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繼續設定年度GDP增長目標， 會放大金融風險， 加大資源環境壓力；中國現階段失業率統計制度有待完善， 但將失業率定為宏觀調控目標可以倒逼統計改革， 關鍵在於改革決心。
”
資料圖：馬駿 圖/視覺中國
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未提及GDP翻番的目標， 引起各界熱議。 隨著經濟進入新常態， 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 應該弱化GDP增長目標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
清華大學金融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原首席經濟學家馬駿認為， 現在正是取消以GDP增速作為宏觀調控目標的好時機。 他建議， 從2018年開始， 不再以GDP增速作為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 即不再設定和公佈具體的GDP增長目標， 而將穩定就業作為宏觀調控的核心目標。
馬駿在近期接受財新記者專訪時表示， 長期以來， 中國將GDP增速設為宏觀調控目標的重要依據是GDP與就業之間的高度相關性。 但是，
“我們用多種經濟模型的分析結果表明， 由於人口和經濟結構變化等趨勢， 即使GDP增速在未來幾年內逐步降低到6%左右甚至稍低， 中國失業率也可以保持基本穩定。 因此， 沒有必要繼續堅持6.5%作為經濟增長的底線。 ”他說。
“在中國宏觀杠杆率已經很高、金融風險不可忽視的情況下， 繼續設定年度GDP增長目標， 會增大各級政府和國企加杠杆的衝動， 放大金融風險和房地產泡沫， 加大資源環境壓力， 強化資料作假的衝動。 ”馬駿強調， “將宏觀調控目標從GDP改為就業， 應成為構建現代化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的重要內容”。
長期以來， 中國用GDP增速作為年度和中期宏觀經濟的主要目標。 “十三五”規劃把GDP年均增速定為6.5%以上， 這意味著如果某年增速可能低於這個目標值， 政府就要出臺一系列穩增長措施來確保增速達標。 然而穩增長措施主要靠加杠杆和投資， 這與最近中國經濟迫切需要的去杠杆、去產能相悖。
此外， 十九大報告中也首次取消了GDP翻番目標的表述。 對此，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解釋說， 這是因為社會的主要矛盾變了， 要解決的問題是提高經濟品質， 產能不足已不是我國經濟發展最突出的問題， 最突出的問題是品質不高。 不提GDP翻番目標， “有利於貫徹新發展理念， 推動黨和國家的事業全面發展。
與此同時， 業界關於用何種指標代替GDP增速作為宏觀目標的討論也一直未停。 所提方案包括人均收入增速、綠色GDP增速等。 而在國際上， 大部分宏觀調控目標以失業率為主。
馬駿表示， 十九大報告中不再提及GDP翻番的目標， 是決策層弱化對GDP的關注、更加注重經濟增長品質和防範金融風險的重要政策信號。 “現在全世界絕大多數發達和中等收入國家都以穩定失業率為主要宏觀目標。 ”馬駿認為， 目前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下降、農村向城市勞動力轉移的減速、服務業占經濟比重的持續上升， 都為宏觀調控目標轉向就業提供了重要的機遇。
目前， 官方定期公佈的失業率為“城鎮登記失業率”， 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每季度公佈一次。
2010年第四季度至今， 該資料一直在3.95%至4.1%的區間內， 波動範圍僅0.15個百分點， 而同時期無論新興國家還是發達國家， 失業率都大幅波動。 同時， 其樣本還排斥了並未進行自願失業登記的人口， 也未包含大量的進城務工非城鎮戶籍人口。 因此， 城鎮登記失業率長期以來備受詬病， 被指無法反映真實的失業情況。
除了“城鎮登記失業率”， 還有一個失業率指標是“調查失業率”， 是通過抽樣調查所取得的就業與失業匯總資料計算， 不要求失業登記， 也不限定城鎮戶籍， 因此覆蓋範圍更廣。
調查失業率由國家統計局負責，多年前曾計畫公佈，但至今未建立定期公佈制度。近幾年統計局發佈會上，新聞發言人時常在答記者提問環節介紹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和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資料。12月14日，統計局公佈2017年前11個月兩個調查失業率都保持在4.9%左右的較低水準。
由於“城鎮登記失業率”也面臨一些問題，公佈制度也不完善，因此有學者認為目前將失業率定為宏觀調控目標的條件尚未成熟。不過馬駿認為，將失業率定為宏觀調控目標可以倒逼統計改革。他提議，先將“保持合理的城鎮調查失業率”定為宏觀調控目標，但未必要公開宣佈一個明確的失業率作為目標，“當然也可考慮設定一個調查失業率的區間作為調控目標”；更重要的是，應該儘快制定一個完善調查失業率統計制度的時間表，“關鍵是先要有這個決心”。
“建議國家統計局儘快公佈城鎮調查失業率的歷史資料和月度調查失業率指標，投入專業力量擴大調查樣本、提高樣本品質、完善採樣方法，為以失業率作為宏觀調控目標奠定統計基礎。”馬駿最後表示。
財新記者：為什麼應該放棄GDP增速為宏觀調控目標？
馬駿：放棄GDP增速目標，有助於避免人為加杠杆和增加金融風險。由於實際經濟增速會面臨各種不可測因素的衝擊，堅持一個固定的GDP增速底線，會迫使決策層頻繁出臺金融和財政刺激政策，提高宏觀杠杆率，最終加劇金融和財政風險，尤其是金融風險。過去十幾年中，中國M2/GDP比例每年以5-6百分點的速度上升，2016年該比例已達208%，高出全球平均一倍，在G20國家中排名第二。
在目前的考核體制下，由於設置了全國GDP的增速目標，一些省級、市級、縣級政府經常層層加碼，地方政府之間互相攀比，為了政績一定要爭取比其他地區的GDP增速更高。有些市、縣政府的領導對我說，如果我的GDP增速排位靠後，去省裡、市里開會時“連頭都抬不起來，最好躲在角落裡”。一些地方為了顯示GDP政績，用各種辦法干預統計數字，導致GDP資料的真實性受到質疑，也嚴重損害了政府的公信力。一些地方為了做大GDP，通過政府融資平臺、PPP等名目大量負債，大搞開發，最後債臺高築，也導致了一些地方產能過剩、出現“鬼城”等現象。
如果放棄GDP增長底線，改以保持穩定就業作為宏觀調控的核心目標，就能減少過度刺激和加杠杆的人為壓力。在以就業為主要目標的調控框架下，我國的宏觀杠杆率就更有希望早日趨於穩定，與持續強調GDP增速的情景相比可以降低地方政府和國企大規模負債的衝動、降低發生金融風險的概率，也能減少資料作假的行為。
此外，放棄6.5%的增長底線，可以為及時採取措施抑制房地產泡沫提供政策空間。面對房地產泡沫，要求決策層採取果斷措施加以抑制，但這些措施有可能導致房地產銷售和投資下降，並使GDP增速降至6.5%以下。但如果懾於打破這個增長底線而猶豫不決，就可能縱容非理性市場行為，導致更大的泡沫和金融風險。放棄人為的增長底線，才能為採用稅收、限購、信貸政策調控房地產提供足夠的政策空間。
財新記者：最近國內和國際上都提出了綠色GDP的概念，如果以綠色GDP來衡量，中國是什麼情況呢？
馬駿：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中國經濟增長的年度環境成本高達9.0%的GDP，已經超過GDP增速，也就是說，綠色GDP可能是負增長。在傳統GDP指標嚴重低估經濟活動對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損害的情況下，繼續將GDP增速作為全國和各地區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是與生態文明建設和可持續發展目標互相矛盾的。
“十三五”期間6.5%的GDP增長底線，是從2010年至2020年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的要求中推導出來的。但是，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由於環境惡化，綠色GDP可能是零增長，甚至負增長。
目前的GDP指標，並沒有扣除生產所導致的環境成本，因此具有很強的誤導性，其“翻番”的實際意義很有限。一些地方不計環境成本作為宏觀政策的核心目標。
在G20國家中，除了中國、印尼和土耳其，其他所有國家都不設立具體的經濟增長目標或目標區間，而只由某些部門
因此覆蓋範圍更廣。調查失業率由國家統計局負責，多年前曾計畫公佈，但至今未建立定期公佈制度。近幾年統計局發佈會上，新聞發言人時常在答記者提問環節介紹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和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資料。12月14日，統計局公佈2017年前11個月兩個調查失業率都保持在4.9%左右的較低水準。
由於“城鎮登記失業率”也面臨一些問題，公佈制度也不完善，因此有學者認為目前將失業率定為宏觀調控目標的條件尚未成熟。不過馬駿認為，將失業率定為宏觀調控目標可以倒逼統計改革。他提議，先將“保持合理的城鎮調查失業率”定為宏觀調控目標，但未必要公開宣佈一個明確的失業率作為目標，“當然也可考慮設定一個調查失業率的區間作為調控目標”；更重要的是，應該儘快制定一個完善調查失業率統計制度的時間表，“關鍵是先要有這個決心”。
“建議國家統計局儘快公佈城鎮調查失業率的歷史資料和月度調查失業率指標，投入專業力量擴大調查樣本、提高樣本品質、完善採樣方法，為以失業率作為宏觀調控目標奠定統計基礎。”馬駿最後表示。
財新記者：為什麼應該放棄GDP增速為宏觀調控目標？
馬駿：放棄GDP增速目標，有助於避免人為加杠杆和增加金融風險。由於實際經濟增速會面臨各種不可測因素的衝擊，堅持一個固定的GDP增速底線，會迫使決策層頻繁出臺金融和財政刺激政策，提高宏觀杠杆率，最終加劇金融和財政風險，尤其是金融風險。過去十幾年中，中國M2/GDP比例每年以5-6百分點的速度上升，2016年該比例已達208%，高出全球平均一倍，在G20國家中排名第二。
在目前的考核體制下，由於設置了全國GDP的增速目標，一些省級、市級、縣級政府經常層層加碼，地方政府之間互相攀比，為了政績一定要爭取比其他地區的GDP增速更高。有些市、縣政府的領導對我說，如果我的GDP增速排位靠後，去省裡、市里開會時“連頭都抬不起來，最好躲在角落裡”。一些地方為了顯示GDP政績，用各種辦法干預統計數字，導致GDP資料的真實性受到質疑，也嚴重損害了政府的公信力。一些地方為了做大GDP，通過政府融資平臺、PPP等名目大量負債，大搞開發，最後債臺高築，也導致了一些地方產能過剩、出現“鬼城”等現象。
如果放棄GDP增長底線，改以保持穩定就業作為宏觀調控的核心目標，就能減少過度刺激和加杠杆的人為壓力。在以就業為主要目標的調控框架下，我國的宏觀杠杆率就更有希望早日趨於穩定，與持續強調GDP增速的情景相比可以降低地方政府和國企大規模負債的衝動、降低發生金融風險的概率，也能減少資料作假的行為。
此外，放棄6.5%的增長底線，可以為及時採取措施抑制房地產泡沫提供政策空間。面對房地產泡沫，要求決策層採取果斷措施加以抑制，但這些措施有可能導致房地產銷售和投資下降，並使GDP增速降至6.5%以下。但如果懾於打破這個增長底線而猶豫不決，就可能縱容非理性市場行為，導致更大的泡沫和金融風險。放棄人為的增長底線，才能為採用稅收、限購、信貸政策調控房地產提供足夠的政策空間。
財新記者：最近國內和國際上都提出了綠色GDP的概念，如果以綠色GDP來衡量，中國是什麼情況呢？
馬駿：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中國經濟增長的年度環境成本高達9.0%的GDP，已經超過GDP增速，也就是說，綠色GDP可能是負增長。在傳統GDP指標嚴重低估經濟活動對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損害的情況下，繼續將GDP增速作為全國和各地區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是與生態文明建設和可持續發展目標互相矛盾的。
“十三五”期間6.5%的GDP增長底線，是從2010年至2020年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的要求中推導出來的。但是，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由於環境惡化，綠色GDP可能是零增長，甚至負增長。
目前的GDP指標，並沒有扣除生產所導致的環境成本，因此具有很強的誤導性，其“翻番”的實際意義很有限。一些地方不計環境成本作為宏觀政策的核心目標。
在G20國家中，除了中國、印尼和土耳其，其他所有國家都不設立具體的經濟增長目標或目標區間，而只由某些部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