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說得好：“如果一個人只為自己勞動， 他也許能夠成為著名學者、大哲人、卓越詩人， 然而他永遠不能成為完美無疵的偉大人物。 歷史承認那些為共同目標勞動因而自己變得高尚的人是偉大人物；經驗讚美那些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我們的事業將默默地、但是永恆發揮作用地存在下去， 而面對我們的骨灰， 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 ”我渴望這樣的人生， 也願意為這樣的人生而竭盡全力。
——萬長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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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路中的探求
平凡的日常生活史差不多都是一樣的， 而推動人類社會變革的歷史則是曲折而充滿各種苦難和矛盾的歷程。 俄國十月革命後的社會主義實踐， 正是這樣的不平凡的歷史， 而對這一歷史的總結， 尤其需要理性和客觀的眼光。 當前， 由於世界形勢的巨變和歷史思潮的走勢， 人們對蘇聯的評價大多是負面的， 至於蘇聯和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則是一個小小的學術角落，
在我國， 蘇聯科學技術哲學研究這一學術域是龔育之先生開拓出來的。 龔師回憶說， 從20 世紀50 年代中到60 年代初， “曾經兩次對蘇聯這方面歷史進行過集中的瞭解和研究”， “這方面”指的就是“有關蘇聯自然科學領域哲學爭論”。 龔先生指出， 當時這項研究的目的很明確， 是“為了總結歷史教訓， 糾正‘左’的錯誤，
為學術而學術確實超然， 就具體論題的探索來說， 中立的立場也的確是追求真理的前提， 但學術研究的整體卻是無法脫離價值方針的選擇的。 克羅齊有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這句話常常被人誤解， 以為克羅齊是以實用主義態度把歷史看成只是為現實服務的工具。 其實， 克羅齊此語本質上是說， 過去只有和當前的視域有所（不同程度）重合， 才能為人所理解， 所以他又說：“歷史學絕不是有關死亡的歷史， 而是有關生活的歷史。 ”記得就在1978年那次講習會的報告中， 龔先生引用了一句馬克思的話：“思辨終止的地方， 即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的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的真正實證的科學開始的地方。”這段話真是精彩極了，我查了許久，才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找到它。蘇聯科學技術哲學的滔滔思辨，終究要受生活實踐和科學實踐的檢驗，對其成敗利鈍的反思構成了蘇聯的科學編史學。隨著冷戰落幕和蘇聯解體，“歷史終結論”一度成為西方對人類未來的蓋棺定論，蘇聯的一切連同它的所有學術成果，都被棄之如敝屣。但是形勢比人強，曾幾何時，連法蘭西斯·福山本人都放棄了這一論斷。隨著歷史的發展和後工業時代社會矛盾的暴露，馬克思的理論正在重新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社會科學領域的各種學說和觀點都在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檢驗。保羅·湯瑪斯在《批判地接受：馬克思的當時和現在》一文中，引用大衛·麥克萊倫的話說：“縱觀社會科學的全部領域，馬克思也許對20 世紀最有影響的人物一直都在進行檢驗。”蘇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進行的科學技術哲學研究，雖然有慘痛的教訓，但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見，提供了大量新的生長點。對這一點，西方嚴肅的蘇聯科學技術哲學研究者自有公論。美國著名的蘇聯學專家格雷厄姆一直對此持肯定的態度，他認為辯證唯物主義是具有優勢的哲學世界觀，所代表的是科學導向的、理性的、唯物主義的研究方式，“現代蘇聯辯證唯物主義是一項引人注目的思想成就。把恩格斯、普列漢諾夫和列寧的初始見解闡述和發展為系統的自然解釋，這是蘇聯馬克思主義最新穎的思想創造。在其最富才能的宣導者手中，辯證唯物主義無疑是理解和說明自然的一種真誠的和合理的嘗試。憑藉其普適性和發展程度，辯證唯物主義的自然解釋在現代思想體系中無可匹敵”。他認為許多傑出的蘇聯科學家真誠地相信辯證唯物主義對科學的啟發意義，並在應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實證研究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格雷厄姆通過大量案例分析，用確鑿的事實證明：“辯證唯物主義一直在影響著一些蘇聯科學家的工作，而且在某些情況下，這種影響有助於他們實現在國外同行中獲得國際承認的目標。”
蘇聯科學技術哲學是馬克思主義自然辯證法的試金石。一方面，在十月革命之後的70 多年的探索中，反復檢驗了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真理性，驗證了這一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對自然科學研究的啟發價值。另一方面，通過比較蘇聯科學技術哲學和西方科學技術哲學研究的不同範式，特別是和後蘇聯時代（即所謂新俄羅斯）的科學技術哲學進行關聯性研究，可以揭示科學技術哲學發展的普遍規律，不但可以認識馬克思主義科學技術哲學的歷史命運，而且有助於預見世界科學技術哲學包括中國科學技術哲學發展的一般趨勢。
在蘇聯的人文社會科學中，科學技術哲學地位比較特殊。從根本上說，科學技術哲學主要是對實證科學的研究成果、研究過程和方法進行的哲學反思，所面對的是事實判斷，就物件本身來說，是與社會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較為疏離的。儘管可以對科學認識的過程和結果做出不同的哲學解釋，但是與研究物件的符合始終是科學哲學研究的中立指標。薩多夫斯基說：“儘管科學知識的哲學觀念可能有本質的區別，甚至是截然相反的（馬克思主義和新實證主義的情況就是如此），但是這些哲學解釋所面對的模型，如科學知識的演繹模型，卻可能是相同的。這表明模型對哲學解釋的相對獨立性。”這使科學哲學研究得以避開政治敏感問題，因此如布萊克利說的那樣，科學技術哲學“本質上是附屬于蘇聯哲學運動的其他方面，所以也許是現代蘇聯哲學部門中最游離於教條邊界之外的領域”。也許正因如此，這一領域在蘇聯哲學中獨放異彩，許多成果在世界上產生了重要影響，弗羅洛夫評價說：“我們可以說，我國對科學哲學的研究現在已經達到很高的水準，達到世界水準。”斯焦賓也認為，與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直接相關的方向，“長期以來是顯示為最富創造性和最有建構性的”。
按照馮友蘭先生的說法，對待前人的學術成果應當從“照著講”到“接著講”，最後發展到“對著講”。蘇聯解體後，新俄羅斯學術界對本土的科學哲學正在努力超越，這首先是形勢發展的結果。1997 年，馬姆丘爾、奧伏欽尼科夫、奧古爾佐夫等三位權威科學哲學家出版了《國內科學哲學：初步總結》一書，對蘇聯及解體後俄羅斯科學哲學的功過得失做了全面的評述，其中對蘇聯時期的研究成果有的“照著講”，更多的是“接著講”，亦即有所修正和引申，但也有的是“對著講”，對以前的結論提出批判。作者說：“我們生活在轉折的時代—劇烈轉折的時代。一切都改變了：興趣、風格、價值和觀點。這些改變也涉及科學，而且不能不在直接同科學相關的智力活動領域—科學哲學打上自己的印記。智力運動已經在科學哲學中聚集了巨大的力量，其代表人物力圖證明，科學的‘成年時代’已經到來了。在現代文化中科學和科學理性已經不起也不應起支配的作用了，因為它們似乎不再為其所荷載的信念辯護，也不僅不給人帶來福祉，反而成為不幸的緣由。對現代科學現象的誠實公正的分析，對指向科學引發的憂慮和與之相關的期望的研究，可能是科學哲學家對上述心態的最好回應。對科學現象的思考過程應該繼續下去，正像對這一過程本身的批判分析過程應該繼續下去一樣，這一過程不斷促動它、給予它新的動力。”
萬長松的這一成果是對前人在這一領域研究的重大推進。如果說，龔育之的《歷史的足跡》主要是總結20 世紀上半葉蘇聯在科學和哲學關係方面、史達林主義時期馬克思主義科學技術哲學發展方面的經驗教訓，孫慕天的《跋涉的理性》把注意力聚焦于蘇聯反主流派，特別是20 世紀後半葉改革派科學哲學家的理論突破，那麼萬長松的《歧路中的探求》則是對世紀之交新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發展線索的梳理重構。該書沒有以蘇聯解體為隔點截斷蘇聯的文化思想的發展，而是認為俄（蘇）科學技術哲學是一條“川流不息的大河”，這是一種宏闊的歷史眼光。萬長松以20 世紀蘇聯哲學界“六十年代人”發軔的新哲學運動為原點，追溯近30 年來這一思想解放運動的演變趨勢，慎終追遠，匠心獨運，因為正是那次以認識論主義為標榜的思想運動，突破了教科書馬克思主義的藩籬，打開了科學哲學面向世界和面向未來的閘門。該書提出新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的三個範式，即多元論、文化論、人中心論，準確地抓住了這一轉型的理念進路，慎思明辨，探賾發幽。該書指出，新一代的俄羅斯科學哲學家正在不同的道路上，以不同的方式，探索著科學哲學發展的新路。在我看來，如果說凱德洛夫、伊裡因科夫、科普寧是俄（蘇）新哲學運動的“老三駕馬車”，弗羅洛夫、斯焦賓、施維廖夫是“新三駕馬車”，那麼萬長松重點論述的羅佐夫、奧古爾佐夫、蓋堅科就是“後三駕馬車”。主角的更迭清晰地勾勒出半個世紀以來，俄（蘇）科學技術哲學的洪流階段性推進的歷史軌跡。道路崎嶇，但是思想在發展。俄羅斯學者巴紮諾夫說：“主張俄羅斯哲學思想和研究正在衰落是誇大其詞。”該書正是通過深入梳理俄（蘇）科學技術哲學一波三折的曲折發展道路，窺視俄羅斯哲學思想進步的歷史軌跡的。
《歧路中的探求》概括了新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的總體傾向是工具主義的衰落和社會文化主義的勃興，這也切中肯綮。近年來，俄羅斯和西方的蘇聯科學技術哲學研究者都不約而同地注意到21 世紀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研究的這一新取向。例如，2005 年俄羅斯學者奧古爾佐夫在歐洲的《東歐思想研究》雜誌上撰文，肯定蘇聯馬克思主義的優勢在於：把科學視為人類精神的普遍勞作，突出了科學的社會性，使科學哲學研究和科學社會學的研究結合起來，把科學研究的過程和結果、科學和權力、科學和生產、科學和社會組織結合起來，強調了科學活動的社會-歷史和社會-文化語境分析。阿羅諾娃則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科學史和科學元勘研究綱領的博士生，她是論文《蘇聯科學研究的政策與語境：十字路口的蘇聯科學哲學》的作者，該文主旨是討論蘇聯的科學建制和科學反思模式如何主導了蘇聯的科學編史學，認為蘇美兩國的科學元勘敘事的術語具有互文性，而蘇聯的科學技術革命的話語系統成為蘇聯官方將其經濟設計合法化的概念框架，也是學者們將其局域化以服務於自己個人學術興趣的概念基礎。而年逾古稀的格雷厄姆也集中對俄（蘇）科學技術社會語境進行分析，連續推出《莫斯科的故事》（2006 年）、《新俄羅斯的科學：危機，援助，改革》（2008 年）、《單一的觀念：俄羅斯能競爭嗎？》（2013 年），明顯轉向蘇聯科技進步的科技社會學和科學技術政策研究。他致力於從科學社會學方面解讀俄羅斯和蘇聯在科技進步事業方面的歷史上下文。在《單一的觀念》一書中，他指出，在3 個世紀的時間裡，俄羅斯在科技市場化方面始終一籌莫展，缺乏建立科技進步動力機制的社會條件—科技創新的培育、體現發明和實踐的社會價值取向、保障科技創新的經濟基礎、智慧財產權保護的法律體系等，而這和俄羅斯在文學藝術和純科學方面的輝煌成就是不相稱的。所以整個說來，俄羅斯的科學技術哲學已經與科學元勘密不可分，甚至成了科學元勘的一部分。
半個世紀以來，國內關於俄（蘇）科學技術哲學的研究，已經完成了角色轉換，新一代俄（蘇）科學技術哲學的研究者正在成長起來，《歧路中的探求》的出版，標誌著中國俄（蘇）科學技術哲學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中國哲學的振興也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整個過程一樣，是在向世界開放的過程中實現的，這也包括向我們偉大的鄰邦俄羅斯開放。中俄文字之交是當代世界文化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中科技文化的交流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新一代俄（蘇）科學技術哲學研究者將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與長松名為師生，誼屬至友。“萋萋春草秋綠，落落長松夏寒。”長松執教高校，在文化商品化的喧囂中，常感落寞，但始終堅守著理想主義的初心，不甘沉淪。文化是人化，是化人，就是把人提升到他的類本質，矢志擺脫動物性的嗜欲，在崇高的目標指引下，為文明進步做出奉獻。嗜欲深，天機淺，長松淡泊明志，勵志高蹈，得以躋身奮進者的隊伍，這是生命的榮耀，為師為友，足感欣慰。
孫慕天（“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文庫”主編）
2016年國慶日
點綴繁花似錦的學術春天
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文庫
從新中國成立開始的中國俄（蘇）科學技術哲學研究，已經走過了半個多世紀的歷程。21 世紀以來，在俄（蘇）科學技術哲學研究領域，新一代人已經成長起來，他們無論在目標上，在學識上，還是在眼界上，都有了更高的起點，已經開始回答我在上面所提出的那些新的學術問題。近些年來，他們從新的角度出發，採用新的方法，特別是通過與俄羅斯學者的直接對話和交流，全面推進了這項研究，並且成果斐然。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研究幾乎是與21 世紀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的發展同步的。古人說，明達體用，這批研究成果既在理論的深度和廣度上有重大的推進，實現了學術本體上的創新，又有直接的現實關懷和強烈的問題意識，顯示了重大的實際應用價值。
現在，科學出版社決定把這些成果會集起來，作為“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文庫”出版。新時期我國的文化開放是全方位的，且不說對西方的研究差不多已經沒有多少死角，就是有關蘇聯和俄羅斯的研究也幾乎實現了全覆蓋，但是，唯獨俄（蘇）科學技術哲學的出版物卻寥若晨星。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這裡我不想對此進行追究，因為那是業內工作方面的檢討。應當說的是，感謝科學出版社對學術發展的深切關懷，以超越的學術眼光，把這株含苞欲放的稚嫩花株培植起來，讓它在百花園裡開放，點綴這繁花似錦的學術春天。
不能奢望這一文庫短時期內會引起多大關注，也不應責怪人們對俄（蘇）科學技術哲學的冷落，因為對這一領域的誤解由來已久，30 多年來，這一學科的邊緣化是有深刻歷史原因的。然而，在那片廣袤的土地上，在漫長的歲月裡，在這個重要的學科領域中，畢竟結出了而且還在繼續結出累累碩果。雖然和一切文化生產一樣，其中不免混雜著種種糟粕，但其中的精華卻是人類精神文化寶庫中的珍品，挖掘、清理、繼承、發揚這一領域的遺產，密切關注所發生的變化和最新動向，既是對這個國家學術工作的尊重，也是這些成果本身固有的歷史的權利，誰也不應也不能剝奪這一權利。我相信，無論久暫，正確認識俄（蘇）科學技術哲學真正價值的日子必將到來。恩格斯說過：“對歷史事件不應當埋怨，相反地，應當努力去理解它們的原因，以及它們的還遠遠沒有顯示出來的後果。……歷史權利沒有任何日期。”歷史權利是沒有日期的，但是我們卻有義務促進歷史進程的發展，這是“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文庫”的編著者和出版人共同的心願。
孫慕天（“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文庫”主編）
2016年11月19日
《歧路中的探求：當代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研究》為“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文庫”中首本與讀者見面的著作，該叢書還將相繼推出系列專著，內容涵蓋：俄羅斯科技哲學史，俄羅斯科學社會學研究，俄羅斯當代技術哲學轉換研究以及歷史語境視野下的蘇俄與西方科學哲學比較研究等，敬請期待！
作者簡介
萬長松（1969——），男，黑龍江呼瑪人。東北大學哲學博士，清華大學哲學博士後。現任燕山大學文法學院教授、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理事、河北省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副理事長、河北省科學技術史學會副會長。
主要研究方向為俄羅斯（蘇聯）科學技術哲學、技術哲學、產業哲學。著有《俄羅斯技術哲學研究》《產業哲學引論》2部專著，主編《自然辯證法概論》《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等4部教材，在《自然辯證法研究》《自然辯證法通訊》《科學技術哲學研究》《哲學動態》《哲學分析》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60餘篇。主持完成多項課題，包括國家社科基金專案、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專案、河北省社科基金專案等。
《歧路中的探求：當代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研究》
萬長松 著
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3
ISBN：978-7-03-052292-4
《歧路中的探求：當代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研究》是一部對蘇聯解體以後的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發展現狀進行全面總結的學術著作。作者對1991年以來的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的歷史發展做了全面的梳理和概括，研究了從蘇聯自然科學哲學到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的範式轉換，著重分析了從馬克思列寧主義一元論到多元論、從科學的邏輯-認識論到社會-文化論、從技術中心論到人中心論的研究範式轉換過程，指出了上述範式轉換給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帶來的挑戰與機遇。
作者不是孤立地研究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而是將之置於俄蘇哲學的歷史背景中，重點分析了20世紀60—80年代蘇聯新哲學運動對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範式轉換的影響，並基於上述新的研究範式和俄羅斯當代哲學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對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的發展趨勢進行了預測。
目 錄
（本期責編：李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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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的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的真正實證的科學開始的地方。”這段話真是精彩極了，我查了許久，才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找到它。蘇聯科學技術哲學的滔滔思辨，終究要受生活實踐和科學實踐的檢驗，對其成敗利鈍的反思構成了蘇聯的科學編史學。隨著冷戰落幕和蘇聯解體，“歷史終結論”一度成為西方對人類未來的蓋棺定論，蘇聯的一切連同它的所有學術成果，都被棄之如敝屣。但是形勢比人強，曾幾何時，連法蘭西斯·福山本人都放棄了這一論斷。隨著歷史的發展和後工業時代社會矛盾的暴露，馬克思的理論正在重新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社會科學領域的各種學說和觀點都在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檢驗。保羅·湯瑪斯在《批判地接受：馬克思的當時和現在》一文中，引用大衛·麥克萊倫的話說：“縱觀社會科學的全部領域，馬克思也許對20 世紀最有影響的人物一直都在進行檢驗。”蘇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進行的科學技術哲學研究，雖然有慘痛的教訓，但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見，提供了大量新的生長點。對這一點，西方嚴肅的蘇聯科學技術哲學研究者自有公論。美國著名的蘇聯學專家格雷厄姆一直對此持肯定的態度，他認為辯證唯物主義是具有優勢的哲學世界觀，所代表的是科學導向的、理性的、唯物主義的研究方式，“現代蘇聯辯證唯物主義是一項引人注目的思想成就。把恩格斯、普列漢諾夫和列寧的初始見解闡述和發展為系統的自然解釋，這是蘇聯馬克思主義最新穎的思想創造。在其最富才能的宣導者手中，辯證唯物主義無疑是理解和說明自然的一種真誠的和合理的嘗試。憑藉其普適性和發展程度，辯證唯物主義的自然解釋在現代思想體系中無可匹敵”。他認為許多傑出的蘇聯科學家真誠地相信辯證唯物主義對科學的啟發意義，並在應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實證研究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格雷厄姆通過大量案例分析，用確鑿的事實證明：“辯證唯物主義一直在影響著一些蘇聯科學家的工作，而且在某些情況下，這種影響有助於他們實現在國外同行中獲得國際承認的目標。”蘇聯科學技術哲學是馬克思主義自然辯證法的試金石。一方面，在十月革命之後的70 多年的探索中，反復檢驗了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真理性，驗證了這一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對自然科學研究的啟發價值。另一方面，通過比較蘇聯科學技術哲學和西方科學技術哲學研究的不同範式，特別是和後蘇聯時代（即所謂新俄羅斯）的科學技術哲學進行關聯性研究，可以揭示科學技術哲學發展的普遍規律，不但可以認識馬克思主義科學技術哲學的歷史命運，而且有助於預見世界科學技術哲學包括中國科學技術哲學發展的一般趨勢。
在蘇聯的人文社會科學中，科學技術哲學地位比較特殊。從根本上說，科學技術哲學主要是對實證科學的研究成果、研究過程和方法進行的哲學反思，所面對的是事實判斷，就物件本身來說，是與社會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較為疏離的。儘管可以對科學認識的過程和結果做出不同的哲學解釋，但是與研究物件的符合始終是科學哲學研究的中立指標。薩多夫斯基說：“儘管科學知識的哲學觀念可能有本質的區別，甚至是截然相反的（馬克思主義和新實證主義的情況就是如此），但是這些哲學解釋所面對的模型，如科學知識的演繹模型，卻可能是相同的。這表明模型對哲學解釋的相對獨立性。”這使科學哲學研究得以避開政治敏感問題，因此如布萊克利說的那樣，科學技術哲學“本質上是附屬于蘇聯哲學運動的其他方面，所以也許是現代蘇聯哲學部門中最游離於教條邊界之外的領域”。也許正因如此，這一領域在蘇聯哲學中獨放異彩，許多成果在世界上產生了重要影響，弗羅洛夫評價說：“我們可以說，我國對科學哲學的研究現在已經達到很高的水準，達到世界水準。”斯焦賓也認為，與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直接相關的方向，“長期以來是顯示為最富創造性和最有建構性的”。
按照馮友蘭先生的說法，對待前人的學術成果應當從“照著講”到“接著講”，最後發展到“對著講”。蘇聯解體後，新俄羅斯學術界對本土的科學哲學正在努力超越，這首先是形勢發展的結果。1997 年，馬姆丘爾、奧伏欽尼科夫、奧古爾佐夫等三位權威科學哲學家出版了《國內科學哲學：初步總結》一書，對蘇聯及解體後俄羅斯科學哲學的功過得失做了全面的評述，其中對蘇聯時期的研究成果有的“照著講”，更多的是“接著講”，亦即有所修正和引申，但也有的是“對著講”，對以前的結論提出批判。作者說：“我們生活在轉折的時代—劇烈轉折的時代。一切都改變了：興趣、風格、價值和觀點。這些改變也涉及科學，而且不能不在直接同科學相關的智力活動領域—科學哲學打上自己的印記。智力運動已經在科學哲學中聚集了巨大的力量，其代表人物力圖證明，科學的‘成年時代’已經到來了。在現代文化中科學和科學理性已經不起也不應起支配的作用了，因為它們似乎不再為其所荷載的信念辯護，也不僅不給人帶來福祉，反而成為不幸的緣由。對現代科學現象的誠實公正的分析，對指向科學引發的憂慮和與之相關的期望的研究，可能是科學哲學家對上述心態的最好回應。對科學現象的思考過程應該繼續下去，正像對這一過程本身的批判分析過程應該繼續下去一樣，這一過程不斷促動它、給予它新的動力。”
萬長松的這一成果是對前人在這一領域研究的重大推進。如果說，龔育之的《歷史的足跡》主要是總結20 世紀上半葉蘇聯在科學和哲學關係方面、史達林主義時期馬克思主義科學技術哲學發展方面的經驗教訓，孫慕天的《跋涉的理性》把注意力聚焦于蘇聯反主流派，特別是20 世紀後半葉改革派科學哲學家的理論突破，那麼萬長松的《歧路中的探求》則是對世紀之交新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發展線索的梳理重構。該書沒有以蘇聯解體為隔點截斷蘇聯的文化思想的發展，而是認為俄（蘇）科學技術哲學是一條“川流不息的大河”，這是一種宏闊的歷史眼光。萬長松以20 世紀蘇聯哲學界“六十年代人”發軔的新哲學運動為原點，追溯近30 年來這一思想解放運動的演變趨勢，慎終追遠，匠心獨運，因為正是那次以認識論主義為標榜的思想運動，突破了教科書馬克思主義的藩籬，打開了科學哲學面向世界和面向未來的閘門。該書提出新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的三個範式，即多元論、文化論、人中心論，準確地抓住了這一轉型的理念進路，慎思明辨，探賾發幽。該書指出，新一代的俄羅斯科學哲學家正在不同的道路上，以不同的方式，探索著科學哲學發展的新路。在我看來，如果說凱德洛夫、伊裡因科夫、科普寧是俄（蘇）新哲學運動的“老三駕馬車”，弗羅洛夫、斯焦賓、施維廖夫是“新三駕馬車”，那麼萬長松重點論述的羅佐夫、奧古爾佐夫、蓋堅科就是“後三駕馬車”。主角的更迭清晰地勾勒出半個世紀以來，俄（蘇）科學技術哲學的洪流階段性推進的歷史軌跡。道路崎嶇，但是思想在發展。俄羅斯學者巴紮諾夫說：“主張俄羅斯哲學思想和研究正在衰落是誇大其詞。”該書正是通過深入梳理俄（蘇）科學技術哲學一波三折的曲折發展道路，窺視俄羅斯哲學思想進步的歷史軌跡的。
《歧路中的探求》概括了新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的總體傾向是工具主義的衰落和社會文化主義的勃興，這也切中肯綮。近年來，俄羅斯和西方的蘇聯科學技術哲學研究者都不約而同地注意到21 世紀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研究的這一新取向。例如，2005 年俄羅斯學者奧古爾佐夫在歐洲的《東歐思想研究》雜誌上撰文，肯定蘇聯馬克思主義的優勢在於：把科學視為人類精神的普遍勞作，突出了科學的社會性，使科學哲學研究和科學社會學的研究結合起來，把科學研究的過程和結果、科學和權力、科學和生產、科學和社會組織結合起來，強調了科學活動的社會-歷史和社會-文化語境分析。阿羅諾娃則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科學史和科學元勘研究綱領的博士生，她是論文《蘇聯科學研究的政策與語境：十字路口的蘇聯科學哲學》的作者，該文主旨是討論蘇聯的科學建制和科學反思模式如何主導了蘇聯的科學編史學，認為蘇美兩國的科學元勘敘事的術語具有互文性，而蘇聯的科學技術革命的話語系統成為蘇聯官方將其經濟設計合法化的概念框架，也是學者們將其局域化以服務於自己個人學術興趣的概念基礎。而年逾古稀的格雷厄姆也集中對俄（蘇）科學技術社會語境進行分析，連續推出《莫斯科的故事》（2006 年）、《新俄羅斯的科學：危機，援助，改革》（2008 年）、《單一的觀念：俄羅斯能競爭嗎？》（2013 年），明顯轉向蘇聯科技進步的科技社會學和科學技術政策研究。他致力於從科學社會學方面解讀俄羅斯和蘇聯在科技進步事業方面的歷史上下文。在《單一的觀念》一書中，他指出，在3 個世紀的時間裡，俄羅斯在科技市場化方面始終一籌莫展，缺乏建立科技進步動力機制的社會條件—科技創新的培育、體現發明和實踐的社會價值取向、保障科技創新的經濟基礎、智慧財產權保護的法律體系等，而這和俄羅斯在文學藝術和純科學方面的輝煌成就是不相稱的。所以整個說來，俄羅斯的科學技術哲學已經與科學元勘密不可分，甚至成了科學元勘的一部分。
半個世紀以來，國內關於俄（蘇）科學技術哲學的研究，已經完成了角色轉換，新一代俄（蘇）科學技術哲學的研究者正在成長起來，《歧路中的探求》的出版，標誌著中國俄（蘇）科學技術哲學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中國哲學的振興也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整個過程一樣，是在向世界開放的過程中實現的，這也包括向我們偉大的鄰邦俄羅斯開放。中俄文字之交是當代世界文化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中科技文化的交流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新一代俄（蘇）科學技術哲學研究者將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與長松名為師生，誼屬至友。“萋萋春草秋綠，落落長松夏寒。”長松執教高校，在文化商品化的喧囂中，常感落寞，但始終堅守著理想主義的初心，不甘沉淪。文化是人化，是化人，就是把人提升到他的類本質，矢志擺脫動物性的嗜欲，在崇高的目標指引下，為文明進步做出奉獻。嗜欲深，天機淺，長松淡泊明志，勵志高蹈，得以躋身奮進者的隊伍，這是生命的榮耀，為師為友，足感欣慰。
孫慕天（“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文庫”主編）
2016年國慶日
點綴繁花似錦的學術春天
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文庫
從新中國成立開始的中國俄（蘇）科學技術哲學研究，已經走過了半個多世紀的歷程。21 世紀以來，在俄（蘇）科學技術哲學研究領域，新一代人已經成長起來，他們無論在目標上，在學識上，還是在眼界上，都有了更高的起點，已經開始回答我在上面所提出的那些新的學術問題。近些年來，他們從新的角度出發，採用新的方法，特別是通過與俄羅斯學者的直接對話和交流，全面推進了這項研究，並且成果斐然。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研究幾乎是與21 世紀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的發展同步的。古人說，明達體用，這批研究成果既在理論的深度和廣度上有重大的推進，實現了學術本體上的創新，又有直接的現實關懷和強烈的問題意識，顯示了重大的實際應用價值。
現在，科學出版社決定把這些成果會集起來，作為“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文庫”出版。新時期我國的文化開放是全方位的，且不說對西方的研究差不多已經沒有多少死角，就是有關蘇聯和俄羅斯的研究也幾乎實現了全覆蓋，但是，唯獨俄（蘇）科學技術哲學的出版物卻寥若晨星。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這裡我不想對此進行追究，因為那是業內工作方面的檢討。應當說的是，感謝科學出版社對學術發展的深切關懷，以超越的學術眼光，把這株含苞欲放的稚嫩花株培植起來，讓它在百花園裡開放，點綴這繁花似錦的學術春天。
不能奢望這一文庫短時期內會引起多大關注，也不應責怪人們對俄（蘇）科學技術哲學的冷落，因為對這一領域的誤解由來已久，30 多年來，這一學科的邊緣化是有深刻歷史原因的。然而，在那片廣袤的土地上，在漫長的歲月裡，在這個重要的學科領域中，畢竟結出了而且還在繼續結出累累碩果。雖然和一切文化生產一樣，其中不免混雜著種種糟粕，但其中的精華卻是人類精神文化寶庫中的珍品，挖掘、清理、繼承、發揚這一領域的遺產，密切關注所發生的變化和最新動向，既是對這個國家學術工作的尊重，也是這些成果本身固有的歷史的權利，誰也不應也不能剝奪這一權利。我相信，無論久暫，正確認識俄（蘇）科學技術哲學真正價值的日子必將到來。恩格斯說過：“對歷史事件不應當埋怨，相反地，應當努力去理解它們的原因，以及它們的還遠遠沒有顯示出來的後果。……歷史權利沒有任何日期。”歷史權利是沒有日期的，但是我們卻有義務促進歷史進程的發展，這是“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文庫”的編著者和出版人共同的心願。
孫慕天（“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文庫”主編）
2016年11月19日
《歧路中的探求：當代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研究》為“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文庫”中首本與讀者見面的著作，該叢書還將相繼推出系列專著，內容涵蓋：俄羅斯科技哲學史，俄羅斯科學社會學研究，俄羅斯當代技術哲學轉換研究以及歷史語境視野下的蘇俄與西方科學哲學比較研究等，敬請期待！
作者簡介
萬長松（1969——），男，黑龍江呼瑪人。東北大學哲學博士，清華大學哲學博士後。現任燕山大學文法學院教授、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理事、河北省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副理事長、河北省科學技術史學會副會長。
主要研究方向為俄羅斯（蘇聯）科學技術哲學、技術哲學、產業哲學。著有《俄羅斯技術哲學研究》《產業哲學引論》2部專著，主編《自然辯證法概論》《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等4部教材，在《自然辯證法研究》《自然辯證法通訊》《科學技術哲學研究》《哲學動態》《哲學分析》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60餘篇。主持完成多項課題，包括國家社科基金專案、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專案、河北省社科基金專案等。
《歧路中的探求：當代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研究》
萬長松 著
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3
ISBN：978-7-03-052292-4
《歧路中的探求：當代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研究》是一部對蘇聯解體以後的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發展現狀進行全面總結的學術著作。作者對1991年以來的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的歷史發展做了全面的梳理和概括，研究了從蘇聯自然科學哲學到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的範式轉換，著重分析了從馬克思列寧主義一元論到多元論、從科學的邏輯-認識論到社會-文化論、從技術中心論到人中心論的研究範式轉換過程，指出了上述範式轉換給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帶來的挑戰與機遇。
作者不是孤立地研究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而是將之置於俄蘇哲學的歷史背景中，重點分析了20世紀60—80年代蘇聯新哲學運動對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範式轉換的影響，並基於上述新的研究範式和俄羅斯當代哲學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對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的發展趨勢進行了預測。
目 錄
（本期責編：李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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