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香港屢屢錯失科技發展的機遇
華為最初做交換機， 是代理一家香港公司的產品， 但賺錢後就大量投入研發自己的產品技術，
無獨有偶，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 中興通訊還是中興半導體時， 是與兩家香港資本的合資企業。 該公司在最初開發出500門數位程式控制交換機， 賺取極為豐厚的利潤後， 兩家港資與經營者間發生了根本性的衝突。 港資力主把利潤儘快分掉， 而以侯為貴（時任中興半導體總經理， 前中興通訊董事長， 現已退休）為代表的企業經營者， 包括大股東， 都強烈支援繼續加大研發力度。 最終， 雙方徹底鬧翻， 這種局面逼得侯為貴竟然帶領全體員工離職， 成立集體所有制的中興維先通， 再回過頭來與港資已經撤出的中興半導體合資成立中興新半導體， 由後者再發起成立中興通訊。
我們今天回過頭去看， 中興、華為這兩家中國通信業的國際巨頭在發展初期都存在港資背景， 但為什麼那些港資卻都沒有將產業升級到技術含量更高的層次呢？本來深圳的中興和華為兩家公司今天的位置， 是有歷史的可能性被兩家香港公司佔據的。
毫無科技創新夢想的香港資本
香港資本最初到內地， 特別是廣東一帶， 很多是在做初級加工業。 以李嘉誠為代表的香港企業家是典型的代表。 李嘉誠最初是靠生產塑膠花起家的。 內地剛剛開放時， 有大量香港資本抓住機會在內地開廠， 從香港拿定單， 交到內地的這些工廠生產。
深圳大學1983年剛剛建立時， 還是一所三流甚至四流大學， 而當時香港就有好幾所在世界排名很靠前的高等院校。 香港絕對不是沒有實力， 更不是沒有條件， 歷史機會就更不用說了。 如果當年香港真的有心， 形成“香港研發、深圳東莞生產；香港總部、全球市場”的模式， 近乎是完美的歷史必然。 但很遺憾， 這個局面沒有成為現實， 幾乎一個個案也沒有。 原因何在？
有夢想才可能有現實
美國勵志作家拿破崙·希爾（Napoleon Hill,1883-1970）的“成功學全書”是從香港傳到內地的。
有夢想未必能實現， 但沒有夢想肯定不會有現實。
真不知道香港同胞們自己有沒有認真看過希爾的成功學著作， 他們內心深處和骨子裡就認為， 華人公司在技術上絕對不可能超越歐美公司， 甚至跟隨緊一點都不可能， 想都別想， 更別提去做了， 頂多只能做些加工賺點辛苦錢。 這就是當年香港資本在中興和華為發展的一開始就與它們分道揚鑣的根本原因所在。 事實上， 如果當年中興的兩家香港投資方不離開中興， 就算他們坐著不動， 什麼事都不幹， 今天的香港都有資格在全球通信科技領域佔據一席之地。 中興則很可能會在香港擁有一個規模寵大的研發中心。
但當他們的投資在獲得出人意料的成功之後， 怎麼會不是興奮地選擇追加投資占更多股份， 而是不惜鬧到與被投資的企業當面拍桌子， 也一定要失去繼續獲得更大成功的歷史機會呢？那需要令人匪夷所思到什麼程度的“堅定不移的信念”才能做到？
如果已經投入中興的資本在獲得出人意料的成功之後都會堅定不移地退出， 就更別提去假設當年與華為合作的那家香港交換機公司會投資華為， 然後與其一起成長了， 但為什麼就絕對不可以？那家公司應該在合作中充分地看到了華為的市場能力， 華為要想更大的發展，該公司把自己從華為身上賺的錢返還一點點作投資，為什麼就絕對不行？但如果認為華為絕無可能成長為國際級的大公司與歐美公司競爭，那一切就都免談了。
為什麼李嘉誠的投資也回避科技創新
如果只是一些普通香港同胞這麼認為還說得過去，但李嘉誠之子李澤楷1999年通過電訊盈科以220萬美元購入騰訊20%的股票。時隔不到兩年，李澤楷將騰訊股票以1260萬美元賣給南非的MIH控股集團。當時的電訊盈科現金流其實非常充足，手持現金逾10億美元。如果他們不退出，現在這些股票市值在2000多億人民幣以上，比整個電訊盈科現在的市值還要高，相當於李嘉誠最近賣出的香港中環中心價值（總價402億港幣）的幾乎六倍。當年那個投資退出還算是賺錢的，但他為什麼在那麼早就拋掉一個如此之好的股票呢？
李嘉誠的投資哲學是“不去賺最後一個銅板”。有時最後一個銅板真的並非“顯得”或讓人“感覺到”是一個銅板，而看起來像是一塊金磚。因為在基數是10塊錢的時候，就算增長一倍也只是賺10塊錢，而基數在10個億的時侯，即使增長10%的“小銅板”，利潤也會是1個億。所以，越是到最後瀕臨崩盤的時侯，再多守一小段時間的利潤預期就越大，但這樣一來，往往最後因追求看起來是大金磚、而實際上是小銅板的小利而套死在山頂上。因此，李嘉誠的投資哲學真的是很高明的。但是，騰訊的這個專案在其拋出後又增殖了千倍以上，顯然後面真是一個大金庫而不止是一塊金磚丟了，前面賺的卻真的只是一個銅板。
客觀地說，當年李澤楷拋出騰訊股份的時候，時間上正遇到全球互聯網泡沫破滅，所以做出這個決定如果有大環境的影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199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香港樓市的泡沫也破滅過，並未見李嘉誠慌張，他可是經歷過無數風雨、見過大世面的。如果不是堅定地認為騰訊絕對不可能成長為國際級的巨型科技公司，李澤楷的團隊怎麼可能會將自己最初精准看好的籌碼這麼早就拋棄掉？
李嘉誠現在拋掉了內地與香港上千億元的資產，作為商人，高拋低吸這無可指責。他對看好了幾乎一輩子的房地產前景變化敏銳的商業嗅覺依然令人崇敬。2017年11月1 日，李嘉誠名下長江實業集團發佈公告，以402億港幣出售香港中環中心，創造了香港物業交易最高記錄，此事引起媒體一片關注。相信他作為該領域長袖善舞的精明商人，該交易是經過精心計算後的作品。問題只是，為什麼作為香港最傑出代表的商界精英，不會想到借助現在創新的熱潮大量投資于中國人的科技創新企業，而是要把變現的大量資金投到英國的水、電、天然氣呢？這些基礎性的資產就算有增殖能力也不太可能很大。客觀地說，李嘉誠家族算是香港商界裡努力嘗試和投資新興科技最多的企業之一，他盡了最大的努力在科技創新方面進行了大量嘗試和突破，已經是香港商界努力自我超越做到很極致的。即使如此，他也依然不認為整個中國的科技創新浪潮是他應當努力去重點抓住的戰略商機。如果只是李嘉誠一個人這麼認為其實也沒什麼，不能要求人家李嘉誠和他的家族什麼事情都要做，並且都要做成，更不要對李嘉誠任何合法的拋售投資行為有任何不當地非議，其實這樣的指責是太過高看香港資本在今天的歷史作用和地位了，雖然其曾經在歷史上起到巨大作用。當年中興如果不是下那麼大決心與投機性的港資堅決分手，也不可能發展到今天的規模。現在內地一些城市讓人頭疼不已的土地財政問題，別忘了始作俑者就是香港。帶著這種深厚基因的投機性港資，其價值是正面還是負面真的已經很難說了。
“殖民地思維”作崇
現在唯一需要討論的真正有價值的問題是，為什麼整個香港資本始終與內地近幾十年逐步加強的科技創新熱浪“絕緣”？請讀者認真品味一下“絕緣”這個詞，當年真的不是沒有機會，而是有大量機會早就已經握在港資手上，真的是港資自己堅定不移地絕緣掉一切與科技研發有關的商機。這種“堅定不移”是達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直到今天，在珠三角依然存在大量港資企業，眼睜睜看著身邊不斷興起的中興、華為、比亞迪、大疆等成功的科技企業榜樣，卻還是永遠堅守“初心”無動於衷。為什麼呢？這才是香港需要認真深入反思的問題。
當然，香港還是有像曾憲梓先生創立的金利來這樣難得的、一直持續追求品牌和品質的做實業者，但香港絕大多數企業在科技甚至品牌上的確都不曾用過心思。
何以如此？我認為是香港在過去眾所周知的特殊歷史時期長期形成的“殖民地思維”作崇。什麼叫“殖民地思維”，那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有具體內涵的，就是內心深處潛意識裡認為中國人根本不可能在科技上有所作為，無論有多少鐵的證據反駁這種觀念，都在骨子裡堅定不移地迷信這一點。什麼是自由？南非第一任黑人總統納爾遜·曼德拉（1918-2013）在牢中服刑了27年，但身體上的枷鎖絲毫沒有阻擋住他持續思考如何將南非建設得更好的思想活動。而在很多可以隨意到大街上高喊要自由的香港人身上，你分明看到的只是一個個完全沒腦子的行屍走肉。如果缺乏以測量資料為基礎的科學思維方式考慮問題，一切自由的口號都只會變成把思想禁錮得如同石頭一般的沉重枷鎖。
20世紀80年代初，當我還在南京郵電大學學習電子測量的時侯，香港一個城市的電話使用者數是360萬，整個內地才320萬。而到了2017年9月，內地一個月新增的4G用戶量為1750.6萬，是香港2016年全市人口（737萬）的2.38倍。
1996年回歸之前，香港一個城市的經濟規模已是1.21萬億人民幣，要理解這個數字令人恐怖到什麼程度，只需要知道它是當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重慶、天津、蘇州、杭州、無錫等9個城市GDP的總和即可。二十多年過去，2016年香港的GDP合人民幣2.1萬億，北京和上海已經各自分別超過香港，而GDP超過萬億人民幣與香港算同一數量級的內地城市總數已經達到12個。2017年深圳經濟總量超過香港已經沒有任何懸念。5年到10年之內，香港淪落為中國二線城市的前景基本上已經確立， 還有懸念的只是它會不會繼續淪落為三線城市。
整體創新的自信缺乏絕對成問題
我當然不會盲目鼓勵甚至簡單鼓吹科技創新，更不是要製造“科技創新，一抓就靈”的新迷信，而是要人們理性地意識到並深入地研究相應的規律，持續提升對科技創新的判斷能力。
以視頻安防領域為例，我所在的公司早就有數位視訊技術甚至數位視訊監控運作基礎的，我們也的確仔細調查論證過是否要介入當年IP攝像頭這個市場。但這個領域與我們公司原有的市場體系是存在重大差異的。我前幾年負責海外業務時主要採用的是管道行銷方式，而在國內基本是直銷方式。安防產品在國內主要採用管道方式，同時，這個產品又是與廣電完全不同的專業市場。當年我們公司在做過大量調查研究後主動放棄了這個產品。這個戰略決策是否正確今天也很難去評估，畢竟，進入一個全新的領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時候表面看來有一定基礎可能反而是更多的障礙，如同器官移植一樣，因基因不同很可能存在排異反應，嚴重得甚至會引發生命危險。
另一個也是做視頻的科達公司在國內會議電視領域算是領導者，它選擇進入了安防領域，到現在這個決策是對是錯其實也還沒最後驗證出清晰的結果。在這樣一個專業領域如果進不了前三名，那競爭到最後就是能否活下去的問題。
僅從企業的微觀上看，各自選擇的方向當然會有所不同，但是，一個社會整體上如果全都對科技創新視如禁區，沒有任何自信心，那的確就成問題了。
什麼是自信？曾有一個流行的故事說當華為的銷售額超過愛立信時，華為高層馬上開會講：大事不好，遇到大麻煩，華為銷售額已經超過愛立信了。從這個流行說法裡，不難察知這樣一種尷尬：中國人往往暗中夢想著有一天能重新引領世界，但出於長期的落後形成的思維定勢，當這一天真的到來時，明明興奮到心都要跳出來，仍要強行按奈住激動、故作鎮定，矯情得要命。
而宇視科技的總裁張鵬國先生在談到中國人工智慧（AI）視頻安防領域的科技地位時，卻很平靜地表示，中國安防技術對國外（當然包括所有歐美同類企業）全都是“降維攻擊”，只是降幾維的問題。在中國是第幾，在世界上就是第幾。從一開始中國AI視頻安防技術上就是領導世界的，這個領域從來就沒嘗過“落後”是什麼滋味，也從來就不明白還有所謂趕超“世界先進水準”的問題，因為自己就是。只有自信到根本不需要自信、一切都是稀鬆平常的時侯，那才是真正的自信。
我在數碼科技負責海外市場時，曾推動設計開發了全球首創的EMR（媒體綜合處理平臺）這種完全統一平臺的數位電視產品，可以將過去上百種不同數位電視產品集成在單一的平臺上。有一年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廣播電視展覽會（IBC）上，國內過去的客戶聽我介紹完這個產品技術後非常激動地問：太好了，你們這個技術與國外公司相比還有多少差距啊？我告訴他們：國外公司？和我們相比嘛，那差距確實還是有的。“啊？啊！好啊，好啊”。為什麼中國人都到今天了還老是要把什麼“填補國內空白”、“達到國際先進水準”這些根本沒出息的東西當回事兒呢？自從我所在的“數碼科技”公司開發出EMR後，所有歐美公司包括美國的CISCO等全在追隨這個事實標準。德國最大的數位電視科技“民族企業”Blankom不僅山寨了EMR整套產品架構，而且連產品名字的創意都是山寨我最初給EMR起的名字“魔術師”，居然叫“變色龍”。不要以為歐美公司不會山寨，人家山寨能力一點兒不比咱差，就是過去我們老是不給人家機會而已。
範冰冰：從沒想過嫁入豪門，因為我就是豪門
義和團香港復辟？
香港一直在自我進行產業降級，不斷地降。降到今天，商界的頂尖精英李嘉誠寧可拋掉香港的資產，也從沒推動整個香港系統地思考一個簡單之極的道理：只有進行產業升級，尤其是科技創新，才能活得更好。但就算這樣降級去做服務、旅遊、購物其實都有大量吃喝不盡的商機，只要能讓內地每人去一次香港，就足夠香港活得很好了。
但香港的一些“精英們”卻要不斷地占中、鬧事，一定要鬧到生意來源逐步斷絕才算死心。前些年當內地遊客去多了，生意太好的時候，一些“精英人士們”居然不認為應當抓住機遇擴大服務能力，擴大生意規模，加快與深圳連接的高鐵等交通網絡的建設，提升服務品質......而是利用手中的立法權，制定一堆又一堆莫名其妙的法律規定，限制和驅趕這些生意！總有人極力阻礙連接深港之間的高鐵等交通網絡的建設，心思都花在以為再改改某些法律條款就能讓香港怎麼樣一類事情上，就如同認為在哪個廟裡燒幾柱香就能讓香港發更多財一樣不可理喻。香港大多數的市民顯然是反對這種鬧法的，可是一個地區的思維是深刻體現在少數精英群體裡的，如果香港的精英群體腦子裡根深蒂固的東西，就算90%以上的普通市民都反對，依然會對整個香港產生巨大而深刻的影響。
因為做投資和創業導師的關係，這些年我看過大量內地、港、台以及美國矽谷、以色列的創業項目。創業是很艱難的，客觀地說，各個地方的創業成功率都不會很高。但先不管成與不成，內地創業者做的項目本身是什麼呢？機器人、基因測序、人工智慧、移動互聯網、虛擬實境技術、太陽能、新能源汽車、相變記憶體、超高速船舶、智慧農業、新材料......基本上與矽谷、以色列創業者考慮的是相同層次的問題。而香港的創業項目呢？改進速食飯盒以提升效率、很有品味的餐飲連鎖......這類項目當然不是不能做，但如果連香港最具創新力的一批年輕人，最多能考慮的也只是這一類事情，怎能不讓人感到悲哀？
那些考入國際排名那麼靠前的香港高校的高才生們，難道除了佔領大街打打麻將，搞些莫名其妙的打什麼黃傘白傘的運動，對今天的人類文明已經發展到什麼程度居然一點兒概念都沒有嗎？從部分香港青年人和所謂的“精英”身上，我們看到的不是人類社會最具活力的前沿科技思想，而是與一百多年前的義和團、白蓮教差不多的行為方式。
十年後的香港與深圳
深圳還算是有特區的政策，而其他內地城市並沒什麼太特別的政策支持都發展得那麼快。香港的政策環境顯然比深圳還要特殊自主得多，還想特殊到哪裡去？好日子是幹出來的，不是迷信出來的。幾十年前，深圳能以成為香港的後花院而感到是一個機遇和發展的客觀條件。但是，如果香港自以為是的部分“精英”群體再不儘快深刻反思真正問題所在，將“殖民地思維”徹底蕩滌乾淨，只要再過十年時間，香港能否還有資格作深圳的後花園，或許都將會成為一個問題。
十多年前就流傳一個段子——
深圳特區成立不久，一群母親抱著孩子在皇崗口岸遙望南方：你們看，那邊有好多高樓大廈的地方，那就是香港；後來，是香港的母親們抱著孩子遙望北方：你們看，那邊有好多高樓大廈的地方，那就是深圳。
在科技方面，中國即將全面領導世界。樹立這樣的決心、信心和平常心，一切夢想都將順理成章，變成現實。本文的話可能有些刺耳，但並沒把香港當外人。回歸都二十年了，都是兄弟，香港也該向內地城市的發展看齊了。
華為要想更大的發展，該公司把自己從華為身上賺的錢返還一點點作投資，為什麼就絕對不行？但如果認為華為絕無可能成長為國際級的大公司與歐美公司競爭，那一切就都免談了。為什麼李嘉誠的投資也回避科技創新
如果只是一些普通香港同胞這麼認為還說得過去，但李嘉誠之子李澤楷1999年通過電訊盈科以220萬美元購入騰訊20%的股票。時隔不到兩年，李澤楷將騰訊股票以1260萬美元賣給南非的MIH控股集團。當時的電訊盈科現金流其實非常充足，手持現金逾10億美元。如果他們不退出，現在這些股票市值在2000多億人民幣以上，比整個電訊盈科現在的市值還要高，相當於李嘉誠最近賣出的香港中環中心價值（總價402億港幣）的幾乎六倍。當年那個投資退出還算是賺錢的，但他為什麼在那麼早就拋掉一個如此之好的股票呢？
李嘉誠的投資哲學是“不去賺最後一個銅板”。有時最後一個銅板真的並非“顯得”或讓人“感覺到”是一個銅板，而看起來像是一塊金磚。因為在基數是10塊錢的時候，就算增長一倍也只是賺10塊錢，而基數在10個億的時侯，即使增長10%的“小銅板”，利潤也會是1個億。所以，越是到最後瀕臨崩盤的時侯，再多守一小段時間的利潤預期就越大，但這樣一來，往往最後因追求看起來是大金磚、而實際上是小銅板的小利而套死在山頂上。因此，李嘉誠的投資哲學真的是很高明的。但是，騰訊的這個專案在其拋出後又增殖了千倍以上，顯然後面真是一個大金庫而不止是一塊金磚丟了，前面賺的卻真的只是一個銅板。
客觀地說，當年李澤楷拋出騰訊股份的時候，時間上正遇到全球互聯網泡沫破滅，所以做出這個決定如果有大環境的影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199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香港樓市的泡沫也破滅過，並未見李嘉誠慌張，他可是經歷過無數風雨、見過大世面的。如果不是堅定地認為騰訊絕對不可能成長為國際級的巨型科技公司，李澤楷的團隊怎麼可能會將自己最初精准看好的籌碼這麼早就拋棄掉？
李嘉誠現在拋掉了內地與香港上千億元的資產，作為商人，高拋低吸這無可指責。他對看好了幾乎一輩子的房地產前景變化敏銳的商業嗅覺依然令人崇敬。2017年11月1 日，李嘉誠名下長江實業集團發佈公告，以402億港幣出售香港中環中心，創造了香港物業交易最高記錄，此事引起媒體一片關注。相信他作為該領域長袖善舞的精明商人，該交易是經過精心計算後的作品。問題只是，為什麼作為香港最傑出代表的商界精英，不會想到借助現在創新的熱潮大量投資于中國人的科技創新企業，而是要把變現的大量資金投到英國的水、電、天然氣呢？這些基礎性的資產就算有增殖能力也不太可能很大。客觀地說，李嘉誠家族算是香港商界裡努力嘗試和投資新興科技最多的企業之一，他盡了最大的努力在科技創新方面進行了大量嘗試和突破，已經是香港商界努力自我超越做到很極致的。即使如此，他也依然不認為整個中國的科技創新浪潮是他應當努力去重點抓住的戰略商機。如果只是李嘉誠一個人這麼認為其實也沒什麼，不能要求人家李嘉誠和他的家族什麼事情都要做，並且都要做成，更不要對李嘉誠任何合法的拋售投資行為有任何不當地非議，其實這樣的指責是太過高看香港資本在今天的歷史作用和地位了，雖然其曾經在歷史上起到巨大作用。當年中興如果不是下那麼大決心與投機性的港資堅決分手，也不可能發展到今天的規模。現在內地一些城市讓人頭疼不已的土地財政問題，別忘了始作俑者就是香港。帶著這種深厚基因的投機性港資，其價值是正面還是負面真的已經很難說了。
“殖民地思維”作崇
現在唯一需要討論的真正有價值的問題是，為什麼整個香港資本始終與內地近幾十年逐步加強的科技創新熱浪“絕緣”？請讀者認真品味一下“絕緣”這個詞，當年真的不是沒有機會，而是有大量機會早就已經握在港資手上，真的是港資自己堅定不移地絕緣掉一切與科技研發有關的商機。這種“堅定不移”是達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直到今天，在珠三角依然存在大量港資企業，眼睜睜看著身邊不斷興起的中興、華為、比亞迪、大疆等成功的科技企業榜樣，卻還是永遠堅守“初心”無動於衷。為什麼呢？這才是香港需要認真深入反思的問題。
當然，香港還是有像曾憲梓先生創立的金利來這樣難得的、一直持續追求品牌和品質的做實業者，但香港絕大多數企業在科技甚至品牌上的確都不曾用過心思。
何以如此？我認為是香港在過去眾所周知的特殊歷史時期長期形成的“殖民地思維”作崇。什麼叫“殖民地思維”，那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有具體內涵的，就是內心深處潛意識裡認為中國人根本不可能在科技上有所作為，無論有多少鐵的證據反駁這種觀念，都在骨子裡堅定不移地迷信這一點。什麼是自由？南非第一任黑人總統納爾遜·曼德拉（1918-2013）在牢中服刑了27年，但身體上的枷鎖絲毫沒有阻擋住他持續思考如何將南非建設得更好的思想活動。而在很多可以隨意到大街上高喊要自由的香港人身上，你分明看到的只是一個個完全沒腦子的行屍走肉。如果缺乏以測量資料為基礎的科學思維方式考慮問題，一切自由的口號都只會變成把思想禁錮得如同石頭一般的沉重枷鎖。
20世紀80年代初，當我還在南京郵電大學學習電子測量的時侯，香港一個城市的電話使用者數是360萬，整個內地才320萬。而到了2017年9月，內地一個月新增的4G用戶量為1750.6萬，是香港2016年全市人口（737萬）的2.38倍。
1996年回歸之前，香港一個城市的經濟規模已是1.21萬億人民幣，要理解這個數字令人恐怖到什麼程度，只需要知道它是當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重慶、天津、蘇州、杭州、無錫等9個城市GDP的總和即可。二十多年過去，2016年香港的GDP合人民幣2.1萬億，北京和上海已經各自分別超過香港，而GDP超過萬億人民幣與香港算同一數量級的內地城市總數已經達到12個。2017年深圳經濟總量超過香港已經沒有任何懸念。5年到10年之內，香港淪落為中國二線城市的前景基本上已經確立， 還有懸念的只是它會不會繼續淪落為三線城市。
整體創新的自信缺乏絕對成問題
我當然不會盲目鼓勵甚至簡單鼓吹科技創新，更不是要製造“科技創新，一抓就靈”的新迷信，而是要人們理性地意識到並深入地研究相應的規律，持續提升對科技創新的判斷能力。
以視頻安防領域為例，我所在的公司早就有數位視訊技術甚至數位視訊監控運作基礎的，我們也的確仔細調查論證過是否要介入當年IP攝像頭這個市場。但這個領域與我們公司原有的市場體系是存在重大差異的。我前幾年負責海外業務時主要採用的是管道行銷方式，而在國內基本是直銷方式。安防產品在國內主要採用管道方式，同時，這個產品又是與廣電完全不同的專業市場。當年我們公司在做過大量調查研究後主動放棄了這個產品。這個戰略決策是否正確今天也很難去評估，畢竟，進入一個全新的領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時候表面看來有一定基礎可能反而是更多的障礙，如同器官移植一樣，因基因不同很可能存在排異反應，嚴重得甚至會引發生命危險。
另一個也是做視頻的科達公司在國內會議電視領域算是領導者，它選擇進入了安防領域，到現在這個決策是對是錯其實也還沒最後驗證出清晰的結果。在這樣一個專業領域如果進不了前三名，那競爭到最後就是能否活下去的問題。
僅從企業的微觀上看，各自選擇的方向當然會有所不同，但是，一個社會整體上如果全都對科技創新視如禁區，沒有任何自信心，那的確就成問題了。
什麼是自信？曾有一個流行的故事說當華為的銷售額超過愛立信時，華為高層馬上開會講：大事不好，遇到大麻煩，華為銷售額已經超過愛立信了。從這個流行說法裡，不難察知這樣一種尷尬：中國人往往暗中夢想著有一天能重新引領世界，但出於長期的落後形成的思維定勢，當這一天真的到來時，明明興奮到心都要跳出來，仍要強行按奈住激動、故作鎮定，矯情得要命。
而宇視科技的總裁張鵬國先生在談到中國人工智慧（AI）視頻安防領域的科技地位時，卻很平靜地表示，中國安防技術對國外（當然包括所有歐美同類企業）全都是“降維攻擊”，只是降幾維的問題。在中國是第幾，在世界上就是第幾。從一開始中國AI視頻安防技術上就是領導世界的，這個領域從來就沒嘗過“落後”是什麼滋味，也從來就不明白還有所謂趕超“世界先進水準”的問題，因為自己就是。只有自信到根本不需要自信、一切都是稀鬆平常的時侯，那才是真正的自信。
我在數碼科技負責海外市場時，曾推動設計開發了全球首創的EMR（媒體綜合處理平臺）這種完全統一平臺的數位電視產品，可以將過去上百種不同數位電視產品集成在單一的平臺上。有一年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廣播電視展覽會（IBC）上，國內過去的客戶聽我介紹完這個產品技術後非常激動地問：太好了，你們這個技術與國外公司相比還有多少差距啊？我告訴他們：國外公司？和我們相比嘛，那差距確實還是有的。“啊？啊！好啊，好啊”。為什麼中國人都到今天了還老是要把什麼“填補國內空白”、“達到國際先進水準”這些根本沒出息的東西當回事兒呢？自從我所在的“數碼科技”公司開發出EMR後，所有歐美公司包括美國的CISCO等全在追隨這個事實標準。德國最大的數位電視科技“民族企業”Blankom不僅山寨了EMR整套產品架構，而且連產品名字的創意都是山寨我最初給EMR起的名字“魔術師”，居然叫“變色龍”。不要以為歐美公司不會山寨，人家山寨能力一點兒不比咱差，就是過去我們老是不給人家機會而已。
範冰冰：從沒想過嫁入豪門，因為我就是豪門
義和團香港復辟？
香港一直在自我進行產業降級，不斷地降。降到今天，商界的頂尖精英李嘉誠寧可拋掉香港的資產，也從沒推動整個香港系統地思考一個簡單之極的道理：只有進行產業升級，尤其是科技創新，才能活得更好。但就算這樣降級去做服務、旅遊、購物其實都有大量吃喝不盡的商機，只要能讓內地每人去一次香港，就足夠香港活得很好了。
但香港的一些“精英們”卻要不斷地占中、鬧事，一定要鬧到生意來源逐步斷絕才算死心。前些年當內地遊客去多了，生意太好的時候，一些“精英人士們”居然不認為應當抓住機遇擴大服務能力，擴大生意規模，加快與深圳連接的高鐵等交通網絡的建設，提升服務品質......而是利用手中的立法權，制定一堆又一堆莫名其妙的法律規定，限制和驅趕這些生意！總有人極力阻礙連接深港之間的高鐵等交通網絡的建設，心思都花在以為再改改某些法律條款就能讓香港怎麼樣一類事情上，就如同認為在哪個廟裡燒幾柱香就能讓香港發更多財一樣不可理喻。香港大多數的市民顯然是反對這種鬧法的，可是一個地區的思維是深刻體現在少數精英群體裡的，如果香港的精英群體腦子裡根深蒂固的東西，就算90%以上的普通市民都反對，依然會對整個香港產生巨大而深刻的影響。
因為做投資和創業導師的關係，這些年我看過大量內地、港、台以及美國矽谷、以色列的創業項目。創業是很艱難的，客觀地說，各個地方的創業成功率都不會很高。但先不管成與不成，內地創業者做的項目本身是什麼呢？機器人、基因測序、人工智慧、移動互聯網、虛擬實境技術、太陽能、新能源汽車、相變記憶體、超高速船舶、智慧農業、新材料......基本上與矽谷、以色列創業者考慮的是相同層次的問題。而香港的創業項目呢？改進速食飯盒以提升效率、很有品味的餐飲連鎖......這類項目當然不是不能做，但如果連香港最具創新力的一批年輕人，最多能考慮的也只是這一類事情，怎能不讓人感到悲哀？
那些考入國際排名那麼靠前的香港高校的高才生們，難道除了佔領大街打打麻將，搞些莫名其妙的打什麼黃傘白傘的運動，對今天的人類文明已經發展到什麼程度居然一點兒概念都沒有嗎？從部分香港青年人和所謂的“精英”身上，我們看到的不是人類社會最具活力的前沿科技思想，而是與一百多年前的義和團、白蓮教差不多的行為方式。
十年後的香港與深圳
深圳還算是有特區的政策，而其他內地城市並沒什麼太特別的政策支持都發展得那麼快。香港的政策環境顯然比深圳還要特殊自主得多，還想特殊到哪裡去？好日子是幹出來的，不是迷信出來的。幾十年前，深圳能以成為香港的後花院而感到是一個機遇和發展的客觀條件。但是，如果香港自以為是的部分“精英”群體再不儘快深刻反思真正問題所在，將“殖民地思維”徹底蕩滌乾淨，只要再過十年時間，香港能否還有資格作深圳的後花園，或許都將會成為一個問題。
十多年前就流傳一個段子——
深圳特區成立不久，一群母親抱著孩子在皇崗口岸遙望南方：你們看，那邊有好多高樓大廈的地方，那就是香港；後來，是香港的母親們抱著孩子遙望北方：你們看，那邊有好多高樓大廈的地方，那就是深圳。
在科技方面，中國即將全面領導世界。樹立這樣的決心、信心和平常心，一切夢想都將順理成章，變成現實。本文的話可能有些刺耳，但並沒把香港當外人。回歸都二十年了，都是兄弟，香港也該向內地城市的發展看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