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廟， 寄託著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神靈魂， 千百年來， 得到了歷代統治者的重視和呵護， 達官顯貴、文人墨客也都留下了大量的印跡。 使得孔廟作為文化載體， 成為了東方文明的象徵和縮影。
經過曲阜明故城正南門，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孔廟的第一道石坊——金聲玉振坊。
圖據網路
金聲玉振坊是一座石質牌坊， 建於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 該坊為三間四柱沖天式結構， 高5.60米， 長13.50米。 八角八面柱， 前後有石抱鼓夾抱， 柱頭仰蓮座， 柱頂有圓雕鱗甲獨角獸， 這種神獸叫 “辟邪”， 俗稱“朝天吼”。 中間的額坊稍高， 兩次間額坊對稱遞減， 額坊上為淺雕雲龍戲珠圖案。 額坊均覆屋蓋懸山頂， 整石刻成瓦壟形， 有脊無吻。 中間額坊上為四個筆力遒勁大字：金聲玉振。 左側落款為：都察院左副都禦史天水胡纘宗。
興建孔廟的第一道石坊， 必然經過嚴肅慎重的考量， 其背後有著怎樣的故事呢？
明代， 是孔廟重修擴建規模最大的時期， 特別是弘治十二年（1499年）， 孔廟遭雷擊， 大成殿等主要建築120餘間化為灰燼， 明孝宗下令重修。 此次維修歷時5年， 耗銀15.2萬兩， 最終奠定了孔廟的現存規模。 在歷史上， 特別是明代時期， 孔廟的修建除皇帝下令定制外， 歷任山東巡撫、欽差、禦使等達官顯貴， 為體現對孔子的尊崇， 也都不同程度地增補和完善。 如嘉靖二年（ 1523 年）， 山東巡撫陳鳳梧重修孔林洙水橋， 建石坊及廬墓堂；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 巡撫曾銑增建太和元氣坊。 萬曆二十年（1592年）， 巡按禦史何出光創建聖跡殿等。 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某種慣例。
孔廟的正門外， 位置舉足輕重， 什麼樣的人才能有資格在此增建石坊呢？
胡纘宗， 甘肅秦安人，
胡纘宗增建金聲玉振坊具備有四個有利條件:
第一， 胡纘宗是光祿大夫、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愛惜的學子。 乾隆版《直隸秦州新志》載：“胡纘宗， 字世甫， 秦安人。 正德戊辰進士。 殿試策對擬一甲， 有權宰私庇其子， 抑置三甲一名。 李東陽憐其才， 請同一甲， 傳臚， 即授翰林院檢討。 ”李東陽對胡纘宗有信任提攜之恩， 因此胡纘宗對於李東陽以恩師視之。 明代弘治年間孔廟因雷電焚毀以後， 朝廷委派時任光祿大夫、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的閣老宰相李東陽親督孔廟重修擴建，
第二， 胡纘宗的官階為山東巡撫， 都察院右副都禦使， 不僅是山東地方的最高長官， 還兼任欽差禦使， 無論是遵循慣例或者奏請朝廷增建孔廟建築， 都具有完整的資格和無可置疑的能力。
第三， 胡纘宗本身又是一位很著名的書法大家， 江蘇鎮江的“海不揚波”、濟南的“大明湖”、“趵突泉”題名、天水伏羲廟“與天地准”牌匾等， 都是出自他的手筆。
第四， 胡纘宗又是一位大文豪， 《明史·藝文志》收錄胡纘宗著作有《春秋本義》、《願學編》、《鳥鼠山人集》等20餘部約200卷之多。
這樣一位達官、文豪、書法家三位一體的顯貴名流， 加上與孔府的特殊關係， 在孔廟前建造標誌性牌坊也就順理成章了。
那麼， 這道最醒目的牌坊為什麼提名“金聲玉振”呢？金聲玉振又是什麼含義呢？
這要歸溯于胡纘宗對孔子及其儒家思想體系的理解和歸納。 胡纘宗從沒出任山東巡撫時就經常來曲阜拜謁孔子， 幾乎走遍了曲阜所有的古跡廟宇， 從嘉靖七年到嘉靖十六年， 胡纘宗寫了謁闕裡詩十數首， 包括謁孔廟、謁尼山、謁闕裡等詩篇， 這些詩篇被勒石攜刻， 至今仍有部分保存於孔廟內。 胡纘宗還為新建的曲阜城正南門題寫匾額為“宮牆萬仞”， 以比喻孔子思想的精深博大，清代時被乾隆皇帝改題為“萬仞宮牆”。胡纘宗有一首《孔子贊》四言詩被收錄於乾隆版《曲阜縣誌》，最能代表胡纘宗對孔子及其思想的讚揚和概括，其詩曰：“一以貫之，金聲玉振；是謂大成，賢於堯舜。教在六經，道該群聖；生民以來，未有其盛。”
其中“大成”和“金聲玉振”均出自《孟子》：“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意思是說，孔子集古聖賢之大成，完美無缺，自始至終、始終而一。在胡纘宗看來，既然全國的所有文廟正殿都定制為“大成”之名，那麼，在曲阜孔廟門前的標誌性牌坊名稱，必須與“大成”具有同等威嚴與概括力，因此，胡纘宗將此坊定名為“金聲玉振”。 “金聲”原意是指古代樂器鐘發出的聲音；“玉振”是古代樂器磬發出的聲音。古代演湊音樂，以擊鐘為始，擊磬為終，“金聲玉振”是將孔子思想比喻為一首完美的音樂。將石坊命名為“金聲玉振”，不僅是對孔子思想的褒揚，也符合孔子所推崇的禮樂思想，縱觀孔子的一生，我們不難發現他對音樂的癡迷，他周遊列國，宣傳自己的思想，為恢復禮樂制度作出了畢生的努力。孔子訪樂長弘，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家喻戶曉的故事。
在古代，樂主要作用是使不同等級的人，心靈彼此交流會通，產生一種和諧的情感，故稱“和合之道也”。《樂記》則把樂的和合功能說得更加明確：“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樂之所以具有和合作用，是因為樂是詩歌舞的和諧統一，是金、石、絲、竹、土、革、匏、木等八種樂器發出的多種聲音和諧統一。當人們聽到樂時，便會從心靈深處油然而生一種和諧的情感，化解因身份差別而形成的隔閡和怨恨。這就是《樂記》所說的“樂至則無怨”。
另外，“金聲玉振”四字還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金聲並不僅僅指鐘聲，也指美善之聲。“金者，情和之至也。”以金玉比喻美善，有如“金玉良言”之例。古人多以玉比德，“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玉者，國之重器也。”
金聲玉振，體現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表現出博大、和合、儒家核心的精神。（作者：彭慶濤 孟祥明）
這種和諧精神鑄就了中國人的基本性格和思維方式，體現出中國文化的基本特色，在當今和諧社會的建設過程中，仍然是我們中華民族不朽的靈魂。
以比喻孔子思想的精深博大，清代時被乾隆皇帝改題為“萬仞宮牆”。胡纘宗有一首《孔子贊》四言詩被收錄於乾隆版《曲阜縣誌》，最能代表胡纘宗對孔子及其思想的讚揚和概括，其詩曰：“一以貫之，金聲玉振；是謂大成，賢於堯舜。教在六經，道該群聖；生民以來，未有其盛。”其中“大成”和“金聲玉振”均出自《孟子》：“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意思是說，孔子集古聖賢之大成，完美無缺，自始至終、始終而一。在胡纘宗看來，既然全國的所有文廟正殿都定制為“大成”之名，那麼，在曲阜孔廟門前的標誌性牌坊名稱，必須與“大成”具有同等威嚴與概括力，因此，胡纘宗將此坊定名為“金聲玉振”。 “金聲”原意是指古代樂器鐘發出的聲音；“玉振”是古代樂器磬發出的聲音。古代演湊音樂，以擊鐘為始，擊磬為終，“金聲玉振”是將孔子思想比喻為一首完美的音樂。將石坊命名為“金聲玉振”，不僅是對孔子思想的褒揚，也符合孔子所推崇的禮樂思想，縱觀孔子的一生，我們不難發現他對音樂的癡迷，他周遊列國，宣傳自己的思想，為恢復禮樂制度作出了畢生的努力。孔子訪樂長弘，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家喻戶曉的故事。
在古代，樂主要作用是使不同等級的人，心靈彼此交流會通，產生一種和諧的情感，故稱“和合之道也”。《樂記》則把樂的和合功能說得更加明確：“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樂之所以具有和合作用，是因為樂是詩歌舞的和諧統一，是金、石、絲、竹、土、革、匏、木等八種樂器發出的多種聲音和諧統一。當人們聽到樂時，便會從心靈深處油然而生一種和諧的情感，化解因身份差別而形成的隔閡和怨恨。這就是《樂記》所說的“樂至則無怨”。
另外，“金聲玉振”四字還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金聲並不僅僅指鐘聲，也指美善之聲。“金者，情和之至也。”以金玉比喻美善，有如“金玉良言”之例。古人多以玉比德，“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玉者，國之重器也。”
金聲玉振，體現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表現出博大、和合、儒家核心的精神。（作者：彭慶濤 孟祥明）
這種和諧精神鑄就了中國人的基本性格和思維方式，體現出中國文化的基本特色，在當今和諧社會的建設過程中，仍然是我們中華民族不朽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