其他研究人員試圖瞭解恒星形成與黑洞形成之間的回饋迴圈。他說：“Flatiron Institute的獨特之處在於，我可以隨時且立即啟動新的模擬。 “即使在哈佛大學，你通常都需要排隊等候。”
西蒙斯告訴我，2013年，在伊薩卡黃油牛奶瀑布州立公園會議後不久，他決定組建一個小型“內部團隊”來探索“科學資料分析”。他很快找到了一個“非常有資格”的人來領導這個團隊：曾在紐約大學數學科學研究所任所長的萊斯利·格林加德（Leslie Greengard）。格林加德還擁有醫學學位，他想研究生物學方面的問題。當然，他無法在一個數學研究所完成自己的願望。西蒙斯給了他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薪酬，格林加德接受了。他很快召集組建了一個小組，其中包括系統生物學家，基因組學家，神經科學家，以及兩位元編碼者——Carriero和Fisk。
該小組開發了一系列軟體程式，包括MountainSort（自動輸出多電極記錄的分析程式）和CaImAn（一種檢測神經元中鈣元素釋放量的機器學習演算法）。西蒙斯對這些結果感到非常滿意，因此決定繼續研究。為了確保能夠獲得頂尖人才，他給員工提供的加薪，幅度高達50%，並且每週只需工作三天，這將幫助他們保持與自己所在實驗室的聯繫。在普林斯頓任職的天文學家斯佩格爾（Spergel）正在招募組建一個二十人的團隊。他這樣勾畫前景：“你要形成計算天體物理的方向。如果你來這裡的話，能夠掌控整個天體物理學領域。“他向12為博士後候選人發出的Offer中，有八個接受了。他說：“我們甚至還沒有網頁！”
在其中一個開放專案中，天文學團體已經使用了高性能的統計分析來挑戰現有的宇宙模型。銀河系的恒星測繪項目發現了數量驚人的雙子星。這一發現表明，與許多天文學家認為的相反，暗物質並非主要由黑洞構成，因為黑洞的引力將迫使許多雙星分開。
當西蒙斯需要找到量子物理學領域的領導者時，他採取了類似於電影《十一羅漢》Ocean’s Eleven的方法。他就這個問題舉辦了一個研討會，並密切關注與會者。其中一位是幾年前遇到的法國物理學家，給西蒙斯留下的印象特別深刻。西蒙斯指出：“當他張嘴說話的時候，每個人都會注意聽他說什麼，”他說，“我對此印象非常深刻。”這位學者是法蘭西學院的安東莞·喬治（Antoine Georges）。當得知喬治的一個項目：超導材料的性質研究之後，西蒙斯更為興奮。科學家早就夢想創造一種在室溫下工作的超導體。對於常人來說這可能聽起來並不像是一個計算問題，但確實如此。分析材料，特別是合成材料的電子特性，“可能需要非常複雜的演算法和大量的計算，”西蒙斯解釋說。如果能夠實現這一突破，那麼許多工程上的限制就會消失：電力可以毫無損失地傳播，懸浮列車將變得司空見慣。西蒙斯說：“這將是價值數萬億美元的應用。”
西蒙斯喜歡說，Flatiron Institute是“拋開一切”，但這種說法有時看起來似乎是一時的，就像一個酒鬼推開一杯飲料。“不，我們不是為了錢”，他有一次對我說，“好吧，我們不排斥錢。但是，我們並不是僅僅為了錢。“他承認超導體研究的誘惑。他告訴我：“如果你對材料有足夠的瞭解，就可能解決這個問題，可能為這個基金會賺很多錢。”就喬治而言，他似乎擔心西蒙斯過於專注一個極其困難的問題。 “這種常溫超導體絕對不是我想要承諾的，”喬治告訴我，他解釋稱如果他的計算能幫助科學家創造一個更好的磁鐵，他會很高興。在同意移居美國之前，他要求西蒙斯對計算科學作出明確的承諾。西蒙斯公司的董事會通過了一項決議，保證至少在五十年內會為該研究所提供資金。喬治接受了這個提議。
Flatiron Institute研究所的研究人員不必教學，而且他們不需要申請資助，因為這兩項工作可能都會消耗大部分學者的時間。在西蒙斯的研究所中，幾乎所有的高級雇員都來自附近的大學，這引起了一些社會不滿。斯佩格爾說：“人們覺得我們擁有如此多的資源，甚至於認為我們要接管這個世界。”在一封電子郵件中，一個競爭對手向斯佩格爾投訴說Flatiron Institute是“一隻1000磅的大猩猩”，並補充說，他最近試圖招募的人中，所有人都有“來自你的聘用通知”。另一位研究人員指出，雖然計算科學越來越強大，但從根本上它依然依賴於研究所並不資助的那種實驗科學。研究人員在電子郵件中指出：“計算的預測最多只能和實驗生成的資料一樣好。”
此外，西蒙斯願意付出的報酬甚至要比最精英的學術機構更多，這也讓很多人感到不安。負責運營波士頓學院法學院慈善和公益事業論壇的雷·馬多夫（Ray Madoff）指出：“這讓很多人懷疑，那就是富人是按照自己的規則行事的。有錢人正在辦事，我們只是去看看他們的世界。“就在不久前，私人基金會也只能通過國會審批後才可以創立，部分原因就是因為他們被認為對民主有害。?1913年，國會拒絕了約翰·洛克菲勒設立基金會的請求。他不得不去紐約州立法機關申請特許執照。
伯克利大學天文和物理系負責人烏羅什·塞利亞克(Uros Seljak)警告說，私人基金會可能反復無常。 “是的，當然，他們有很多錢，他們可以投入很多錢，但他們也可以隨時把它拿走，用在別的地方。” 領導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數十年的湯姆·伊塞爾（Tom Insel）則有不同的擔憂。他說：“我擔心吉姆·西蒙斯的慷慨將使我們其他人擺脫道德困境。我們是否會認定對科學的投資是一種私人行為，並因此而喪失了我們花納稅人的錢時為科學所做的承諾？我們是否會忘記科學是投資，而不是成本開銷？
西蒙斯基金會（Simons Foundation）已經將數億美元的資金投入自閉症研究，僅今年就花費了7500萬美元。這並不是巧合，因為西蒙斯有一位家庭成員就是自閉症。此外，拋卻研究的重要性不談，在另一種綜合症投資這麼多錢是否一定會見效？對病症研究的選擇要麼是因為它影響了更多的人，要麼是因為它可能更容易解決。但西蒙斯並不這麼認為。他相信自己的口味。他說：“我們真的改變了這個領域。”他指出，他所資助的一些工作“已經採用了非常數學的方法來尋找新的基因”。
今年秋天的一個下午，研究所三個部門的負責人和西蒙斯坐在會議桌前。所有的與會者都是帶著眼鏡的禿頭男人，談話很快，輕輕微笑，並且相互非常瞭解。你能夠感覺到各種活躍思維展現在面前。西蒙斯看起來悠然自得：他可能已經回到了自己在石溪分校或文藝復興科技公司工作的時期。
這些人聚集在一起，討論增加第四個部門。西蒙斯徵求了副手們的意見。斯佩格爾建議是計算流行病學和公共健康。但格林加德反問道，這個領域真的是“Flatiron Institute準備好的”嗎？斯佩格爾反駁說，這是一個“一些聰明人確實可以產生影響”的領域。西蒙斯回應稱：如果找不到一個權威人士來“主持”這個領域，他們就應該放棄。
第二個前景是計算神經科學。一位傑出的紐約州立大學研究人員已經定在冬天向研究所推介專案，但西蒙斯對這一領域表示疑惑。他說：“神經科學是一個龐大的學科領域。我不知道我們是否可以在相關問題上有重要的影響。‘大腦如何運作’與‘宇宙如何形成’都是一樣的難題。“這也被擱置在了一邊。
接下來是地球科學。西蒙斯興奮起來。他喜歡待解決問題的複雜性。該研究所可以通過研討會對這個想法進行實地測試，其中包括大氣科學和海洋科學，這樣就可以與氣候變化研究聯繫起來。他說：“我猜想這個領域已經有研究的空間。”但其他人警告說，目前由數千名研究人員都在研究氣候變化問題。西蒙斯反駁道：“好吧，如果你加入一個真正的大氣學科通，呃，這不會有什麼傷害。”其他人表示贊同。西蒙斯很高興，如果沒有感到驚訝，整個事態已經按照他的方式發展。為了他對地球科學的熱忱，西蒙斯投了決定性的投票。
11月3日，加州理工學院的一位生物地球學家約翰·格勒青格（John Grotzinger）和西蒙斯夫婦，兩位元部門負責人、電腦負責人等進行了會面。他抱怨了整個學術界在建造新望遠鏡方面的困難。 “這不只是加州理工的困難，”他說。 “這是每個人的困難。”
西蒙斯提到他在智利幫助資助的望遠鏡將花費約4000萬美元。他說：“我們正在阿塔卡馬沙漠建造這個大型天文臺，它將會非常美麗。我們要研究的是宇宙微波背景輻射。”
“哇，”格羅青格感歎道。
提供建議的格羅青格並不是來找工作，而是通過解決氣候模型相關問題來優雅地指導團隊。 Flatiron工作人員很熟悉這個問題。格羅青格解釋說：“大部分數據實際上被忽略了。”此外還有跨學科合作的問題。他是歷史氣候變化方面的專家，比如說科學家在研究是什麼導致了二疊紀大滅絕，幾乎所有物種都死亡。為了正確評估這場災難，必須要瞭解岩石記錄和海洋的組成，但格羅青格說，“地質學家沒有與物理海洋學家交往的歷史”。他談到他最好的合作是和海洋學家一起吃午飯，從側面表示跨學科之間的合作是多麼罕見。他說，氣候模型是一個從本質上難以解決的問題，因為學術界存在結構性分歧。格羅青格說：“ 他們將在未來五十年內摸索出解決方案。但是，如果你把所有東西都放在一起，我想這可能會帶來重大的突破。”
西蒙斯和他的團隊對此非常感興趣。似乎Flatiron已經為此準備好了。科學家們問格羅青格需要多少人，以及這樣一個團隊需要多少計算能力。格羅青格估計，這個部門至少需要五十名研究人員才能起效。
“我會多派一些程式師，”西蒙斯插話道。
會後西蒙斯說，他希望在明年9月份之前在這裡建立第四部門。我問他：為什麼要在那裡停下來？為什麼不是八個？為什麼不成立西蒙斯大學？畢竟，他有錢。但他堅持認為，如果他既要一流的工作效率，又要良好協作的氛圍，他只能應對四個部門。他補充說，他需要用自己輕巧的處理能力管理這一切。
西蒙斯明白，無論他設立什麼樣的結構，最終都需要在沒有他監督的情況下運作良好。基金會已經在研究所的大樓上簽了三十五年的租約，可以再續簽十五個年。只要稅法沒有發生巨大的變化，西蒙斯的財富就可以使研究所永久化。但他意識到，人類不是機器。“我希望這能夠持續一百年，”他告訴我，“但我已經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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