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自己本身出自農村， 對農村裡的東西有一種天然的親切感， 記得小時候外婆家的鄉下最有趣， 那時男孩子玩自製的彈弓和木槍，
後來到縣城和更遠的地方讀書， 在家的時間就越來越少。 有時回去， 看到家鄉已經不是原來的模樣， 河水也不在那麼清澈， 魚兒也幾乎絕跡。 因為外出謀生的人越來越多， 村口河邊眾多婦女浣洗的場景和綠蔭柳下歡快活潑的童聲早已成為往事。 在小學放學的路上， 偶爾碰見幾個背著書包的兒童也幾乎不能認識， 似有“兒童相見不相識， 笑問客從何處來”之感。
偶遇少時的同桌同學， 他懷裡背著尚在繈褓中的嬰兒， 激動的想過去寒暄， 接著便有很多話一樣， 但多數時候都是我在問話， 黝黑的臉和佈滿滄桑的額頭， 告訴我他並不是三十歲左右的年輕小夥， 這讓我想起了魯迅先生筆下的曾經身手矯健的“少年閏土”：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
鄉村結構真正徹底的變化是改革開放後的80、90年代， 我親眼目睹了千百年來先輩們生產所用的工具如風車、翻車逐漸被慢慢淘汰， 人們的遷徙流動也已成為常習。 在西部雲貴川或落後地區則變化速度則相對緩慢些。 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說“以農為生的人， 世代定居是常態， 遷移是變態。
在上世紀早期， 對鄉村問題的探討， 既有梁漱溟、晏陽初的鄉村建設運動， 也有費孝通、董時進的鄉村經濟理論；既是對鄉村現象的人文關懷， 也是轉型時期社會的現實需要。 被成為中國最後一個儒家的梁簌溟先生認為“原來中國社會是以鄉村為基礎， 並以鄉村為主體的；所有文化， 多半是從鄉村而來， 又為鄉村而設———法制、禮俗、工商業等莫不如是……中國近百年史， 也可以說是一部鄉村破壞史。 ”（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
然而慎終追遠依然是最能體現中國農村氣息的風俗習慣。 傳統的中國鄉村， 家庭之外的集體空間主要包括祭拜的宗祠和交易的集市。 在公共空間， 交流是一種共同生活的維繫。 現在很多農村家庭的大堂上， 依然可以看到供奉著“天地國親師”的牌位， 這可追溯到禮記和荀子的記載。
《禮論篇》曰：“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現代社會只不過把“君”改成了“國”，這裡的“國”是人們對歷史－文化共同體的情感歸屬與心理認同。人們在與先人的互動之中，保持著自己的敬畏和鄉村的情義。
除此之外，中國人重視以血緣宗族為基礎的人際關係處理，體現了人們溫情脈脈的一面，廟堂宗祠成為了不同家庭之間不和睦、矛盾乃至仇恨緩衝和化解的場所，這也代替了現代社會中冷冰冰的法律訴訟和規則仲裁。孔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反之，那些奔走在鄉村與城市之間的人們，遲早將會疲憊地發現，自己成了飄蕩在大地之上的浮游生物。
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注重理性思想啟蒙的同時，處理好城鄉發展結構，很多社會問題如貧富差距、留守兒童，教育與就業，道德與信仰、法治建設等也許都會迎刃而解。儒學的獨特意義或許在於，在當前如火如荼的儒學復興浪潮中，在心系廟堂的政治儒學和消費文化的國學產業之外，仍有這樣一種觀照鄉村與底層的聲音，致力於對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關注和關懷。
隨著農村結構的變化，“陌生人所組成的現代社會是無法用鄉土社會的習俗來應付的。於是，土氣成了罵人的詞彙，“鄉”也不再是衣錦榮歸的去處了。”我想以後也不會有“鄉音不改鬢毛衰。兒童想見不相識”的感慨了吧。
這可追溯到禮記和荀子的記載。《禮論篇》曰：“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現代社會只不過把“君”改成了“國”，這裡的“國”是人們對歷史－文化共同體的情感歸屬與心理認同。人們在與先人的互動之中，保持著自己的敬畏和鄉村的情義。
除此之外，中國人重視以血緣宗族為基礎的人際關係處理，體現了人們溫情脈脈的一面，廟堂宗祠成為了不同家庭之間不和睦、矛盾乃至仇恨緩衝和化解的場所，這也代替了現代社會中冷冰冰的法律訴訟和規則仲裁。孔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反之，那些奔走在鄉村與城市之間的人們，遲早將會疲憊地發現，自己成了飄蕩在大地之上的浮游生物。
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注重理性思想啟蒙的同時，處理好城鄉發展結構，很多社會問題如貧富差距、留守兒童，教育與就業，道德與信仰、法治建設等也許都會迎刃而解。儒學的獨特意義或許在於，在當前如火如荼的儒學復興浪潮中，在心系廟堂的政治儒學和消費文化的國學產業之外，仍有這樣一種觀照鄉村與底層的聲音，致力於對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關注和關懷。
隨著農村結構的變化，“陌生人所組成的現代社會是無法用鄉土社會的習俗來應付的。於是，土氣成了罵人的詞彙，“鄉”也不再是衣錦榮歸的去處了。”我想以後也不會有“鄉音不改鬢毛衰。兒童想見不相識”的感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