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遠紅外 ／ 微信公眾號：qspyq2015
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1706篇原創首發文章
最近， 去了安亭鎮的“大來時間館”， 欣賞了幾百座各個時期、各式各樣的精美的機械鐘，
提到機械鐘， 大部分人會說， 中國最早的機械鐘是從西洋傳過來的。 也對， 也不對。 很多人不知道， 早在歐洲人14世紀製作機械鐘錶以前的1000多年， 中國就已經開始以製作天文儀器的方式進行機械計時器的製作， 集大成者是北宋的蘇頌、韓公廉於1088年製成的“水運儀象台”， 其中的“天衡”類似近代鐘錶中的擒縱裝置， 此外還有十分完備的報時功能。 就連英國著名科技史專家李約瑟也曾說， 水運儀象台“可能是歐洲中世紀天文鐘的直接祖先。 ”
不過， 自此之後， 中國在鐘錶研製方面再無發展， 近代中國的機械鐘確實是被西方傳教士帶進來的。 為什麼？
力學是近代自然科學中最早精確化的學科， 近代計時手段的演變和力學的發展特別是動力學有著相互依賴、相互促進的十分緊密的聯繫。 讓我們來觀察一下鐘錶的內部構造。 任何一種鐘錶， 都有三個核心部分， 這就是動力部分、傳動部分和振動部分。
動力部分， 就是讓鐘錶“動起來”的動力源， 要產生持續性機械運動，
傳動部分， 就是通過一組齒輪為其它裝置傳遞動力。 一般會使用三四個齒輪， 利用高速–低速的齒輪比， 把動力的力矩由大變小， 到最後一個齒輪，
振動部分， 是“鐘錶”計時的關鍵， 有一個做均勻等時週期運動的振動裝置， 比如：“擺”， 用“擺”作為振盪器實現能量分割和走時；後來又發明了遊絲， 來控制擺輪的頻率和規律性。 此外， 最重要的， 還有一個擒縱機構， 這是鐘錶最核心的裝置。 雖然通過齒輪的動力減遞， 振動裝置已經可以“慢”一點動了， 但對於“走秒”來說還是太快。 這個擒縱器， 就是讓最後那個齒輪不要轉那麼快的結構：“抓”一下， 讓它停住；再“放”一下， 讓它走一點（所以咱們中國人也形象地稱之為“卡子”）。 這也就是鐘錶“滴答”聲的來源。
如果說， “水運儀象台”的研製成功， 是中國古代科學家在總結生活實踐的基礎上掌握並運用了“力”，
我們都知道， 動力學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 如速度、加速度、力、品質、頻率等等， 都不是中國歷史上自己發現形成的，而是西方傳入的；更別說牛頓發現的萬有引力和三大運動定律了。近代中國為什麼沒有發展出力學？或者，把問題再推得更廣一點，就是“李約瑟難題”。李約瑟在他編寫的洋洋灑灑15卷的《中國科學技術史》裡，提出過一個問題：“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近代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1976年，美國經濟學家肯尼士•博爾丁把這一疑問稱之為“李約瑟難題”。
追本溯源，還得從哲學的角度，換言之，古代、近代的中國人和西方人對世界的思考和對知識的追求有何不同。愛因斯坦曾說：“哲學可以被認為是全部科學之母”、“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的，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體系，以及通過系統的實驗發現有可能性找出因果關係”；黑格爾說：“一切科學都是應用邏輯”。因此，我們可以說，古代中國沒有發展出邏輯學，特別是狹義的邏輯學即研究推理的一整套理論，這是解答“李約瑟難題”的一個基本方向。林語堂也曾說過：“中國古代沒有西方意義上的邏輯”。
坊間有一說法：古希臘哲學家喜歡研究“自然”，中國古代哲學家喜歡研究“人”，印度哲學家喜歡研究“彼岸世界”。有點道理。中國古代思想家常常從生活實踐出發，特別注重對人的研究，在探討“天”、“自然”的時候，總是同“人”聯繫在一起，即“天人合一、天人感應”。在分析思考中，一旦加入了“人”這個變數，就變複雜、不確定了，就走向了“直覺感悟、模糊籠統、大而化之”。
那麼，東西方朝著不同路徑前進的分叉口在哪裡？讓我們把時間軸快退到2500多年前。西元前六世紀，古希臘出了一位偉人——畢達哥拉斯，中國也出了一位偉人——孔子。說起畢達哥拉斯，大家都知道是他發現了“畢氏定理”，但也許不知道，“數學作為一門科學始于畢達哥拉斯”，他認為“萬物都是數”，堅持數學論證必須從“假設”出發，開創了證明式的演繹推論的數學（文科生最頭痛的數學題啊！）；他首先提出了“地球是球體”這一概念（大航海時代的理論依據）。反之，孔子開創的儒家思想，以“仁”為核心，所講的孝、弟（悌）、忠、恕、禮、知、勇、恭、寬、信、敏、惠等，都是對人性、人生以及人與人的關係的認識和論述。
本來，中國是有機會的。在孔子之後不久的戰國時期，有一個墨子，他創立的墨家思想，在先秦時期影響很大，與儒家思想並駕齊驅。墨家已經有邏輯學理論（墨辯和古印度的因明學、古希臘邏輯學並稱世界三大邏輯學），還提出了關於幾何學、物理學、光學方面的一整套科學理論。他說：“力，刑（形）之所以奮也。”（《墨經》，就是說，力是使物體運動的原因）。墨子精通手工技藝，可以在不到一天的時間內造出載重30石（dàn，古漢語中的重量單位，大約120斤為一石，30石則是3600斤即1.8噸）的車子。毛主席曾高度評價墨子是古代辯證唯物主義大家；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楊向奎先生說：“墨子在自然學上的成就，決不低於古希臘的科學家和哲學家。”可惜，200多年後，出了一個董仲舒，給漢武帝提了一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儒家之外的思想理論就此偃旗息鼓了。
再把時間軸快進到14世紀到17世紀，距今六百多年到三百多年之前。歐洲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紀，開始了文藝復興運動，科學、藝術、思想等領域的大師巨匠層出不窮，產生了近代科學，引發了大航海時代，使歐洲成為世界領導者。這時，東方的中國，漢族從元朝手中奪過了國家政權，進入了明朝，也開始了“復古”，比如：恢復古禮，重新回到儒家思想軌道。但是，明朝的儒家，已經不是孔子時代的儒家，而是發端於南宋時期的新儒家思想“程朱理學”（據說是因為朱元璋認朱熹為自家祖上，所以把朱熹的理學定為官方理論），明初的科舉大興“八股文”，規定以“四書”、“五經”的內容作為考試的題目，以朱熹的注解為標準答案，必須用古人的語氣，絕對不允許自由發揮。歐洲的“復興”是以“複”的名義做“興”的事，明朝的“復古”是真的在因循守舊；在歐洲思想大解放的時候，中國在禁錮社會的思想觀念；當歐洲揚帆越洋的時候，中國在修建長城加強防禦；歐洲找到了前進的動力，中國找到了固化的途徑。歐洲開始後來居上。
當然，我們不能輕率地下結論說，哪種哲學理論好、哪種不好，只能說它們對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的發展起到了不同的作用，正所謂“各領風騷數百年”。把時間軸撥回到現在，事情又有了微妙變化。哈佛大學東亞系的中國歷史學教授邁克爾•普鳴（Michale Puett）成了最受學生們歡迎的教授，他開的一門課“古代中國倫理與政治理論”是最受學生歡迎的三門通識類選修課之一。中國古代先賢們的哲學思想正在成為西方人的“心靈雞湯”。
作者簡介：復旦大學新聞學學士、經濟學碩士，長期在某著名通信設備公司從事企業傳播管理、戰略研究工作。
都不是中國歷史上自己發現形成的，而是西方傳入的；更別說牛頓發現的萬有引力和三大運動定律了。近代中國為什麼沒有發展出力學？或者，把問題再推得更廣一點，就是“李約瑟難題”。李約瑟在他編寫的洋洋灑灑15卷的《中國科學技術史》裡，提出過一個問題：“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近代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1976年，美國經濟學家肯尼士•博爾丁把這一疑問稱之為“李約瑟難題”。
追本溯源，還得從哲學的角度，換言之，古代、近代的中國人和西方人對世界的思考和對知識的追求有何不同。愛因斯坦曾說：“哲學可以被認為是全部科學之母”、“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的，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體系，以及通過系統的實驗發現有可能性找出因果關係”；黑格爾說：“一切科學都是應用邏輯”。因此，我們可以說，古代中國沒有發展出邏輯學，特別是狹義的邏輯學即研究推理的一整套理論，這是解答“李約瑟難題”的一個基本方向。林語堂也曾說過：“中國古代沒有西方意義上的邏輯”。
坊間有一說法：古希臘哲學家喜歡研究“自然”，中國古代哲學家喜歡研究“人”，印度哲學家喜歡研究“彼岸世界”。有點道理。中國古代思想家常常從生活實踐出發，特別注重對人的研究，在探討“天”、“自然”的時候，總是同“人”聯繫在一起，即“天人合一、天人感應”。在分析思考中，一旦加入了“人”這個變數，就變複雜、不確定了，就走向了“直覺感悟、模糊籠統、大而化之”。
那麼，東西方朝著不同路徑前進的分叉口在哪裡？讓我們把時間軸快退到2500多年前。西元前六世紀，古希臘出了一位偉人——畢達哥拉斯，中國也出了一位偉人——孔子。說起畢達哥拉斯，大家都知道是他發現了“畢氏定理”，但也許不知道，“數學作為一門科學始于畢達哥拉斯”，他認為“萬物都是數”，堅持數學論證必須從“假設”出發，開創了證明式的演繹推論的數學（文科生最頭痛的數學題啊！）；他首先提出了“地球是球體”這一概念（大航海時代的理論依據）。反之，孔子開創的儒家思想，以“仁”為核心，所講的孝、弟（悌）、忠、恕、禮、知、勇、恭、寬、信、敏、惠等，都是對人性、人生以及人與人的關係的認識和論述。
本來，中國是有機會的。在孔子之後不久的戰國時期，有一個墨子，他創立的墨家思想，在先秦時期影響很大，與儒家思想並駕齊驅。墨家已經有邏輯學理論（墨辯和古印度的因明學、古希臘邏輯學並稱世界三大邏輯學），還提出了關於幾何學、物理學、光學方面的一整套科學理論。他說：“力，刑（形）之所以奮也。”（《墨經》，就是說，力是使物體運動的原因）。墨子精通手工技藝，可以在不到一天的時間內造出載重30石（dàn，古漢語中的重量單位，大約120斤為一石，30石則是3600斤即1.8噸）的車子。毛主席曾高度評價墨子是古代辯證唯物主義大家；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楊向奎先生說：“墨子在自然學上的成就，決不低於古希臘的科學家和哲學家。”可惜，200多年後，出了一個董仲舒，給漢武帝提了一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儒家之外的思想理論就此偃旗息鼓了。
再把時間軸快進到14世紀到17世紀，距今六百多年到三百多年之前。歐洲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紀，開始了文藝復興運動，科學、藝術、思想等領域的大師巨匠層出不窮，產生了近代科學，引發了大航海時代，使歐洲成為世界領導者。這時，東方的中國，漢族從元朝手中奪過了國家政權，進入了明朝，也開始了“復古”，比如：恢復古禮，重新回到儒家思想軌道。但是，明朝的儒家，已經不是孔子時代的儒家，而是發端於南宋時期的新儒家思想“程朱理學”（據說是因為朱元璋認朱熹為自家祖上，所以把朱熹的理學定為官方理論），明初的科舉大興“八股文”，規定以“四書”、“五經”的內容作為考試的題目，以朱熹的注解為標準答案，必須用古人的語氣，絕對不允許自由發揮。歐洲的“復興”是以“複”的名義做“興”的事，明朝的“復古”是真的在因循守舊；在歐洲思想大解放的時候，中國在禁錮社會的思想觀念；當歐洲揚帆越洋的時候，中國在修建長城加強防禦；歐洲找到了前進的動力，中國找到了固化的途徑。歐洲開始後來居上。
當然，我們不能輕率地下結論說，哪種哲學理論好、哪種不好，只能說它們對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的發展起到了不同的作用，正所謂“各領風騷數百年”。把時間軸撥回到現在，事情又有了微妙變化。哈佛大學東亞系的中國歷史學教授邁克爾•普鳴（Michale Puett）成了最受學生們歡迎的教授，他開的一門課“古代中國倫理與政治理論”是最受學生歡迎的三門通識類選修課之一。中國古代先賢們的哲學思想正在成為西方人的“心靈雞湯”。
作者簡介：復旦大學新聞學學士、經濟學碩士，長期在某著名通信設備公司從事企業傳播管理、戰略研究工作。